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话人生

李文海、赵晓华、齐瑜著，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

序言

人最不了解的恰恰是人本身。这不论是从自然的还是从社会的角度说，都是如此。人体科学还有那么多未知的谜，使许多生理和心理现象至今无法解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宝贵而短暂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才算不虚此生？尽管这是每个生命的拥有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事，却未必大家对此都有认真的思考。即使有人回答过这类问题，也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最近出版的池田大作和松下幸之助的“对谈录”《人生问答》，记录了两位睿智老人关于人生各个方面的体察和思索，在许多地方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但面对人“为了什么而活”的问题，松下先生还是坦率地说：“我还未曾作为自己个人的问题很深入地思考过”, “从未就 ‘自己为什么而活着’作过深入的自问自答”。

一个时代有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流行话语。在当今时代，诸多流行话语中有一句使用频率极高的话，那就是“你（活得）累不累呀？”这不是一个问句，而是一种告诫，一种指点，意思是你应该换一种“活法”，要活得“潇洒”一点。这使我想起我的青年时代，那已是遥远的半个世纪以前了，那时，稍有一点文化的青年，大概都曾读过或者能够背诵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在当时，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或给朋友的赠言，可以说是一种时尚，其流行的程度，绝不亚于今天某些人对于人生应该“潇洒走一回”的追求。

但是，如果从这样的对比中，粗率地得出结论，认为这表明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现代的年青一代大都耽于逸乐，已经丧失了拼搏奋进的精神，则未免失之偏颇，也远离生活的真实。事实上，人们希望活得潇洒一点，至少建立在两个并非没有积极意义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一是大家确实生活得很忙，很累，很紧张，正因为这样，“不要太累”的潇洒生活才成为人们的希求和渴望。这表明，充满竞争、充满压力和挑战的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常态。另外一点是，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已经不需要把吃饱穿暖作为奋斗的首要目标，已经存在过得更加潇洒一点的必要物质条件了。试想，如果在旧中国，有谁会愚蠢到劝告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不要活得太累、应该过得潇洒一点呢？如果真那样做，得到的回答，按照现在的另一句流行语言，一定是：“你有病啊？! ”

“活法”也好，“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也好，说的都是人生观的问题。所谓人生观，就是人们对人类生存的目的、价值、意义的看法，有人把它比喻为人的行为的“总开关”。在我国，人生观的问题，是一个谈得很多却又谈得并不很充分的话题。说谈得很多，是因为我们历来重视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年树立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这作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环节；说谈得并不很充分，是关于正确的、科学的人生观的具体内容、实现途径，还缺乏必要的、详细的展开。

人生观问题，有两个重要的特点是不容忽略的：一是广泛性，一是层次性。每个人通过自己丰富多彩与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在连绵不绝的生命途程中描绘出完整的人生画面。作为一种概括，人生观可以用某些精练的语言或者文字表达出来，但只有在人的各种具体活动中，在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实践中，才能最终体现出特定个人人生观的真实内容。因此，人生观的问题，绝不是靠几句干巴巴的定义或僵死的教条所能解决的。另一方面，人的思想观念，人的精神状态，人的政治态度，人的觉悟程度，总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我们经常讲要提倡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或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作为一种最高标准，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是必要的。但是，在整个社会中，坚定的革命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毕竟只是一部分或一小部分人，还有不少的是虽不献身革命或信仰共产主义，却是社会的积极成员，照样可以具有健康的人生态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同道德建设一样，在人生观的问题上，也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前面提到的《人生问答》中，池田大作先生的“序言”开宗明义就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给日本的文化带来了无限的恩惠。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无数光辉夺目的伟大的人物形象。他们是人生应当学习的榜样。

在该书第一章“关于人”中，池田先生又强调，“我们在现代享受着生存的生命，正是获得了地球、生物、人类过去的这一切遗产的支持，才在这个世界上呱呱诞生，才能作为一个人生活下去”，所以，人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从过去的遗产中努力吸取宝贵的智慧和素材，以保证人类的永久性”。

前一段时间，曾经出现过一阵所谓的“国学热”。因为对什么是“国学”的理解和解释不尽相同，所以对“国学热”的看法也颇有分歧。梁启超对“国学”的认识是很有特色的，他把“中国人的人生观”看作“国学”的重要内容。1923年初，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赴天津向梁启超先生请教什么是“国学常识”，梁回答说：“国学常识，依我所见，就是简简单单的两样东西：一、中国历史之大概；二、中国人的人生观。知道中国历史之大概，才知道中国社会组织的来历。中国人的人生观就指过去的人生观而言。人生观是社会结合的根本力，所以知道过去的人生观是常识的主要部分。”梁启超虽然是从另一个角度谈中国历史上的人生观，却同池田大作的意见几乎是不谋而合。他们都强调作为一个现代的人，学习和了解历史遗产在人生观上的极端重要性。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最大的幸运是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先哲进行对话，从他们充满智慧的表述中吸取知识和力量。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伟大的祖先曾经对人生的各个方面，做了那么认真、那么深入的思考，提出了那么多发人深省的想法和主张，并且那样执着地贯彻于自己的生活实践之中。这本小册子，也许正好应了池田先生的话，是在人生问题上“从过去的遗产中努力吸取宝贵的智慧和素材”的一个尝试。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人的人生历程，都是在各种社会关系的交往中，在处理各种社会生活的活动中展开的。没有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也就无所谓人生。所以，我们围绕先哲关于人生问题的思想和活动，选取了十九个专题，就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加以分析和叙述。书中引用的言论和列举的史实，对于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来说，大抵是耳熟能详的；但对于广大业外人士，也许会不乏新鲜感，至少可以免去或减轻从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沙里淘金般挖掘资料的辛苦和麻烦。

人生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总是同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相联系的。我们尽量选择至今仍有积极意义的言论和思想观点介绍给大家，以便读者从中得出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但是，这些毕竟已是千百年前的东西了，从今天的眼光看，是否确乎是人生真谛，当然需要采取分析的态度。特别是，有些思想和主张，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具有所谓的“真理性”，但超出某种范围和条件，也许就走向反面，从真理变为谬误。这种情况，不仅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是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也比比皆是。这不能责怪那些思想和主张，问题恰恰在于我们自己能不能掌握好那个“度”。

人生最大的无奈是岁月永远在不息地流逝，使短促的生命很快走完全程。把握人生最关键之处是让生命旅程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走得充实。19世纪末，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熊希龄等曾组织“延年会”，他们认为，叹惜生命的短暂是无济于事的，积极的办法是通过改革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使短暂的生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无异于延长了生命。正如谭嗣同在《延年会叙》中所说的：“虽然，无能延于所得之年之外，自可延于所得之年之中；无能延年于所阅之时，自可延年于所办之事。”要努力做到“使一世之成就可抵数世，一生之岁月恍历数生，一人之才力若并数人”。这确实是一种十分积极的人生态度。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历史人物的言行中有着生动而丰富的体现。如果读者通过这本小册子，能够得到一些对于人生的感悟，那么我们为写作这本书而耗去生命一部分的时间的付出，也就非常值得了。

2002年3月28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吾日三省吾身

——修养篇

修身为本

修养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所谓修养，是指一个人在政治、道德、技艺等方面自觉进行学习、磨炼和陶冶的功夫，以及经过长久努力所达到的某种能力和素质。修养是一个人实现人生价值和达到理想境界的重要工具。古今中外，成就大事的历史名人无不谈及修养的重要性。对于普通人来讲，修养是决定其个人素质的重要因素，“修行谨敬则尊显附矣……修行慢易则污辱生矣”，对于读书人来讲，个人的修为还是决定其能否实现治平天下的理想的根本。《孟子·尽心下》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学》更是讲得明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说，无论是治理国家的君王大臣，还是普通百姓，都应该以“修身为本”，只有端正了自己的思想行为，才能去管理家庭、国家及至天下。荀子更认为：“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者也。”也就是说，像尧、舜、禹之类圣人的气质并非是天赋的，而是通过自身的苦心修养才磨炼而成的。因此，只要经过坚持不懈的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然，被封建统治阶级目之为“君子”的人，仅限于自己的完善是不够的，而是应当把道义推广于社会。《论语·宪问》有这样一段对话：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何谓君子。孔子答曰：“修己以敬。”子路又问道：这样就可以了吗？孔子接着又徐徐答道：“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如果能够通过修正自己而达到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地步，这样的人则与尧、舜无异了。

修养的内容包括许多方面。古人常将修养称为修身。《大学》中强调了修身的内容：“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这里的“辟”，意思是偏颇、片面性。只有消除了偏执，克服了各种人际关系和感情因素带来的片面性，能够用公正客观的态度全面地去看问题，才能做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修身是为人之根本。历代成就大事者，在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大多提出以修身为本。宋代欧阳修说：“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他认为，君子和小人并非天生注定的，而是通过后天的修养而形成的。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提出了“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不同层次的修养公式，即士人应该以贤人为修养目标；贤人应该以圣人为自己进一步的修养目标；修养成圣人后，还应该继续努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重新确定修养目标。虽然各人的修养目标不尽相同，或意在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或意在改造社会，但改造社会无疑是以提高自身的修养为前提的，个体修养的境界愈高，改造社会才会愈有成效。

修养不仅是传统道德中的重要内容，也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提倡，并赋予了新的内容。毛泽东同志历来要求党的干部要不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1939年，刘少奇同志做了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说，成为每名共产党员必备的重要学习著作。其中指出：“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需的，决不可少的。……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周恩来同志一生都非常注重个人修养， 1918年，不到二十岁的周恩来赴日留学，在这年的1月1日至12月23日，周恩来写下了八万多字的《旅日日记》，其中专门辟有“修学”栏目，把修身与修学综合为修养。1943年，周恩来同志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提出了自己的修养观，指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并终身恪守这一原则。

人皆可以为尧、舜

先哲不仅留给我们关于加强个人修养的大量至理名言，他们本身也大都是这些格言和信条的坚决实践者，希望通过加强自身的修养达到一个理想的目标和境界。孔子本人即是一个极为注重修养的人。他自述其一生的成长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被后人尊为“圣人”的孔子自己都承认，他并非生来就是圣人，而是经过一生不断的磨炼和修养，最后才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

孔子的学生曾参，也是古代先贤修身的一个典范。曾参的修身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曾参好学，他绝不会因为外部环境而改变自己对学习的严谨态度。《庄子·让王》记载，曾参家境贫困，他“缊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襟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这是一个多么生动而感人的描述啊！贫寒的曾参衣衫褴褛。有时三天吃不上一顿饭，十年添置不了一件新衣裳，戴帽时帽子上的带子断了，整衣时捉襟见肘，走路时只好拖拉着鞋子，一提脚就会露出脚后跟。但是面对这样的生活窘境，曾参毫不在意，他高声朗诵着《商颂》，声音宛若金石洪亮动听。好学不辍的曾参还非常注重以诚信待人。“曾参杀彘”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一点。曾参的妻子准备上街买东西，小孩也哭闹着要去。曾参的妻子骗孩子说，只要不去上街，回来就给他杀猪吃。曾参听见了，果然就把猪杀了。他认为做人要讲信用，对小孩也要如此。他向弟子描述自己因为坚持修身，一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此道德修养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被后人称为“宗圣”。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每位读书人的志向和追求目标。修身无疑是实现理想之基础。宋代名相司马光非常注重以儒家所要求的道德修养来修身，在“尚名好贪”成风的北宋，司马光出污泥而不染，勤俭度日，洁身自好。他称自己“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不敢锱铢妄取于人”，朱熹也称赞他“笃学力行，清修苦节，有德有言，有功有烈”。另一名臣范仲淹也自述“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因为一天中自己所做的事情与用于饮食起居的费用不相称，于是就寝食难安，这种严于律己的修养方式与范仲淹心忧天下的政治理想是分不开的。明代著名的清官海瑞，“稍知识即欲学为圣贤”，从青少年起就注重个人的身心修养，他认为，“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修身之要”。28岁时的海瑞即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指出自己决不做趋炎附势、欺世盗名之徒，决不在“宫室妻妾”“财帛世界”面前“俯首索气”。海瑞认为，如果通过各种卑劣的手段，谋取一己的飞黄腾达，“纵其一举而跻己于卿相之列，天下为之奔趋焉，无足齿也”。他对各种钻营贪渎的卑劣行径是如此深恶痛绝，以致公然宣称：“瑞有一于此，不如速死。”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在政治上则是个正统的封建主义者，从封建主义的立场出发，曾国藩也非常注重自身的修养。自年轻时起，深受儒学影响的曾国藩即以“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句箴言以自砺，后又自立“日课十二条”以督促自己。他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起遵照理学大师倭仁的要求开始写修身日记，此后，虽然他一生忙于战事、政务，但是仍然坚持对自己不合封建道德的行为经常进行反省自责，这些在他的日记和书牍中可谓随处可见。早年任翰林院检讨时，往来吃请之风盛行，曾国藩也不免加入其中。他认识到这种浮躁之风必须自察自改。在他这一段的日记中，他不止一次地对自己提出自责，剖析自己“明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尤其对他因为热衷于“往来征逐”而不能静心读书做了无情的剖析：“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分析自己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认识到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征逐之习”。多年以后，曾国藩总结自己有“长傲”“多言”之失。在致曾国荃的信中他说：“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静中默省衍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他不仅要求自己保持良好的道德操守，而且多次训导家人也要如此。

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传统士大夫的修身观念也有其不合理的地方，比如修身论虽然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却过分强调个人自身的闭门思过、静心养性，因此严重地脱离了社会实践，没有将个体修身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实际上弱化了个体的社会责任，很难达到修身的理想目的。而且，儒家的修身也并不是要赋予个体追求发展个性和独立自主的权利，而是以维护个体对整体的绝对服从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这一点，是我们在分析儒家修身论及其修身典范时所应注意的。

近代以来，传统的修身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被世人称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近代学者梁启超提倡将修身更多地与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作为社会的人应该为社会各尽其责。他说：“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为了督促自己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就应该经常做自责和反省，梁启超即非常注重对自己不时地做自我批评，他“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革命主将的鲁迅也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作为青年崇拜的导师，鲁迅却决不以导师自许，他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 ‘前辈’和 ‘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他审慎地反省自己，认为自己并非什么“天纵之圣”, “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谈及有人以他为例，论证“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时，他感慨道：“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对于自己的个性，鲁迅也无时不在反省：“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就是 ‘骄傲’与 ‘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

三省与九思

修养的方法有多种，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三省九思”。“九思”语出孔子，《论语·季氏》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实际上也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进行认真思考，争取少犯错误。孔子的学生曾参在“九思”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省”，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也就是说，一个人应当认真检查自己一天中的思想活动，为人做事是否做到了忠诚？与朋友交往是否做到了信义？对学到的新知识是否进行了温习？一有错误，马上改正。以孝著称的曾参本人即是持之以恒地坚持“三省”的。善于自省是一种重要的道德修养办法。荀子也说：“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理学大师朱熹也指出君子要“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善于自我反省，及时发现自己的缺点并及时加以纠正，或者能够看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虚心学习，也就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和别人发生矛盾时，要注重“反求诸己”，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清代理学大师张伯行同样强调每日自省之重要：“人须于每日平旦时，常自思曰：我之存心，果无刻薄乎？我之行事，果无乖戾乎？我之责己者，得无太恕乎？我之责人，得毋太苛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日日行之，当自有进。”

自省之后必须改过。孔子主张“过则勿惮改”“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孔子自己即自律甚严，他欢迎别人向他指出错误：“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他还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还赞赏他的学生颜回闻过则喜的精神，认为他“不迁怒，不贰过”，具有一种知过必改的可贵品质。孔子的另一名学生子路，姓仲名由，实际上也是喜于闻过、勇于改过的贤人。子路为人极具个性，以好勇著称，且从来不避讳自己的缺点，正因为如此，在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受批评的机会似乎最多。《论语·先进》篇载，子路、公西华等侍座，孔子向他们询问其理想。子路脱口便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孔子认为他好高骛远，因此不客气地哂笑他。还有一次，孔子对学生感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子路听后兴奋异常，认为自己就是孔子心目中最欣赏的学生，喜悦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孔子知道后马上批评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对于孔子的任何批评，子路都毫不计较，他能够做到虚心接受，认真改过。所以，孔子对其指导也就更为直接、具体而切中要害。子路这种喜于闻过的品行使他逐步加强了自己的修养，因而成为孔子非常器重的学生之一。

历史上关于自律改过的佳话有许多，如廉颇负荆请罪，曹操因马践麦田而割发代首。刘备能够成就霸业，与孙、曹三分天下，与他注重自己的修养是分不开的。有一次酒后和与诸葛亮齐名的庞统发生争执，发怒的刘备责问并驱赶庞统说：“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夜半酒醒后，刘备想起自己的话，“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请庞统谢罪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庞统曰：‘君臣俱失，何独主公？’玄德亦大笑，其乐如初”。

刘备如此，诸葛亮也是如此。诸葛亮的勤于修身表现在他一生中的方方面面，他曾经发表文书，鼓励将士多加帮助指出他自己的缺点，他说：“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跷足而待矣。”诸葛亮一向认为，自我修正和批评是造就成功事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点。228年（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首次率兵出祁山，北伐中原。他任用马谡做先锋，据守军事要冲街亭。但马谡因为刚愎自用，丢失街亭。同时，赵云兵进箕谷也失利。诸葛亮初出祁山的行动只好终止。诸葛亮不仅不徇私情，挥泪痛斩马谡，而且不忘针对此事对自己做无情的批评和反省，他向后主刘禅上《街亭自贬疏》，指出是自己的用人不当导致了失败，因为自己“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因此，街亭一事“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料事多暗”，诸葛亮的反省真诚、深刻而毫无伪饰，他为街亭一事请求自贬三级，以督厥咎。刘禅只好贬诸葛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依然总领全军。诸葛亮的做法严明了军纪，解剖了自己的工作失误，他的良好的个人修为和严于律己的生活态度也使自己的威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此外，“慎独”也是个人修养的必要的方式。《中庸》记载：“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修养不仅贵在自觉，还要真诚，一个人应当注重严于律己，尤其应当在无人监督之时也按照道德规范要求自己，此即是“慎独”。历代哲人无不推崇慎独。朱熹说：“君子慎其独，非特显明之处是如此，虽至微至隐，人所不知之地，亦常慎之。小处如此，大处亦如此；显明处如此，隐微处亦如此。表里内外，粗精隐显，无不慎之，方谓之 ‘诚其意’。”慎独贵在真诚，贵在时时刻刻都要努力为之。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提到自省的过程：“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元史·许衡传》记载，元代大学者许衡，一年夏天路过某地，天热口渴，适逢路边有一棵梨树，人们都去摘梨解渴，独有许衡端坐树下。有人劝他去摘梨吃，他说：不是自己的东西，是不能随便拿来享用的。劝他的人说：现在世道混乱，这棵梨树恐怕早没了主人。许衡说：梨无主，难道我心中也无主了吗？许衡这种在小事上都注意用道德伦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就是典型的“慎独”的修养方式。

修养是一个长期而循序渐进的过程。修养的过程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孟子说：对于任何在历史上能够担当“大任”的人来讲，必然要经历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国藩也多次指出：“天下无现成之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与良好的教育一样，自身的修养也是成才必不可少的条件和途径。优秀的道德品质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经过后天的训练得来的。这其中既需要家庭和社会的教育，更需要自身的磨炼。修养的过程就是一种磨炼的过程。修养还要注重积累，注重细微小事。三国时刘备遗诏后主刘禅，告诫他“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也就是说，提高自身修养应当注重点滴的积累，否则，就难以养成贤良高尚的品德，就不会让人信服。只有从一件件小事上做起，才能逐步提高自己的修养，否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百尺之室，焚于隙烟，小恶的积累和小事上的不谨慎必然会导致积恶贻祸。蔡元培还提出修养要注重全面：“修己之道，体育、知育、德育三者，不可以偏废也。”修养贵乎自制，传说林则徐在官署里书“制怒”二字的匾额，以提醒自己时刻自制，保持好的仪态和修养。蔡元培则提出了“以情制情”的自制良方，他说：“当忿怒之时，则品弄丝竹以和之；当抑郁之时，则登临山水以解之。于是心旷神怡，爽然若失，回忆忿怒、抑郁之态，且自觉其无谓焉。”先哲留下的关于修养的名言和佳话还有很多，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立志则有本

——理想篇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中华民族素来具有崇尚理想的美德。古往今来，人们无不强调理想，即立志对一个人人生的重要性。诗人李白说：“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理想是一个人的人生支柱，人若无志，必将一事无成。明代大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志向是人生的奋斗目标，只有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和志向，人生才不会如同无缰之马和无舵之舟一样缥缈虚度，才会过得非常有意义和价值。清代学者黄宗羲甚至强调志向对人的命运的重要性，他说：“立志则为豪杰，不立志则为凡民。”志作为成人成事之本，已经超越了年龄和环境的界限：少年人应当立志，“乘长风破万里浪”“髫发厉志，白首不衰”；年老的人也应该持志奋发，晚年的曹操曾经满怀豪情地作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身处顺境时应当持之以恒，“志行千里者，不中道而辍足”；身处逆境时更要做到穷且益坚，矢志不移。唐代大才子王勃说：“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坚定的志向决不因年老而消沉，不因穷困而失落。只要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抱定坚定的志向，即使身处逆境，即使青春不再，也必定会有所收获。

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人有无志向决定着事业的成败。孟子强调立志对人的重要性说：“人若无志，与禽兽同类。”我们翻看史书随处可见，许多人在处境相似的环境下，得到的结果却判若天壤，这其中志向就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立志的过程并不是建筑在盲目的热情和空洞的幻想之基础上。志向既然作为一个人长期的乃至毕生的奋斗目标，就应该是恒久的、执着的，而不能朝三暮四、有始无终。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说：“人之所为，万变不齐，而志则必一，从无一人而两志者。志于彼又志于此，则不可名为志，而直谓之无志。”多志即是无志，好高骛远、举棋不定都是立志之大忌。当然，每个人立志时还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如果所树立的理想完全不适合自己的生活环境和个人能力，理想只会变成空想。曹操少年时虽机警过人，却被人喻为“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汉太尉桥玄鼓励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曹操这时才逐步树立匡世之志，曹操的这种匡世大志是通过各个阶段的小志向而实现的。他描述自己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的发展过程：“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 “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三国时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讲过这样一段话，也是非常精辟的：

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贰，耻躬不逮，期于必济。

这就是说，人一定要立志，确立志向时一定要用心思考，选择自己善于从事的行业。如果志向一经确定，就一定要做到矢志不移，身体力行地去努力实现之。嵇康在这里已经强调恒心和意志对于立志的关键作用。人一旦确定了自己的志向后，就要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努力为之奋斗。如同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人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毅力和恒心是实现理想的必要条件。梁启超也说：“人之大患，莫甚无恒。一念之明，浩然与圣贤同位，不移时而堕于流俗，堕于禽兽。惟恃志以帅之，然后能贞之以常。”没有恒心意志者对于自己所树立的志向往往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如果这样，再美好壮丽的理想也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

有志者事竟成

“有志者事竟成”语出《后汉书·耿弇传》。耿弇是光武帝刘秀的一员爱将，他南征北战，无往不胜，被拜为“建威大将军”，封“好畴侯”。耿弇率军攻克临淄、平定山东时，刘秀夸奖他说：“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志向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有志气的人终能成就一番事业。有过这样一副流传很广的对联，意在强调志气对于人生之重要：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尽吞吴。

项羽以破釜沉舟的勇气而灭秦，勾践以卧薪尝胆的毅力而灭吴，支撑并导致他们成就伟业的不竭动力正是他们宏伟的志向。俗话说，“人各有志”，虽然每个人的志向不同，但是，伟大的理想和志向常常会改变人的一生乃至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

发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陈涉，自幼家境贫寒，为人佣耕，但他却胸怀壮志。一次为人佣耕时，陈涉对一起耕田的伙伴说：“苟富贵，无相忘。”他人嘲笑他说：“若为庸耕，何富贵也？”对于别人的不理解，陈涉叹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抱定鸿鹄之志，这决定了他后来的成功绝非偶然。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陈涉与九百多名贫苦农民一起被征发屯集在大泽乡，准备被发到渔阳戍边。适逢天降大雨，道路中断，按照秦朝法令，如果不能按期赶到屯戍地点，就要被斩首。面对秦王朝的暴政，陈涉激励大家：“天下苦秦久矣”,“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陈涉的率领下，近千人揭竿为旗，斩木为兵，不久，陈涉建立“张楚”政权，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秦末农民起义开始了。在灭秦的伟业中，陈涉可谓功不可没。汉朝建立后，汉高祖感念陈涉首义之功，为其置守冢户30家，司马迁作《史记》时将陈涉写入“世家”，与诸王并列。可以说，一介佣耕的陈涉最终以其一夫振臂万夫随的事业，实现了他的鸿鹄之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壮丽的一笔。

诸葛亮年轻时胸怀大志，《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一介布衣的诸葛亮渴望成为管仲、乐毅一样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无怪乎当时的人都认为不可能。但是，事实证明，胸怀壮志造就了诸葛亮以后的成功。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还用另外一段故事来说明诸葛亮的宏图大志：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诸葛亮认为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好朋友未来的前途可至刺史、郡守，但是对于自己的前程，他“笑而不言”，想必是其志向已远在刺史、郡守之上，而且，他还说“遨游何必故乡”，这种豪情也表达了他志在天下的凌云壮志。裴松之在提到诸葛亮的志向对他一生的作用时说：“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为了实现自己“光复汉室”“北定中原”的理想，诸葛亮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直至晚年六出祁山，病死于五丈原前线，为了蜀汉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理想。

树立宏伟而正确的理想是容易的，但实现这样的理想却需要付出非常的代价和毅力。宋代文学家、思想家苏轼，少年时即“奋励有当世志”，他在致友人信中表达他的志向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苏轼以“尊主泽民”作为自己的志向和理想，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金榜题名、位高权重之日，还是穷愁潦倒、屡遭贬斥之时，他都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苏轼一生坎坷颇多。1079年（北宋元丰二年）, “乌台诗案”发，苏轼因为御史诬陷其讪谤朝廷而被贬黄州，暮年之时又被流放岭南、海南，政治命运风雨飘摇，生活上的窘迫，行动上的受监视，人情的淡漠，这是苏轼人生中常相伴随的家常便饭。在黄州，经济上的窘迫使他不得不垦荒东坡，躬耕度日，苏轼自己有诗描述他此时的生活状况：

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

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疾饥寒宜死矣。

但是，命运的颠沛流离并没有使苏轼忘记心忧天下的责任和志向，他听闻黄州有溺婴的社会恶习，于是赶快出面筹款加以资助，并从自己本已窘困的手中拿钱捐助。在他所到之处，他为百姓祈雨抗旱，抗击洪水，捕捉蝗虫，常常身先士卒，奋不顾身。苏轼死后，在他所任职的地区，“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可以说，苏轼的志向在他顽强的生活毅力中得到了实现，而他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实现了生命的价值，这又是以他伟大的人生志向作为基石和指南的。

志当存高远

《庄子·逍遥游》载：北海有鱼名鲲，化而为鹏。鹏鸟南飞，“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蝉和小鸟见后讥笑说：我们努力去飞，最高也只能到房檐下，有时也飞不到，只能在草丛里飞来飞去，这已经很了不起了，鲲鹏飞那么高那么远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寓言向我们揭示了志向的大小对于人生所能达到的境界的直接影响。历代名人在倡导立志之时，无不提出了人不仅要立志，还要树立远大的志向。诸葛亮在写给外甥的一封信中教导他“志当存高远”。意思是说，立志者一定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因为志短容易使人满足，使人在稍有成就之时就沾沾自喜，裹足不前，只有远大的志向才会激励人勇往直前，不断鞭策自己进步，从而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古往今来，无数杰出的历史人物在树立志向时，已经超越了自我和家族的界限，而是以振兴天下作为自己的终身志向。孔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孟子也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可以说，自此之后，受孔孟影响颇深的大多数读书人都把治平天下、彰显仁德作为自己的理想。宋代张载有一句名言，可以看作对这种理想的高度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张载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尽人的责任，发挥人的认知水平，界定人生的道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实现理想的“太平”盛世。清代理学名士李颙有感于张载的这句名言，也说过这样一段话：

立志须做天下第一等事，为天下第一等人。志不如此，便是无志；志逊于此，便不成志。问：如何是天下第一等事？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何是天下第一等人？曰：能如此，便是天下第一等人。

综观历史上的许多贤臣名相，都是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的。司马光20岁时已经进士及第，功成名就，但是他并没有因少年得志而“矜夸满志，焜耀于物，如谓天下莫己若也”，而是提出了“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恃耶！”反映了他欲以仁德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少有志操”的范仲淹传说少年时曾去一神祠祷问：“吾将来能为相否？”神曰：“不能。”范仲淹又说：“不能为相，为一良医如何？惟能造福人民，益于国家，可也。”神的预言并不太准确，范仲淹在五十多岁时官拜参知政事，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这次新政的结果虽如昙花一现，但“造福人民，益于国家”的志向则使范仲淹一生能够在任何政治风浪里都以天下为己任，他廉洁奉公，不畏权贵，不蹙忧患，成为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廉吏、名臣。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亡的命运使得无数志士仁人把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大学者梁启超意味深长地说：“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他认为，好男儿当志在天下，并且应当为了国家的利益永不停止地前进，如果说志向已经实现了，那实际上就是已经没有志向了。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作为他的终身志向，他还劝导国民党党员和青年人要树立为国奋斗的远大志向：“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个人升官发财是小志气，大家为国奋斗，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好国家，才是大志气”。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叙述自己“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继李大钊以后，无数共产党人把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

