辛亥革命与会党

一

五十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一次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这次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由于领导这个革命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本身的软弱，它们不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有关革命的根本问题，革命终于失败。

任何革命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力量。依靠什么社会力量，如何动员、团结、组织这种力量，就是许多革命根本问题中的一个。

辛亥革命时期最活跃的三支力量是所谓“学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军界”（新军和巡防）、会党。当时最通行的革命组织工作，“其方法不外借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歆动会党”，而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鼓舞”“歆动”这些力量的“原动力”。这表明：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即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接触到了如何建立、掌握一支革命武装以及如何寻找、团结同盟者这两个基本问题。他们企图通过运动新军以掌握一支武装，又企图通过联络与劳动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秘密组织——会党来团结同盟者，壮大革命力量。但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毕竟没能真正地、彻底地解决这两个问题。他们只是运动新军而不是严格地按革命要求去组织建立一支崭新的、自己的武装队伍，他们只是联络会党而不是艰苦地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

二

在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内容的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会党一直是一支十分活跃的社会力量，在辛亥革命这一特定历史舞台上，会党也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不是什么偶然因素把会党推上历史舞台的。会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当它既经产生之后，也就当然地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会党的最早组织是天地会，根据现存的天地会文件和与会党有过直接接触的人们所说，天地会成立于清代初年（具体的说法是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其宗旨为“反清复明”。孙中山对会党的产生做过描述，他说：在康熙以前的一连串反清斗争迭告失败之后，“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把以后发展得如此广泛的会党之产生归于二三有心人的安排，这自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他却说明了会党本来不过是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所谓“异族压迫”的秘密团体，既然民族压迫的实质不过是阶级压迫的变形，则民族斗争最终必会转化或还原为阶级斗争。所以，当清朝封建政权的统治渐趋稳定与巩固后，所谓“反清”也就具有了反对现存封建政权的内容，待到天地会正式发动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即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我们看到，其斗争内容基本上已是一种反封建斗争了。当地的人们，在数十年间，因求“免地方官暴政”而纷纷参加到天地会中去，终因这种暴政之无法避免而不得不拿起了武器。在这以后，直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前，天地会继续不断地发动着反封建的武装起义，著名的如1841年湖北崇阳县钟人杰起义，1843年湖南曾如炷起义，1845年广西邓立奇、钟敏和等起义，184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1852年广西天地会起义，等等，无一不是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在农民反封建革命高潮时期，会党的活动也就更加活跃起来。例如，在太平天国起义前，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镇压，浙江地区会党曾一度显得沉寂，但当太平军入浙后，“会党之势力乃又炽”。不仅浙江一地如此，在整个中国南半部，会党与太平军的联合或没有直接联合的配合作战，共同造成了高涨的革命声势。关于这，只须举出广西的大成国起义和上海福建的小刀会起义就够了。

属于天地会系统的其他一些会党组织，以及不属于天地会系统的若干较小规模的会党组织，它们之作为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特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这些会党组织继续不断地进行反封建斗争。它们有的反清吏催课，有的与土豪械斗，或与官吏冲突，或谋起兵“独立”。陶成章说，浙江地区“自太平天国兵兴后，迄今四十余年，会党之起义者，不下数十次，盖几于无岁无之”，就很概括地说明了这一点。又如陕西省，到清代末叶，“政以贿成，剥削民脂，扣减军饷，军民怨愤已久，投身会党者日众，哥老会之势力，及于全陕”。这个材料也说明了会党势力正是在阶级矛盾尖锐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

随着外国侵略者侵入中国，中国人民开始了反侵略斗争之后，在会党的斗争中也就加进了反抗侵略的内容。例如，天地会支派之一的哥老会，其宗旨本来“亦不过反清复明而已。自耶教传播……遂生嫌恶洋人之情，化为激烈之排外党”。《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比较具体地讲到这种情形，说：“按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种，已不下数十万人，会名不一，山名不一，每会有一票，票……下方其宗旨下，或八字或四字或两字，语句多不通，有曰灭洋者，有曰杀尽洋鬼者，其宗旨实则排外，与义和团相等。”哥老会的这种斗争宗旨的变化正反映了时代的变化、社会矛盾的变化。此外，一些带有地方性的小会党，也有着明显的反抗外国侵略的倾向，像浙江的伏虎会，“立会招贤，以排外为宗旨，于庚子、辛丑之际，屡闹教案”。白布会也曾“假反抗教名义起兵”。江西之洪莲会“借仇教为名，希图起事”。有的会名干脆就叫“平洋党”。其他如“乌带党、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白旗会、红旗会、黑旗会、八旗会等，皆以仇洋为主义，以愤耶教之跋扈故也”。这里所引的记载全都出自中外资产阶级之手，他们笔下的“排外”“仇洋”“仇教”之类，实际上具有反抗侵略的内容，这一点当然是不必再加证明的了。到了从1890年开始的四川余栋臣起义时，会党的反侵略斗争便进一步发展为规模巨大的武装斗争。这次起义主要由哥老会组织，斗争一直坚持了好几年，影响极大。无怪乎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忠实走狗的清政府要三令五申地禁止会党的活动！无怪乎清政府对会党抱着如此深刻的仇恨与恐惧！