人应树立大志，但远大的志向也必须和自身的实际结合起来。否则，理想只会如同空中楼阁，永远难以触及。那么，如何才能树立远大的理想并持之以恒地去实现它？诸葛亮在《诫子书》中道出这样一句名言：“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还说：“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淡泊名利者才能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有宁静广阔的胸怀的人才能不受金钱、权力的诱惑，专心致志地去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追名逐利、容易为各种因素所诱惑和困扰的人注定终究会一事无成。过分惰慢与怪异急躁也只能导致碌碌无为，最终一无所获。历史上许多有所作为的人，都能够做到诸葛亮所说的淡泊明志。比如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当时“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下放弃了科举考试，立志于在当时为人所不齿的医学，并向父亲表示自己的坚定的意愿说：“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为了编著一部传世药典，李时珍仔细研究了800多部旧药典，并亲自品尝百草，当时皇帝闻李时珍之名，召他去做御医，李时珍提出召集天下名医共修药典，被皇帝拒绝，李时珍愤然辞职，继续潜心钻研，经过了二十七年的努力，终于编成了旷世巨典《本草纲目》，实现了自己的志向，为祖国医药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立志是成功人生的起点。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者注定只能像蝉和小鸟一样苟且偷生，一事无成。当然，无论多么宏伟的志向，都必须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地去实现。荀子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实现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的征程往往会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经过。命运不会青睐懦夫和懒汉，只有胸怀壮志而又自强不息的人，才会做生活最终的胜利者。

当然，什么是远大的志向和理想，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群，对此是会有不同的理解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自己的最高理想。但是，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它的实现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除了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之外，还需要树立更加具体、更加实际的奋斗目标和志向。在今天，全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这应该是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的共同志向。为了实现这个大的目标，生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人们，又需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定适合于自己的志向和理想。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既使自己的志向适合于时代的潮流，又不至于把这种志向变成空疏而不切实际的幻想。

成大业，致大名，绝非逸豫可得

——事业篇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伟大的理想是通过伟大的事业而实现的。事业是人生中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性、经常性的活动。吕坤《呻吟语》说，在没有文字以前，古人刻木如锯齿，以此表示一天中要做的事情。每做完一事，就去掉一个锯齿。事情全部结束，所有的锯齿也就全没有了。古人称之为“修业”。到了另一天，再循环往复。如果有大的事情，就用大的锯齿来表示，称之为“大业”；如果有很多事情，就要刻很多锯齿，这叫作“广业”。士农工商所从事的事业叫作“常业”，如果农民从事士人的事情，叫作“改刻”，也称“易业”。古人认为，如果人生没有任何事业，则人与禽兽无异：“今也昏昏荡荡，四肢不可收拾，穷年终日无一猷为，放逸而入于禽兽者，无业之故也。”

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几乎是每位有志之士魂牵梦萦的不懈追求。的确，只有获取成功的事业，才能使生命的价值得到最好的体现，才能使人生过得更有意义。然而，在通往成功事业的道路上往往不会总是凯歌高奏，一路坦途，胸怀大志者不仅要有足够的不畏艰险的心理准备，而且应该具备百折不挠的果敢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毅力。先秦诸子无不强调毅力对于事业成功的重要性。孔子将毅力和事业比作土和山的关系。他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堆土成山时，只要再加一筐土就可以大功告成了，这时却因为懈怠停止了下来，这可谓是功亏一篑。而在平地上刚刚倒下一筐土，如果这样坚持努力，也是可以建成一座大山的。孔子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勤奋而有毅力的人。他自我评价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荀子在他著名的《劝学篇》中也有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做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持之以恒，日积月累，老子下面这段名言和荀子的话有着相同的主旨：“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宋朝苏轼也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纵观能够成就大事业的历史名人，无不具备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气质。

明代杰出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为了专心致志于对大自然的探索，为地理学的研究开辟新的方向，毅然冲破科举考试的束缚，终身不入仕途。徐霞客自二十岁开始游太湖，到五十四岁抱病从云南回家，在三十多年的旅行考察中登山探洞，溯江探源，出入各种险恶的环境中，表现了一个旅行探险家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勇于探索的可贵精神。随便翻翻《徐霞客游记》即可见，这位大旅行家的旅途几乎处处充满艰险和挑战，而支撑他走出各种困境的关键因素就是他那超人的毅力。山川地理的考察往往与恶劣的气候相遭遇。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徐霞客游黄山，这时黄山风雪交加，上山的石级都为积雪填平，徐霞客记载，由下而上，“级愈峻，雪愈深，其阴处冻雪成冰，坚滑不容着趾”，但是他“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就这样艰难地登上了黄山的主峰。在长年的科学考察中，徐霞客栉风沐雨，他所遇到和战胜的实际困难远远超过了《西游记》中虚构的八十一难。1637年（崇祯十年），徐霞客在广西融水县雨中探洞，因为路滑难行，左右觅路不得，但他毫不气馁，经过四误四返，终于找到了铁旗岩的洞口。许多宝贵的资料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而得到的。在融水县真仙岩，当他进入后洞时，见石下横卧一条巨蛇，为了探明洞内情况，徐霞客不顾危险，从蛇身上跨进去，又跨出来。徐霞客生活在明末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在当时，旅途非常不安全，他在旅行中多次遭人抢劫，生活困难，只好向人筹措盘费，但是他从不悲观，从不退缩，用自己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困难。可以说，一部《徐霞客游记》是用生命的代价写成的。

毅力能够填补客观条件的缺憾，因为有毅力，滴水能够穿石，铁杵可磨成针，精卫可以填海，愚公能够移山。东晋王羲之的书法被后世大为赞颂。梁武帝萧衍称其“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唐太宗李世民也赞叹王羲之精湛的书法可以令人“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殊不知这位书圣少年时的书法较之常人还略逊一筹。可是，少年王羲之以他非同寻常的毅力刻苦学习书法，达到了痴迷忘我的地步。因为十分投入，他吃饭时甚至以墨当食仍浑然不知，走路时，又以衣做纸，在衣服上比画琢磨字的间架结构，久而久之，衣服也被划破了。因为他的勤奋，洗笔的池塘也被染成黑色，人称之为“墨池”。经过数十年对书法坚韧不拔的追求，昔日默默无闻的少年终于长成一代书圣，王羲之的书法达到了艺术的巅峰，一直为后人景仰和学习。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阎若璩，幼时资质愚钝，常常书背千遍也记不下来，到十五岁时，读书仍不解其意。但他孜孜不倦，终于学有所成。

持久的毅力反映了人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也代表着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的精神。“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相反，没有了毅力，就是天资再聪慧者，也只能半途而废。王安石笔下一个叫作方仲永的儿童，聪颖过人，五岁时即可写字作诗，无师自通，乡人视为神童，以后父母却不再让他学习，等到长大以后，已经“泯然众人矣”。由此可见，天才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天才如果不经过后天的勤奋和磨炼，也只会变成庸才。

知其不可而为之

人们总是期望自己的一生永远充满鲜花、欢乐和惬意，然而这样的人生境界在现实生活中可说是并不存在的。相反，几乎所有的人在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都会经历挫折、失意和磨难，这就是人生中的逆境。面对逆境，有人颓废消沉，从此一蹶不振；有人则愈挫愈奋，把逆境当作一种砥砺。实际上，顺境和逆境所发生的作用是相对的。顺境固然能为成功提供优越的客观条件，但意志不坚者却往往容易在顺境中逐渐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由此而来，顺境也会变成逆境。另一方面，身处逆境之中，人就会修正自己的错误，磨炼自己的意志，从而奋发向上，最终摆脱逆境，走向成功。因此，面对逆境，先哲早已告诫我们：“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明代洪应明对于顺境和逆境的描述更是形象：“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药石，砥节砺行而不觉；处顺境内，满前尽兵刃戈矛，销膏糜骨而不知。”逆境好比是金针和良药，能使人的德行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磨炼，而身处顺境之中，眼前尽是兵刃刀剑，已经损坏了身体，自己却浑然不知。郑板桥谈到这一点时也说，家境和生活条件对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举例说：“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被寄予厚望的富家子往往难以学有所成，有所成就的常常是仅作陪读的贫家子弟。这样过不了多少年，富家子就会变富贵为贫贱，有的甚至寄人篱下，沦为乞丐；或者只能够保守家业，解决温饱，而又是目不识丁。即使有凤毛麟角能够发达者，他们的文章也难以做到刻骨镂心，为世人所传诵。郑板桥解释说，这样一种现象，恰恰说明了富贵足以使人愚笨，贫贱则能够使人树立大志，聪明睿智。郑板桥的话虽然有些绝对化，但却不无某些道理。逆境容易使人奋起，顺境容易令人骄逸。因此，身处顺境时不能沾沾自喜，贪图享受；面对逆境也不必灰心丧气，而是要知难而上。

无数生动的事例早已说明，只要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逆境中同样可以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成就非凡的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贡献和影响最大的当推孔子。但孔子一生大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他自幼家境贫寒，经过勤奋苦读，长大后博学多才，志向远大，但是直至五十一岁时才得以在鲁国先后任中都宰、司空及司寇，随后又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合，愤而去职，自此率众弟子周游列国，以图求遇明君，一展才华。其间颠沛流离，风餐露宿，四处碰壁，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下坚持十余年，然终不改其志，时人称之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直至晚年返回故国后，孔子仍不顾年老体衰，潜心教学，整理古籍，他勉励自己及弟子，认为“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逆境恰恰是催人奋起的良机，孔子这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古之于逆境中成大事者当然不止孔子一人。司马迁在谈到逆境对人的影响时举例说，许多伟大的创作无不是伟人们身处逆境中奋发的结果：文王拘羑里，演《周易》；仲尼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修《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此外，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雪耻，忍辱负重，终于灭吴而称霸。被司马迁称为“烈丈夫”的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重后世。司马迁本人也是在逆境中坚韧不拔，完成了传世巨著《史记》的修纂。

司马迁在四十六岁时因为李陵之祸遭受腐刑。对一个人来讲，腐刑无疑是对其人格尊严的极端践踏，是为人的最大的耻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是这样描述他的极度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所描述的十种耻辱都是人生中的最大不幸，他所遭受的腐刑更是耻辱中的极点。这种耻辱无时无刻不折磨着司马迁的心灵，在他出狱后，被任命为权重一时的中书令，世俗皆以为“尊宠任职”，司马迁却目之为又一奇耻大辱，在遭遇了人生极大的耻辱后得到了这样一个与宦官为伍的官职，这样的心灵摧残令司马迁痛不欲生：“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未曾不想到死，他甚至多次想到了自杀。生命中这场飞来的劫难使他深切地体会到了所谓“明主”的喜怒无常，体会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死固然可以使他提早结束这种耻辱，可以重新完善他做人的名节和尊严。然而他未竟的事业使他选择了生：这一年，他著《史记》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对自己钟爱的事业的追求使他忍辱负重，在世俗非议的逆境中以顽强的意志选择了激扬奋发，以著述立名后世。他表达他的决心说：“所谓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李陵之祸不仅成为司马迁生命中的转折点，而且也成为造就“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的催化剂。司马迁将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化作创作的热情和动力，述往事，思来者，他敢于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横暴，他大胆地讴歌勇于反抗社会的英雄人物，对于历史人物，他予以了深刻而客观的褒贬。在五年之后，“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记》基本完稿，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古人常将初时顺境，转而艰辛称为“琐尾流离”。与由逆境转入顺境相比，如果一个人的境遇是由顺境转入逆境，这样的人生更需要百倍的毅力和勇气。司马迁即可视作在琐尾流离的人生中成就了自己。让我们把目光稍稍放得近一些，被人称为“国宝”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他的人生历程和学术之路，何尝不也是经历了琐尾流离的过程。

陈寅恪家世煊赫，其祖陈宝箴系晚清封疆大吏，官至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家世渊源和家学传承为陈寅恪的成才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然而，继此之后，早年的陈寅恪备遭生活上的困顿和颠沛流离，五十六岁正值学术巅峰时又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导致双目失明，晚年又经“文化大革命”的摧残，支撑他在逆境中成为学界巨擘的，正是他“屡险如夷”的坦荡胸怀和对科学的执着追求。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荀子》也说：“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怨天尤人和自暴自弃者注定不会得到命运的垂青，只有自强不息地奋斗，才会走出困境，到达理想的彼岸。

机不可失

成功的事业是用勤奋和毅力铺就的，除此之外，机遇对于事业的成功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古人常将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事业成功的三个重要因素。能够适时地把握这三种因素，实际上也就是把握住了机遇。机遇的来临可能只在一刹那，如果不留意就会稍纵即逝，古人因此将把握机遇比作救火：“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面对机遇，只有果敢迅速，才会及时掌握。荀子说：“与之举错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就是指人应该具备把握机遇、随机应变的灵敏性和果敢性。

唐朝的军事家李靖，有一句名言叫作“兵贵神速，机不可失”。当时李靖受命前往平定在长江中游称帝的萧铣，时逢秋汛，江水上涨，萧铣借地利之优准备以逸待劳，因而没有做任何设防。李靖却认为此时敌军疏于防备，正是大好时机，可乘江水之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至敌城下，因此主张渡过三峡。萧铣闻知，急忙派部将文士弘迎战。夔州唐将李孝恭准备出击。李靖此时却认为文士弘是一员猛将，而且又是救败之师，若与之直接交战，恐怕敌人锐不可当，很难取胜，建议暂时勿与交锋，等待时机再出击。李孝恭不听，亲自率军出战，结果唐军大败而归。李靖闻知敌军在交战中抢掠了很多东西，负重过多，觉得这又是一个良机，于是乘机出击，结果大败敌军，最后将萧铣围困在江陵城里，逼迫他最终投降。

李靖能够克敌制胜，就在于他能够适时地把握时机，化危机为良机，变不利为有利。机遇对于事业成败的重要性不仅反映在军事上，而且体现在人生中的每一个方面。姜太公得遇周文王，韩信得遇萧何，左思的《三都赋》因为得到当时大文学家皇甫谧的推荐才流传开来，这其中不能不包括机遇的因素在内。

机遇的到来需要人的耐心等待，更需要认真发掘和主动创造。善于发现机遇和创造机遇的人注定会早日迈向成功。成语“毛遂自荐”就是一个自己发现机遇和创造机遇的例子。毛遂是春秋时赵国平原君赵胜门下一个默默无闻的食客。秦兵围赵国都城邯郸，赵王派平原君去向楚国求救。平原君准备从众多的食客中挑选“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前往。但他只挑选了19人，其他人在他看来都不够资格。这时毛遂自我推荐。平原君对他半信半疑，他说：“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有才能的人就像是放在口袋里的锥子，锥子尖儿过不了多久就会露出来。毛遂做食客已经三年了，却一直默默无闻，无怪乎平原君对他一无所知。毛遂却自信地说，自己之所以不为人所知，是因为根本没有被置入囊中，如果被早放在口袋里，锥子尖儿早就“脱颖而出”了。平原君一行来到楚国，会谈好久也没有结果。毛遂这时按剑上殿，他侃侃而谈，陈述联合抗秦的利害，并指出秦国曾破楚国都城，因此，楚国应当借此机会联赵抗秦，一雪国耻。经过毛遂的慷慨陈词，楚王歃血为盟，出兵抗秦。无名小卒毛遂从此名声大振。平原君也因此感叹说：“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此后，毛遂也成为善于把握机遇、自信自胜的典型范例。

机遇既为成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是对人的个性的一种挑战。把握机遇需要一定的果断性和灵活性。沉着冷静、处事果断者不仅能够及时抓住机会，利用机会，即使面临危机也可能转化为良机。宋朝时的名将曹玮率兵抗击西夏，一天忽然有人报告说，有士兵叛逃到了西夏，军中因此人心慌乱。曹玮迅速回答说：正是我派他们去的。西夏人闻知，马上将叛变的人杀了。曹玮将计就计，随机应变，将危机化为转机，借敌人之手除掉了叛徒，既安定了军心，又扫除了后顾之忧，真可谓一举两得。但是反过来讲，缺乏果敢、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者则难以抓住机会，只能错失良机。三国时诸葛亮奉劝孙权，如果他“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诸葛亮此语绝非危言耸听。历史上因为不能把握时机而断送了江山者大有人在。比如，设了鸿门宴的项羽就是因为自己一再犹豫不决而放走刘邦，致使失去了一次消灭劲敌的最佳机会，无怪力主杀刘邦的范增说：“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此后，刘邦势力迅速壮大，项羽再想杀他，却没有机会了。

另一方面还要强调的是，机遇的降临有其偶然性，但是机遇毕竟代替不了勤奋和毅力的作用，而且，机遇的出现是建立在勤奋和毅力的基础上的。试想如果李靖对兵法一无所知，毛遂胸无点墨，那么即使再好的机遇出现，他们也是无法把握的。古人在鼓励寻找机遇的同时，却反对好逸恶劳、守株待兔之人。如果不愿意付出任何劳动，就希望有好运降临，这样的人最终还是一事无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爱国篇

临患不忘国

爱国主义是贯穿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个古老而常新、庄严而宝贵的精神理念。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尽管在不同时期，爱国主义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但是，从其核心来看，爱国主义表现为人们对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休戚感、使命感以及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历代以来，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无数仁人志士为了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而殚精竭虑，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爱国主义篇章。许多人还用自己的笔抒发了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左传·昭公元年》解释了“忠贞”二字的含义：“临患不忘国，忠也。……图国忘死，贞也。”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因改革田赋而遭人诽谤，子产坦然表示心迹：“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战国时楚大夫屈原愤国破而作《离骚》，以其哀婉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兮，又申之以揽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句话更成为忧国者的代表语言。三国时曹植在《白马篇》中发出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感慨，南宋文天祥拒绝降元而作《正气歌》，另一位心怀天下的宋代名臣范仲淹更是不止一次地表达自己决“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他留下的近万首诗作中，绝大多数都表达了他对国家危亡的忧虑和报效祖国的决心。直至他暮年之时，诗人以身许国的决心仍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陆游的绝笔诗《示儿》表达了他对祖国统一的愿望：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明代戚继光为平倭寇，靖海疆，一生戎马倥偬，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作为自己的终身志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的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成为多少年来爱国志士的座右铭。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1894年创建兴中会之时，面对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忧心如焚地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从此便抱定“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之志，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己任。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殷切希望莘莘学子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著名爱国志士陈天华在他的名著《警世钟》中抒发了他炽烈的爱国热情：

那怕他，枪如林，炮如雨下；那怕他，将又广，兵又精强；那怕他，专制政，层层束缚；那怕他，天罗网，处处高张。猛睡狮，梦中醒，白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五四运动以后，爱国主义继续得到了发扬光大。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认定民主和科学是救亡之道，他指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青春》一文，宣称为了使“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必将“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年轻的鲁迅以一首《自题小像》抒发了自己炽烈的爱国情操和悲壮的献身精神：“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也是当时许多有志青年的共同心声。十几岁时即“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倡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二十一条》签定时，他满怀激愤地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豪言壮语。周恩来在十几岁时即发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在他远赴日本时，又以“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赠与幼时同学。

爱国志士们将他们报效祖国的满腔豪情和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熔化在炽烈而激昂的文字中。应当说，爱国者深沉的忧患意识与他们同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并不背离。实际上，忧国忧民的思想本身就建立在对祖国、民族的强烈的热爱和自豪之上。邹容在《革命军》中即自信地说：“且夫我中国，固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者也。”孙中山更是自豪地说：“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邓小平同志满怀深情地说：“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无论在民族危机多么严重的时刻，爱国志士们都坚信，只要全民族不懈努力，中华民族就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前途。李大钊热情地呼吁青年人当“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在中国处于苦难深重的时代，现代著名文学家郑振铎这样畅想21世纪的中国：“未来的中国，我以为，将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因了我们的努力，我们将会把若干年帝国主义者们所给予我们的创痕与血迹医涤得干干净净。我们将不再见什么帝国主义者们的兵舰与军队在中国内地及海边停留着。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个人为了群众而生存，群众也为了个人而生存。军阀的争斗，饥饿，水灾，以及一切苦难，都将成为过去的一梦。这并不是什么 ‘梦想’，我们努力，便没有什么不会实现的！而现在正是我们和一切恶魔苦斗的时候！”对祖国的热爱和眷恋激荡着每一位爱国志士的心灵，方志敏烈士在《可爱的中国》中也这样热情激昂地描述祖国的未来：“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可以说，爱国志士们对祖国美好未来的畅想在今天都已变成了现实，但是，祖国能够有辉煌的今天，不正是先烈们用一颗颗赤子之心换来的吗？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在谈到爱国之士对爱国、爱身、爱名三者的关系时曾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犹当为之。”真正的爱国者往往会抛弃一己私利，将自己的利益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和崇高的人格追求是相互兼容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遭遇外来入侵的时候不知凡几，而强敌压境、社稷民族面临败亡之时，也是考验一个爱国者的最关键的时刻。无数爱国志士都会以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人格追求表达自己对民族的热爱和与祖国共存亡的决心。西汉名士苏武在出使西域时被匈奴扣留迫降，他坚决不从，被流放漠北牧羊19年，始终将代表朝廷使节的汉朝符节留在身边，直至“须发尽白”才回到故土，其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一直为后人所传诵。此外，爱国者往往不畏个人名利得失，将个人的荣辱祸福、身家性命全部投入到民族救亡中。发誓“尽忠报国”的宋代岳飞以满腔爱国豪情征战疆场，不计为奸佞陷害。“忧国忘身”的明代名臣于谦借咏石灰而明其志，表示“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为了保卫社稷而殚精竭虑。成功地进行了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在他从京师赴广东与英国进行鸦片交涉事宜之前，他所肩负的不仅是君王的厚望、整个民族的期盼，更面对着气势汹汹的英国人和妥协势力的谗言鼓噪。林则徐自己意识到前面绝非坦途，但是，他向座师沈维表明心迹说：“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只要有利于国家，个人的荣辱祸福是早已置之度外的。虎门销烟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但在投降派的谗言之下，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伊犁。当此之时，林则徐首先想到的仍然不是个人的荣辱安危，而是国家的存亡，在他踏上去伊犁的漫长的流放之路前，林则徐效仿子产向家人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和决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要是关于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存亡的事情，即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个人的祸福又算得了什么！这样一句饱含着炽烈的爱国热情的诗句可以说是对其一生的写照，而且也激励着后人以此为志。在新疆，林则徐又将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倾注到了边疆的农垦事业上。

近代以来，像林则徐这样坚决抵抗外来侵略、以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为己任者还有许多。1875年，为了反对沙俄支持的阿古柏入侵我国新疆，已经六十多岁的左宗棠面对投降派的压力，坚决主张“决之以战”，并且不顾自己年老体衰，自请出屯哈密，收复伊犁。在致友人的信中，左宗棠表示：“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为了表达自己捍卫祖国边疆的决心，左宗棠“舆榇出关”，最终使阿古柏连遭败绩，“慑我兵威”，次年收回伊犁。在左宗棠收复伊犁不到十年时，中法战争爆发，另一位老将——已经年近七十的冯子材为了保卫国土，亲自率子披挂上阵，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取得了“道咸以来无此捷”的镇南关（今友谊关）大捷，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在中国历史上，无数爱国志士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与祖国的兴衰紧密联结在一起。志士仁人们炽烈的爱国激情并不是心血来潮所至，相反，他们坚定的报国之志都是经过理性思考得来的结果，并且为之不惜牺牲一切代价，无怨无悔，矢志不移。近代以来，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母亲，爱国志士更是将自己的命运、前途与民族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1903年，陈天华在长沙求实书院读书时，曾有某县令因为他才识过人，欲将爱女嫁给他，陈天华断然拒绝，他说：“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情长累我乎？国不安，吾不娶。”另一爱国志士邹容在决心出国留学时，有亲友曾劝阻他说：“天下汝一人岂能挽回，士农工商皆为衣食计耳，何必别生他念。若欲为国，试看谭嗣同将头切去，波及父母，好否自知。”面对这样的告诫，邹容则坚定地认为，“仁义所在，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如果只知“家居终古，足抵妻，怀抱子，守祖父母田产而不失”，这样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盟会会员方声洞在黄花岗起义前夕留给父亲的诀别书中，表白了自己为国捐躯的决心：“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于死中求生也。”

真正的爱国者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小我，选择救国救民的大事业。爱国不是一时一瞬之事，爱国豪情也绝不只是徒逞口舌之快，许多爱国者将爱国视为自己一生一世所要竭尽全力从事的事业，为之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面对祖国的危亡，梁启超曾经指出：“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意者皆为同志。”综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说他始终战斗在救国阵线的前沿，他发动变法，号召讨袁，反对专制，力倡民权，为了救国，他勇于赴汤蹈火，敢于向一切恶势力发动进攻。发誓以文字报国的梁启超著作等身，他的好友徐佛苏说：“先生四十年之中，脑中固绝未忘一 ‘国’字，且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故生平之著述总额人皆谓有 ‘二千余万字’之多，占古今中外著作家之第一位。”正是在他感人肺腑的文字的鼓舞下，无数年轻人选择了救国之路。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自十九岁起“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在他此后的四十年中，他首创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积极提出和倡导了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为了推翻清政府和建立中华民国，经历了不断的起义、失败、再起义、再失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呼吁“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爱国没有绝对的界限。爱国不分尊卑贵贱、职业性别。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除去革命先驱者之外，知识分子、商人甚至贩夫走卒也无不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他们或者投笔从戎，或者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己任，以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和忧虑。清末“状元资本家”张謇深感于日本的繁盛和巨变，决心以教育和实业兴国。张謇在四十多岁时开始创办南通大生纱厂。作为一个对实业一无所知的封建士大夫，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时受到来自封建营垒和社会各方的重重刁难，并且随时有被外国资本吞噬的危险，但他投资近代工业、走资本主义之路的决心始终未变。作为众人仰慕的钦点状元，为了筹措资金，他曾求助于上海资本家，当他“留沪两月，百计俱穷”之后，曾“以卖字给旅费”，回首创办大生纱厂的历程，张謇感喟自己可谓“含垢忍尤，遭闵受侮，千磨百折”，其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精神由此足可以窥见一斑了。有着百年辉煌历史的张裕酿酒的创始人张弼士，年轻时即是蜚声海外的华侨商人。在他五十岁那年，清驻英公使龚照瑗路经槟城拜会他，龚说：“君非商界中人，而是天下奇才，现中国贫弱，归救国如何？”张弼士不顾年迈体衰，喜道：“怀此志向久矣！”在张裕创建成功后，为之心力交瘁的张弼士方如释重负，他说：“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乃能不负初志。”1915年，美国旧金山召开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张弼士扔掉几乎形影不离的手杖，发起旅美商业招聘团。结果，张裕一举获得4枚金质大奖章，华侨称之为“国魂酒”。抗日战争爆发时，郭沫若已经在日本娶妻生子，度过了二十年。但是，卢沟桥事变的炮声激起了他强烈的归国报效的愿望。他说：“国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处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自己现在所走的路，我相信正是唯一的生路。”满怀着一腔爱国激情，诗人忍痛“别妇抛雏”，在经历了千难万险后，出现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人们，他们在各行各业中以不同的方式捍卫着民族的尊严，为祖国的富强无怨无悔地奉献着、牺牲着。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甲午战争后为了保卫台湾而投笔从戎的义士徐骧有一句名言：“大丈夫为国死，可无憾！”献身精神是爱国主义中的最高层次。不同时代的爱国者都视为国捐躯、以身许国为神圣的使命和无上的光荣。战国屈原，宋代文天祥，明代史可法，清代的葛云飞、关天培、陈化成、左宝贵、邓世昌等，他们或在救国无望的情况下以自杀表示自己对故国的眷恋和忠诚，或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威武不屈、以身殉国，或战死疆场。可以说，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今日的腾飞之中也凝结着无数先进历史人物的鲜血和汗水。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为民族的发展而奔走呼号、前赴后继的英雄们是怎样对待献身与爱国的关系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本可以选择一走了之，但是他却选择了以死报国：“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是怎样的一种英雄气概！这又是怎样的一颗赤子之心！这时他也不过三十三岁。近代民主志士宋教仁为了挽救共和危机，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疾呼中国应该建立政党内阁，实行民主宪政。当时暗杀事件层出不穷，然而血雨腥风的社会环境并未阻挡宋教仁为祖国的前途而斗争的丝毫锐气，他坦荡地认为：“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暗杀的事，防之不胜防，怕也怕不了，只有处之泰然。我在这个时期，生有生的关系，死也有死的关系。我若真被暗杀，或足以激动同志们的奋斗，而缩短袁氏的政治生命，也未可知。”在他遭袁世凯派人暗杀身处险境之时，仍然致信袁世凯，希望他“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遇刺身亡时不过三十一岁。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在因“苏报案”而惨死时年仅二十岁；陈天华在决定以身投海，“用自己的死唤醒同胞”“使共登于救国之一途”时不过三十岁；发誓“拼将头颅换凯歌”的鉴湖女侠秋瑾在英勇就义时刚刚三十二岁；李大钊就义时不到三十八岁。此外，“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陆皓东就义时不过二十八岁，被孙中山称为“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的史坚如被清政府杀害时仅仅二十二岁。辛亥志士熊成基壮烈就义时也年仅二十三岁，在他为国捐躯的最后时刻，他留下了这样悲壮而诚恳的生命留言：“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

应当说，爱国志士们并非没有个人的眷顾和爱恋，相反，他们对于生命充满着热爱和留恋，对于父老妻子有着浓烈的亲情和高度责任感。但是，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母亲，他们甘愿舍弃个人的幸福，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奉献自己的一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在参加起义之前致妻子的绝笔信中写道：“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字里行间，无不是对妻子的眷顾之情。然而，亲情和爱情并不能够改变自己甘于为国牺牲的志愿和决心，林觉民勉励妻子也能够和他一样，以“为天下人谋永福”作为志向。他说：“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林觉民牺牲之时年仅二十四岁。1931年，二十八岁的革命烈士李硕勋在临刑前写信给妻子：“余亦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这封字里行间透露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和精神的遗书激励了无数同志和后人。二十年后，郭沫若同志曾说：“拜读遗书，从容就义、慷慨临刑的精神跃然纸上，使千百代后人见之，亦当肃然起敬。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卷，是训育革命后进的不朽教材。”在革命成功的黎明前倒下的二十九岁的江姐，在遗书中将自己唯一的儿子托付给家人，她“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这里，一名共产党人钢铁般坚强的意志与一颗饱含着爱恋的慈母之心如此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如此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爱国志士无私而博大的胸怀。

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英雄们殚精竭虑，前赴后继地斗争和前进着。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烈士高君宇生前说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生命是有限的，而生命的过程是美丽多彩的，生命的意义可以因为生命不平凡的过程而成为永恒和不朽。正是这些将自己短暂的人生奉献给祖国的人，他们用轰烈而火红的生命构筑了历史长河的奔腾不息，这样的人生是榜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值得我们景仰、纪念和发扬光大。

自胜者强

——人格篇

人格，在某方面指人的道德品质。进一步讲，人格是人的一种可贵的自我意识和依此而生活的存在状态。人格有高低优劣之分。人格的好坏对人生的目的和方式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因此，大凡奋发向上、不愿虚度光阴的人，都以优化自身人格、塑造理想人格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历史上伟大的人格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修养仍是大有裨益的。

经世济民，清廉自守

传统道德修养认为，完美的人格首先在于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强调个人对社会和国家事务积极参与的儒家将之设计成理想人格模式的重要内容，称之为“内圣外王”。“内圣”，即是指个人内在修为所能达到的最佳境界；“外王”，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如果一个人在这两方面都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和程度，就实现了“内圣外王”之道。相比而言，儒家更注重“内圣”，即道德修养的地位和作用，把这看作做人的核心和根本，“外王”则是“内圣”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外化。“内圣外王”的道德人格在客观上将自我与社会责任、义务联系在一起，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求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长期以来，这种道德人格缔造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英，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圣贤君子、志士仁人、忠臣孝子和清官廉吏的层出不穷。他们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以清廉自守为人生信条，或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为黎民不畏权贵、铁面无私，或保家卫国、赤胆忠心，实现了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

诸葛亮就是这种高尚的道德人格的典型代表。自207年（建安十二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感念知遇之恩，随刘备南征北战十余载。作为刘备、刘禅的股肱大臣，诸葛亮为蜀汉江山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221年（蜀汉章武元年），刘备在称帝不久后死去。由于诸葛亮本人足智多谋，威望甚高，按照诸葛亮自己的才能，他完全可以在刘备死后取代刘禅，更何况刘备临终时也有遗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但是面对刘备的让贤，诸葛亮的“回答”是：“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内圣外王”的道德人格促使他殚精竭虑地辅佐幼主，为羸弱的蜀汉王朝鞠躬尽瘁。长期的戎马生涯使得他积劳成疾，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累死在五丈原前线。诸葛亮的高风亮节不仅是他对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的以身相谢，更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古代杰出政治家的伟大人格。这样的伟大人格造就了诸葛亮坦荡的胸怀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他的上后主表中，诸葛亮简略地提到了他的身后事：“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其所具备的高尚道德人格更是跃然纸上。

如果说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殚心体国的代表，包拯则是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典型。现今合肥包公祠里有一副对联高度概括了包拯一生不谋私利、廉洁爱民的品格：

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

赈灾黎，慈悲无量，依然菩萨心肠。

包拯自三十余岁踏入仕途，直至六十三岁病死任上，历任知县、知府、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枢密副使、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等行政、监察、财政、军事、外交要职。然而无论职位高低，他都能做到刚直不阿、兢兢业业，决不徇私枉法、趋炎附势。包拯任端州知州，端州以盛产名砚著称。作为知州，他奉命采端砚，自己却一方不取，与前任借此中饱私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包拯调任庐州知州后，为了在自己的家乡杜绝徇私枉法之风，对前来拜望的亲戚朋友一概谢绝，拒不接见。他不徇私情，对于借自己之名而横行乡里的堂舅，毫不留情地予以重挞，亲旧自此再不敢幻想倚仗包拯为非作歹。任职开封府期间，包拯更是在这个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冠盖满京华”的天子脚下，以自己的铮铮铁骨推行政令，革除流弊，使得那些仗势横行、不可一世的皇亲贵戚威风扫地，“闻其者皆惮之”。这一切都表现了他作为一代名臣的高尚的道德人格。包拯不仅律己甚严，一生坚决信守自己所尊崇的操守准则，而且要求后世子孙洁身自好。包拯死时，他为年方五岁的儿子包留下了一条遗训：“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包拯高尚的道德人格得到了世人的尊敬和崇拜。包拯死后，西羌于龙呵归顺宋朝，因久闻包拯的英名，乞赐姓包。宋神宗因此赐名包顺。由此可见包拯的事迹流传范围之广。在当时，包拯之名“爆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 ‘公’”。“包公”之名自那时起直至现今仍为世人所铭记和传颂。

被康熙皇帝称为“清官第一”的于成龙，在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开始他的仕途生涯时已经四十五岁。罗城被人称作“蛮烟瘴雨”之地，北方人到那里多不服水土，生还者不及一二。亲友因此多劝他勿往。于成龙则以“古人义不辞难”自勉，变卖家产，凑足盘缠，他叮嘱长子说：“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随后在家人一片哭声中踏上旅途。他向一位好友倾诉了他的心声：“我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 ‘天理良心’四字。子素知我于莲池书院者，敢为子质言无隐。”这句话也成为于成龙一生的做官理念。在罗城，迎接于成龙的是破败不堪的县衙和鸠形鹄面的百姓，条件之艰苦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从山西老家带了五名随从，结果因为不适应当地的生活，不久就病死一人，逃走三人，仅有的一人还落得半疯半傻。他的儿子只好又寻觅四人前往，岂料未过多久又病死三人，剩下的一个随后也随同原来的旧仆一起逃跑。然而，于成龙却丝毫不受此影响，他励精图治，废寝忘食，为地方的安定和发展披肝沥胆，他还用自身的人格感化周围的百姓，与百姓建立起家人父子般的关系。当他六年后离开罗城时，社会风气淳厚，百姓安居乐业，他自己却仍然是“布袍数浣，破被如铁，一苍头从”。此后，任黄州知州、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期间，于成龙都以他的政绩卓著和清廉蜚声朝野。为了剿灭匪盗，他夙兴夜寐，几日之内“须发尽白”，他身先士卒，主动冲锋陷阵，使在场的武官叹服：“岂有文官死，武员独生之理！”此外，他禁耗羡，理冤狱，绝私派，杜奢靡，自己两袖清风，粗衣淡饭，人称为“于青菜”。在他任直隶巡抚期间，康熙帝褒奖他“清官第一”，他却谦虚地说：“臣惟宣布上威德，未有他能。”在他所到之处，于成龙都以自己高尚的人格感染和改变着他身边的人和事。在任两江总督期间，江南一改奢靡之习，人以穿布衣为荣，“士大夫家减舆从，毁丹垩，婚嫁不用音乐，豪狡率家远避……政化大变”。六十八岁时，一代廉吏于成龙在江宁任上死去。死后身边的私人财物仅有一袭绨袍、几罐盐豉。

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诸葛亮、包拯和于成龙这样实现了“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在社会发展中所表现出的艰苦创业、甘于奉献、自强不息、执着追求、清正廉洁的优良品质，无一不体现着“内圣外王”的道德人格的重要价值。无可否认，传统士大夫的这种理想人格带着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内圣”也好，“外王”也好，其具体内容都不可能超越封建主义所规定、所容许的范围，都不能不带上深深的封建主义的烙印。但是，这种道德人格在历史上激励和哺育了一代代知识分子，使其树立了舍生取义的伟大理想和百折不挠的大丈夫气概，坚定了为天下兴盛而努力的决心和信心。鲁迅在谈到这一点时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近代以来，孙中山对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人格观做了进一步阐释，他将人格称之为“民族之魂”，赋予了新的含义。孙中山认为，个人人格的好坏，对整个国家的国格会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因此，他多次鼓励国人，号召“合大家力量，用一种宗旨，互相劝勉，彼此身体力行，造成顶好的人格”。他认为，人类人格的进步必然会带来社会的进步。孙中山鼓励革命党人要树立高尚的人格：“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是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孙中山提倡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当以振兴中华为目的，培养高尚的道德人格。实际上，孙中山自己就是一个具备高尚人格魅力的人。他胸襟坦荡，大公无私。在孙中山奋斗的一生中，尽管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使革命几经波折，甚至使他长期处于劣势，但这并未阻止他在任何时候都以革命为己任，而不以个人名利为进退，愈挫愈奋，矢志始终。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伟人和领袖，孙中山始终保持着平民化的作风。有人描述任非常大总统时的孙中山说：“中山先生常独自出来散步，他外出从来没有威风凛凛的派头，更无前呼后拥，警卫森严。城中百姓许多人都见过大总统，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故群众称他为 ‘平民总统’。”孙中山反对对自己和亲属搞任何特殊化。在他的遗嘱中，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的孙中山留给子孙的不是巨额金钱、地位和特权，而是“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的殷殷希望和嘱托。孙中山曾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做了这样的解释：“鞠躬尽瘁是我们革命党人对人民应具有的品质，我们死了，要把未竟的事业，交给后继同志，继续奋斗去完成。所以我们不能 ‘死而后已’，我们要以 ‘死而后已’的顽强精神，让后继者再接再厉，贯彻始终。”今天，我们在树立理想人格时，仍然可以感觉到孙中山这种伟大的人格魅力。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今天，这种重道德、重精神修养的人格观念仍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树立高尚的道德人格，不仅表现在经世济民、清廉自守方面，还应当具备自尊自立的品质。在倡导成德立业、治平天下的同时，儒家还强调人格的独立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道家则强调人处世应当顺应自然之道，不要任意妄为。老子认为人最可贵的是战胜自己的一切俗念：“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他眼中的圣人具有“贵柔”“不争”“知足”的性格特征。庄子则追求精神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在现实社会中，这样的思想体现为敢于冲破功利的束缚，追求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的独立人格。

追求独立自主人格的李白，以“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作为自己的处世哲学，认为王侯将相、权贵政要的权势并不能使他们高人一等。在李白的身上，“内圣外王”的道德人格与独立自主的审美人格并不冲突。与许多人一样，李白也胸怀匡时济世之志，他向往“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也曾以为自己能遇明君，能够一展自己的抱负。唐玄宗慕李白之名召他入京，并且倍施恩宠：“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只是被皇家当作陪侍玩乐的工具时，他是绝不会以损害自己的自由人格为先决条件的。对于一朝天子，李白敢于采取轻蔑的态度。

李白对唐玄宗的弊政予以斥责，大胆地比之为“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并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羞作帮闲文人，敢让宠臣高力士脱靴，敢把杨贵妃比作让汉成帝神魂颠倒、不问国事的赵飞燕。对于这些权贵，李白绝对不会以自己的人格做代价去曲意逢迎，摧眉折腰。“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即体现出了他的这种品格。

清代以诗、书、画三绝而著称于世的郑板桥，也是这种人格类型的代表。1753年（乾隆十八年），任山东县令十余载的郑板桥因为针砭时弊又不善仰人鼻息而被参革职，踏上了去扬州的归途，这一年郑板桥已经六十有一，陪伴他返回故里的只有一仆一琴，以及雇来的三头毛驴。但是郑板桥的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轻松。他留画题诗作别送他的潍县百姓，诗中写道：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返归扬州后的郑板桥，纵情于书画之间，视达官权贵如粪土，他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因此，郑板桥的画，常常赠与农夫、花匠、小商贩等在社会底层生活的人，对于采取各种方式向他索画的巨商大贾、达官贵人，则一概拒绝。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出于生计的需要，郑板桥开始卖画，但他的字画有“三不卖”：达官显贵不卖，生计够了不卖，自己不喜欢的不卖。郑板桥同情受苦的百姓，他常以卖画所得仗义疏财，对穷人慷慨解囊。

应该指出，为传统道德所肯定的这种独立自主的人格不是对社会和人生的消极反应，不是自怨自艾。具备这种人格特质的人，往往皆能做到真正的淡泊明志，摆脱名利的诱惑和环境的困扰，从而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更有意义的事业中。

当然，在封建社会中，纲常名教的层层束缚使得人格的独立性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发挥和拓展。相反，封建礼教摧残、抑制了人的个性的彰显，许多人自甘沦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奴隶。即使是少数敢于追求独立自主人格的人，也必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和牺牲。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人格的独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只有彻底抛弃封建主义的“三纲”道德，才能真正实现独立自主之人格。他认为，所谓的“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就是要“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对于“自主自由”的人格，陈独秀还有一段形象的描述：

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也就是说，具备独立自主人格的人，应当是自尊而尊人：“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任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这种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人格观，对于我们今天树立高尚的人格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中有这样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这里，周敦颐将菊花、牡丹与莲花比喻成三种不同的人的性格特征：菊花以淡雅著称，且多开于篱边墙角等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因此喻之隐逸；牡丹枝繁叶茂、国色天香，常常盛开在富丽堂皇的名园巨圃中，故人以之为富贵；莲花则植根于淤泥之中，沐浴于清涟之间，不因淤泥而失其香，不因清涟而去其纯白，而且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可谓凛然不可侵犯。周敦颐因此以莲赞喻那种能够洁身自好，不为不良的社会环境所染，不为恶势力所屈服的人格，可以说，这是人类追求的又一种人格境界，也是最难获取的一种人格境界。牡丹象征富贵，凡夫俗子皆向往。菊花代表隐逸，但真正能够甘于寂寞的隐者可谓少之又少，故而很难做到，而且，隐退实际上是对人生和社会消极的抗争，本身也有不足取的一面。独有莲花能够经风历雨，在恶劣的环境中毫不屈服地进行斗争，以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面对一切。具备这样高尚人格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不是少数，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敢于面对现实，知难而上，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确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晚清历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以敢于抨击时弊闻名当时。他以一介小小的京官，大胆地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称之为“衰世”，认为当时的所谓“政要之官”只知道“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所谓的“清暇之官”只知道“作书法、赓诗而已”，除此之外皆一无所知。无论大小官吏，在任时皆“以为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疾病归田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志愿毕矣”。在那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里，龚自珍以他的直言希望统治者能够从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中清醒过来，正视现状，改弦更张。然而，龚自珍忠正不阿的个性却不容于当时。他的社会批判的锋芒所向，“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一贯喜欢粉饰太平的封建统治者，却因为害怕龚自珍鞭辟入里的抨击而诬之为“怪物”，就连龚自珍的朋友也以其言行怪诞、狂放不羁而称之为“狂士”“呆子”。龚自珍的好朋友魏源，曾经专门就此苦口婆心地相劝龚自珍针砭时弊一定要分清场合，有所收敛。他说：“近闻兄酒席谭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地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深恐有失，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承吾兄教爱，不啻手足，故率而诤之。然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然而，龚自珍桀骜不屈的人格并未因为恶劣的社会现实所改变，他自称“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认为“能清不能浊，能室而不能市者，危之道也。心所谓危，不得不以告也”。这种坚贞的人格使得龚自珍在坎坷的命运面前从不屈服，1839年（道光十九年），已经四十八岁的龚自珍因为“动触时忌”，被逼离京索然南归，在不公正的遭遇面前，龚自珍镇定而从容，他借落花咏其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花以自己的凋谢换来了他年的满园春色，龚自珍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更多的知识分子从睡梦中觉醒，从而去改造社会、振兴国家。

近代以来，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这种桀骜不屈、勇于直面人生、知难而上的人格愈显宝贵。可以说，正是这样人格力量的支撑，使得无数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敢于挺身而出，不惧艰险，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而与敌人做殊死斗争。鲁迅先生就是这种高尚人格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评价鲁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生活在一个长夜未明、星斗阑干的时代。在黑暗和暴力的袭击下，鲁迅犹如一株巍然屹立的大树，与形形色色的恶势力进行着最坚韧持久的斗争，决不会中途妥协或投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批判深刻而犀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烈复杂的背景下，作为中国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以笔为旗，面对各种明明暗暗的敌人，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战斗哲学。他认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因此，他无情面地解剖别人，也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在数不清的恫吓、通缉、威逼利诱之外，那些形形色色的敌人常将他攻击得遍体鳞伤。然而，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更为了民族的未来，无论在什么时候，鲁迅都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他愿意做一个为民族文化的前进而冲锋陷阵的战士。鲁迅夫人许广平曾追忆鲁迅的名言：“我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林语堂先生也这样评价鲁迅：“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爱憎分明的鲁迅，对于真理的追求坚定而执着，他曾经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应当说，在不同的时期和社会背景下，历史名人都为追求和实践自己的理想人格做了积极的努力。我们在借鉴先哲人格观念的同时，更应该学习和体会他们为优化和实践自己的人格所付出的勇气和信心。加强人格修养是优化人格的必然过程。它同样需要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自我陶冶和自我雕琢，换言之，塑造高尚的人格需要很大的自觉性。当然，养成高尚的人格，还需要得到实践的磨炼。人格是人的无价之宝。缺乏人格或人格低劣者注定要为社会所淘汰，而人格的高低，同样会影响到国格的尊卑。1912年，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认识到高尚的人格对国家发展重要性的孙中山就勉励国人：“今民国既已完成，国民之希望甚大，然最要者为人格。”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更有义务和责任树立起高尚的人格，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不愧对宝贵的人生，无愧于自己的祖国。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节操篇

善养浩然之气

节操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即崇尚气节，讲求节操。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里的“志”指的就是节操。孟子称节操为“浩然之气”，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这种“浩然之气”，孟子认为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它不可限量，刚直不屈。这种气需要用义来培养它，并且不加干扰损害，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这种气要与义和道相配，否则就会馁而无力。这样的气是由义积累而生，不是偶为义行所能取得的。孟子将具有这样气节的人称为“大丈夫”，他解释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人一旦具备了这种“浩然之气”，就可以不为富贵贫贱所动摇，不为生死问题所困扰。荀子也特别强调节操对一个人的重要性：“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洪应明在《菜根谭》里也告诫人们：“事业文章随身销毁，而精神万古如新；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一日。君子信不当以此易彼也。”自古以来，人们宣扬临危不惧、威武不屈、持节不变的节操，而鄙视那些毁节求荣、毁节求生者。千百年来，有志之士都将气节看得重于生命，南宋诗人陆游有诗云：“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明代于谦说：“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清代魏源将立德、立功、立言与立节称为“四不朽”，这是将节操与德行、事业并重，可见他对节操的重视。平生爱竹的郑板桥则以竹比喻气节：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真正风节自律、固守节操者必然不为任何外因所困扰，而是“咬定青山不放松”，愈挫愈奋，矢志始终。历史上具备这样可贵的品质者的确不乏其人，他们穷不失志，达不失道，清介自守，威武不屈，确实做到了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孔子过盗泉而不饮，齐壮士饿死不受嗟来之食，这些都是固守节操的典型事例。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有气节的人决不愿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奉承迎合，他们或者选择归隐山林、远离世俗，或者奋力抗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以保存自己的节操。

固穷守志的著名代表当推东晋陶渊明。陶渊明生平极力推崇春秋时的齐国人黔娄，他称赞黔娄先生“修身清节，不求进于诸侯”，对高官厚禄毫不动心。鲁恭王听闻黔娄之贤，遣使致礼，赐粟三千钟，欲拜为相，黔娄坚辞不受。齐王也以黄金百斤聘之为卿，也遭拒绝。陶渊明称赞他“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陶渊明以黔娄先生为榜样自励自勉。他生活简朴，为人自重，在腐化奢靡成风的东晋社会，陶渊明誓不愿与社会共沉沦，在发出了“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的感慨后，愤然挂官归隐。回归故里后的陶渊明生活拮据，家境窘迫。在他去世前一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往慰问。檀道济看到陶渊明的处境，感到不可思议，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回答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送他“粱肉”，他拒不接受，“麾而去之”。

如果说黔娄先生和陶渊明是固穷守志的代表，那么蒲松龄则是清介自守的典型。他的好友张元评价他“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蒲松龄一生因为乡试屡试不第，以教书为业，清贫茹苦。他从不攀龙附凤，也不畏惧权势，当时刑部尚书王士祯非常赏识蒲松龄的才华，数次致信，想将他网罗至自己门下，但蒲松龄均以病谢绝。同乡的又一人是朝中名臣，他的亲戚属下横行乡里，恣意妄为，时人皆敢怒而不敢言。独有蒲松龄毅然向这个大臣上书千言，毫不客气地予以讥讽，使得此人立令亲戚属下收敛。较蒲松龄稍晚的清代画家奚冈，也是一个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典型。乾隆皇帝南巡浙江时，所在行宫的墙壁上需有人作画粉饰。有人推荐奚冈，杭州知府赶快让人将正在应童生试的奚冈捆绑而至，并呵斥他说：“速画壁。”奚冈笑着回答说：“焉有属画而系至者乎！”这样在画壁下待了三天，也没有画画，他说：“头可断，画不可得。”绑他的人因为童与铜同音，就说：“尔非童生，乃铁生也。”奚冈于是从此自号铁生。又有一次，钱塘一个贵官久慕奚冈之名，连请四次去他府上作画。奚冈不得已去了，贵官却高卧未起，奚冈心里已经很鄙视他。及至见面，这个贵官又是傲慢地索画，又是限定日期。奚冈大怒，直斥对方无理。对方也很生气，就把此事告到县令那里，责令县令处罚奚冈，县令劝奚冈去赔礼道歉，奚冈坚决不肯。县令久闻奚冈个性，感叹地说：“吾岂以贵人故辱高士哉！”最后释放了奚冈。

需要强调的是，气节在不同的时代和阶级中有着不同的内涵。有些人的所谓“气节”比如江湖义气，是不可取的。等级社会中有些人把愚忠当作气节，这也是不可取的。纣王的叔父箕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箕子因为纣王暴虐，多次劝谏，均遭拒绝。他因此叹息道：“知不用而言，愚也；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箕子既不愿助纣为虐，又自知言而无用，只好披头散发，伪装疯癫，被纣王贬为奴隶。箕子的这种行为曾被人称为是气节高尚的表现。《周易·象传》说：“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类似这样与对帝王的愚忠联系在一起的节操，是不足取的。高尚的节操，必须与正义、进步的事业相联系，必须以推动历史进程为前提，这样的节操，才是我们应该提倡和自勉的。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节操反映在每个人的一言一行、每时每刻中。不过，节操也有大小之分。所谓大节是指人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来的节操和品质。曾参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也就是说，具备大节者才是品德高尚的人。当然，一个具备优秀的修养与德行的人，应该既重视大节，又不忽略小节。事实上，不注重小节的人，也注定不会把握大节。但是，相对而言，大节较之小节更能磨炼人的意志和信仰，因而也就更加重要。高尚的节操往往在事关个人生死、宠辱、穷达的关键时刻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里，孔子将松柏比作高尚的节操，松柏不畏严寒，在万物凋零之际仍然生机勃勃，具备高尚节操的人，也能够像松柏一样经得起任何艰险的考验，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坚贞不渝，为真理和正义不惜一切。荀子也说：“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无日不在是。”艰危的环境成为人的节操的试金石。“不艰难，不见忠臣之心；不临财，不见义士之节。”“临利害，遇事变，然后君子之所守乃见也。”真正的仁人君子，即使在最艰险的时刻也决不以失节毁节为前提去趋利避祸、变节求荣。

书法史上“颜体”的创始人颜真卿，784年（唐德宗兴元元年），虽年过七十，但他不顾衰老之躯，受命前往劝喻发动叛乱的节度使李希烈，反遭李希烈扣留，李希烈派人说服他归顺叛军，都遭到颜真卿的严词拒绝。李希烈又以丞相一职作诱饵，引诱颜真卿屈服。颜真卿义正词严地说：何谓宰相！你们知道那个因为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他是我的兄长。我现年已过七十，我知道守节而死，岂会受汝辈的诱胁！恼羞成怒的李希烈见诱降不成，又派人挖了一个大坑，要活埋颜真卿。颜真卿毫无畏惧，他对李希烈说：死生已定，何必如此费力呢！只要以一剑与我，岂不就会让你完结心事吗！颜真卿宁死不屈，最终被李希烈缢死。明末名臣史可法，在清兵围困下坚守扬州，最终城破被俘。面对劝他归降的豫亲王多铎，史可法怒骂道：“吾为天朝大臣，岂肯苟且偷生，做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屈，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在慷慨就义前，史可法又说：“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以宽，万不可杀。”史可法在舍生取义时，仍不忘扬州的广大老百姓，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

战争和社会的动荡都是考验一个人节操的关键时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具备高尚节操和风骨的人，能够在相对平和的环境下为了信守自己的道德人格，刚直不阿，疾恶如仇，敢于抛弃自己的一己私利，主动向社会恶势力宣战。海瑞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在历史上与包拯共被人称为“青天”的海瑞出生在一个清苦之家，但他从小志向远大，在少年时即立志“必为圣贤，不为乡原”，还以刚直不阿之意自号刚峰。海瑞一生仕途坎坷，但是为了信守和实现自己的人格誓言，他不畏权贵，鄙视封妻荫子、高官厚禄等世俗虚荣，为了国家社稷的兴亡，敢于在惊涛骇浪中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海瑞仕途的第一站，不过是福建南平县一个小小的儒学教谕，但是为了维护师道尊严，他敢于冒着被罢官之险，坚持不向上司下跪。在任浙江淳安县知县期间，他拒绝向上逢迎，从不对上司馈送行贿。他说：“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耶！”即使因此会招来祸患，也决不去迎合这种流俗。海瑞任户部主事期间，当时的皇帝明世宗为求长生不死，“专意斋醮”，平日不理朝政，不见群臣，朝臣不敢在皇帝面前言时政，奸佞之臣更是投其所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忧国忧民的海瑞独自上《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以率直的言语指斥皇帝“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海瑞直截了当地指责皇帝过失甚多，为求长生而指望天赐仙桃药丸，这种想法更是捕风捉影，理之所无，怪妄尤甚。海瑞的上疏直指皇帝的痛处，其措辞之激烈率直，确实起到了当头棒喝的作用。对于自己的这封完全可招致杀头的上疏，海瑞自己也认为必死无疑，但是他显示了超人的镇定和勇气。他拿二十两银子向同乡王忠铭托以身后事，他向妻子诀别，买好棺材，解散僮仆，然后从容赴朝房“待罪”，准备慷慨赴死。世宗皇帝见到了海瑞的奏折，果然怒不可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准备派人火速将海瑞捉拿，以防他畏罪潜逃。但是当他听到海瑞视死如归的态度后，反而有所反思，最终没有将海瑞置之死地。六品小官海瑞敢骂皇帝，消息传出，朝野震惊：“一日而直声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海瑞的高尚节操不仅表现在他的不畏权贵，还体现在他的勤政清廉、高风亮节。海瑞的清贫在当时可谓有目共睹。他平时穿布衣，吃粗粮，为老母祝寿不过买肉二斤，还令家仆在官衙中的空地种菜，僮仆去林中砍柴。海瑞所到之处，为政雷厉风行，拯救困穷。为整顿吏治，他敢于摧折权贵，不惮为民请命。在他任职的地方，权豪势官皆敛迹屏息，有的竟至避移他省，贪污者也无不望风解印绶而去。在海瑞任应天巡抚期间，有一显富者将自家的大门漆成红色，听闻海瑞次日要来，一夜间赶紧换成黑色。还有一个一向骄横奢纵的官吏，出入都要动用八人抬的大轿和大批随从。有一天见到海瑞后，即觉内愧气损，不能自安，不久就将轿夫随从减半。由此足见海瑞励精图治的效果。海瑞的人生信仰和坚定个性造就了海瑞刚直坚定的政治风骨和气节。即使对他心怀不满的官僚也不得不称赞他说：“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在当时及以后，海瑞都因其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品格而被广泛传颂。

结我团体，振我精神

南宋文天祥在被囚禁期间，曾作《正气歌》以明心志。他认为，天地之间的正气在人间表现为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在和平安定的时候，会如煦煦春风，弥漫朝野；在危难之时，就会表现出高尚的气节名垂青史。文天祥还列举历史上的正气事迹以自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董狐秉笔直书，苏武持节牧羊，祖逖渡江击楫，张巡杀身成仁，正是这一曲曲悲壮的正气歌促使文天祥决定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用自己的生命兑现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诺言。文天祥这里所描述的“正气”，就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动力——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个人节操与家国命运相联系的产物，是个人节操的升华。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这种民族气节表现为对内不畏强暴、坚持正义，对外同仇敌忾、为了民族利益甘于牺牲一切。越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就越能体现出民族气节的伟大和高贵，就越能反映出民族气节对于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在民族气节的感召下，无数民族英雄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捍卫了民族的尊严，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铁骨脊梁。