但是，我们说会党有着反帝反封建的一定的历史传统，它是人民群众手里用以进行斗争的一种工具，这还只是说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该指出问题的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落后的并不犀利的工具，在某些场合下，它的斗争方向是模糊的、不鲜明的。

有一些小会党是由某些地主分子为了报个人私仇而组织起来的，像浙江的“平阳党”，就是由“清季文生”竺绍康，“因与本地土豪蔡老虎有杀父仇，特组织此会以谋报复”而发展成拥有数万党徒的大团体的。又像浙江“黄某因受人欺凌，特（按：疑为 ‘持’字）其资劝（王）金宝倡建一会，以图报复”。在这种情形下组织起来的会党，它之得以发展尽管终究有客观社会矛盾作为基础，尽管在以后阶级斗争的洗练中会逐渐改变性质，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阶级性和斗争方向不鲜明的一种表现。

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个会党和那个会党，某一会党的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不仅在斗争中“不相联络”，反而常常产生“彼此相仇”的现象，甚至彼此“常又有械斗之举”。举个具体的例子，四川“永宁会党分两大派：曰成会，曰义会。两派水火不容，常纠合数百人至千人械斗，俗呼斗龙。各奉天主、福音两教作护身符，泸街、大坝……一带为最甚，各持械赶场，逢着便打”。这个资料说明，此地区的会党不仅互相械斗，而且双方各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纠缠在一起，敌我观念是很不分明的。但这种现象却并不只是个别的。

我们还时常看到，会党中有些人有时甚至干出抢劫掳掠的勾当。《警世钟》说，哥老会、三合会中，不少人“不过图奸淫掳掠四字”。《苏报·客民篇》说，哥老会“其会中人屡屡肇事……阴实济其抢劫之计”。贵州革命团体“自治学社”的主要成员周培艺等作《贵州血泪通告书》谓：“满清时之哥老会发源于郑成功，其初皆优秀人物，为日既久，面目渐失，烧杀抢掳之事，半出于此辈之中。”《教会源流考》的作者评论会党说：“会党之弊，结联团体，大者流而为铁算，小者流而为鼠窃，或且为流丐，要以皆狗盗而已。”这些评论并不是完全出于资产阶级的偏见，而是有确切的事实依据的，而这一切当然与鲜明的阶级性和斗争方向距离很远。

这里所列举的还远不是会党弱点和落后性的全部。但仅凭这一些就已能使会党的政治性掩盖在厚厚的尘污下了。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异口同声地说，会党“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甚至“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这种说法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么，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何在呢？我认为，首先，会党的成员是复杂的，但其基本群众是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这些人作为被剥削被压迫者，有着十分强烈的革命性，但作为小生产者，却又有着盲动、散漫、缺少政治远见、纪律松弛等落后性。斯大林同志指出，个别农民起义队伍甚至“带有 ‘强盗性’和无组织性”。这些落后方面，在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之时，在残酷的战斗面前，比较易于克服或者暂时隐藏不发。但是会党这种组织，不仅存在于阶级斗争高涨之时，而且在阶级斗争低潮时，它也仍然是团聚劳动人民革命力量的一个纽带。在漫长的“和平时期”，小生产者的落后性便不免暴露得更加充分，更加突出。其次，在会党中出头露面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有不少是流荡江湖的游民无产者，另外也还有不少的地主。这两部分人与一般的小生产者有所不同。前者与小生产者的劳动大众相比，一方面，他们固然有更为强烈的反抗性，另一方面却也有更为强烈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而后者的参加，他们的阶级意识当然会给予会党这一组织强烈的影响。前面所提到的会党的那些落后方面，显然更多地是这两部分人的政治反映。

总之，一方面，会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它的阶级性又常常是模糊的；另一方面，它有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传统，但它的矛头又常常不能对准真正的敌人：这就是会党的历史面貌。

三

对于这样一支社会力量，正确的态度显然应该是：发动它，团结它，同时又教育它，改造它。发扬它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传统，克服它的组织散漫、纪律败坏的弱点。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否这样做了呢？——没有，也不可能。

本来会党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络表示了热烈响应的态度。孙中山说，他开始革命时，“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会党结合的基础，就正是上一节中所说的：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的会党，有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传统，资产阶级革命派因为这一点而重视对会党的“联络”，会党因为这一点而可能较快较易地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结合起来。

那么，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结合中，还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从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方面来说，他们中间对于联络会党的必要性的认识，对于会党在革命中可能起的作用的认识，是很不一致的。大致说来，有如下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会党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所谓“洪门宗旨，不外反清，与吾党主义无殊”，故“应联络以厚势力”。说这段话的是同盟会会员余永兴、陈涌波。同盟会著名领袖之一黄兴也认为，他们与会党是“同一排满宗旨”。第二种认为会党“脑筋简单”, “知识幼稚”，故“只能利用”, “而不可恃为本营”。这种看法可以孙中山为代表，他说：“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第三种看法，以陕西的革命派为典型，他们认为会党“其首领有救民伐暴之宣言，其党员挟乘机劫掠之希望”，而在革命形势已经一触即发之际，“即民军不举，彼等亦必揭竿而起，不如联络利用，输以常识，免致地方糜烂，故亟与会党合谋，早日举义”。就是说，他们之联络会党，只是为了避免会党的破坏作用。湖北的革命党人中也有类似的看法。1904年春，他们中的很多人集合在武昌，“谈及革命进行方略，众意以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这真是三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趣的是，这三种看法正好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领导革命时的三个致命弱点。

第一种看法只看到了会党的积极方面，完全忽略了它还有消极的一面，而且也不承认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在“主义”上有什么不同。他们认为，革命党人和会党，同是以“排满”为宗旨。——这已经不是他们对会党的认识不正确，而首先是他们对“革命”的认识不正确。这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理论和纲领上的思想混乱。一部分激进的革命家提出了包括在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革命理想，而更多的人却只是把“革命”理解或要求为“反满”。辛亥革命的很多研究者都已指出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纲领上的混乱如何损害了这一次革命，以及这种混乱如何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弱点在对待会党问题上也是能表现出来的。

与第一种看法相反，第三种看法只看到了会党消极的、落后的一面。自然，这一面本来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只把会党看作一种足以“糜烂地方”“徒滋骚扰”的可怕的破坏力量，他们没有设法去引导这种力量，改造这种力量。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没有力量去引导与改造（他们感到会党“嚣悍难制”），因而也就感觉不到有去“引导”与“改造”之必要。他们联络会党，只是为了抵制它。确实，资产阶级革命派自己既然没有一个坚强的组织和彻底的纲领，又如何能期望他们正确领导其他社会力量呢？毛泽东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资产阶级革命派既不向会党指明谁是和为什么是“共同敌人”，并引导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又不给会党“以政治教育”，他们怎么能够实现自己在革命中的领导呢？

第二种看法在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中是最普遍、最通行的。这种看法见到了会党和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差别，也企图进行某些政治工作的努力。如孙中山曾说：“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但是，他们既然对会党抱着一种鄙视的态度和利用的目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对之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对于会党持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认为会党是鄙陋的、幼稚的、不足以成大事的；另一方面，又觉得只有从会党那里去寻求力量才是最容易、最可靠和最能收速效的。就是说，他们对于会党，既是“貌合神离”，却又不得不“倚为主力”。这种矛盾心理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真正的力量。软弱的资产阶级即使在青春时期、革命时期也仍然有轻视甚至害怕工农群众的一面。他们既然看不见也不敢依靠人民群众首先是广大农民群众的铜墙铁壁之力，当然也就只能“半心半意”而又“迫不及待”地去“利用”和“运动”会党（还有新军）。

总而言之，他们对会党这支社会势力的异乎寻常的重视，出发点是他们的这样一种自我感觉：他们既感到自己空虚，又觉得自己“强大”。一方面他们缺乏一支足以依靠的真正强大的阶级力量（尽管当时工农群众在迅速革命化），因而急于向会党伸出手去；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抱着民粹主义的天真想法，认为只要由他们做“原动力”，会党和新军在他们的“指挥”之下，“聚而为我用，各尽其能”，奔走用命，则革命胜利就指日而待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抱着如是种种的态度去“运动”会党，会党又是持什么态度呢？