在杭州南屏山北麓，长眠着三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民族英雄，他们的名字几乎每位稍读历史的人都耳熟能详：宋代名将岳飞、明代名臣于谦以及抗清名士张煌言。自幼发誓“尽忠报国”的岳飞，在社稷危亡、山河破碎之际，“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率领岳家军浴血奋战，忍受着朝廷的种种猜忌和奸佞之徒的陷害屡建奇功，收复了大片失地。几百年后，“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的于谦借鉴北宋南迁的历史教训，在明英宗被俘的情况下，力排众议，另立新君，并率军在北京大败来犯的瓦剌，自己则因此被冠以“谋逆罪”而惨遭杀害。明末抗清义士张煌言深受岳飞、于谦这种民族气节的感染，决心效仿岳飞、于谦为国捐躯，誓不失节。他在绝命诗中写道：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张煌言最后从容就义。人们遵照他的遗愿，将他葬在临近岳飞、于谦墓的地方。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脉，像岳飞、于谦、张煌言这样勇于与异族压迫者做殊死抗争、为民族利益粉身碎骨的民族英雄可谓举不胜举。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在不同时代和环境下被一代代人传诵、实践、发扬光大。明清以降，民族气节更成为中华民族抗击外国侵略的精神支点。戚继光抗击倭寇，郑成功收复台湾，他们为祖国的统一和富强所做出的贡献彪炳史册。在屈辱的中国近现代史上，面对着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使可贵的民族气节愈加得到彰显。林则徐虎门销烟，年近七十的老将冯子材在中法战争中冲锋陷阵，邓世昌在甲午海战中与敌同归于尽……民族气节不仅表现在无数浴血沙场的将领和战士身上，而且内化在每一位爱国志士的心里。1948年，全国学生发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的签名活动。在此时，国民党为了欺骗和收买知识分子，向知识分子发放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低价购买到“美援面粉”，在当时物价暴涨的形势下，这种配购证就像是香甜的诱饵，对贫困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在吴晗送来的拒绝美援和美国面粉的签名单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拒绝美援和美国面粉的宣言上签名，这意味着每月的生活费用要减少六百万法币。下午认真思索了一阵子，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该逃避个人的责任。”他一直信守自己的诺言，直至临终时还告诉家属：“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针对此事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 ‘救济粮’。……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民族气节还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内化在志士仁人的一举一动中。1919年，被称作“中国现代绘画之父”的青年徐悲鸿满怀着对艺术的热忱前往法国留学。在旧中国受尽凌辱的时代里，中国留学生常常被人瞧不起。徐悲鸿也感受到了外国学生的轻蔑和挑衅。为了给自己的祖国争一口气，徐悲鸿潜心求学，发愤成才，他相信，外国人能创作出来的世界美术巨作，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创作出来。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期间，徐悲鸿的作品连续在各种竞赛中获得第一。20世纪30年代，徐悲鸿在欧洲举办了第一次中国美术展，使对中国美术知之甚少的外国人首次欣赏到了中国美术的艺术价值和强大魅力。此后，徐悲鸿的作品多半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气节、生活、愿望等，周恩来同志谈到这一点时说：“不论西洋画、中国画，有气节有正义感的还是徐悲鸿。”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的人。1932年，还是东北大学学生的刘长春在张学良的赞助下准备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当时，为日本人控制的伪满政府企图让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参赛，但刘长春义正词严地宣布，他代表的是中国。由于资金不足，刘长春只能从海上前往，在开赛前一天才到达。因为旅途劳累，体力不支，成绩并不理想。但是刘长春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与他的名字一样，在中国体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缅怀这些胸怀高尚的民族气节的英雄人物，既是对我们的勉励，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自己肩负的民族责任和使命。还是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来作为本章的结语：“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德行篇

宽则得众

《庄子·秋水》有这样一则寓言：秋水到来之际，百川之水都汇入黄河。河伯因此洋洋自得，以为天下之壮观都集中到了自己这里。他顺流而下，来到北海，向东眺望，却见海水之大，茫无边际。北海神对怅然若失的河伯说：是不可以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的，因为它为空间所限制；夏虫不可以与之谈冰，因为他受时令的限制；穷乡僻壤的书生不可与之谈道，因为其受教育的限制。大海之所以浩渺无边，是因为它认识到相对于天地来说，自己是非常渺小的，因此，它不会因为百川入海而骄傲，也不会因为比别的河流容量大而自我夸耀。其实，大海如此，对于人而言，具备海一般谦逊宽广的胸怀，也是获取成功人生的必要条件。

宽广的胸怀是高尚的修养和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宽广的胸怀能够获得和谐的人际关系，《论语·阳货》说：“宽则得众。”胸襟宽阔者往往都对他人不求全责备，能够多看他人的长处，常言人长、慎言人短，不念旧恶、不计前嫌，因此能够得到较高的威望。历史上唐朝魏徵在《群书治要·老子》中说：“地洼下，水流之；人谦下，德归之。”有远大志向者度量则更需博大。宋代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洵亦认为：“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林逋在《省心录》中说：“和以处众，宽以待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否则“志大量小无勋业可为”。他认为志向再远大，如果度量狭小，同样建立不了什么大功业。

提到宽容，人们都会想到历史上著名的“将相和”。蔺相如用谦让打动了嫉妒心强的廉颇，促使廉颇负荆请罪，二人成为生死之交，从而加强了国家的安定。宽容有利于局面的稳定，对于个人事业的成败而言，宽容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曹操个性为人峻急，甚至扬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但是，作为政治家，曹操有时又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他对关羽甚为欣赏，宠爱有加，即使当他发现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时，仍重加赏赐，而且在关羽走后，还劝左右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此外，曹操坚持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地选贤举能，甚至对杀了自己儿子的人也加以使用，陈寿因此称他“不念旧恶”。可以说，这种政治家的宽容使得曹操能够网罗天下人才，成就一番事业。北宋时有一个叫吕蒙正的人，初入朝堂参加政事时，有人指着他轻蔑地说：像这样的人也能参政吗？吕蒙正佯装不知走过。同行的人很气愤，想追问这个人的名字，被吕蒙正阻止了。罢朝后，他的朋友仍然为他打抱不平，后悔没有问清楚。吕蒙正则回答说：如果一旦知道此人的姓名，就会终身不忘，所以还不如不知道的好。时人都佩服他雅量高致。心胸宽阔的吕蒙正连任宋太宗、宋真宗两朝首辅，这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明代名臣宋濂，胸襟坦荡，明太祖朱元璋召问他群臣好坏，宋濂只列其善者，他说：“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宋濂的宽容并不是做一个是非不分的好好先生。有一个叫茹太素的主事向皇帝上万言书，指责皇帝过失，朱元璋非常愤怒，诘问群臣。许多人都害怕得罪皇帝，附和说：此乃大不敬。独有宋濂回答：他这才是尽忠于陛下。陛下不是要广开言路吗，怎么可以深究他呢？宋濂宽厚待人的博大胸怀，使他在朝野都获得了很大的威望。宋濂字景濂，朱元璋赞赏他说：“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

应当看到的是，宽容并不是无原则地迎合和妥协，不是好人主义。司马光说：“宽而疾恶，严而原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古人主张宽严相济：“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宜严，待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宽以待人应该与疾恶如仇并行而不悖，否则，宽容就会变成姑息和纵恶。

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以尊贤而容众为世人景仰。蔡元培主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人描述他：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到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蔡元培宽以容众的个性使得他能够用兼容并包的方针创办北大，使得众多的时代精英能够在北大这片自由的天地里一展宏图。在他首任北大校长期间，所罗致的人才中，既有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又有复辟派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之一刘师培，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吴稚晖，以及后来成为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等等。当时，有些守旧的学生对陈独秀、胡适等几位教授表示不满，而另外一些思想新潮的学生则对辜鸿铭、刘师培等进行攻击。蔡元培耐心地开导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复辟或君主立宪。正是蔡元培这种海纳百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精神，使北大从暮气沉沉的书斋蜕变成为自由与民主的发祥地。宽容的品质在蔡元培先生对待日常小事的态度上也可以体现出来。蔡元培任校长时，每天接见大批客人，甚至素不相识的商店伙计拿着书本来请教，他也从不厌烦，仔细讲解。晚年时，许多人都慕名请他写书签，作书序，甚至做种种烦琐小事，蔡元培都有求必应，以致有些人认为他待人过宽。实际上，这些不正是蔡元培容纳众流、不厌涓滴的体现吗？但是，蔡元培的宽让并非没有原则。五四运动前夕，北洋政府对他大施压力与恫吓，并派说客劝他解聘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则坚定地回复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样针锋相对的回答，反映了这位大教育家大无畏的精神气质。1930年，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名北大同学请蔡元培向蒋介石推荐自己，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元培促成。蔡元培很快回电，只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可见蔡元培在大事上是决不随意妥协的。

满招损，谦受益

养成高尚的德行，不仅需要宽广的胸怀，还要有谦虚的品质。虚怀若谷，善于倾听别人的批评和意见的人，能够不断修正自己的缺点，从而走向进步。反之，骄傲自满、目空一切者只会陷入失败的深渊。我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谦虚谨慎和骄傲自大对人生成败的重要影响。唐代魏徵说：“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是说地位显赫和功成名就者应该保持谦虚谨慎。另外，统领千军的将领也应当谦虚。诸葛亮说：“将不可骄，骄则失败，失败则人离，人离则众叛。”老子下面这段颇具辩证法的话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很富有启发性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一个人不自我表现，不自以为是，不自夸，不自高自大，恰恰能够彰显自己，取得成功。推崇谦虚的古人还把谦恭分为三类：有声名而不自满，称为“鸣谦”；有功劳而不骄傲，称为“劳谦”；施惠于人而不自居，称为“㧑谦”。总之，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谦虚的品质，这样才会永远进步。

谦虚是成功的基石。谦恭待人者并不意味着就会默默无闻。东汉有一个“大树将军”冯异，他对光武帝刘秀有救命之恩，是东汉的开国功臣，但一论功赏，自己就“独屏树下”，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功劳，不计较自己得到的赏赐有多少。但是，冯异的功劳并没有因为自己不事张扬而湮没，他的谦恭愈加赢得大家的尊敬。真正的谦虚不是盲目地贬低自己，而是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自知而知人，通过学习和利用他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汉高祖刘邦分析自己能够战胜项羽得天下的原因时说：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调运军粮，我不如萧何；论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他自己的长处不过是能够任用这三个杰出的人才，所以就能得天下。谦虚是一种处世态度，也是求得进步的一种方法。顾炎武是享誉明末清初的一代大学者，但他虚怀若谷，严于律己。他作《广师》篇，详细地分析了自己与他人相比在各个领域的不足：“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顾炎武的谦虚既是对他人的肯定，也是对自己的鞭策。对自己的成就永远保持这样谨慎而客观的态度，正是这位一代鸿儒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谦虚的反面是骄傲自大。如果一个人容易骄傲自满，即使他天资多么聪慧，才华多么出众，也注定会尝到失败的苦果。大哲学家王阳明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傲者众恶之魁。”曾国藩也说：“傲为凶德，骄为败征。”刘邦因善揽人才而得天下，反观楚霸王项羽却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他不虚心听取谋士范增的意见，所以注定要失败。司马迁也认为，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又试图“以力征经营天下”，及至最后垓下被围，乌江自刎，仍然“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这正是导致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谦虚和骄傲，对于事业的成败就是起着这样关键的作用。三国名将关羽败走麦城，也是因为骄傲所至。关羽骁勇善战，对刘备忠心耿耿，为蜀汉江山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时人称他为“熊虎之将”“万人之敌”。然而，关羽孤芳自赏，刚愎自用，他居功自傲，不顾大局，这样的致命弱点终于导致了他败走麦城、惨遭杀害的悲剧，并使蜀汉政权面临着不利的局面。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一个人在追求事业的过程中，必须养成谦虚的品质。即使是在事业成功之后，也应当力戒骄傲。西周时期周公在送儿子伯禽去鲁国就封时殷切告诫他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三国时曹操在《短歌行》中表达了他对周公这种谦虚的品质的推崇：“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确，周公呕心沥血辅助成王，使周朝的统治达到了盛世，周公虚己待人的品格也为后人传颂。综观历史上有所成就的帝王，也都像周公一样，谦恭自守，礼贤下士。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为了去拜见一个叫稷的职位低微的小臣，一天去了三次，仍然不得见。他的随从说：您乃万乘之主，一天三次去求见一介布衣之士都没有见到，也可以到此为止了。齐桓公回答说：不然。士人对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一旦骄傲起来，固然可以轻视其君主。君主对于自己的霸业一旦骄傲起来，固然也可以轻视其属下。即使稷敢用骄傲的态度对待他的爵位和俸禄，我又怎么敢用骄傲的态度对待霸业和王事呢？这样经过五次往返才见到了稷。唐太宗李世民也和魏徵等群臣说：“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他承认自己每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即使自己这样“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进言说：“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够有这种常谦常惧的精神，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正是因为他能够长期坚持谦恭自守，卑以自牧，因此，在他统治时期，出现了魏徵所说的太平盛世。谦乃福因，骄乃祸首。《吕氏春秋·骄恣》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证之以吴王夫差因骄丧身，隋炀帝因骄亡国，历史上这些鲜活的正反面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谦虚的重要性。

当然，谦虚不是自卑，谦虚也不是毫无条件地畏缩退让。古人在讲求谦恭待人的同时，并没有将谦虚与妄自菲薄等同起来。谦虚者能够自尊而尊人，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后努力进取，而不是过分地低估自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和信念。在虚怀若谷的前提下，历代哲人鼓励人们要当仁不让。分清了谦虚和自卑的界限，谦虚就一定会给人生带来更多的收获。

进德以诚

诚信，是传统道德修养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诚信，即是指对他人开诚布公，言而有信，不自欺欺人。《礼记》说：“君子诚之为贵。”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诚应该是一个人的修心立身处世之本，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认为：“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指出，求知修身的最高道德境界即是“立诚”。他说：“故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只有诚实守信者才会赢得他人的尊敬和信赖。诚实并不是愚笨。北宋著名词人晏殊，天资聪慧，却以诚实著称。他在14岁时因为文采出众被人推荐到朝廷。宋真宗为了考考他，就拿着前几天殿试的题目让他做一遍。晏殊却老老实实地说：我几天前就做过这个题目，请陛下再另外出一题吧。宋真宗非常欣赏晏殊这样的诚实可信，就赐他“同进士出身”。清代一个叫蔡璘的人，有一个朋友将千两黄金托付他照管，而且没有立任何凭据。没过多久，这个人突然死了，蔡璘于是把钱归还给他的儿子。朋友的儿子非常惊讶，说：嘻！哪有这样的事情，给你寄来千金，竟然连张字据都没有？而且父亲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蔡璘笑着说：字据在我心中，不在纸上，你的父亲了解我，因此没有和你说。蔡璘因此以重诺尽责为时人称颂。

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必要条件。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程颢指出：“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也就是说，干任何事业，都必须以诚信为本。《左传》载：齐国大臣崔杼杀了自己的国君后，当时的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齐太史兄弟三人和南史氏为了求得信史，秉笔直书，宁死也不愿为后人留下歪曲事实的历史记录，这充分地体现了他们诚信不欺的品德。诚信是叩开真理之门的唯一手段，更多的人则以诚信作为成就事业的基本原则。林则徐一生追求“实事求是，不涉时趋”，他“待人以恕，接人以诚”，为国兢兢业业，尽职尽忠，屡建功业。近代史上与孙中山并称“孙黄”的黄兴，为革命出生入死，威望素高。黄兴一向真诚待人，从不居功自傲。他以“无我”“笃实”自勉，抱定“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的信念。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由于内部出现了多次纷争，有人欲让黄兴取代孙中山，但被黄兴坚决制止。他号召大家要支持拥护孙中山，为共同的革命目标而斗争。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有些不满孙中山的人又借机挑拨，怂恿黄兴另外建党。黄兴马上批驳说：“领袖惟中山，其他不知也！”黄兴高尚的品格和卓越的功勋一样赢得了同志的爱戴和后人的崇敬。就是自视甚高的章太炎也评价他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诚实守信不仅是做人的根本，而且也是治理天下的关键。管仲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孔子也认为诚信是一个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基础。他提出治国的三要素是“足食，足兵，民信”，如果三者中必须去其一，可以“去兵”，再不得已去其一，可以“去食”，只有“信”是万不可去的，因为无信则国不立。一个国家一旦失信于民，就会面临亡国的危险。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是把“诚”提到了天道和人道的高度。春秋时期商鞅变法时，为了取得百姓的信任，表示自己言而有信、有令必行，在秦国都城后面市场的南门旁竖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柱，并张贴告示，凡有能将木柱从南门搬到北门的人，一律赏金十两。围观者无人相信。商鞅见此情景，又令人重新张榜，将赏金改为五十两。有一个人将木柱从南门搬到了北门，马上得到了五十两赏金。商鞅此举证明了他坚持变法的信心和诚心。自此，商鞅变法得到了社会普遍的信任，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推广开来。北宋王安石有感于此，还专门作《商鞅》诗一首：“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可见商鞅以诚取信对于后世影响之大。

诚信是道德修养中的重要内容。要做到诚信，首先应该像我们提到的商鞅、蔡璘等人一样，做人做事都做到不自欺欺人，言而有信。其次，诚信要求有一个坦荡的胸怀，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心如明月，与人坦诚相待，开诚布公。诚信讲求一诺千金，但绝对不会随便许诺；诚信需要相互的忠诚和信任，但绝不是愚忠愚信。总体来看，诚信与谦虚、宽容都是相互关联的。谦虚者不夸大其辞，不夸夸其谈，宽容者以诚待人，以德服人。具备这样德行的人，才会拥有一个充实而辉煌的人生。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治学篇

业精于勤，荒于嬉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于个体来说，知识是通往理想彼岸的必然途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每个人的人生和命运的航向。《礼记》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荀子·大略篇》也将学问对人的重要性比之为璞玉和琢磨的关系，还举例证明知识对人生的重要影响：“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和氏璧在未经雕琢前，如同井里的石头一样普通，经过玉人的琢磨，就变成了天子的宝贝。子赣和季路原来不过是粗鄙之人，师从孔子后，接受了知识的熏陶，掌握了道德礼仪，就成为天下的名士。

的确，知识是实现人生价值、获取人生意义的重要因素，没有知识，人和动物将没有任何区别。然而，求取知识的道路则无疑是一个艰辛曲折的过程。历代名人对于如何治学，留下了许多名言警句和动人事例。《管子·乘马》说：“今日不为，明日亡货。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生命的有限决定了只有珍惜时光，才有可能获取更多的学问。若要惜时，则只有勤勉。因此，勤勉和惜时是为人们所极力强调的治学的两个要素：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颜真卿劝勉少年人珍惜光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与伟大专一的志向一样，勤奋好学应当是治学道路上所必备的品质，是增长智慧和成就大事的必备条件。古有孙康映雪读书、匡衡凿壁偷光、王育折蒲学书、车胤囊萤勤学的事迹和美谈，可以说，历史上一切成就大学问和大事业的人无不具备勤奋好学的美德。孔子总结自己治学的经过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一生勤勉读书，其晚年读《易经》时，由于读书勤奋，系书简的牛皮绳断了多次，被后人称为“韦编三绝”。战国时苏秦在以连横之策说秦而不用后，随身所带钱财丧尽，形容枯槁，面色黧黑，一脸狼狈回到家中，妻子看到他，冷淡得连织机都不停，嫂子也不给他做饭，父母连话都不与他讲，苏秦感喟到皆是因为自己学识浅薄所致，于是发愤读书，每当读书困倦欲睡时，就“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经过一年这样的苦读，终于揣摩而成合纵之策，以之说服六国，佩六国相印，为纵约之长，实现了自己的志向。

应当指出，勤奋并不是仅针对天资愚钝者而言的，天资聪慧者同样需要勤奋刻苦才能尽早成才。宋代司马光七岁时已经是一个神童：“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但他从此更注重勤奋读书，经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天才加勤奋造就了司马光的提前成才，在他十五岁时，这个品学兼优的少年的文章已被时人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禀赋聪慧，才华横溢。他在辞世前的十年间埋头著书，每年著述量近四十万字，下笔每日五六千字，其著述之神速十分惊人：他著《清代学术概论》，仅用一周即成；《陶渊明年谱》，仅用三日而成；著《戴东原先生传》，竟在一昼夜间即著成。这样惊人的才华，实际上与他的勤奋是分不开的。世人在惊叹于他著述之博大精深的同时，又何曾想到他日日著书，差不多夜夜都到天亮。梁启超对学术的投入确实已经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因为著《中国通史》过度劳累，患呕血病甚久，但仍然不顾医嘱，笔耕不辍。1928年，他在医院养病时，还托人寻觅辛弃疾的资料，当他得到《信州府志》等资料时，大喜过望，竟然不等病体痊愈，即携书出院回家，继续《辛稼轩年谱》的著作。对于梁启超而言，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手下无笔、眼中无书，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无异废人。梁启超曾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五十六岁时，梁启超溘然长逝，这与他长期以来过分勤奋、积劳成疾有重要关系。

勤奋是治学所应具备的品质之一，此外，在求取学问的道路上还应该具备一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品质。杜甫从七岁开口咏凤凰始，一生作诗不辍，直至晚年病卧舟中，还以极大的功力写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他对诗句字斟句酌，发誓“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创作上尽了极大的努力，“新诗改罢自长吟”，这是他写诗的必经过程。为了字句的精美和音调的完善，他为一首新诗反复吟唱，往往达到了忘我的地步。提出“业精于勤”的韩愈，记述自己平日“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大诗人白居易也自述其读书生涯：“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古今中外许多传世之作，大都是耗费了作者大半生乃至毕生的精力才问世的。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时，经常“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他因为害怕睡觉过头而影响工作，用木头做了一个光溜溜的枕头，取名“警枕”，只要头一转动，“警枕”就会滚动，熟睡的人就会惊醒，起来继续工作。修撰《资治通鉴》的工作继续了十九年，孜孜不倦的工作使得司马光“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最后修撰的残稿竟堆积了有两屋之高，稿子皆用蝇头小字工整书写，没有一字潦草。明代李时珍在“穷搜博采，芟繁补缺”的情况下，经二十七年，阅书八百余家，三易其稿才著成《本草纲目》；顾炎武生平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他所至之地，以两匹马载书，如若在边疆山地，就与年老的士卒询问曲折，每遇到与平日所闻不合者，“即发书对勘”；如若在平原旷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顾炎武一生著述颇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日知录》系其积三十余年而成的苦心孤诣之作。另外，让我们看下面这样一组数据：司马迁著《史记》十八年，玄奘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耗时十九年，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十八年，谈迁著《国榷》二十七年，阎若璩做《古文尚书疏证》三十余年，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三十余年，哥白尼著《天体运行论》三十年，歌德写《浮士德》用了六十余年。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勤勉和毅力是治学所必备的态度。此外，治学还应该有适当的方法。在古人为我们留下的诸多关于治学方法的名言中，孔子的学生子夏有一句最为精辟。他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一句话成为后代学者治学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宋代苏辙对这句话做了专门的解释，他说：君子无所不学，但是不可能把全部作为自己的志向，志向必须只有一种才可以。如果志向上无所专一，即使知识广博，但也只是杂学，这叫作“博学而笃志”。将要提出疑问时，一定要抓住问题的根本；退下去自己思考，一定要从最浅近、切实的问题着手：这叫作“切问而近思”。如果能够掌握这几项原则，则治学的效率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所谓博学，即是要广泛学习各方面的有关知识，以开阔视野，避免孤陋寡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知识的博大精深是产生好的作品的前提和基础。孔子的学生子贡称赞孔子无所不学：“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宋代哲学家张载指出，博学是使学问愈益精微的重要基础：“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参较琢磨，学博则转密察，钻之弥坚，于实处转笃实，转诚转信。故只是要博学，学愈博则义愈精微。”张载还举例说，舜就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他好问善问，注重观察，浅近的话也能引起他的注意，因此才能成为圣人。朱熹也认为：“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康有为指出，博学是为学和学有所成的重要基础：“不阅四方上下，则不知何者为中；不鉴古今中外，则不知何者为宜；不穷飞潜动植、鬼神物怪，则不知人道；不遍考诸子各教、是非得失，则不知圣教。盖物多连贯而成者，不博极群书，不能明一义；不为普通学，不能事专门。”

历史上博学的典范有许多。蒲松龄的一部《聊斋志异》，本身就是他一生博学的结晶。后世学者评论说：就以《聊斋志异》而言，涉及掌故如到四部及其他杂著中去钩稽，列一个清单，将成为一本书。仅以史类而言，涉及《史记》的本纪、列传、书等不下四十余篇。其他如《汉书》《后汉书》《晋书》《唐书》《三国志》《宋史》《北史》《南史》《五代史》《元史》《新五代史》《新唐书》等，足有数百篇之多。至于历代作家、诗文，其数量更为可观，从屈原、宋玉、司马相如、贾谊、司马迁到张衡、蔡邕、班婕妤，从曹植、阮籍、陆机、左思、潘岳、陶潜、鲍照、沈约、江淹、庾信等魏晋南北朝诗人乃至于唐代李、杜、白、韩、柳这样的大家，还有韩偓、陆龟蒙、杜荀鹤、聂夷中等许多诗人词家，无不被他所注意。那些志怪、志人、传奇、侠义小说，被他引用的，不可胜数。顾祖禹通过博览群书，对过去的舆地著述感到很不满意，他说：“余尝读《元和志》，善其敷陈时事，条列兵戎，然考古无乃太疏。《寰宇记》自谓远轶贾（躭）、李（吉甫）之上，而引据不经，指陈多误。《纪胜》山川稍备，求其攻守利害则已迂。《广记》考核有余，而于形势险夷则未尽晰也。《胜览》以下，皆偏于词章之学，于民物远，犹无当焉。国家著作之材，虽接踵而出，大都取裁于乐史、祝穆之间，求其越而上之者，盖鲜也。”有感于此，顾祖禹写成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地理著作。

应当指出，博学不只是学者著书立说所应具备的治学条件，对于政治家、军事家来说，博学也是必备的一种素质。诸葛亮青年时代拜庞德公、酆公玖、北极教主为师，为学范围极广，道德经济文章、兵学阵图韬略、天文地理道法无不在其内，这些都成为他后来能够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辅佐刘备成就霸业的雄厚资本。康熙帝玄烨自从五岁开始读书，一生苦读不倦。他在《庭训格言》中说：“朕自幼好看书，今虽年高，犹手不释卷。诚以天下事繁，日有万机，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时常看书，知古人事，靡可寡过。”康熙皇帝读书涉猎颇广，在经史子集之外，他对天文、地理、历法、算术、军事、法律、音乐、美术、医药均有广泛研读，他还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等学习欧几里得的初等几何和阿基米德的应用几何，学习来自西方国家在天文、地理、生理解剖等方面的最新科学知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好学和博学的皇帝，清代康熙一朝仅经康熙帝“钦定”的图书就有《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子史精华》《佩文韵府》《古文渊鉴》《渊鉴类函》等。

历代学者在倡导博学的同时，还一再强调“博学”要与“笃志”联系在一起。应当说，“博学”的目的是为了“笃志”。孟子提倡“博”和“约”的结合，强调博以反约：“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博是约的途径，通过博学，人们的思维可以更加深刻缜密，从而能够从纷繁的表象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荀子也说：“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如果知识再多却没有特别的爱好，学问再广博却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这样的治学方法是不足取的。康有为在指出博学对于治学的重要性时，还认为博学不是滥学，也不是杂学，在广泛猎取知识的时候，还要知道“泛滥而当知归，勿流荡而至忘反耳”。的确，一些伟大的著作，通常就是在博学的过程中完成的。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正是因为他有感于当时的本草诸书中“舛谬差讹遗漏不可枚举”，因此他“奋编摩之志”，决心编写一部新的药物学著作。带着这样的志向，李时珍参阅书籍八百余部，而且从1567年（隆庆元年）起，李时珍就用若干年外出访药，他的足迹遍布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河南等省，为了采集药物标本，他跋山涉水，不辞千辛万苦。李时珍不耻下问，他常向农夫、牧人、药材商人、猎人、矿工、药农、车夫等虚心求教，从各种地方广泛了解各种动植物的生长环境、生活习性、形状特征，以及药物的采集、炮制和保存方法等。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他还遍尝百草，亲自临证实验，考察药物特性，经过这样广泛的学习，终于著成《本草纲目》。

在博学的基础上，为学还要做到勤于思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孔子在讲学习和思考的辩证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和思考是相辅相成的。只学不思会变得茫然而无所得，只思不学同样会陷入迷惘。孟子提倡读书的过程中必须对所学的内容加以思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自己还举例说，《尚书·武成》篇记载周武王伐纣之事，有“血流漂杵”的描写，孟子认为周武王是极有仁德之人，讨伐纣王绝不会使血流得使杵都能漂起来，因此对这样的描写心存疑问。他说：“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荀子也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一个博学的人又能够每天坚持思考不断反省，这样的人必定会更加明智。思考是对学习的深化和提高，许多伟大的作品和科学创造无不是经过千百次的思考而得来的。王羲之对书法的思考常常如醉如痴，以致以墨当食而浑然不知；西晋文学家左思年少时先后学习书法和琴艺，都不成功，被人认为资质愚钝，左思发愤苦读，立志勤学，用了十年时间构思而成《三都赋》，在门庭、厕所都放置纸笔，随想随记，终于酿成旷世名篇，为豪贵之家竞相传抄，几至整个洛阳城纸价也狂升了好几倍，在中国文学史上构筑了洛阳纸贵的佳话。

不耻下问也是为学的重要方法。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到了周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笑他不知礼。孔子回答说，不知者就要问，这就是礼。南北朝文学家颜之推在著名的《颜氏家训》中也教育子弟，为学要多与人切磋，好问则裕。他引用《尚书》与《礼记》上的话说：“《书》曰：好问则裕。《礼》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起明也。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差失者多矣。”通过向人请教和切磋，所获取的知识要远比闭门读书者多。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历代的大学者都提倡勤奋苦读，但这种发愤读书绝对不是闭门造车。古人提倡知与行的结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实践中学习。荀子说：“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在著名的《劝学篇》中，荀子更详细地讲道：“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人的学习不应该只局限于书本中，而更应该注重在实践中学习，这样的学习往往更能使自己的认识得到升华和丰富。清代学者钱泳认为，读书与实践，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他举例说：经常见到老书生勤奋不懈地在故纸堆中埋首苦读几十年，而一旦走出房门，就不知道东西南北，这种情况可谓比比皆是。然而年老的绍兴师爷，以及白发苍苍随同主人四处奔波的长随，常常走遍了十八个省份，而若问其当地的山川形势、道路远近、风俗厚薄、物产动植，则也一概茫然如梦，这样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因此，不读书或读死书都是不对的。只有将学到的书本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或者在社会实践中加强对书本知识的理解，才是真正有效的为学之道。