从会党方面来说，他们倒是比较积极主动地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的。他们接受资产阶级革命家到自己的组织中去任地位较高的统领（如“龙头”），在武装斗争中他们服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指挥，纷纷加入各种革命团体，推戴资产阶级革命家做会党和革命团体联合组织的领导（如哥老会、三合会曾派人到香港与兴中会联盟，并推孙中山为“总会长”）。

这一切说明：会党群众这些“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的人，他们对于现存的统治秩序，有一种渴求变革的欲望，有一种渴求反抗的欲望，有一种渴求斗争的欲望。对于这种行将到来的政治变革具有什么性质和意义，他们也许并不十分明确，但是我们仍得说，在辛亥革命前夕，会党活动的日趋活跃，正是广大群众日趋革命化的一个反映。而在这一个时期的阶级斗争舞台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生机勃勃的主角，于是，会党便很快地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站到一起，进行共同的斗争了。

四

前面我们谈到了，因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的软弱，他们尽管十分重视对于会党的联合，但是却没能对会党进行积极的引导。群众手里既然没有更加先进的组织作为工具，那么即使像会党这样的旧有的原始形态的组织，当然也绝不会在波及全国政治生活一切方面的大斗争中无所动作。现在，当我们来观察会党在辛亥革命中到底起了什么积极作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趣的是，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这同一理由，使得会党在这次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更加突出。

如果要用简单的历史追述来说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说：在革命组织方面，从兴中会直到领导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在武装起义方面，从1895年广州起义到1911年黄花岗之役；在各省独立的过程中，从武昌起义到四川独立，每一个革命组织、每一次武装起义、每一个省份的独立过程，若完全没有会党力量的参加，几乎是绝无可能的。有一些革命组织（如“共进会”“华兴会”）、有一些武装起义（如萍浏醴起义）、有一些省份的独立（如陕西、贵州），则主要是依靠会党的力量。

显然，会党力量的参加，壮大了革命声势，扩大了革命势力的政治影响。革命声势的造成、政治影响的扩展凭借于革命思想的宣传，同时却也依靠着革命斗争的实践。会党群众纷纷参加到革命团体中去，就使得革命组织迅速发展。在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深以为忧的所谓“伏莽遍地”，有很多正是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的会党势力。会党分子积极地参加了武装斗争，尽管这些武装斗争都因缺乏周密的准备和正确的指导而陷于失败，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血的宣传比文字的宣传更加有力。它对人民群众是一种鼓舞和启发，而对反动派则是一种警告和冲击。它造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1907年六月，江苏巡抚陈夔龙致清政府军机处电文中，有如下的一段话，生动地道出了会党在壮大革命声势中的作用：“长江一带，各帮匪徒本众，孙汶逆党亦多，不独联络勾结，固属滋蔓难图，即使各不相谋，而闻风响应，为患何可胜道。”在同一电文中，又说：“第逆党可忧矣，不与盗匪合，其势尚孤，是锄伏莽急于治逆党也。盗匪可虑矣，不与饥民合，其患犹小，是抚穷黎急于诛盗匪也。”这里，所谓“逆党”是指革命党，所谓“盗匪”“伏莽”是指会党势力，所谓“饥民”“穷黎”则是指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反动而狡猾的陈夔龙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会党、劳动群众这三者的关系问题，由于会党在这次革命斗争中的广泛参加，它便成为一种中介，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一定程度上联系了劳动群众。这正好是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的又一表现。

从数量上说，会党的基本群众正是广大的农民和其他贫苦劳动大众。蔡寄鸥说，会党“散则为民，集则成伙，当时之所谓 ‘会匪’，实际上都是人民”。《浙案纪略》在谈及会党成员服从统领命令的情形时说，“会中兄弟”一闻命，“市者无不即弃筐筥，耕者无不即弃耒耜”，也反映了这一点。当然，除了从量上说绝大部分是劳动大众之外，会党的领袖人物有不少是游民无产者。而游民无产者本身与劳动人民也有着历史的联系（他们不过是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资产阶级革命家把会党叫作“下等社会”的组织，除了说明他们固有的对劳动人民的轻视而外，倒是正确地反映了会党与下层劳动人民的关系。

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在更加广大的范围内对劳动人民进行艰苦细致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当时的革命家们认为，联络会党本身就已经算是在吸收广大群众参加革命了。而其实，联络会党本身只不过是为接触群众开辟了一条极其窄小的途径而已，它离着真正地发动工农大众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对于社会基础异常薄弱、面对的敌人又异常强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在以会党为主力发动起来的萍浏醴起义中，我们看到反革命方面的惊呼，一则说“此间乡民，兵到即民，兵去即匪，可恨之至”。再则说“萍醴至宜万一带，到处皆有伏莽，平日倡言无忌，兵到则散为民，兵去又结为匪”。这两个电文表明，在会党联系下的劳动人民，如何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没有这个，辛亥革命要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是不能设想的。

当革命经过了艰苦曲折的酝酿而准备成熟之时，在对封建专制政权的最后一击中，会党也发挥了颇大的作用。会党成员基本上成为冲锋陷阵的主力军。这在那些对于反动势力多少经过了流血斗争而取得独立的省份，表现得尤为明显。陕西是进行了武装起义的，而“陕西光复，革党与会党联合之力也”。其实，如果要论到对革命局势的控制力量，则资产阶级革命派远远比不上会党。下面一事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陕西的新军起义后，某些革命党人想着手对之进行整编，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更大的战斗。然而这个企图却并未成功，“后乃就会党中当日所推标舵营舵者发委状，令其自行编集，众始稍定”。新的政权正是在这支武装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湖南也是经过了武装斗争而宣布独立的，在宣布独立前，湖南已是“伏莽遍地，各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而湖南的发难，则正是由革命党人、会党首领焦达峰率领武装在长沙首先举义的。由于在革命前一些革命党人进行了发动会党的长期工作，因此在杭州光复后，浙江其余各府各县的响应，很多是会党势力所发动的，如绍兴就是由平阳党首领王金发领导建立革命政权的。此外，四川独立时，“哥老遍地”；贵州独立时，“哥老会为自治学社革命的辅助力量之一”；会党同样是这些省份的革命元勋。甚至在像山西这样的省份的独立过程中，会党也十分活跃地进行了斗争，成为重要的革命推动力量。确实，如毛主席所说，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他们勇敢地拿起武器，勇敢地战争，勇敢地流血牺牲。在推翻几千年封建帝制的丰功伟绩中有他们一份不小的功劳。

这一切的汇合，使我们有理由说，由于在革命中广泛发动会党，当时的阶级斗争，在当时社会条件许可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的作者说：“（三合会）徒党遍伏各地，此次（辛亥）革命之所以风靡南方者，三合会未始无力也。”这个评价是并不过分的。

五

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在论及会党的作用时，往往加以过多的指责和否定，这是一种偏见。根据前面所说的，显然应该把会党看作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当然，这不是说要我们走入另一个片面，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指出会党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某些场合下确实有过的若干消极作用。

在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某些消极作用通常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由于会党本身有种种弱点，又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能对之加以正确的“引导”，会党的参加就使得革命派中原来就显得混乱的革命思想更加混乱起来。我们可以举出两个典型的例子。

其一，在以会党为主发起的萍浏醴起义中，我们发现了两个内容互相矛盾的檄文。在具名为《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的文件中，起义者宣传了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而在另一个具名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的文件中，却赫然写道：“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行专制，亦为我家中祖父，虽略示尊严，其荣幸犹为我所得与；或时以鞭扑相加，叱责相遇，亦不过望我辈之肯构肯堂，而非有奴隶犬马之心。我同胞即纳血税，充苦役，犹当仰天三呼万岁，以表拥忱爱戴之念。”在同一起义中出现这样两个互相抵牾的文告，起义者之间思想的不一致和混乱竟到如此地步，确实是使人惊异和难以置信的。然而这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其二，我们都知道“共进会”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的事实。据记载，这一修改正是出于“长江一带会党的首领”张伯祥，“他认为中国的人阶级太多，太不平等了。中国人除视官僚为上品外，士农工商都有地位，独视会党为下品，为江湖流派，所以社会上多有称会党为 ‘汉流’的，伯祥乃主张革命成功后，无论各界的人，一律平等相待。所以改为平均人权，他是见好于会党，俾努力革命的意思”。

“建立民国”和“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的提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的贡献，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内容。尽管当时有一些革命者并不完全赞成这两点，但会党居然公开加以修正和批驳，就不能不起着降低运动水平的坏作用。革命队伍中革命理论和革命思想的混乱是造成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思想上的混乱，虽然不是由会党造成的，但是，会党却起了推波助澜之作用。