谈及书本经验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古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正反面的例子。战国时关系赵国存亡的长平之战，因为起用了只会纸上谈兵而毫无作战经验的赵括做大将军，结果因为赵括根本不懂得指挥军队，使赵国军队被围困四十多天，粮草尽绝，在突围时，又由于赵括指挥无方，四十万赵军尽被坑杀。其实，依靠脱离社会实际的八股文取士的封建科举考试又造就了无数个赵括，其结果是导致了中国在社会发展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导致了近代人才的长期困乏。另一方面，历代成就了大学问的学者，无不是将书本知识与阅历社会这本无字之书相结合的典范。

司马迁二十岁时，因为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决定完成一次遍及全国的大游历。这次游历遍及大江南北、淮河两岸以及中原河山，历时二三年。在当时交通不便、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司马迁行程万里，跋山涉水，读无字之书，通过阅历山川增添了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他凭吊贾谊故里，追寻屈原足迹。他在齐鲁瞻仰了孔子的庙堂礼器，在淮北采访刘邦、韩信、萧何、张良的早年遗事。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记载，司马迁廓清了武王定都所在地为洛邑。对于一位二十岁的青年来说，此次大游历使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能力，扩展了胸怀，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座里程碑。此后，司马迁又奉使西征巴蜀，这次奉使之游足迹遍及云、贵、川等西南各地，历时一年零三个月，这次游历为他此后首创民族史传提供了重要素材和思想。司马迁在出仕郎中到中书令期间，还从汉武帝出巡三十余年。这些游历对司马迁撰写《史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史记》的成功与司马迁的游历是分不开的。多次的社会考察和实践造就了司马迁“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宋代苏辙也认为：“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实际上，提倡博学的古人认为博学不仅仅是博览群书，还要注重书本与实践的结合。范仲淹年少时志愿“读天下书，穷天下事，以为天下之用”，但他意识到，仅仅埋首书中勤奋苦读是不行的，还应该“四走方外，求老师巨儒，以成就其业”。与《史记》一样，伟大的作品往往来源于实践。“诗仙”李白自称“一生好入名山游”，据说他“凡江、汉、荆、襄、吴、楚、巴、蜀，与夫秦、晋、齐、鲁山水名胜之区，亦何所不登眺”。大诗人杜甫的一生几乎都在游历中度过。他青年时漫游吴越，此后又与李白、高適同游梁宋，客居洛阳、长安。杜甫的《望岳》中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被称为尾句“只五字，雄盖一世”，可见名山之游滋养了他的眼界和魄力。此外，长时间对社会的直接接触既使诗人感到了祖国江山的美好，也亲身经历和目睹了战争的残酷、黎民的苦痛，因此，杜甫的诗歌带着大量的现实主义色彩，被后人称为“诗史”。与杜甫一样，晚唐诗人皮日休也做过“绕者二万里”的漫游，在从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到长安的旅途中，皮日休深刻地体会到危亡的国家带给人民的灾难，他著有《皮子文薮》，将他的所见所闻和感慨记录下来，表达了对社会的不满，对人民的同情。他的作品，因为具备着深刻的社会底蕴和锐利的批判锋芒，被鲁迅称为“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清人魏源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要想真正了解事物，必须付诸实践。如果以为看了五岳之图，就以为了解了大山，实际上还不如山里的樵夫走一走知道得多。谈论大海的广阔，就以为认识了大海，实际上还不如外出行商的亲临一瞥。精通八珍的食谱，就以为知道了天下美味，实际上还不如厨师亲自品尝一口所知道得多。缺乏实践，只尚空谈，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要想获取真知，成就任何一门学问，就必须投入实践，这个千古不易的为学之道在今天仍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效仿的。

生不可不惜，生不可苟惜

——生死篇

未知生，焉知死

生与死，是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基本的人生话题。生与死的辩证关系，既反映了生命的有限，也体现了生命之宝贵。有人曾经因为害怕死亡而期望生命的不朽。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派徐福率童男女数千“入海求仙人”，寻找不老仙丹；汉武帝晚年为求不死，也用方士炼制长生不老之药。然而，这些荒唐的史实证明，个体生命的不朽只能是一个永远追寻不到的幻影。面对死亡，还有的人相信灵魂转世，认为人死后灵魂可以上天国或下地狱。也有的人喟叹人生苦短，人生如梦，因此寻求即时享乐，醉生梦死。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死既然是无可奈何的事，那么如果能够身死名垂，也算是聊胜于无的一种办法，至于所留的“名”的内容，倒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以至于东晋的桓温竟信奉“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信条。实际上，这几种态度都是在生与死的问题上走入了误区，是不足取的。

生命的价值究竟何在？在有限的生命里怎样度过有意义的人生？对待生与死，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理性的态度，做出正确的选择？先哲对这个问题做了许多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各种各样极有启发意义的答案。道家把生死当作自然之道，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庄子认为生意味着死的开始，死也意味着生的开始，因此，对待生死的正确态度应当是不悦生，不恶死。庄子在妻子死后没有哭泣悲伤，反而鼓盆而歌，他说：“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后世学者也继承了庄子这种观点，扬雄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王充说：“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

对于生死，孔子则采取了淡然处之的态度。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张载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看透了生死之道的汉文帝在遗诏中这样说：“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汉文帝认为，生死既然是自然规律，就不应该因为办丧事和服丧期而延误生产，伤害身体。这种认识在今天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下面这段话也是发人深省的：

生之必有死也，犹昼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复生，犹逝之不可复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伤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则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则逝可以无伤矣。故吾直谓死不必伤，唯有生乃可伤耳。勿伤逝，愿伤生也！

当然，无论是鼓盆而歌的达观也好，还是“未知生，焉知死”的淡然处之也好，这两种对待生死的态度实际上都是教导人们不要为生死问题所累，而是要珍惜生命，善待生命。为了中国革命度过了短暂而匆忙的一生的李大钊同志，也在他的文章中表明了他的生死观，这是颇值得我们一读的：

死与生同是全生命的一部，生死相间，才成无始无终的大生命，大生命就是大自然，死同生一样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现象。

对于自然的现象的“生”，既不感什么可以恐怖；那么，对于自然的现象的“死”，也不应该感什么可以恐怖。我们直可以断定死是没有什么可以恐怖的。

死既与生同是自然的现象，那么，死如果是可悲哀的，生也是可悲哀的；死如果是有痛苦的，生也是有痛苦的。生死相较，没有多大的区别。

这同样是一种豁达的生命的观点，李大钊认为，生与死既然都是生命的一部分，人类就应该像勇敢地面对生一样去勇敢地面对死。当然，无谓的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为了追求更美好的人生去死，才是有价值的。

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

先哲不仅对作为自然现象的生与死进行了探讨，还从生命价值的角度赋予了生与死更深刻的含义。春秋时期，鲁国大夫范宣子向晋国大夫叔孙豹请教“死而不朽”的含义。叔孙豹回答说：“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一个人在一生中所树立的道德思想、丰功伟业以及深奥精辟的言论却是不朽的。这种不朽的价值游离于现实生活中的富足安逸之外，而与德行的树立紧密相连。地位显赫的齐景公害怕死亡，他曾经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寡人将去此堂堂国者而死乎！”但他最终仍然因为丧失了“德”而随着肉体的枯萎速朽了，相反，曾参等人则因为恪守优秀的道德规范而虽死犹存，为人们所推崇和纪念。这种立德上的不朽是生命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此外，管仲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可谓是立功上的不朽；司马迁身受腐刑而其志不堕，笔耕了千古名著《史记》，应当是立言上的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存在使得人生从生命的短暂中延长和挣脱出来，从此成为许多人追求的人生价值所在。自古以来，任何有抱负、有志向者皆以此作为精神依托和生命的驱动力，把为社会和历史做贡献当成人生价值之所在，提倡为了追求真理，追求仁义，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是说，志士仁人都不会贪生怕死而损害仁，而是会牺牲生命来成全仁。孟子主张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要“舍生取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死观念激励着后人为了追求真理和正义，为了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不惜放弃生之权利，毫不畏惧地去面对死亡。

在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的基础上，司马迁进一步强调了对死与生的选择的重要性。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死的最终归宿。但是，只要你的生命对他人、对社会是真正有意义的，只要世界因你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那么，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的死也是重于泰山的。这就叫死得其所。相反，无谓的死则是没有必要的。《颜氏家训·养生》有一句话，叫作“生不可不惜，生不可苟惜”，也很能说明这个道理。朱熹也这样解释死的价值：“人受天所赋许多道理，自然完具无欠阙。须尽得这道理无欠阙，到那死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愧。”近现代以来，革命先驱者把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指出，为了革命而死，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这样的死就是重于泰山，就是死得其所。孙中山先生不止一次地阐释牺牲的意义：“盖人类牺牲的价值，有比生命还要贵重的，就是真理和荣誉。”他说，人生不过百年，“莫不有一死，死既终不可避，则当乘此时机，建设革命事业”, “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1944年，毛泽东同志针对张思德之死，写下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其中写道：“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阐明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死观，是值得今天我们每个人所学习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无论在对生死观的具体认识上能够走多远，历代思想家对于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是有一定共性的，简言之，即是：生命的永恒不在于长生不老，也不在于因灵魂转世而来的无限延续，而在于在有限的现实世界中所付出的高尚的努力。历史上有许多为了国家、名节、信誉而死的义士仁人。他们或者为了国家、民族的安危，或者为了追求真理和自由，在可以选择生死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悲壮地死，用生命的速朽换来了人生价值的不朽。这些人的死，可谓是死得其所，如同司马光称赞屈原所说的：“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1283年1月9日（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南宋丞相文天祥在大都从容就义。文天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了他的千古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实际上文天祥并不是一个不珍惜生命的人，相反，他非常重视死生抉择。“人生天地间，一死非细事。”“一死鸿毛或泰山，之轻之重安所处。”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而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真理。在生命最为严峻的时刻，死是对真理信念最为有力的回答。正因此，文天祥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他大义凛然地回答：“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在艰苦的牢狱生活中，文天祥写下了他的另一部不朽诗篇《正气歌》，其中列举了古代十二位英雄人物，即春秋时齐国的太史简和晋国史官董狐，秦代张良，汉代苏武，三国严颜、管宁、诸葛亮，魏晋嵇绍、祖逖，唐朝张巡、颜杲卿、段秀实。这十二位人物都是具有高尚气节的人。文天祥决心追随这些先贤前哲，慷慨赴死，以死报国。他在狱中作绝命自赞并作序，其中写道：“吾身居将相，不能救社稷，安天下，军败国亡，辱为俘囚，其当死久矣。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再拜以死。”其赞曰：“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的死体现了一种舍身报国的献身精神，明代东林党领袖高攀龙的死，则反映了传统中国士大夫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为了反对权阉魏忠贤把持朝政，为害朝纲，高攀龙主讲东林书院，议论时政，抨击奸党，他因此被削职为民，不久又遭魏党缉拿。高攀龙得知有人来缉拿自己的消息后，并未惊慌，他很镇定地对家人讲：我一向视死如归，今天果然要这样了。随即自溺而亡。在他写给朝廷的遗表中，他表达了自己愿意效仿屈原为国而亡。他写道：“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另一位因弹劾魏忠贤而下狱的明代名臣左光斗，在狱中受尽折磨，气息奄奄。他的学生史可法买通狱卒去探视他，这时左光斗已经是面额焦烂，左膝下面筋骨全脱。史可法见此惨状，不由抱住恩师痛哭。左光斗听到声音，用手撑开眼皮，目光如炬，大怒道：“庸奴！此何地也，而汝前来？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奸人且构陷及汝，不速去，吾即扑杀汝！”言毕抓起地上的刑具，做出要投掷的样子。史可法见状不敢犹豫，慌忙退出。不久左光斗死于狱中。但是他轻生命而重大义的品德给予史可法很大的激励和鞭策。史可法评价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左光斗的这种精神促使史可法最后选择了杀身成仁，慷慨赴死，成为一个死得其所的人。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段精美的文字出自李大钊同志的《牺牲》一文。李大钊认为，在追求真理和开创美好人生的道路上需要牺牲和死亡，这样的牺牲和死亡，会使生命得到更有意义的发展和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华。读到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李大钊在走上绞刑台后为什么会那般“神色未变，从容就死”，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像李大钊一样的共产党员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宁死不屈，视死如归。革命烈士陈然面对敌人的屠刀，从容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我的“自白”书》，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 ‘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近现代史上的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曾经写过一篇题名为《死》的文章，明确地表达了他自己对待死的态度和原则，他说：“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他认为自己“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鲁迅不惧怕死，然而对于仅存的宝贵的生命，他绝不允许自己白白虚度。他承认：“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然后就会浮现出“要赶快做”的念头。抓紧生命中的每一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鲁迅对于生死的态度。为了革命，鲁迅积劳成疾，在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但病中的他不愿停笔，他对周围的人常讲：“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白的。”鲁迅也完全有条件赴苏联或日本疗养，但是他认为，“危亡的祖国需要我，我这时候决不能离开祖国”，直至死的前一日，他仍旧在工作。鲁迅用他有意义的生命换来了精神上的永存。在鲁迅倒下之后，千百万的后继者又勇敢地沿着鲁迅的方向前进。郭沫若先生因此这样评价鲁迅：“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诗人臧克家有一句名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应当是对生与死意义的最好诠释。当然，不惧怕死亡并不是浪费生命。相反，我们在体味死的价值的同时，更应该领悟生命的可贵，从而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使自己的人生更富有意义和创造。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苦乐篇

乐天知命故不忧

苦与乐是人生中常有之事。但是，每个人的苦乐观却不尽一致。不同的苦乐观反映着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不同的人生航向。毫无疑问，那种单纯追逐物质上的享乐主义是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所摒弃的。物质享受的程度也不是历代思想家判断苦与乐的主要标准。与此相反，圣人先贤更提倡道德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孔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代表。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只要有崇高的道德追求，即使是粗茶淡饭，也会乐在其中。如果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富贵，这种富贵不过如同过眼烟云，是根本不足道的。孔子的这种苦乐观深得其弟子的继承。孔子的学生颜回认为自己的志向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深得孔子称道。颜回以追求崇高的道德为毕生最大的乐趣，因此他可以终身贫贱而不以为苦，身居逆境而不以为困。孔子的另一个学生曾点的志向是在暮春时节，身穿春装，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去沂水中洗澡，去祈雨的雩台上沐浴春天的暖风，然后唱着歌回来。这种淡泊名利、与人共享天伦之乐的人生价值取向也得到了孔子的赞同和肯定。

主张逍遥知足的老子，也强调“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苦与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知足者常乐，贪得无厌、追名逐利者则难以体味到真正的快乐。《庄子·秋水》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说：“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其在清净澄澈中追求悠然自得之美的心情跃然而出。

在实际的人生中，能够真正做到追逐精神自由，视富贵如浮云者，当首推东晋诗人陶渊明。陶渊明在经历了十三年的仕宦生涯后，决定归隐田园。他作《归去来兮辞》，表达自己悟出人生真谛后愉悦自得的心情：“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隐后的陶渊明的生活状况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家徒四壁，衣衫褴褛，盛放米粮的家具里空空如也，而主人并不因这种清寒的境遇感到烦恼，反而以写作文章自得其乐。生活上的穷困并未影响陶渊明精神上的快乐适意，诗人怡然自得的心境在他的诗作中有非常生动的反映：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可以说，这种美好恬淡的田园生活的情趣远远超过了物质上的富足。唐代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平凡简陋的屋舍因为主人高尚的品德，因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人文环境而变得雅致脱俗。这种心灵上的欢乐与满足是丰厚的物质生活所无法代替的。

人生由苦与乐交相汇聚而成。正确而平和地对待生活中的苦与乐，也是善待人生的一种方式。人生中的乐趣表现在很多方面，关键在于能不能够发现和体会。宋代邵雍一生追求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他“平生不作皱眉事”，自称安乐先生，把寓所称作“安乐窝”。富弼、司马光为他在洛阳买了一所园子，他自耕而食，平时乘一小车出游，为人和气荡然，人称之为“吾家先生”。大理学家程颢在他一首名为《秋日偶成》的诗中也表达了自己“富贵不改贫贱乐”的人生态度：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改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对于胸怀天下的有志之士来说，他们的苦乐往往与国家和人民的苦乐联系在一起。先秦诸子中，主张节用、节葬、非乐的墨子认为，贤惠的君王和有志之士决不会以单纯追求个人生活上的享乐作为真正的乐趣，墨子说：“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所谓的圣人往往过着一种俭朴节约的生活，在饮食上，只要能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就可以了；在衣饰上，冬衣只要轻且暖，夏服只要轻且凊就完全心满意足了；在居所和宫室的设置上，“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在丧葬上，“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墨子本人就是一个以吃苦为乐事的人。他自称“贱人”，与学生一起穿粗衣，着草鞋，少饮食，日夜不休，而乐此不疲。孟子也认为，贤惠的君王要与民同乐，将自己的苦乐与百姓的苦乐联系起来，这样才是王者之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以天下之乐为乐当然不只是帝王所应为之事，任何有抱负有学识的人都应该如此。范仲淹在其名作《岳阳楼记》中指出，一个真正以天下为己任者应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胸怀天下的人，他们的忧愁不是一己之忧，而是“悲天悯人”之忧，他们所忧虑的是民族的振兴，百姓的苦难，至于个人的得失贵贱荣辱，君子是无暇顾及的。古往今来，像范仲淹所描述的心忧天下的仁人君子的确层出不穷，他们用这样的苦乐观指导自己，从而将人生的价值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屈原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屈原的一生，始终将个人苦乐与家国的兴衰和人民的幸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出身高贵，天资优越，年少时即被人称作“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二十几岁时受怀王赏识任命为左徒，掌握军国大权。按照屈原的出身和资历，他完全可以和当时其他贵族阶层一样过着声色犬马、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屈原的抱负不仅在于个人事业的成功，还要更紧密地与家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了国家和人民，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毫不畏惧地面对一切。在那样的一个乱世中，屈原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注定了他一生与忧患为伍，铸就了他桀骜不屈的个性为奸佞昏君所不容的人生悲剧。屈原为自己不公的遭遇而感到苦闷，但饱受战争灾害之苦的黎民百姓更让他忧心忡忡，“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他被流放到汉北一带时，对故国的怀恋和对民族的担忧使他唯有“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楚怀王死后，屈原继续被放逐江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热爱的祖国被昏君和奸人折磨得气息奄奄，而自己又无所作为，这种清醒的刺痛日夜烧灼着屈原热切而忧郁的心灵，“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先觉者的忧愁和苦难伴随着屈原走完了最后的生命里程。当秦军逼近屈原所居住的湘西溆浦一带时，屈原只好离开东行。亲眼目睹了楚国国都即将沦陷，一路上到处都是因为国破家亡而四处逃难的楚国百姓，屈原的悲愤与忧患达到了极点：“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不愿做亡国奴的屈原选择了投江自沉来表明自己对祖国忠贞不贰的感情，“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也将自己的苦乐与家国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龚自珍出生于一个三世京官、诗礼相传的官僚家庭。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龚自珍原本可以过着只“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或者只“知作书法、赓诗”的官僚生活。然而，万马齐喑的社会现状、急剧衰败的家国命运，使得龚自珍在深切的忧患中意欲改变社会。作为一个职低位卑的小小京官，龚自珍以自己的笔斥责那些毫无社会责任感的官僚，无论其职位高低，均不过是些“寄食的寓客，旅进旅豢的仆从，伺主人喜怒的狎客”，他勇敢地指出，社会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贫富不均，如果不再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封建王朝就会变成“将萎之华，惨于槁木”！出于一种深沉而热烈的士大夫的责任感，龚自珍在科举制度、边疆防务、交通商务、农田占有等方面提出了自己详尽的主张。为了国家的前途，他从不畏惧周边敌人的明枪暗箭，面对那样一个浑浑噩噩的衰世，龚自珍大声疾呼人才的出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将自己的苦痛与民族的衰亡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苦痛，深切而真诚：“百脏发酸泪，夜涌如原泉。”作为一个现实社会的批判者，龚自珍在艰苦的斗争中经历和遭受了四处碰壁的痛苦，遭人歧视怒骂的凄凉，然而，他更多的忧虑和苦闷是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对国家和社会这种深沉的忧患伴随着龚自珍走完了一生，并成就了他桀骜不屈的独特人格。

继龚自珍稍晚之后的晚清外交家郭嵩焘是呼吁中国自觉走向世界的先驱。郭嵩焘以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和思想家的敏锐，力倡中国要在接受鸦片战争巨变的事实的基础上，主动求变，走求富求强之路。然而，当时绝大多数的士大夫却昧于时势，夜郎自大，拒绝思变。在他们看来，郭嵩焘希望师夷之长技以求富强的论调无异于用夷变夏，是万不可为之事。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郭嵩焘承受着先驱的寂寞与孤独，他寡不敌众，屡败屡谏。在屡遭挫折后，壮志难酬的郭嵩焘不得不投闲置散，挂冠返回故里。然而，身处江湖的他仍然心系家国，个人不公的遭遇并没有泯灭他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他的忧愁与民族的忧患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升沉饱历成衰病，回首人间忧患长。”他自称：“身非隐士，亦不乐以此为名。”对于自己的处境，郭嵩焘不是不了解，在“俗敝民顽，君骄臣谄”的社会环境下，他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恐怕是孤掌难鸣，曲高和寡。对于诬蔑中伤自己的奸人，郭嵩焘常常“忽不自觉怒气之填膺”，但即使如此，满身“恶名”、被诬为“奸人”的郭嵩焘仍然不惮时忌，继续畅谈洋务。在中俄伊犁事件和中法战争期间，郭嵩焘以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上疏朝廷，发表了一系列与时论相左的议论。郭嵩焘不合时宜的议论使得他一生都遭到了恶毒而广泛的攻击，以致在他死后，清廷不愿为他立传赐谥。然而郭嵩焘走向世界的信心从未改变，他豪迈地宣称：“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从屈原到龚自珍、郭嵩焘，他们的生命中不缺乏辉煌，但承载更多的是民族的苦难和忧郁，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苦乐观，尽管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方式和内容，实质上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子孙对自己民族的热恋和关切，直至今天，这种精神仍然值得我们提倡和发扬。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告子下》有这样一段话：“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一个人平常常犯过错，然后才能改正。心志困苦，思虑阻塞，才能有所作为。自己的想法形之于色，并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被人理解。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如果国内没有识法度的股肱大臣，国外没有相与抗衡的国家和外患的忧虑，国家就会灭亡。这样，就可以知道忧患使人生存、安乐使人灭亡的道理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先哲苦乐观中的又一种饱含着辩证法的观点。居安思危，不忘忧患，就会使一个人能够在任何环境下都兢兢业业，奋斗不已，逐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反之，过分追逐享乐，安于现状，就会使人不思进取，消磨意志，逐渐走向堕落和毁灭。

著名的“江郎才尽”就是解释上面这句话的一个最好典故。南朝时的江淹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但是艰苦的生活环境使他从小知道刻苦学习。由于勤奋好学，他长大后所做的诗文清丽独特，闻名一时。江淹也成为当时名噪一时的文学家。此后不久，江淹步入仕途，官至光禄大夫，封醴陵侯。志得意满的江淹说：“平生言止之事，亦以备已，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江淹一面享受着两千石的俸禄，一面沉浸在丝竹美色之间，再也无心从事艰苦的文学创作。及至后来想写一部《赤县经》，却已才思尽没，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可以说，江淹就是在过分安乐的环境和心态中断送了自己的文学才华。

忧患者生，安乐者死。这个道理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看看下面这个故事：春秋时齐国贤相晏子乘着一辆套着一匹驽马的破车去朝君。齐景公见后笑话他说：嘻！夫子俸禄还嫌少吗？怎么还乘坐这么破的车子？晏子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承蒙您的恩赐，我能够暖衣饱食、敝车驽马而侍奉您，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晏子回去后，齐景公派人送去了漂亮的马车，送了三次都被晏子退了回来。齐景公又生气又不解，召晏子前来。景公赌气说：夫子若不接受，寡人也不乘好马车了。晏子回答说：大王让我节制百官，我愿意节省自己的饮食衣物奉养，给齐国的百姓做个表率。就这样都害怕他们会奢侈糜烂，不顾及自己的德行。现在如果有良车宝马，大王乘之，我也乘之，百姓就会奢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及自己的德行，我就没有办法来禁止了。齐景公听了恍然大悟，不敢再要晏子接受漂亮的车马了。

晏子的故事反映了晏子能够居安思危，看到奢靡祸国，不愧为一代贤相。与晏子相比，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的陈涉，则是一个相反的例证。陈涉敢于攘臂而呼，揭开灭秦伟业序幕的精神和勇气的确可赞可歌。但是，在建立政权称王后，这位昔日贫苦的雇农却开始骄傲腐化，脱离群众。他过去的伙伴去看望他，却连宫门也进不得，等到陈涉出宫时才拦住车驾。伙伴惊叹宫室壮丽，直呼陈涉其名，谈吐也很随便，陈涉因此不快，竟怒而杀之，完全忘记了过去“苟富贵，无相忘”的誓言。陈涉妻子的父兄来看望他，目空一切的陈涉竟以普通宾客的礼仪来招待。其岳父叹曰：恃强而傲长者，不能久也。沉湎于帝王生活的陈涉最终众叛亲离，被自己的车夫庄贾所杀。其实，总结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因贫困而起事、而成功，又因腐化而失败者，又岂止陈涉一人？

农民起义如此，政权的兴亡也是如此。综观中国历史上不断的朝代更迭，人们常常会发出“打江山易，坐江山难”的感慨。可以说，每一个政权的灭亡与统治者的腐败堕落、耽于安乐是分不开的。历史上许多创业者无不是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勤勉努力，即使在事业成功之后也励精图治而不敢有丝毫懈怠。大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大半生都在马背和战争中度过。而亡国者则多半与君王的贪图安逸、奢侈堕落有着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汉高祖刘邦在灭项羽而称帝之时，并没有骄傲自恃，他清醒地评价自己的长处只是善于用人：“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他令陆贾总结秦亡教训，写成《新语》，以作借鉴。在政权初建时，由于长期的战争，国力凋敝，刘邦并没有去单纯地追求个人生活上的享乐，他的拉车的马都不是同一毛色，在对百姓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的同时，他还下令上至天子下至封君都不从国库中领取经费，只以山林川泽等的收入作为“私奉养”。反观西汉末帝汉成帝、汉哀帝，在历史上皆以荒淫出名，成帝身为天子却无心朝政，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热衷于各种玩乐，斗鸡走马。哀帝较成帝荒淫昏庸更甚，将政事全部委于外戚王氏手中，终因昏庸误国，导致王莽篡汉。

唐太宗李世民注重以史为鉴，总结历史上的亡国教训，他认为，历代帝王中，亡国丧身者实多，兴邦利物者实少，“览此兴亡，极怀战惕”。唐太宗尤其注重以隋炀帝的失败来鞭策自己。他吸取隋炀帝“不恤民事”导致“民叛国亡”的教训，将百姓比作水，君王比作舟，认识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君民关系。隋炀帝奢靡成风，腐化堕落，唐太宗则带头“节欲”“节俭”“节为”，他注重减轻百姓负担，强调勿夺农时。隋炀帝妒才拒谏，恃才骄矜；唐太宗则勤于纳谏，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唐太宗的统治时期被后人称为著名的“贞观之治”。唐玄宗李隆基的统治史则更是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的最好注解和佐证。早年的唐玄宗也像唐太宗一样勤勉政事，励精图治，在他的时代，唐朝达到了极盛。然而，“开元盛世”的太平景象使他逐渐丧失了早年临渊履深的谨慎心理和励精图治的进取精神。他志得意满，骄傲自恃。他专注于以声色自娱，将“三千宠爱”集于杨贵妃一身，甚至不惜以忽视国运民生为代价去构筑自己的爱情神话。他不用忠臣，不愿纳谏，将忠直的韩休、张九龄罢相，起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十九年，导致后患无穷。他还把宫中之事全部交给高力士负责，将边疆防务等权力交给已经权重一时的节度使，直至安禄山兵至洛阳时，这位风流天子仍在寻欢作乐，其结果是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唐玄宗的统治生命就此结束，唐朝的盛世也自此不复重现。

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注重个人生活上的俭朴。他命令车舆服用诸物该用金饰的一律用铜代替。1368年（明洪武元年），蕲州向朝廷进贡竹簟，朱元璋下令退回去，他还诏谕中书省，认为古来进贡之物，只有服食器用，而无玩好之饰，现在蕲州进贡竹簟，天下风闻之后必然会竞相进贡奇巧之物，由此必然会导致劳民伤财。朱元璋还下令天下，“非朝廷所需，不得妄献”。在朱元璋的提倡下，朝廷上下皆以俭朴为美。朱元璋也非常注重以史为鉴，相传在朱元璋的卧室屏风上写有唐代李山甫的《上元怀古》诗：

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

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

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苔烟草石城秋。

朱元璋将此诗早晚吟诵一遍，时刻提醒自己江山来之不易。然而，明末帝王也最终没有走出历代末帝昏庸腐化而亡国的圈子。明神宗纵情声色，不理政事，深居大内，恣意挥霍。以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为例，当时朝廷每年的赋税仅有四百万两，而神宗每年催户部买办珠宝的费用已达二千四百万两。神宗诸王子册封、成婚，也要诏取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相当于朝廷六年赋税所得的总和。

总体来看，不忘忧患，不过分贪图物质的享受，这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政权生存的基础和条件。今天，我们仍然提倡居安思危，提倡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各种竞争中保持生机和活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荣辱之来，必象其德

——荣辱篇

由义为荣，背义为辱

人的一生，无时无刻不与荣辱毁誉相连，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与称赞。古往今来，许多人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对荣辱的理解和态度，有许多仍值得我们加以借鉴。孔子认为“德”是个人立身之本，“德”能够制约自己的私欲，使自己的言行合于“仁”和“义”，具备这样德行的人也就具备了良好的道德操守；而荣辱是与人的德行紧密关联的，“荣辱之来，必象其德”，仁人志士都以有德为荣，无德为辱。一个人德行的好坏取决于他对待道义和自身利益的态度，“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由义为荣，背义为辱”, “辱莫大于不义”，这些都是古人衡量荣辱的标准，而且经久不衰。