第二，辛亥革命时期，有些省份在独立之后，会党势力有着较大的发展，但是会党不仅没有迅速地帮助建立革命秩序，反而胡作非为，加速了革命的失败。

在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陕西省。对陕西的光复，会党曾起了相当主要的作用。独立后，“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的手上”，但他们“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误以为会党出头之时，气焰甚张，一日千丈”。结果是“码头”林立，“不能悉计。办支应，理词讼，直代县官行政，甚至公然以地方主人自居，鱼肉良懦，苛派钱款，乡民畏惧”，将陕西弄成一个“会党世界”。叙述这一段话的郭希仁，在清末是陕西谘议局副议长，他虽然参加了同盟会，但实际上却是个立宪党人。正像《邹永成回忆录》所说：“宪政党的人素来仇视革命党人和会党的。”因此其中显然有些污蔑夸张之词。但我们却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这方面的事实。我们不妨证之以贵州的情形。下面一段话是贵州革命党人胡刚、吴雪俦所说的：“贵州光复前，各县哥老会，均由自治学社（按：自治学社，系领导贵州进行革命的组织）派人组织联络。光复后已成军的编为巡防军，其余的则在各城乡公开活动。各行各业，纷纷开公口、立山堂，头打包巾、身穿短打、背插双刀、额竖英雄结子的人，随时可见。各地哥老会中人，亦趁机大肆活动。地方秩序，逐渐呈现混乱。”可以想见，正当旧政权被摧垮，革命需要进一步深入之际，群众睁眼看到的革命新政权是这个样子，这对革命将是一个如何重大的打击。

胡刚等后来总结贵州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其中谈到会党时说：“运用哥老会力量，虽也是革命过程中的一种策略，但在运用之先，就要熟计利害，于革命成功后，如何安顿这种力量，改造这种力量，使不致动摇革命的基础，影响社会的秩序。自治学社对于这方面并未作到适当的处理。因而革命后……贵州公口盛行，秩序混乱，人心恐怖，确是革命政权失去全省人民拥护的最大原因。”

第三，辛亥革命以后，各省立即展开了立宪派与革命派争夺革命果实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有一些会党常常被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立宪派所利用，直接间接地成为他们争夺江山的工具。

我们仍然可以举贵州的情形为例。前面已经提到，在贵州光复中，会党是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的。贵州光复会后，会党得到漫无节制的发展，这不仅由于革命派没有妥善安排，更由于立宪党人的故意制造。立宪党人组织了“耆老会”，与当地的革命派“自治学社”进行斗争，在斗争中，他们一方面“煽动哥老会保安公口龙头蓝辀谋乱，蓝党遂嗾使巡缉队暴动，欲得（陈）永锡（自治学社领导人之一）而甘心焉”。另一方面则“在立法院登台演说，谓今日之贵州，非公口不足以立国；贵州之政府及社会，非公口不足以辅助而保全。此语既出，不两日而省内外公口已达百余处之多。……并袭取满官威仪，设大堂，摆公案，俨与政府对埒”，以此来扰乱革命秩序。接着，立宪党人又以会党扰乱治安为借口，对革命力量大肆镇压，终于使贵州的革命党人被杀的杀，逃的逃，政权落入了反革命力量之手。总之，在这场斗争中，会党成为被玩弄于立宪派掌中的工具。

确实，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这些消极作用，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我们不能要求会党克服这一切，然而我们也不能抹杀这一切。正如我们不能要求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软弱，然而我们终于还是要批判他们的软弱一样。

六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五十年了。历史的发展是如此迅速，很多当年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各种社会力量已经消失了，或者只剩下了一点残余，不仅封建皇帝被消灭了，封建势力也基本上被消灭了，领导过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本文所论及的主要对象——会党，也早已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但是，前一历史事变永远是以后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梯，前人的斗争也永远值得我们分析和总结。

会党毕竟是一种落后的原始的组织，“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可能依靠这类团体得到出路”。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同样，在我国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多少具有群众性的落后组织的确在斗争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它的群众性决定了它在斗争中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而它的落后性又决定了它在斗争中所起的消极作用。历史地说，它在当时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但重要的还不在于此，重要的问题在于，从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的活动中，我们又一次体会到：如果没有下层群众的参加，辛亥革命哪怕要取得推翻封建帝制的成就，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不在更大范围内对劳动群众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发动，不依靠工农群众自己起来，只是利用他们中间的某种现成的陈旧组织，要取得更进一步的胜利，同样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