古人还认为荣不在于权势富贵。王符的《潜夫论·论荣》说道：“夫桀、纣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恶来，天子之三公也，而犹不免于小人者，以其心行恶也。”孔子在《论语·季氏》中也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良好的德行，即使是像齐景公那样的一国之君，也得不到百姓的尊敬和赞扬。如果能像伯夷、叔齐那样为人忠义，即使没有地位，也会世代为人们所称颂。战国时晋国人段干木在魏国居住，因为坚守道义而没有做官。魏文侯每次经过他的门口都扶车厢前面的横木以表示敬意。文侯的仆人说：段干木不过是布衣之士，您这样做值得吗？文侯回答：段干木不为势利所移，怀君子之德，隐居穷巷而扬名千里，我敢不敬重他吗？再说他具备高尚的德行，我只不过有显贵的地位；他富于义，我不过富于财。势不如德尊，财也不如义高，叫他和我换个位置，他是绝对不肯的。我因此常常感到自惭形秽，你怎么能看轻他呢？

段干木身处贫贱，因富于道义而受文侯的尊重，充分表明了古人以“义”为核心的荣辱观。诚然，追求荣华富贵是人之常情，但在富贵和道义之间，应坚守道义而甘居贫贱，“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富以苟，不如贫以誉；生以辱，不如死以荣”，宁可贫穷但拥有好的名声，也不要被别人说成富而不义；宁可为大义而死，也不耻辱苟活。其实，好的德行本身就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不是所有人都能品味到其中真义的。春秋时期季文子身任鲁宣公、成公、襄公三朝相国，虽身居高位，生活却始终节俭，季文子的妻妾从不穿丝绸做成的衣服。有人对季文子说：你这样节俭，人们还以为是吝啬，并且不会给国家增添光彩的。季文子回答说：“然乎？吾观国人之父母，衣粗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闻君子以德华国，不闻以妾与马。夫德者得于我又得于彼，故可行，若淫于奢侈，沉于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国？”季文子认为百姓生活还不太好，他不能奢侈，不能让自己的生活超过老百姓。只有好的德行才可以为国家增加光彩，没听说过穿得好、吃得好可以为国家增加光彩的。如果一味奢侈享受，不懂得反躬自省，国家怎么能保得住呢？季文子的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历代以来，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个人如此，朝代的兴亡也是如此。

东汉葛爽说：“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寿与不寿，不过数十岁；德义立与不立，差数千岁，岂可同日言也哉？”在古人看来，生命是有限的，只有道义才能长存。《后汉书》中也说：“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所以许多人把荣辱看得比财富和生命更为重要，爱惜名声甚于爱惜自己的生命。

我们常说一句成语：“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这句话就是古人爱惜名声、不为荣华所动的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战国时颜斶是有名的学者，以清净贞正为贵，潜心学问。齐宣王听说颜斶学问高，便把他召进宫里面谈，想委以官职。颜斶受命朝见，宣王见到他很不尊敬地说：颜斶，过来！颜斶立着不动，也以同样的口吻叫道：王，过来！宣王于是改变态度，以荣华富贵诱惑他，说：听说先生很有学问，故请您帮助我，做我的老师，您要是能来，保证您每餐都有肉吃，出门有车坐，您的夫人、儿女都有漂亮的衣服穿，荣华富贵享受不尽。颜斶听了，严肃回答说：我愿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娱！意思是说我虽然吃不起肉，可以把吃饭的时间推迟一些，饿极了再进食，就好比食肉一样香了；没有车子，步行时只要走得慢些，安稳一些，也就好比坐车了；只要清白纯正，不做坏事，就会比追逐升官发财高尚得多，这样清白自乐多么好啊！宣王听后，敬意感油然而生，由此传为一段佳话。

荀子说：“得百姓之誉者，荣。”《淮南子·脩务训》里说道：“圣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历史上有不少清官、廉吏，他们恪守道德操守，不趋炎附势，不计荣华富贵，廉洁奉公，一心为民，得到人们的称赞，名垂青史。包拯和海瑞就是这样的代表。北宋的包拯人称“包青天”，他清廉刚正，秉公执法，有他在，贵戚和宦官都不敢为所欲为。包拯处世不慕虚名，两袖清风，生活十分简朴。他常说：后代子孙做官，若有贪赃枉法的，就不准他回到本家，死了也不准埋进祖坟，不按我的要求行事，就不是我的子孙！他的儿子包绶遵照父亲的嘱咐，虽官至六品，却“清苦守节，廉白是务”。包绶在赴任谭州通判的途中病死后，人们打开他的行李，发现除了“诰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日后计者”，时人莫不感慨。

《朱子语类》中说：“义在于生，则舍死而取生；义在于死，则舍生而取死。”在中国历史上更有许多人不顾个人生死安危，坚持社会公义和维护社会道德，将个人的名利、地位、生死置于脑后，以生命为代价，舍生而取义，为后人指明了义之价值，义之所在，这些人可谓“虽死犹生，没而不朽”，他们的行为一直为人们所称颂。东汉有“强项令”之称的董宣（字少平）就是这样的人。一次，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一个家奴杀了人后躲进公主府里。当时的洛阳令董宣利用湖阳公主外出的机会，用计逮捕了这个家奴，并立即将其处死。湖阳公主在刘秀面前又哭又闹，说董宣藐视皇族。刘秀听了很生气，立即召董宣入朝，下令武士把他乱棒打死。董宣面不改色，对刘秀说：“公主纵奴杀人，如不惩治，势必乱法，法乱则君危。我为君执法，而遭杖毙，何罪之有？”说罢用头去撞柱子，碰得血流满面。刘秀觉得理屈，但又要给公主面子，就让董宣给公主叩头赔礼。董宣坚决不肯，刘秀让人按着他的头，董宣则以手撑地，挺直脖子，大喊：臣无过，公主有过，不能赔礼！刘秀只好说：强项令，下殿去吧！后来，刘秀用三十万钱赏赐董宣，但董宣自己一点也没要，全部分给了属下。当时人们都称董宣为“卧虎”，说：“桴鼓所以不再鸣，因为出了董少平。”董宣当了五年的洛阳令，在七十四岁那年死于任上。刘秀派人去董宣家里吊唁，只见布被遮尸，董宣的老婆和孩子对着痛哭，家里只剩下几斛麦子和一辆破车。刘秀听说这个情况后十分哀恸地说：“董宣廉洁，死乃知之！”东汉一个叫李固的人也是为道义而甘于献身的有志之士。东汉后期外戚梁冀专擅朝政，枉杀无辜，朝野大臣都战战兢兢，力求自保。然而大臣李固屡次坚持正义，不唯梁冀之意是从。后梁冀编织罪名诛杀李固。临刑前，李固在写给朝中另外两个大臣胡广和赵戒的信中说：我李固身受朝廷的优厚恩德，所以尽心竭力，把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不顾，一心协助朝廷办事，希望能像文帝和宣帝时一样兴隆，想不到出了梁冀，倒行逆施，把国家引入迷途，而你们二位却屈从于他，把福变成了祸，把成事变成了败事。汉家气数衰微不振，就此开始了。你们二位享受朝廷的厚禄，却看着黑白颠倒而不去扶持，败坏国家大事，后世的良史，难道会不去秉公记述吗？我李固的生命虽就此结束，但对于道义，我却心安理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胡广和赵戒见到这封书信，都很悲伤、惭愧，自叹不如。

这里我们又一次想起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也可以说是中国历代政治家所追求的个人荣辱的最高精神境界的写照。范仲淹本人也是他这句话的忠实实践者。他任右谏司时，江、淮、京东发生严重旱灾，范仲淹奏请朝廷赈济，未见答复，就亲自去见仁宗质问道：“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仁宗为之恻然，于是派其安抚江、淮。他因三次直言，三次被贬谪，但他仍奋不顾身，敢言敢谏，不改其忧国忧民之志。范仲淹无论是富贵荣身、官运亨通的时候，还是贫穷、贬官之时，都坚持为政不忘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为事不忘廉俭砺志而求直。在他晚年时，亲戚朋友都劝他在京都开封修建一处房屋安享晚年，他坚决反对，说：一个人假若有了道义之乐，即使赤身露体躺在漫天野地里，心里也是高兴的，何必在乎居室楼阁？况且我已年逾六十，只担心身居高位的艰危，建造宅第的事，你们不要再提了。范仲淹病逝于任上时，“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由此可见，范仲淹个人境界的高尚。

古往今来，仁人志士在加强自己的修为、求荣避辱的实践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了社会道义而不计荣辱毁誉，为社会、为人民呕心沥血。正如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像屈原这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献身理想、万死不辞的大丈夫精神，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已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量，永远激励着人们。

善待荣辱毁誉

人生处世行事，总是“有荣则必有辱，有得则必有失，有进则必有退，有亲则必有疏”。由于事情的成功与否总是由各种原因共同促成的，个人的主观努力与预期的结果并不一定相符，因此，人们既有得意荣耀的时候，也有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有的时候即使言行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也会遭到谣言和中伤。《淮南子·诠言训》中说：“誉生则毁随之，善见则怨从之。”《孟子·离娄上》也说道：“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意思是说有预想不到的名誉，也有因过分追求完美而受到的非难。这就要求人们以一颗平常心去正确对待荣辱毁誉。

古人认为判断荣辱的标准在于个人修养作为，而不是别人的誉毁之辞。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李惺《药言賸稿》中也说：“誉有益于名，无益于实；毁有损于名，无损于实。君子务实而已，毁与誉两无与也。”因此，只要立身行事符合道义，问心无愧，就可以做到“誉之不喜，毁之不怒”。所以，对待荣辱毁誉，古人认为重要的是首先要修养自己的品行，谨守个人的操守，不为物欲所动。春秋时宋国有个人得到了一块玉，就把它拿去献给大夫子罕，子罕坚决不接受。献玉的人说：我拿它给采玉的人看过了，采玉的人认为是块宝玉，所以才把它献给您。子罕说：我把不贪看成是宝物，你把玉看成是宝物，你若把它献给了我，我们二人就都失去了宝贝，这样倒不如各有其宝。东汉杨震先后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去上任的时候路经昌邑。昌邑令王密是他以前所举荐的，王密知道杨震经过这里，就在晚上怀金十斤去送给杨震。杨震说：我这个老朋友了解你，但你却不了解我这个老朋友啊，这是为什么呢？王密说：反正是晚上，又没人知道。杨震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听了杨震的话，很惭愧地带着钱回去了。以后“四知”之说就成为古人修身、慎独的代名词，杨震也因为清廉刚正而被誉为“关西孔子”。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自己一心为公却被人误解的时候，面对这种境况，应该坚持自己的作为，相信正义是非自有公论，历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证。据《孟子·离娄下》载，周成王继位的时候才十三岁，治理国家的重任就落到了周武王最信任的弟弟——周公旦的身上。周公受命摄政理事后，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呕心沥血，忠心耿耿地辅佐成王。他为了把国家治理好，常常“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就是说他想兼学夏、商、周三代君王的长处，实施禹、汤、文、武四位贤王所行的德政，遇到与其不符的情况，日夜思考，猛然间想到好的办法了，便坐着等到天亮以便马上去实施。但是，国人却盛传周公要篡位，连成王也起了戒心。周公虽被误解，但仍尽职尽责，不为流言蜚语而改变自己的作为。后来，成王终于了解了周公的为人，和周公重归于好。再比如，西汉的王吉祖孙三代都以清廉著称，每当搬家时只有一袋衣服，但却喜欢极为时髦艳丽的车马服饰，所以有人谣传他能造黄金；东汉马援征讨交趾时，带回了一车能强身健体的薏苡，但却有人诬陷说他带回的是一车明珠文犀；西汉直不疑连兄长都没有，却有人说其与嫂子私通；东汉第五伦三次娶的妻子都是孤女，却有人说他殴打岳父。所以白居易在《放言》一诗中说：“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在真理和荣辱之间，真正有气节者必然会坚持真理而轻视个人的荣辱得失。据《韩非子·和氏》记载，春秋时楚国人和氏在楚山得到一块玉璞，奉献给楚厉王。厉王认为是普通的石头，对他施以刖刑，砍去他的左脚。后来献给楚武王，又以欺上被砍掉右脚。到楚文王时，和氏抱着璞在楚山之下哭，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文王派人问他，他说：“我不是伤心被砍去双脚，而是伤心宝玉被认为是石头，贞士被名之以诳。”文王叫人剖开璞来看，里面果然有美玉，遂命名为“和氏之璧”。

人的一生有顺境就有逆境，难免有遭受失败与耻辱的时候。这就要求我们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即使在失败和耻辱中也要忍耐，不要自暴自弃，要努力把不利转化为动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大都是在艰难困苦中磨炼出来的，他们正是在挫折中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增长了才智和经验，最终获得巨大的成功。“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明代王守仁说：“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而喜，闻毁而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这种磨炼有时会成为人生的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综上所述，从古至今，凡是那些胸怀大志的人都能坚定自己的信仰、理念和追求，荣誉不能使他们骄傲自满，艰难困厄不能使他们退缩不前。正是因为他们能正确地对待荣辱毁誉，才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最终获得了成功。他们对待荣辱的态度，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祸福篇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

《周易·丰》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就是说太阳有升有落，月亮有圆有缺。古人从周而复始的自然变化中得到了启示，认识到人生际遇也是如此，福祸可以互相转化。《周易·谦》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在这里“盈”和“谦”包含着得与失、利与弊、福与祸、进与退的种种关系。幸福美好的生活、成功的事业是每个人所希望和追求的，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如能正确地对待人生的起落，懂得“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这些困难和挫折也许会成为我们生命中一笔珍贵的财富。

只有懂得了祸福的道理，明白福祸之变，才能趋利避祸。《韩诗外传》说，孔子有一次在周王祖庙看到一种称为“欹器”的器皿，这种器皿装满了水就会翻覆，于是就感慨地说：“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意思是说哪有满而不翻的呢？子路问有没有满而不覆的办法，孔子就讲了“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孔子说：“持满之道，抑而损之。……德行宽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广大者，守之以俭；禄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众兵强者，守之以畏；聪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闻强记者，守之以浅。夫是之谓抑而损之。”就是说地大、禄丰、兵强、聪明、博闻的人容易骄傲，骄傲就会招致损失，只有谦虚才能避免招致祸患。

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明智之士在成功之时，越发注重保持谦虚谨慎的生活态度。《旧唐书·岑文本传》记载说，唐代岑文本身居要职，生活却很简朴，对身份哪怕比自己低很多的人也待之以礼，唐太宗称赞他“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唐太宗立晋王为皇太子，想让岑文本兼任东宫官职，岑文本一再拜谢说：“臣以庸才，久逾涯分，守此一职，尤惧满盈，岂宜更忝春坊，以速时谤。臣请一心以事陛下，不愿更希东宫恩泽。”太宗只得作罢，唯令皇太子待之以宾友之礼。不久唐太宗又任岑文本为中书令。岑文本回家后心事重重，满脸忧色。母亲问他怎么了，他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亲朋好友前来向他祝贺，他说：“今受吊，不受贺也。”他认为自己出身低微，当了这么大的官，不是件好事。有人劝岑文本经营产业，他拒绝说：我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百姓，没什么汗马功劳，因为略通文墨而做到了中书令，这已经到了极点。我已经害怕我的俸禄太多了，怎么还敢再置办什么产业呢？正因为岑文本忠于职守，位高而谦虚，由此免祸，始终得到唐太宗敬重与信任。

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

在阐明“福祸相倚”的道理的同时，古人提出了居安思危的思想，以预防祸患的发生。《周易》说：“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忧患意识是维系个人的安全及家国的长治久安的需要，也就是说，无论是个人还是理家治国都要做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清代朱柏庐所说“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因为福祸的转化是有条件的，只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会相互转化。《荀子·大略篇》中说：“祸之所由生也，生自纤纤也，是故君子蚤绝之。”就是说灾祸产生的根源，都是那些细微而难以觉察的地方，所以要将祸患消除于出现之时，否则积恶已久，则会积重难返，难以补救了。

据《韩非子·喻老》记载，殷纣王即位后，觉得往日使用的餐具实在粗陋，便让属下为他准备贵重的象牙筷子。纣王的叔父箕子知道了这件事，大为惊恐。人们问箕子：这样的区区小事，为什么竟让你感到恐慌呢？箕子说：贵重的象牙筷子一定不会用在土制的粗劣碗盏上，而必定要配以稀罕的犀角玉石的杯盘。使用象牙玉石餐具的人一定不会吃粗茶淡饭，而必定享用种种难得的山珍海味。吃山珍海味的人一定不会穿粗衣，住陋屋，而必定要穿上绫罗绸缎，住高楼。我畏惧的是这件事情最终的结局，所以在它的开头的时候就感到惊恐！果然，只过了几年，殷纣王就因为荒淫奢侈无度，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盐铁论·非鞅》提到这件事说：“扁鹊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国。”就是说，即使是神医扁鹊也不能使一堆白骨重新长肉；纣王残暴无德，即使是微子、箕子这样的贤人也不能挽救他的灭亡。

《周易·系辞下》把变化的萌芽状态称作“几”，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也就是说，要在变化的萌芽状态看到剧变的危险，并且要把这种不利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说苑·敬慎》引用石雠的话说，春秋时期有如下种种亡国的原因：宗室不亲足以亡国，大臣离心足以亡国，封赏不当足以亡国，亲佞近谗足以亡国，处理事情不宜足以亡国，役使民力不加节制足以亡国，刑法不当足以亡国，失去民心足以亡国。因此，国君不可不谨慎。所以历史上一些开明之士在身处高位、可享安逸时更加注意自身修养，以免孳生恶习而骄奢淫逸，导致国家的败亡。下面春秋时敬姜劝子思劳的故事，更是生动感人。

据《国语·鲁语下》记载，鲁国大夫公文伯每天从朝中回来，拜见母亲敬姜，总见母亲正在纺线，他嫌母亲劳动，给当大官的儿子丢脸，便说：凭我们这个贵族之家，母亲还自己纺线，恐怕会使季氏祖先季康子生气吧，他会怪我没有很好地服侍母亲。敬姜听了，感叹地说：鲁国让你们这些不懂道理的孩子做官，怕是要亡国了吧！接着，她向儿子讲了一番道理，认为从官员到百姓、从上到下都应尽心尽力、兢兢业业，不能有丝毫懈怠，国家才能消灾免祸。她说：“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孔子听到这番话之后感慨地告诫他的弟子们要记住季氏母亲的话，她说得十分正确。

国家如此，个人修养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个人来说，要不断完善自己，把祸患的因素消灭于无形。“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就是说如果按照事物的规律而坚定不移，那么上天就不会加祸给他。古人认为，贪婪好利、贪图享受是致祸的主要因素。《荀子·王制篇》云：“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尉缭子·十二陵》中也说：“祸在于好利，害在于亲小人。”这些和老子所说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是一样的道理。只有修养自己的品行，做到德福相符，才是远离祸患的正途。“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隆，犹无基而厚墉也，其坏也无日矣。”高尚的道德是获得福禄的基础，没有好的品德而福禄多，就像不打墙基而垒起来的厚墙一样，倒塌的日子不会远了。

骄傲也是招致祸患，福祸转化的原因，因为富贵、胜利容易产生骄傲情绪，骄傲就会目空一切，失去对事物的准确判断力。“据慢骄奢，则凶从之。”从而招祸积怨，致使身败名裂，因此古人认为谦虚才能取得和保持成就。明末李自成起义功败垂成，就是因为被胜利冲昏头脑所致。李自成历尽艰辛，终于攻破北京，迫使崇祯皇帝上吊自杀，这时李自成已拥有百万大军，胜利已成定局。但是大顺政权将相开始骄傲麻痹，享乐腐化，看不到关外清军正在虎视眈眈，等到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一心享乐的大顺军一战即溃，李自成兵败被杀。

个人祸福，与国相连

《孟子·离娄上》说：“人有恒言，皆曰 ‘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古人认为个人的得失、荣辱、祸福是与国家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个人真正的长久幸福在于追求社会的公义、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意思是说攻击无道的人，讨伐不义的事，对己而言是最大的幸福，对民而言是最大的利益。所以许多人在国家利益面前，“苟利国家，不求富贵”，林则徐更是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国家动乱不安的时候，只有成就了国家和民族的巨大事业后，个人的真正幸福才能来临。

历代以来，有不少仁人志士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计较个人和家庭的得失，他们的事迹受到后人称颂，春秋时郑国商人弦高就是这样一个爱国的人。弦高是郑国商人，以贩牛为业。公元前627年，当时秦国将领杞子协助镇守郑国首都的北门，杞子以为这是里应外合的好时机，便差人密告秦王速派兵来偷袭。秦穆公接到杞子的密报后，立即任命孟明视为主帅，率领兵车三百辆，偃旗息鼓，悄悄地向郑国进发。弦高此时正赶着畜群去洛阳做生意，走到滑国境内，得知秦师将偷袭郑国，不禁心急如焚。他想到秦国乃虎狼之国，而郑国国君新丧，毫无防备，怎能抵挡住强大的秦军呢？赶回去报告，已来不及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弦高急中生智，一面派人日夜兼程回郑国报告消息，一面假装郑国使臣，求见秦军主帅，并对秦主帅友善地说：敝国国君听说三位将军远道而来，因时间仓促，不及修书，恐迟了有失迎接，特派小臣赶来在此敬候，先赠薄礼一份犒劳贵军，物轻义重，务请赏光。说罢，他把犒劳的礼单双手举起，随后献上四张熟牛皮，又赶来了十二头肥壮的牛。孟明视想：秦军偷袭郑国，本想攻其不备，如今大军才至滑国，郑国就派了使者前来犒劳，岂不意味着早有防备了吗？既然偷袭不成，那就只得随机应变，顺水推舟。于是他一面答允收下礼物，一面冠冕堂皇地说：听说贵国国君新丧，吾君唯恐晋国乘机进犯，所以特命我部前来协助防卫。弦高接着回答：郑国夹在大国秦晋之间，为了国家安全，不得不日夜警卫，不怕有来犯者。请将军放心。孟明视又问：如此说来，郑国不用我军援助了吧！弦高答道：敝国虽然实力单薄，为贵军的到来早已做好了准备。若你们想在郑国驻扎，我们就准备住房和粮草；只是路过，那就负责一夜的警卫。孟明视只好说：我们这次来不是前往郑国的，何必如此费心呢？就请回吧！于是秦军灭滑国西还，半道上却被设伏的晋军全部歼灭。弦高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在国难当头之际，临危不惧，舍财施计，智勇双全，显示了非凡的胆略和机智，终于以一颗爱国之心，计退秦师，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后来郑穆公要奖赏弦高“存国之功”时，弦高却辞而不受。

像弦高这样有着高尚的爱国情操的人有很多。汉代的卜式也是一名爱国商人，汉武帝时因与匈奴长期战事而耗资过多，财政拮据。于是武帝发布诏令，凡是能够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卜式家道富裕，当他知道国家因为保卫疆土、打击匈奴而钱粮用空、筹饷困难时，就上书朝廷，自愿献出一半家财给国家，作为保卫边疆的军饷。汉武帝派了一位使者去接见卜式，使者见到卜式一身牧羊人的装束，不像一个有万贯家财的富翁，不禁有点惊奇，问他说：你贡献给国家一半家财，是想要做官吗？卜式摇摇头说：我从小牧羊，不想做官。使者又问：是家里遭到什么冤屈要申诉吗？卜式说：我一生从不和别人争吵。在乡里，凡是贫穷的人，我借钱粮给他们；凡是不上进的，我给他们讲道理。我住的地方，人们都待我很好，我哪里有什么冤屈要申诉呢？使者仍然用怀疑的口气探问：那么你这样献出家财，到底图的是什么呢？卜式言词诤诤地说：国家要打击匈奴的掠夺，我以为应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这样才能消灭匈奴。就这样，卜式仍旧回到山区继续种田和牧羊。后来，潼关以东发生特大水灾，卜式又捐巨资赈济。卜式爱国济民的美德，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在弦高和卜式看来，追求社会的公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是个人真正的幸福之道。他们在国家长治久安的时候，勤勉于生利之事，在国家安危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捐资出力，表现出巨大的爱国热情。他们与许多为卫国保家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一样，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善恶篇

善恶生于公私

在中国的道德传统中，常常把道德的善恶与公私联系在一起：“公私相背，善恶所由。”唐代独孤及在《对诏策》中也有类似的话：“善恶生于公私。”朱熹也说：“君子之于人，非是全无恶人处，但好善恶恶，皆出于公。”“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一个人善恶的表现来源于正确的善恶观。善恶观是指人们对善恶的起源、标准、本质以及善恶评价的依据等问题所持的观点和态度。先秦时期诸家的善恶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儒家以内在的心性来界定善与恶，道家以顺自然之道来规定善恶，墨家以是否重众人之利来评价善恶，法家以法代替道德善恶的标准。这些思想为中国传统伦理善恶观的发展和丰富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两汉时期，董仲舒从“天人感应说”出发，认为道德的根源在于“天”，于是“天”成了至善的化身，天道就成为了必然遵循的善恶标准。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人之性”，从而肯定人们在道德修养上教化的作用，故曰：“善，教训之所然也。”后来，王充进一步区分了“命”与“性”，明确提出“祸福不在善恶，善恶之证不在祸福”，认为吉凶福祸是偶然之数，与道德活动的善恶无必然联系。由此，王充还肯定善与恶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所以，道德修养的关键是要培养人的善心。“有善心，则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则有善行矣。”“故心善，无不善也；心不善，无能善。”魏晋时期发展起来的佛教以探讨人生问题为出发点来阐述其善恶观，佛教伦理的目的就是通过止恶修善以达到精神寂静的境界。这个时期的佛教制定了许多戒律，违背戒律、教义就是恶，并提出了善恶报应说，阐述了人的善恶行为与来世福祸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告诫人们以现世善行来追求来世的福果。

我们可以感知的善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包括了良好德行的各个方面，忠诚、正直、廉洁、无私、克己、容人、精专、不贪、好学、谦逊、宽厚、节俭、谨慎等，都可以表现为善，历史上那些不为己私、一心为公的行为都作为善行受到了人们的称颂和肯定。《吕氏春秋》就记载了类似的故事，晋平公曾问大夫祁黄羊：南阳缺个县令，你看谁可以去担任？祁黄羊说：解狐可以胜任。平公听了，惊奇地问：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说：大王您是问我谁可以担任南阳县令，并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啊！解狐到任后，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国人都称任命得对。又过了些时候，平公又问祁黄羊：现在朝廷缺少中军尉，你看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祁黄羊说：祁午可以胜任。平公问：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推荐他，不怕引起非议？祁黄羊说：大王您问的是谁可以做中军尉，并没有问谁是我的儿子啊！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赞叹地说：“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祁黄羊这样做，表明了他是个正直的人，公私是非分明，既恶其人，也知其贤，难怪孔子也不禁认为他做得好。

但在以公私义理为衡量善恶的标准的同时，还要注意到假公济私的行为。历史上也有一些人为谋私利而行伪善之道，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一旦目的达到，就露出凶恶的本性，古人对这种伪善进行了鞭挞，认为伪善也是大恶。据《陈书》记载，南北朝时期，陈叔宝被陈宣帝立为太子。陈叔宝的兄弟陈叔陵想夺权，为赢得父亲的欢心，他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有计划地制造了各种假象来迷惑宣帝。上朝时，陈叔陵经常在车中或马背上“执卷读书，高声长诵，阳阳自若”，以猎取好学不倦的美名；其生母去世时，开始几天，他“伪为哀毁”，头不梳、脸不洗、饭不吃、水不喝，刺血书写了《涅槃经》，以超度母亲的亡灵，俨然一个大孝子。但等到名声传出，他就现了原形，不仅“令庖厨击鲜，日进甘膳”，还强迫下属贡献妻女供他淫乐。陈宣帝知道后大为恼火，把他训斥一顿，从此对他再无好感。后来，宣帝病危，陈叔陵觉得夺权的时候到了，暗中准备凶器，在宣帝去世后的第二天，陈叔陵袖子里藏着锋利的锉药刀来到宣福殿，乘陈叔宝趴在地上哭泣行礼之际突然下手，一刀砍在陈叔宝的脖子上。太后赶来相救，也被陈叔陵砍了几刀。宫中武士赶来，陈叔陵仓皇出逃，最后死于乱刀之下，落得可耻的下场。隋朝的杨广也是一个典型的伪善之人，他是隋文帝的第二个儿子，封晋王，镇守江都。杨广知道皇帝和母后都不喜欢太子杨勇，便有夺嫡之意，于是开始作伪以媚双亲。他摒弃声色，礼贤下士，每岁朝见父皇母后，车马侍从极其简朴，在向母后告辞时他哭着说：一辞阶闼，无由侍奉，拜见之期，杳然无日！母后听了也不禁伤心落泪。杨广还善于笼络文武大臣和将士的心，一次杨广狩猎遇到大雨，侍从送上油衣，他说：“士卒毕沾湿，吾独衣此乎！”于是朝野都称赞他仁孝。后来杨广如愿以偿被册立为太子，很快就暴露出凶恶的一面。隋文帝病重时，杨广入宫伺候，借机想奸淫父妾宣华夫人，被父亲发现，杨广就派人弑其父，又伪诏赐其兄杨勇死。杨广即位后奢侈淫乐，每年外出游乐，所到之处广建游宫别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他还穷兵黩武，因徭役致死的就有上百万人。多行不义必自毙，杨广的残暴统治最终招致人民反抗，于是黎庶愤怨，天下土崩，杨广最终被缢而死。

行善获福，行恶得殃

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善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做到与人为善，多做善事。古代常有善恶报应的说法，《尚书·汤诰》中说：“天道福善祸淫。”就是说天将降福于行善的人，降祸于作恶的人，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实际上，在生活中做到了与人为善，那么就能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融洽的人际环境。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墨子也有类似的说法：“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老子》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有些人出于善心，当他施恩时并不是想要人报答，可是，得到恩情的人却时刻没有忘记，一有机会就会给予加倍的回报，历史上有不少这样感人的例子。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春秋时晋国的赵盾曾经救过一个快要饿死的人，后来，晋灵公要杀赵盾，就在房里埋伏了士兵，然后请赵盾喝酒。赵盾看出了酒宴中的危机，酒喝到一半就起身离开了。晋灵公命伏兵立即去追杀，其中有一名士兵跑得最快，最先追上赵盾，他对赵盾说：请您上车快跑，我愿为您回去死战。赵盾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士兵说：我就是两年前桑树下饿倒的那个人啊！又返身回去同追杀的士兵搏斗而死，赵盾才得以活命。

善心也就是谦恭爱人的表现，行善不是为了达到利己的目的，而是为了完善自己的品格和德行，为社会和他人做好事，乐己悦人，所以古人说：为善最乐，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而且提倡以德报怨。

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对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也是善的一种体现。东晋时国舅庾亮驾车的马中有一匹是的卢马，有人认为这马不利于主人，就劝庾亮把这匹马卖给别人，庾亮说：我把这匹马卖给别人，要是它不利于买主，那不是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给了别人了吗？“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不肯把这匹马卖掉。劝的人听了，感到十分惭愧。虽然说的卢马不利主人是迷信的说法，但庾亮的这种行为却是值得称道的。

《大学》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是人生道德修养的完美境界，是古人孜孜不倦追求的修身目标。但是，要达到“至善”，还必须从小善做起。荀子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意思是说，积小善而成德，智慧就自然产生了，圣人的心怀也就具备了。历代以来，向善是君子修身的重要内容，道德修养的过程，就是去恶从善，积小善成大善、成至善的过程。

重微——重视微小的积累，是古人对修身提出的具体要求。古代思想家强调道德修养不要好高骛远，应从具体小事做起。“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行；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这样才能积小善而成大善。善与恶是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的对立的因素。一般情况下，善都起着主导作用，但在特定条件下，善有可能向恶转化，所以古训再三告诫人们，不要以善小而不为，也不要以恶小而为之。刘备在给儿子刘禅的遗诏中叮嘱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可是刘禅却没有听父亲的嘱咐，而疏远贤人，与小人为伍，最终亡国，沦为阶下囚。成善成恶，根本在于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而且善行恶行，都是在于一点点的积累，由此而成至善或者大恶。“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善能够养心，也就能养身；善能够积德，也就能积福。这就是善恶报应观的真实含义。

明代王守仁在《南赣乡约》中说：“为恶若不知改，积之既久，必至恶极而不可赦。”平时不注意自身修养，可能会积小恶成大恶，最后自食苦果。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品德高尚的人，不是因为他做了一件好事，而在于他做了许多好事，积少成多，才形成他崇高的品德。而要做到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就需要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不断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自己，控制自己的私欲，品德才能逐步达到完美的境地。成善成恶，都是积善积恶的结果。偶然的一善一恶都不能决定其人善恶。决定其善恶是在于能否积德，由此决定人的贤恶、正邪、兴亡。所以古来之人行事小心谨慎，对小事也疏忽不得，正如《诗经·小雅》中所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老子》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但在现实生活中，行善有时候不一定得善报，作恶也有时候不一定有恶报。古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史记·伯夷列传》说：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善人，品行高洁却饿死了。被孔子称赞为好学的颜渊，不仅生活困难，而且死得很早。因而发出感慨：“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善恶与福祸之间的背离现象，是社会的不合理造成的，先贤看到了这种现象，但并没有动摇他们对至善的追求，不因善得不到回报就放弃对善的追求。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不仅表明了孔子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而且也说明了其改过向新的勇气。“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先贤对于改过向善都持肯定的态度，把它看作个人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认为道德修养的进步，就是不断改过向善的过程，提出人们应在平时修养中不断完善自己。“闻恶能改，庶得免乎大过。从善则有誉，改过则无咎。”

世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生下来，都是差不多的，可是经过后天的努力与否，就相差很远了。孔子也说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孟子认为“人性善”，但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也就是要经后天努力才能保住它；荀子认为“人性恶”，但是后天的教化和学习能使之改恶从善。他们都强调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重要的是要勇于和善于改正错误，避免再犯错误。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又说：“过而改之，是不过矣。”人的过错，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有其积累的过程。如果人们能经常反省自己，及早改错，就不至于最终酿成大恶。所以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日有三省”成为历代儒者修身的指导原则。

“人能改过，则善日长而恶日消。”“有恶而为人所纠，固可愧；苟能悔其恶而自改，将日进于善矣。”千百年来流传的周处的故事已成为改过向善的典范。周处是西晋时人，年少时父母双亡，膂力过人，横行乡里，乡里人都把他和虎、蛟并称为三害。周处知道自己为乡人所恶，有了悔改向善之意，便主动上山射杀了猛虎，入河与蛟搏斗，三天三夜也没回来，乡人以为他已经死了，就奔走相告。等周处回来，看到村民正在庆祝自己的死亡，大受震动，于是远走他乡，拜师求学。周处请教当时名士陆机、陆云，说自己年纪大了，现在改正向学不知是否还来得及。陆云说：“古人贵朝闻夕死……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不彰耶！”周处于是励志向学，终于很有学问，并且当了官。他刚直不阿，纠劾不避权贵，王室子弟和文武官吏犯了法，他也不留情面，严加制裁，受到百姓称赞。周处死后，时人十分惋惜，称他节义双全。周处以浪子回头的美名流传千古。

《论语》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提出要向有贤德的人学习，看到不贤的人则要用他们的缺点警醒自己。人的一生有过错是难免的，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冷静反思，认识到错误并及时改正。怕的是不知悔改，“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羞恶之心乃是维持人性不堕落的基石。“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人只有知耻，自觉地为善去恶，才能上进。孔子曾经说过：“过则勿惮改。”他自己也是以此为做人的准则的。据《吕氏春秋·任数》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推行其学说的时候，有一次在陈、蔡两国边境受困，七天没有粮食，只能挖些野菜来充饥。弟子颜回在外讨了些米回来，赶紧煮给孔子吃，快熟的时候，孔子看见颜回抓了锅里的饭吃，假装没有看见。一会儿，颜回端饭给孔子吃，孔子说：我刚才梦见先君，说不应该先自食后祭祀。意在责备颜回自己偷吃了以后才给老师吃，这是不敬。颜回赶紧解释说因为做饭的时候有一块灰掉到了锅里，饭脏了，扔掉可惜，所以他便将这些脏饭吃了。颜回不让老师吃脏饭，这是对老师的大敬啊！孔子知道自己错怪了颜回，便公开向学生们检讨，承认自己的错，他感慨地说：“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他让学生们牢牢记住：知人确实难啊！

古人说：“功莫美于去恶而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为恶。”有了错误能够改正，就是值得称赞的。战国时齐威王就是一个能知错就改的人。齐威王即位后的头几年，把国事都交给了近臣，自己则整夜饮酒作乐，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左右侍臣收受贿赂，把好的说成是坏的，善的说成是恶的，于是好官被诬陷，贪官得到升迁，朝政弄得一塌糊涂。由此国家政治腐败，贪污成风，邻国乘机侵占掠夺，齐国丧师割地，国家危亡在即。正直的朝臣都哀叹国家的命运，大臣淳于髡对齐威王说：有一只大鸟栖息在大王的庭院里已经三年了，不飞也不鸣，它干什么呢？齐威王说：这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齐威王已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决心改过重新振作起来，于是不再作长夜之饮，而亲理政事，整顿吏治，杀掉了左右受贿的和善于弄虚作假的大臣。由于齐威王扬善惩恶，吏治焕然一新，齐国大治，国力逐渐强盛起来，燕、赵、韩、魏四国都来朝拜。

历史上像这样知错就改的例子还有很多。康熙时的进士郭琇很能干，善于断案，但他任江南吴江知县时因为贪污受贿而被弹劾。郭琇立誓改悔，并令衙役挑水清洗县堂及内室，以示自己重新做人的决心。从此郭琇恪守誓言，清廉自守，任县官七年，政绩在江南第一。郭琇先升江南道御史，继升佥都御史。他对大臣的不法行为敢于直言，如弹劾大学士明珠与余国柱结党营私，贪污受贿，所弹劾之人都受到了罢免或降职，由此郭琇名震天下。后来郭琇升任湖广总督，在湖广任内，减赋税，为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很受爱戴。北魏时的甄琛年轻时很聪明，中秀才后，到京都候差事。他不读书，喜欢与人下棋，常常通宵达旦。在晚上下棋时，甄琛令仆人秉烛照明，仆人疲倦之极，有时打瞌睡，他气得大声辱骂，还经常鞭打仆人。仆人受不了了，提意见说：您告别父母仕官京师，要是读书时让我整夜执烛，我不敢推脱自己的责任，但您是整日整夜下棋，这哪有好学的意思呢？还鞭打我，这不是没有道理吗？甄琛听了深感惭愧，从此悔悟，奋力读书，学问日进，后经人推荐，任中书博士，不久升谏议大夫，后官至侍中等要职。

《论语·季氏》里有这样一句话：“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意思是说看到善，应如同唯恐赶不上一样去努力追求；看到不善，要像手伸进滚烫的沸水一样急忙躲开。对待过失、错误，我们要像子路一样有“闻过则喜”的精神。孟子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意思是说，当别人指出子路的错误时，子路总是很高兴。大禹听到了好的话，就给人行礼。舜对于行善没有自己、别

人之分，总是非常愉悦地吸取别人的优点来推动自己的行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善恶的存在是客观的，只要有社会存在、人类存在，就会有善恶存在。善与恶的观念，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的。追求真善美与摒弃假恶丑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从古至今人们都在弘扬善的行为，修养善的品行。古人的道德实践、善的理念，为后人的思想实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标尺和准则，并且不断得到充实、发展和完善。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创新篇

学者有益，须是日新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新事物必将代替旧事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正因为自然界是一个日新不已的过程，古人非常强调创新精神，商代的盘铭就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话，朱熹也说过“人诚能有日新之功，则须日有进益”, 《淮南子·缪称训》云：“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古人这里所说的日新精神，不仅包括通过道德修身以促进人格的不断完善，也包括学业上的“别故而致其新”和其他形式的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开拓创新。

古人提出“功业见乎变”, “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要求在学问上、事业上不要因循守旧，认为“因循”二字，会误人一生，强调要敢于突破，勇于创新，不怕挫折，由此才能开创事业的新局面。我国古代在文学、绘画、书法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是与各朝各代文人学者孜孜不倦、努力创新的精神分不开的。以诗歌为例，在中国历史各个时代都有所创新和发展。春秋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内容主要是各国民歌，体裁主要为四言诗，语言生动自然，运用了赋、比、兴等不同表现手法，且音韵协美，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战国时在楚国兴起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用楚地方言写成，辞藻华美，富于浪漫和抒情色彩，称为楚辞。以五言为主的乐府诗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丰富，情感真挚细腻，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魏晋南北朝的文人诗创作有明显进步，创作以五言诗为主，其中曹丕、鲍照等已开始写作七言诗。南朝谢朓、沈约归纳总结了诗歌创作声律运用的特点，自此古体诗开始向格律化的近体诗过渡。唐朝文学成就以诗歌最为突出，体裁众多，风格各异，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大诗人的作品代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水平。唐朝后期，带有配乐并且句式长短不等的诗歌新体裁——词开始流行，至五代愈盛。宋朝诗歌创作在唐朝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与唐诗相比具有崇尚“理趣”的特点。

《周易·乾》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古人看来，日新精神是修身的重要要求，不仅在学业上要有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德业的进步也是日新的重要内容，并且要每天坚持不懈，“进德者，‘日日新，又日新’，进进而不已也”，否则会不进反退，“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古人强调“日有三省”“夜有四惕”的修身理念，“敬慎无忒，日新其德”。

躬行实践的先贤注重把日新精神与自强不息联系起来，注重在学业和道德修养上的提高，认为学业进步和道德修养是同步的，要求德业、学业相长。西汉的张衡就是这样的代表。张衡是我国历史上极富创新精神的著名学者，自幼家境衰落，但他刻苦好学，成年后先在太学府里花了十一年工夫，读遍了万卷藏书，又先后花了十年工夫，写成著名的《东京赋》和《西京赋》。在他三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到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担任太史令期间做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在数学、天文学、机械学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出于对张衡博学多才和在科技方面的创新的嫉妒，一些人讥讽张衡说，你既然能使木鸟飞起来，为什么自己却“垂翅故栖”，不能高飞，而只做个太史令的小官呢？为此，张衡写了篇文章回答说：自己“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宣告“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表现了自己重视修身、不慕名利的高尚品德。张衡作为一位不囿陈说的学者，具有终身勤学不倦的进取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在功名利禄面前表现出的高尚德行，一直为历代所景仰。

我们所熟知的唐代大书法家、颜体的创始人颜真卿也是把创新精神与德业修养作为日新内容的代表。颜真卿不到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殷氏亲自教他读书写字和为人治学的道理。颜真卿很小便养成了刻苦好学的好习惯。五六岁时，由于母亲不能供给纸张笔墨来练习写字，他就一人到野外挖了许多黄土回家，用水和成稀泥，然后用刷子蘸着在墙上练字，等到整个墙壁都写满以后，他用水把写过的字冲刷干净，接着再在墙上练习。经过日久的苦练，颜真卿终于练成一手好书法。颜真卿并不仅仅满足于把字写得工整、漂亮，他立志要创造出一种新字体。于是他开始对晋、隋以来的各大书法名家，如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的书法进行研究，并决意要创新。颜真卿二十六岁那年中了进士，随即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为了继续自己确立的事业，当校书郎不到一年，颜真卿便弃官来到洛阳，虚心拜张旭为师，潜心学习书法。苦心钻研了两年，刚要见成就的时候，朝廷又任命他做长史尉。不久，他再次弃官，仍旧回到洛阳，继续向张旭请教书法。经过长期的苦练、学习，颜真卿把篆书笔意和张旭的草书笔法融合起来，吸收名家之所长，逐渐形成了自己楷书和行书的独特风格。颜真卿的书法挺劲有力又刚柔相济，以拙为巧，雍容宽绰，被称为“颜体”。

古往今来，先贤刻苦向学，不仅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自强不息的日新精神也成为其美好品德而受世人尊重。这种日新精神一直在鼓舞着人们奋斗不息，修身以进德，开拓以创新，上下求索，虽百折而不悔。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人类历史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先民们从零起步，艰难而又极其缓慢地前进着，创造了初始的技术，萌生和积累了不少科学知识，开拓了科学技术的先河，从制木器、石器到使用弓箭、钻木取火、制造陶器、建造房屋。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呈现出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基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例如天文学、数学、医学、冶金技术等，都在这时期产生，并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正是各行各业所具有的创新精神，才成就了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我国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这四大发明的诞生，正是这种精神的结晶。例如作为中国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之一的印刷术，就是在古人不断改革过程中逐渐发展和完善的。雕版印刷术至迟在7世纪下半叶的唐代初期已经问世，初时被用来印刷佛教的经典。北宋庆历年间由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克服了雕版印刷一块只印一页，无法变动因而费工费料的缺点，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是印刷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到了元代，王祯成功地利用木活字进行印刷，对活字印刷工艺有不少改进。后来，在活字印刷术中又有人创制了锡、铜、铅等金属活字。大约从12世纪起，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先后传到埃及、伊朗，欧洲在14世纪末也开始采用雕版印刷术。13、14世纪时活字印刷术也先后传入埃及、伊朗、欧洲。印刷术在欧洲的应用，大大地促进了文艺复兴运动，加快了世界进入近代历史阶段的进程。

三国时期魏国有位杰出的机械制造家马钧，他非常善于创新，一生有许多发明创造，《三国志·魏志·杜夔传》记载：“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人们称赞他是“天下之名巧”“巧思绝世”。马钧改革了当时的织机，使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好几倍，织出的图案也变化多端。马钧认真研究了以往的灌溉工具，设计制造了一种能连续取水的灌溉机械——翻车，使之一千多年来一直成为我国江南地区重要的农业灌溉工具。此外，马钧还复制了指南车，对兵器的研究也有独到之处，他设计了一种威力很大的连续抛石机，石头能飞出几百步远。

河北赵州桥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大石桥，是隋朝工匠李春设计的。李春认真总结前人的建桥经验，从实际需要出发，大胆创新，突破旧的传统，把我国古代的建桥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所设计的赵州桥证明了大跨度石拱桥在技术上的可能性，它的“敞肩”形式为以后的桥梁建设开创了新的风格。这座古老的大石桥在经历了风雨洪水的侵蚀、八次以上的强烈地震的袭击以及一千三百多年使用的考验，至今仍安然无恙地屹立在洨河上。

沈括是北宋时期优秀的科学家，他博学多才，在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和科学活动及成就，都记载在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里。该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其中自然科学占了相当的比重，包括数学、天文、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许多方面，记载了沈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在天文学方面，测出北极星与北极的距离为三度多的正确结论；历法上，沈括主张按节气定月份，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取消闰月，这是当时最进步的历法；在数学方面，创造了“隙积术”，这是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沈括创立了一个正确的公式，开辟了数学研究的新方向；他发现指南针磁针“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世界上最早关于磁偏角的记录；在地质学方面，沈括提出了地形被流水侵蚀作用的理论；他还研究了石油矿藏和用途，预见到我国“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此物后必将大行于世”。沈括的《梦溪笔谈》研究成果水平之高前无古人，在世界科技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彩，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赞誉为“中国科技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创新源于扎实的学识基础，在我国古代医学史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宋慈和王清任，都具有坚实的医学基础，加上勇于创新、勤奋实践，最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检验专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名著，从南宋，经元明清三代共七百多年一直是司法必备之书。这本书宋慈是怎么完成的呢？宋慈做官二十多年，有四次是担任提点刑狱官。那时还没有专职的法医，许多提点刑狱官不懂法医知识，有些重大案件是由临时委派的武职人员去办理，毫无办案经验，检验时怕脏，只是远远观望，任凭仵作、小吏检验报告。而仵作又往往易被收买，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冤狱，或者本来是易决之案也故意拖成了疑狱。宋慈对这种情况深恶痛绝，决心做个听讼清明的提点刑狱官。他研究了前人积累的法医经验，注意把前人的经验在办案中加以验证，分辨真伪，并把临场检验看作最重要的学习。他观察过大量的伤亡实例，熟悉了不同凶器创伤的不同特点，掌握了不同原因死亡尸体的特征。他还专门注意研究了凶犯伪造现场、消灭罪证的伎俩，认为这是迅速侦破疑案的重要一环。此外，宋慈注意钻研医药学，在办案中注意收集民间辨伤、验尸以及急救的技术。这样，宋慈终于成为一位渊博的法医学专家。淳祐年间，宋慈被任命为提点湖南刑狱。宋慈决定把自己的经验写下来，以示同道及后人，便开始了《洗冤集录》的写作，并于1247年（淳祐七年）成书。《洗冤集录》的内容十分丰富，对真伪难辨的伤、病、毒死的分辨办法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具有很高的科学水平，其中不少经验至今还是实用的。

晚清名医王清任被认为是我国医学史上解剖学先驱。王清任认为要做一名好医生，一定要对人体结构有深刻的了解。他说：“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为了在解剖学上有所突破，他特别注意研究古代有关解剖学的材料。他发现《黄帝内经》一书中关于解剖学的一些说法相互矛盾、含混不清，认为是著书人不真正知道人体的内部结构。王清任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亲自解剖坟场小儿尸体和观察受剐刑的犯人，还用动物做实验，与人体进行验证和比较，把人体脏腑搞清楚。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写成代表当时解剖学最高成就的《医林改错》一书。王清任还纠正了古代医书记载的把心看作思维器官的错误，对人脑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他通过解剖甚至观察到了视神经。王清任敢于否定古人的错误论述，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例如对天花的认识，古代不少医家认为是由胎毒引起的。王清任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天花流行的实际情况，断定天花是一种流行性传染病。王清任抱着“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的态度，反对因循守旧、泥古不化，正是在这种勇于创新精神的指引下，王清任对我国古代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革故鼎新

先哲认为社会与自然界一样是一个日新不已的过程，认为社会的前进也必须要革故鼎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鼎是《易经》中的两个卦，“革”意为变革、革命，“鼎”意为更新。《周易》认为，宇宙万物永远处于运动过程之中，社会人生也应同样处于日新月异的永恒变化过程中。去故，才能取新；只有通过这样的变革，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变而通之以尽利”, “天地革而四时成”。

史实证明，改革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改革家，他们锐意进取，既从传统的制度、文化中吸取营养，又根据现实情况进行改革和创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赵武灵王是战国时代赵国国君，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改革家。赵武灵王在抗击胡人入侵的战斗中，发现胡人身穿短衣、骑着快马射箭，远比赵国军队身穿盔甲、驾驭战车的战斗力强。于是他召集大臣，说想实行胡服骑射，以便加强军队战斗力。群臣纷纷表示反对。赵武灵王只好去找老臣肥义商量此事，肥义十分支持实行胡服骑射。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很为不满，称病不朝。赵武灵王即派大臣前去劝谕。公子成争辩说：大王既然执意实行胡服骑射，臣也只好秉忠而告。臣听说，中原是聪明人居住之地，是万物财货聚集之地，是圣贤教化传习之地，是正人君子施行仁义之地，是诗书礼乐应用之地，是特异技艺发源之地，是藩邦观光趋赴之地，是蛮夷倾心效仿之地。如今，大王要舍弃中原之优秀，而去效仿远方胡人之陋俗，这岂不是要远离中原文明，违逆天下之意愿吗？此事实在不妥，还望大王三思。赵武灵王听说后，便亲自来见公子成。武灵王说：衣服是为了使用方便，礼教也是为了行事方便。圣人审时度势而制定礼法，其目的是为了富国强民。只因地方不同，民俗和礼法自然也不相同。我国西面有楼烦、秦国、韩国等劲敌，然而却没有勇敢善战的强大军队，这怎能够守卫国土呢？在国家生死危亡时刻，叔父只是为了因循守旧于中原旧俗，却忘记了中山国侵我国土、掳我人民之奇耻大辱，这难道是您应该做的吗？公子成听罢之后，立即叩头谢罪，次日，便身着胡服前去早朝。于是，武灵王正式向全国颁发诏谕，命令百姓穿起胡服，学习骑马射箭。仅在一年之内，赵国便训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力迅速增强。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还促使各个民族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可以说，他是移风易俗的典范，对推动历史进步、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有着卓越的贡献。

战国时期，各国都在推行法制、加强君主集权方面进行变法，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推行最彻底、实际影响最大。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于卫国贵族，少好刑名之学，曾游宦于魏国，而魏不能用。当时秦国的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秦孝公即位后，大力招揽人才，希望变法图强。公孙鞅遂应召入秦，向秦孝公陈述改革主张。他说：“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公孙鞅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和重用，开始推行变法。后来秦封公孙鞅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因此史籍称他为商鞅。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准许土地自由买卖；奖励军功，废除贵族一出生就享有爵禄、长大就当官的特权，按军功授爵；建立县制，全国共设置三十一个县；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一度量衡；等等。新法推行十年之后，“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商鞅变法沉重地打击了秦国旧贵族势力，发展了封建经济，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使秦国逐渐发展成为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为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实行的许多重大政策正是从“商君法”发展而来的。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典型、最深刻、最彻底的一次政治改革，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北魏孝文帝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439年（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北方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鲜卑是游牧民族，北方统一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互相影响，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顺应这一趋势，北魏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规模较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孝文帝拓跋宏继位时年仅五岁，政事由他的祖母冯太后主持。孝文帝亲政前的改革，是由冯太后主持的。490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冯太后死后，二十四岁的孝文帝亲揽朝政，继续进行改革。改革主要包括几方面：首先，整顿吏治，规定地方长官的任期按治绩优劣为定，优者升级而久任，劣者降黜。其次，实行均田制，颁布均田令。均田制实行后，又推行三长制，重建秦汉以来的乡官系统。493年（太和十七年），孝文帝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在营建新都的同时，他改革鲜卑旧俗，推行汉化政策。494年（太和十八年）末，孝文帝下令改革鲜卑旧俗，以汉族服饰取代鲜卑服饰，后来又规定朝中禁说鲜卑语，改说汉语，改鲜卑姓为汉姓。孝文帝本来姓拓跋，这时改姓为元。孝文帝还提倡鲜卑族和汉族世家通婚。他自己娶崔、卢、郑、王四姓的女子做后妃，并为五个弟弟娶汉族大姓的女子为正妻，还把公主下嫁给汉族大姓。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有利于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寻求救国道路、革故鼎新的历史。戊戌变法是要将封建君主专制改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君主立宪制度。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更为彻底，要将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的实际，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身就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创新精神。

可以说，中华文明史即是一部创新史，“革故鼎新”的思想一直贯穿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上的改革和创新一直绵延不绝。我们今天仍要明察时势，把握时机，主动顺应时代潮流，改革进取，使我们的民族更加昌盛，国家更加富强。

能群者存

——交友篇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朋友是人生所不可缺少的，人生在世，不能无友。《诗经·小雅·伐木》中有这样的诗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意思是说林间的小鸟尚且嘤嘤求友，何况人呢！古人历来重视朋友关系，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可谓我国古代关于交友和友谊影响最深远的一句名言，孔子“乐多贤友”，把友谊交往视为人生一大乐事。朋友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十分重视这种人际关系的伦理价值。在先秦，孟子即将朋友关系视为“五伦”之一。曾子每天以三件事反省自己，其中之一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群己关系，就是社会与个体、众人与个人的关系。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胜物，在于能群；而个人之所以能生存，有所成就，也在于能群；人一旦离开了社会群体，失去了众人的帮助，则将一事无成，“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分子，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力量，要靠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周易·系辞上》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就是说两人同心协力，犹如锋利的刀剑，能够斩金断玉；朋友间推心置腹、志同道合地交谈，就像兰草那样馥郁芬芳。人要完善自己，就不能只是个人闭门修养，还要靠朋友间的相互砥砺和劝勉，“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人一旦离开了社会群体，则将一事无成，正如严复所说：“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在古人看来，一个人重视不重视朋友之伦，如何择友、交友，是衡量他的人生态度、道德面貌的一个重要尺度。

正因为对于个人来说朋友非常重要，所以人们常说“千金易得而知己难求”。历史上管仲和鲍叔牙的友谊一直为后人所羡慕。管仲是春秋初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他辅佐齐桓公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全面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针策略，秉政三年，齐国大治，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之所以有所作为，除了自身的才干外，同他的朋友鲍叔牙能够知人并无私地举贤荐能有关。管仲与鲍叔牙年轻时就是好友，两人曾一起做买卖，管仲家境贫困，分财物的时候总是多拿一些，鲍叔牙并不认为他贪心；管仲曾几次做官，后都被驱逐，鲍叔牙不认为他没才干，而认为是管仲时运不济；管仲曾多次参加战斗又都败逃，鲍叔牙认为这不是怯懦，而是因为管仲家中有老母需要照料，管仲不能战死。后来鲍叔牙侍奉齐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小白即位为齐桓公，和小白争夺王位的公子纠死，管仲被囚，鲍叔牙就把管仲推荐给桓公，管仲的才能才得以施展。对于鲍叔牙的知遇之恩，管仲由衷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友情的真谛在于相知，在于心灵的触动和思想的交融。庄子曾用一个生动的寓言故事来表达他与对手惠子的相知：从前楚国郢都有个人，鼻尖上粘了一点白泥，像苍蝇翅膀那样薄。他让一位工匠用斧头把那泥土削掉。工匠挥起斧头像一阵风一样，随手劈了下去，把鼻尖上的泥土削得一干二净。那人不仅鼻子完好无损，而且面对巨斧一点也不畏惧。后来宋原君听到了这事，就把那位工匠找来，请他再表演一次。那工匠说：我以前能那样干，是因为有一个能和我相配合的对手，现在那个人死了，我也做不到了。所以庄子说，自从惠子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一个能和他探讨、辩论的对手了！

琴曲《高山流水》作为寻觅友谊和知音的象征，伴随着俞伯牙和钟子期的动人故事，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名叫俞伯牙的琴弹得很好，只是一直没有能找到知音。有一年，他在江边看到高山巍巍，流水滔滔，一时心旷神怡，便即兴奏起一曲。当伯牙抚琴奏起“志在高山”乐段，一旁听琴的樵夫钟子期忍不住高声赞叹：好啊！好啊！气势多么磅礴，好像雄伟的大山一样！伯牙再奏“志在流水”乐段，钟子期不禁欣喜地叫了起来：妙啊！妙啊！如同烟波浩渺宽广无边的江河。俞伯牙于是站起身来，激动地说：高山流水，知音难遇，想不到在这里能遇上你这样一位真正能懂我的琴、了解我的志趣的人啊！从此，二人结为好友。后来钟子期因病故去，俞伯牙闻讯后为失去这唯一的知音而万分悲痛，他不远千里赶到钟子期的坟前，摆好琴，弹唱一曲，接着就扯断了弦，摔碎了琴，发誓终生不再抚琴。

因为失去了知音，人生便有了寂寞之感。王徽之和王献之是知己好友，两人同时得了重病，王献之先病故，王徽之问手下的人：为什么听不到一点王献之的音讯？他一定是已经去世了！说这话时还不悲伤，马上要车去奔丧，一点也没哭。王献之平时一向喜欢弹琴，王徽之直接进去坐在灵床上，拿起王献之的琴弹了起来，琴弦怎么也调不好，就伤心地把琴扔在地上，叫着王献之的字说：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啊！痛哭得昏了过去，一个月后他也病故了。

古时流传下来的大量文学作品也在描写和提醒着世人珍惜珍贵的友情。唐代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为一首赠别名作：“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它一反送别诗的感伤情调，读后给人一种昂扬奋发的感受，所以成为古今脍炙人口的作品，显现出诗人对友人感情的真挚和其开朗的胸襟。755年（唐天宝十四载），李白游泾县（今安徽省泾县）桃花潭时，结识当地的一位朋友汪伦。汪伦善酿酒，常以美酒款待李白，两人情同手足。李白临走，汪伦为其送行，李白写下《赠汪伦》一诗相赠：“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字里行间蕴含诗人对朋友汪伦的深情厚谊。这种对友情的重视，也可以看成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

友也者，友其德也

理想中的朋友关系，双方应在道德、学业上相互促进。孟子说：“友也者，友其德也。”清代思想家戴震说：“友也者，助也。”他又具体解释说：“凡势孤则德行行事，穷而寡助，于是有朋友。”在共同道德理想的基础上，用信义原则凝结起友谊，就是人们常说的道义之交。它要求朋友间过失相规，相勉以善。《孟子·万章下》有这样一段对话：万章问曰：“敢问友？”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在古人看来，地位、权势、财富不应成为选择朋友的标准，朋友之间应该道义相砥，患难与共。真正的朋友应像诸葛亮说的那样：“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

在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时，古人还说：“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真正的朋友是能够互相帮助、患难与共的。《世说新语》记载了一个故事：荀巨伯是东汉桓帝时人，远道去看望生病的朋友，正碰上胡人攻打该郡。友人对荀巨伯说：我现在是活不成了，您就赶快走吧！荀巨伯说：我远道来看您，而您却让我走，败坏信义来求活命，难道这是我荀巨伯干的事吗？胡人到了，对荀巨伯说：大军所到之处，所有的人都跑光了，你是什么人，竟敢独自留在这里？荀巨伯说：我的朋友身患重病，不忍心把他丢下，宁愿用我自己的身躯来代替我朋友的性命。胡人听到后很受震动，议论说：我们这些不明道义的人，却进了讲究道义的国家。于是就把队伍撤了回去。

《周易·兑》说：“君子以朋友讲习。”朋友讲习即古人常说的切磋功夫。朋友间应在学业上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对于学习来说，老师固然重要，但朋友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礼记·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论语·颜回》中也有“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说法，意思是说，君子用文章学问来聚会朋友，用朋友来帮助我培养仁德。朱熹解释为：“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刘清《静春先生语》中也说：“独立无朋，虽夙夜兢兢，学不加进。”由此，朋友之间要“过失相规，相勉以善”。人不可能无过，见朋友之过，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忠告而善道之”。三国时的吕岱和徐原，就是一对为人称道的诤友。徐原是个为人慷慨而又很有才智的学者，性格率直爽朗，讲话直来直去，不喜欢绕弯子。他的朋友吕岱推荐他当了侍御使，可吕岱平时有了什么过失，徐原总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有时还当着众人的面批评他。有人看不惯徐原这种直率的脾气，便在吕岱面前议论起来，吕岱听了不以为意，反而赞叹说：我之所以看重和尊敬他，原因就在这里。后来，徐原因病去世，吕岱伤心地哭着说：徐原是我的益友，不幸早死，从今以后，我还能从谁口中知道我的过失呢？

石成金《传家宝》云：“见人为不义事，须劝止之。知而不劝，劝而不力，令友过遂成，亦我之咎也。”对于朋友的过失，要及时指出来。明人史桂芳和耿定向是好朋友，但史桂芳批评起耿定向来，一点也不讲情面。耿曾以御史身份督学南京，史当面问他：“你这次做学使，把什么事放在首位呢？”耿漫不经心地说：“现在做学使的人，无非是向朝廷多推荐贤能之士吧！”史不高兴地质问道：“想不到你也像别人一样粗陋，你难道不认为正人心、正学风才是学使的真正责任吗？”有一次史桂芳看到耿定向铺张浪费，严厉地斥责说：“富贵真的能改变人的品行啊！过去你多么朴素，现在到你家里看一看，居然大变样了。”耿感激地对别人说：“我生平有三个益友，胡卢山是我的 ‘正气散’，罗汝芳是我的 ‘越鞠丸’，史桂芳是我的‘排毒散’。”

朋友间应该怎样交往呢？孔子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认为“信”是朋友关系的基本准则。曾子每天以三件事反省自己，其中之一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信义是友谊的灵魂，缺乏真诚的表面朋友之间的友谊是难以持久的。尊重友谊，就必然讲究信义；不讲信义，就没有真正的友谊。季札是春秋晚期吴国的贤公子，以德行见识著称于世。他出使访问时顺路拜访了徐君。徐君喜爱季札的宝剑，只是没敢说出口。季札心里知道，但由于出使中原各国需要佩剑，所以没有送给徐君。回来的时候又到徐地，但徐君这时已经死了，于是季札就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侍从说：徐君已死，还赠送给谁呢？季札说：当初我心里已经答应给他了，我不会因为他死去了就违背我的心意。对朋友讲信用，重许诺，贞信不渝，是高尚友谊的内在品格的表现。当然，讲信用要讲原则，不能违背公利，即国家、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孟子因此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所说的话不一定都守信用，办事不一定都落实，只是本着“义”去行事。这并不是否认信的重要性，而是要求信用要在义的基础上，以道德行为来评判事物是非，做到信与义的结合。

益友当亲，损友当绝

朋友有好有坏，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意思是说，正直、诚信、知识广博的朋友对一个人是有好处的，善于回避而不正直、谄媚而不诚实、夸夸其谈而又没有见闻之实的朋友对人是有损害的。荀子也说：“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

朋友之益损对人生影响极大，常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就要求我们交友时要谨慎选择。古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荀子说：“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意思是说，与德行高尚的人交往，不知不觉被同化，自己也逐渐优雅起来；与德行卑劣的人交往，自己就会慢慢变得随便，甚至身犯刑律也没意识到。《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中说得更清楚：“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贷乎如入鲍鱼之次，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良友、贤友会使自己终生受益，而不肖之友则有可能将自己诱入歧途。因而在交友时必须“慎择”，明辨朋友的“良莠”。

因为好的朋友会使我们受益终生，不肖之友则有可能将自己诱入歧途，“益友当亲，损友当绝”。所以古人对于那些交往中志不同、道不合的朋友就果断绝交。魏晋时期嵇康和山涛（字巨源）曾是好朋友，他们崇尚自然，常在一起做竹林之游。后来山涛依附司马氏做了大官，二人在志向和操守上发生了分歧。山涛屡次举荐嵇康做官，希望他也投靠司马氏，但这有悖于嵇康的理想情操，于是嵇康提出与之绝交，并写了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文中写道：“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自卜已审，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意思是朋友之间应该互相了解，互相帮助，我自己还没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你却要逼我改变志向，让我陷入绝境，所以要和你绝交。历史上还有管宁割席与友绝交的故事。汉末名士管宁和华歆，年轻时在一起读书，共同生活。有一天，两人在园里锄地，看见地上有块黄金，管宁好像没有看见，照常锄地，就把它当作瓦片、石块一样；华歆把它捡起来又扔了出去。二人同席读书，有一个乘坐着华贵轩车的人从门口经过，管宁诵读如常，华歆却把书丢下，出去观看。管宁于是认为华歆不是自己理想中的朋友，就把两人同坐的席子割开另坐。因为志向不同，彼此的价值观发生冲突，管宁认为如此下去，恐受不良感染，于是与华歆断交。

顾统《贫交行》说：“贫交不在多黄金，黄金不多交亦深。义气还将然诺重，得失荣枯何足论。”充分道出了友谊的真谛。益友是不会因为世态炎凉、得失荣辱而不顾朋友，各奔东西。著名的戏剧《赵氏孤儿》，就赞扬了程婴、公孙杵臼的忠义之情。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友情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他们两人在唐顺宗永贞年间共同参加了政治改革运动，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也在被贬之列，当去播州，而播州远在今天贵州遵义，当时还未开发，偏僻荒凉。柳宗元流着泪说：播州不是人留居的地方，而梦得（刘禹锡字）家里还有老母，我不忍看到梦得陷入如此困窘的境地。于是就向朝廷提出请求，奏请以柳州刺史授以刘禹锡而自己前往播州。一些大臣也为其说情，于是刘禹锡被改任为连州刺史。对于这件事情，韩愈曾发出感慨：士人的节操道义，只有在遭遇困厄的时候才明显地表现出来。有些人在太平无事时，相互倾慕，吃喝玩乐不分彼此；强作笑语，装出恭敬礼让的样子，握手言欢，俨然把心都掏了出来；更有甚者指着天痛哭流涕，发誓同生共死，对朋友绝不忘恩负义，简直像真的一样可信。一旦碰上一点微小的利害冲突，哪怕像毛发那样细微，就反目相待，视同路人，如果友人掉进陷阱，不但不伸手援救，反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这种人到处都是，这些行为是禽兽和蛮夷都不忍心干的，而他们却自以为得计。这种人，要是得知柳宗元的高尚风节，也该有点惭愧吧！

《礼记·表记》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这是告诫真正的朋友间的交往不要只看到表面亲密与否，重要的是心灵间的相互交流，只有纯洁的友谊才能长久，而以利益为前提的友谊则很容易被破坏。梁代刘孝标写下了《广绝交论》，讥讽那些负心的势交朋友。他告诫人们要杜绝五交：势交、贿交、谈交、穷交、量交。酒肉之交和势利之交都不是真正的朋友，一旦有利害冲突，就不攻自散。这些都是为人们的生活经验所反复证明的。正如古语所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为赵国名将，他失势时，故客尽散，等到被复用为大将军，宾客又都来到。廉颇讨厌这些势利的宾客，便驱赶他们说：“客退矣！”这些宾客却厚颜争辩说：“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这便是势利之交的典型心态。

朋友之间有时也会产生嫌隙，究竟该怎么对待这种隔阂，张辽为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榜样。三国曹魏的大将张辽和他的护军武周有些隔阂。张辽想结交胡质，胡质推辞说有病。张辽问胡质：我一心一意想同您交好，您为什么对我这样冷落呢？胡质说：古人交友，大多选择那些不把别人多取、奔北误看成是贪婪和怯懦之辈，并且不听信流言蜚语的人，所以才能把友谊坚持到最后。武周为高雅之士，以前将军也曾不断称赞，现在却因为一些小怨小愤就结下仇恨。何况我才疏识浅，这种友谊岂能善终？所以不愿与您交朋友。张辽为他的话所感悟，与武周重归于好。

历史上也有很多因为交友不当而为其所害的人。北宋丞相王安石重用吕惠卿，司马光认为吕惠卿不值得信任，就致书王安石反对与之交往，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王安石看了很不高兴，不听司马光的劝告。后王安石失势，果如司马光所料，吕惠卿背叛王安石，凡可以害王安石的事无所不为，以至将王安石给他的书信都作为证据呈给朝廷。因为吕惠卿是福建人，后来王安石退居金陵，就常写“福建子”三字以警醒自己，深悔交此奸佞小人，致为所误。

明代学者苏濬在《鸡鸣偶记》中说：“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心如饴，游观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告诫人们要结畏友和密友而绝昵友和贼友。朱熹也教育子女在交友时要交结有益于自己的朋友，不要交结有损于自己的朋友。这些关于交友的看法都是非常有道理的，今天仍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当然，古人的交友观中，有些也是该慎重对待的。比如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意思是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不过，在《论语·子张》中，孔子的两个弟子子张和子夏有段间接的对话，也可作为孔子交友观的一种诠释。子夏的门人向子张请教怎样交朋友，子张问子夏是怎样说的，子夏的学生回答说，子夏说：“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说：“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大意是说：君子尊重贤人，也能容纳普通人，赞美善而又能怜悯能力差的人。我如果是大贤，对别人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呢？我如果不贤，别人就会拒绝我，我又怎么能去拒绝别人呢？后人在评论这事时，都肯定子张的看法。

家和万事兴

——家庭篇

家齐而后国治

《礼记·大学》中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家齐而后国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稳固与社会的安定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易》中也有“家道正”而后“天下定”的话。《左传》云：“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人们在家庭中接受了社会最基本的生活技能、行为道德和价值规范，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和睦的家庭息息相关。

中国古代有这样的格言：“家和万事兴”,“和顺为齐家之本”,“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为了使家庭和睦兴旺，先贤制定各种“礼”来规定家庭的生活内容，认为家庭中和顺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要做到“孝、慈、友、恭”，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对子女应是严慈兼之，子女对父母应当尊敬；兄弟间则需互相爱护、勉励和督促。如果父母、子女、兄弟间能保持这种和睦的气氛，必将促使家道兴旺。其中，孝被认为是“百行之先”、“百善之首”和“仁之本”。古人常用“羊有跪乳之情，鸦有反哺之义”来比喻人的孝亲之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情感，父母是自己生命的创造者和养育者，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是终生不能忘怀的。《诗经·小雅·蓼莪》中有这样的诗句：“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表达的就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无限感激。

孝的产生首先是一种发乎内心的自然情感，是对父母的依恋和敬爱。西晋初四川彭山人李密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改嫁，只有几岁的李密由祖母刘氏抚养。等到李密长大，为了奉养年事已高的祖母，李密谢绝了举孝廉。祖母生病，李密就侍候左右，睡不解衣，膳食汤药都一定先尝后进。晋武帝司马炎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不肯应召为官。为此他写了《陈情表》上奏晋武帝说：自己的祖母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晋武帝读罢这充满对祖母深情的《陈情表》，再也没有去勉强李密。后来，刘氏去世，李密才到朝廷应诏就职。

赡养父母乃是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对父母不敬，不赡养父母，在古代都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康熙年间进士陆陇其为政清廉，非常孝顺父母。一次，有一老妇人控告儿子不孝，陆陇其把老妇的儿子传到县衙，对老妇说：我们衙门里正缺少僮仆，让你的儿子先来这儿服役，等有了代替他的，再杖罚后让他回家吧。于是就让他寸步不离，服侍在左右。陆陇其每天早晨恭恭敬敬地守在母亲的房外，等母亲起床，伺候着母亲盥洗，之后奉上香茶早点。到了吃饭的时候，陆陇其就伺候在饭桌旁，等母亲吃好了，才吃剩下的饭菜。陆陇其有空的时候，就陪母亲坐坐，说些让母亲开心的话。母亲稍有不适，陆陇其就时刻服侍着，给老人按摩，端茶送药，好几晚上都难得合眼，而陆陇其在母亲的面前却没有表现出一点疲倦的样子。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位犯事的少年有一天忽然跪在地上，请求回家探望母亲。陆陇其说：你一向不爱你的母亲，回家有什么可探望的呢？那少年哭泣着说道：小人以前不懂得孝敬母亲，让母亲生气，现在小人知道错了，悔不可及。陆陇其于是把他的母亲请来，少年见了母亲，悔恨以前所为，顿足痛哭。陆陇其看他已悔改，不再惩罚他，让母子俩回了家。后来那少年成为有名的大孝子。

孝作为儿女应尽的义务，应该建立在“敬”的基础上。《论语·为政》说：“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也认为：“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荀子也说：“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赡养父母只是孝的基本要求，子女对于父母不仅要“能养”，而且要“善养”，尽力满足父母生活上的各种需要，“养则致其乐”, “事父母，能竭其力”，从而使父母得以安乐、欢愉。值得注意的是，先哲并不主张愚孝，认为尽孝应当与坚持道义结合起来。父母有了过失，子女不能盲目顺从。《论语·里仁》里说：“事父母几谏”，见父母有过失，就要轻微婉转地劝谏。在社会道义面前，则要遵循“义为先”的准则，“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 “父有不义，子不可以不争”。

家庭和顺的另一个要求是“兄友弟恭”。在一个家庭里，除了处理好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外，能否处理好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对于全家的和睦幸福同样重要。在古代，维系兄弟关系的伦理规范是“悌”, “兄友弟恭，人之大伦”，兄弟间和睦友善的行为受到人们的推崇与赞扬。较早也较为典型的是商代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兄弟让位的故事。孤竹君将死，令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于兄伯夷，伯夷以父有成命不肯接受。结果兄弟二人都未继位，而是携手投奔到周国。君位可弃，手足之情不伤，对照那些为争权夺位而兄弟相互残杀的人来说，伯夷、叔齐因此而受到历代人们的颂扬。

兄弟如手足，应互相爱护、忍让。东汉汝南人薛包就是一位重视兄弟情谊的人。薛包是兄长，父母死后，他的弟弟们要求分家产，单独过日子。薛包劝阻不过，就把家产分了。分财产的时候，他专拣别人不要的财物：奴婢他挑年老的，说他们都和他共事久了，他舍不得；土地、房屋他要那些荒芜和破败的，借口说这些田地和房屋是他小时候就耕种和住过的，已经对它们有了感情了；等到分器具财物，他又要那些朽坏破损的，说这些器物都是他平素用惯了的。分家后不久，有的弟弟家境败落，他就省吃俭用接济他们。

兄弟间还应在品行、德业上互相督促，共同提高。司马光在《家范·弟》中就讲了类似的故事。郑均是东汉名士，他的兄长做县吏，经常收取别人送来的礼物，郑均看到后几次三番劝哥哥不要接受，但是他的哥哥不听。郑均无奈，就离家出去给别人帮工，年底的时候，带着金银布匹回来了，把这些都交给哥哥，说：东西用完了可以重新得到，做官吏的如果犯了贪赃受贿罪，就要终生被罢黜了。兄长听了他的话，非常有感触，以后就洁身自好，为官清廉了。这样，郑均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兄长，而且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家庭的和睦。

勤俭为治家之本

“勤俭，治家之本。”“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为了家庭的兴旺，古人主张克勤克俭，力戒奢靡。墨子云：“俭节则昌。”李商隐《咏史》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曾国藩也说道：“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明末清初的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教导子孙“自奉必须俭约”“居身务其质朴”，还告诫子孙要爱惜一切：“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明代隆庆年间的太常寺少卿周怡，要求儿孙辈崇尚节俭，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酒肉一餐，可办粗饭几日；纱绢一匹，可办粗衣几件。不饥不寒足矣，何必好吃好着？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则子子孙孙常享温饱矣。

在古人看来，勤俭对于立身、持家和治国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个人来说，俭可以养德，是修身、齐家的基础。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明确地把俭朴生活同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他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俭以养德”，指的就是俭朴生活能够培养和增进人的高尚品德。

历史上不少名臣贤相虽身居高位，却都注意保持俭朴的作风，并把它作为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教育子孙后代。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北宋时期的宰相司马光生活十分节俭，史书称誉他“于物澹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司马光认为节俭是一个人可贵的品德，是成就事业不可少的条件，所以他不但身体力行，而且还把它作为家教的一项重要内容，司马光在给儿子司马康的信中谆谆教导他一定要养成节俭的美德，并以自己一些亲身体验来教育儿子。他说：许多人都以奢侈浪费为荣，我却认为节俭朴素才算是美。尽管别人取笑我顽固，我却不认为这是我的缺点。孔子说奢侈豪华容易骄傲，节俭朴素容易固陋。与其骄傲，宁可固陋。孔子还说，一个人因为节俭而犯过失是很少见的；读书人有志于追求真理，却又以吃粗粮穿粗布衣服为耻辱，这种人是不值得和他讲学问的。可见，古人是以俭约为美德的。现在的人却讥笑、指责朴素的人，这真是奇怪的事！接着司马光又举例说明。宋仁宗时，张知白当上了宰相，生活却仍像过去在地方做小官时那样俭朴。有人劝他说：您收入不少，生活如此俭约，外面人说您是“公孙布被”呢！（公孙就是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当时汲黯曾经批评他：“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张知白叹道：论我今天的收入，全家锦衣玉食也办得到。但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所以不管当什么官，总保持这样的水平，不是很好吗？

司马光引用《左传》里的话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认为：“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司马光还举了历史上“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例子。春秋时期鲁国执政的季文子，当过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朝宰相，家里该是有钱的，但他的妻妾却没有穿过帛制的衣服，他家的马没有喂过粮食，大家都说他忠于国家。晋武帝时的太尉何曾，生活十分奢侈豪华，每天吃饭就要用万钱，还说没法下筷子。他的子孙也极其奢侈，结果一个个都败落了。西晋的石崇，官为侍中、荆州刺史，生活极度奢侈，还与贵戚王恺等人比奢侈。一次与王恺斗富，用蜡当柴烧，道路两旁以锦为障，长达五十里。王恺自叹不如。后来石崇在八王之乱中，被杀身死。在司马光的影响下，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继承了父亲节俭的美德。司马康自幼品行端正，聪敏好学，后来为官清廉，口不言财。司马康在一次给皇帝的上疏中说：“凡为国者，一丝一毫皆当爱惜。”极力反对奢侈浪费。司马光去世的时候，皇帝赐给他家白金二千两，司马康推辞不受，皇帝派人送到他家里，他又派人送了回去。司马康的廉洁一直为后人所称颂。

清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官居极品，虽然对他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大家在看法上并不一致，但他在生活方面一直节俭自守，并严令家人保持寒素家风，却是有目共睹的。他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三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息，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可也，略丰亦可，大丰则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且不可贪爱奢华，不可习惯懒惰。不论大家小家，仕农工商，俭苦守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为使家中子弟尚勤俭劳苦、戒骄奢倦怠，他曾为家人制定一套尚俭课目，规定男子要“看、读、写、作”；女子要“绣、食、粗、细”，即绩麻纺纱、烧茶煮饭、打扫房舍、缝制衣服等。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其夫人和儿媳们，每天还坚持织麻纺纱。相传曾国藩为官三十年着布衣布袜，三十岁时曾制青绒马褂一件，平时在家不随便穿，唯遇庆贺及年节之时才穿上。故藏之三十年，衣犹如新。他每日吃饭，也很简单，以一荤为主，有客略增加，被时人称为“一品”宰相。曾国藩任总督、其弟曾国荃任巡抚后，家中人口增多，旧居不够用，曾国荃就花了三千串钱新建了一处房舍，他知道后很生气，写书指责曾国荃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他一直到病故时，仍住在两江总督的旧居里。

应当提到的是，勤俭绝不意味着吝啬，也不仅仅在于财富的积累。中国人历来对己克勤克俭，待人却慷慨大方，有着扶危济困的美德。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东汉时期的樊重，擅长农事，懂得商贾之道，家财雄厚，置了很多产业。樊重自奉十分节俭，却时常接济穷人，对十里乡亲有求必应。有一次，他的外孙何氏兄弟为争财而发生纠纷，樊重觉得羞耻，就拿出自己的土地来解决了这件事。由于樊重的美名，他被推举为乡里掌管教化的官。樊重活到八十岁才去世，在死前，他命令把平日里人家向他借贷的数百万的文契烧毁，借钱的人听说此事后，羞愧地争相来还钱，樊重坚决不肯接受。樊重勤俭持家却又乐善好施，他的所作所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正家风，勤教子

家庭担负着抚育后代的责任，作为家庭长远发展之计，树立良好的家风、教育好子女是传统家庭应有的责任和首要目标，《三字经》中就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家教方面提出了很多关于爱子、教子的看法，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仍有启迪。

古人认为对于孩子要爱之以道，要为孩子的将来考虑，而不只是一味溺爱孩子。“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宠子未有不骄，骄子未有不败。”所以古人特别强调对孩子的教育。“爱其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据《战国策·赵策》记载，赵太后爱小儿子长安君，只想给他高位厚禄，不愿让他受点磨炼，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太师触詟就苦口婆心地对她说：“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必将“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也就是说，不注意对孩子的培养和锻炼，不是真爱孩子，而是害了孩子。

教育孩子，重要的是要从道德品质培养着手，要教孩子以正道，使之不入邪路。《左传·隐公三年》云：“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李惺在《冰言》中说：“爱子莫要于能教，教子者莫贵乎以正。”王符在《潜夫论》中也说道：“贤人志士之于子孙，厉以志，弗厉以辞；劝以正，弗劝以诈；示以俭，弗示以奢；贻以言，弗贻以财。”清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五十二岁时才得一子，由在家的弟弟代为照看。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谈到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时说，虽然疼爱孩子，“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玩耍，务令忠厚悱侧，毋为刻急也”。就是说疼爱孩子必须合乎道理，即使在游戏玩耍的时候，也务必培养他心地忠厚、诚恳的品德，不能让他为人刻薄、行为暴躁，还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也就是说，要教给孩子以仁爱、礼仪，这是将来立身做人的根本。

不教孩子以正道，让其胡作非为，结果就是害了孩子。古人云：“为子孙作富贵计者，十败其九。……以德遗后者昌，以财遗后者亡。”有的父母不是教给孩子做人的道理，而是聚敛家财，以为这样就可以使儿孙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其实对孩子是没有多大益处的，结果恰恰是害了儿孙，造就了一批败家子和膏粱子弟。许多有见识的古人早就对此有所认识：“人家之兴替，在义理不在富贵。”“教诫子弟，是第一要紧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西汉的疏广和疏受叔侄，给皇太子当了多年的老师，年老还乡，皇帝赏了一大批金钱，他们回到家里，不置家产，把它分给亲友，很快就用光。人们问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回答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意思是聪明能干的人钱财多了，会损坏他的志气；愚蠢无知的人钱财多了，只能增加他的过错。叔侄俩认为子孙都不大有出息，所以不想留下过多钱财，而为他们招过结怨。的确，“广积不如教子”。钱财易于散尽，而且还易于养成败坏家门的不肖子孙，所以真正有用的家产不是钱财，而是高尚的品行和广博的知识。东汉琢郡太守杨震廉洁奉公，总是计日受俸，用多少，支取多少，余下的全部留交国库。子孙也常常粗茶淡饭，安步当车。亲朋好友劝杨震置些产业，为儿孙打算，他不肯，说：“使后世成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他的儿子杨秉后来做了高官，同样是计日受俸，余财不入家门，并以酒、色、财“三不惑”而著名。西汉初年的韦孟，曾经当过楚元王及其儿孙的老师。他看到楚元王荒淫无道，并与吴王刘濞一起阴谋叛乱，在进谏无用后，韦孟便抛弃优厚俸禄，迁居到孟子的老家邹地去，以儒家经典传授子孙。他的后代韦贤、韦玄成，都以经学大师官至丞相，韦贤还被誉为邹鲁大儒。当时有人说：“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

教育子女要注意方法，古人认为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教育方式。要教育好子女，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品质，家长应首先重视自身德行修养。《汉书》中就有“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的话，明代童蒙读物《小儿语》中说：“老子终日浮水，儿子做了溺鬼。老子偷瓜盗果，儿子杀人放火。”虽是民间俚语，但却生动说明了父母对子女影响之大。清代石成金说：“治家之法，第一以身教为要。是以为家长者，先当自己躬行仁义，谨守立法，凡事勤俭，一切诸般坏事都警戒勿犯。因而教诲弟子，大小未有不凛然尊从者。若或自己不正，虽严加教诲，而人皆不服矣。”也就是说，家长只有身为表率，他的教诲才有说服力，从而收到实效。

孩子的模仿力强，辨别好坏是非的能力差，父母的榜样作用就极为重要。曾参是孔子的弟子，不但自己孝顺父母，而且也懂得做父母之道。曾参主张用诚实来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次他妻子要去赶集，儿子也哭闹着要去。妻子为了使孩子安静下来，就说：你听话就杀猪给你吃。孩子不再闹了。妻子赶集回来，看见丈夫正准备杀猪，就阻止说：我只是哄哄孩子罢了，你怎么真的杀猪啊？曾参说：“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就是说，大人不应该和孩子说假话。孩子还小，不懂事，一举一动都跟父母学，一切听从父母的教育。你现在欺骗了他，就是教孩子学你的样子说谎骗人。做母亲的欺骗孩子，孩子就不会相信他的母亲，这样是不能教育好孩子的。于是曾参杀了那头猪，炖肉给孩子吃。

父母如果不以身作则，则会上梁不正下梁歪。晋朝有个叫胡毋辅之的人，在当乐安太守的时候，整天和几个“放诞”朋友饮酒作乐，醉的时候，甚至脱光衣服，借酒胡闹，根本不理政事，还自夸为通达。他儿子胡毋谦之看他这样放纵酗酒，便说：“你不能这样，你如果酒醉而死，让我怎么办？”胡毋辅之不但不自省，反而叫儿子和自己一起饮酒作乐，结果他的儿子比他还放纵，以至被称为疯子。因为嗜酒，胡毋辅之四十多岁就死了，他的儿子也只活了不到三十岁。

古人认为对孩子的教育要因势利导，注重子女的特长。西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张汤年幼时，一次父亲外出，让他看家。父亲回来后，发现家里的一点腊肉和其他食物都被老鼠糟蹋了，很是生气，就把张汤责打了一顿。张汤挨了这顿打后，就用烟熏水灌，把老鼠逮住，然后像公堂上审罪犯一样，把老鼠放在地上，掘出的剩肉，则当着物证放在一旁，又写了诉状和判决书，对老鼠进行了一次郑重其事的审讯和判决。他父亲知道了张汤的做法，又看了那诉状和判决书，简直像个老练的法官一样，大吃一惊。原来张汤的父亲当长安丞经常办案，他耳濡目染，也学到了不少办案的程序和司法知识，并爱上了这一行。他父亲因势利导，让他专攻司法。后来，张汤果然成了西汉司法界的名人。

孩子的成长还应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样才有利于他的成长。孟子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独自抚养他，对他悉心教育。他家住在郊外，靠近墓地，孟子经常在坟墓之间的草地上挖洞洞，堆土包，前面插上一块小石片，就像坟墓一样。孟母说：这不是我应让孩子居住的地方。就离开这里，在城里租了间房子。孟子又学商人交易之事，孟母说：这不是我应让孩子居住的地方，于是把家搬到临近肉店的地方。孟子嬉戏玩耍时又学屠夫卖肉。孟母认为这也不是适合孩子居住的地方，于是把家搬到学校旁边。孟子常到学校去看老师讲课，见学生们对老师非常尊敬，同学之间也相互揖让，回家后就盘坐地上，看着竹简，像读书一样，还在书案上摆设祭器，学习揖让进退的礼节。孟母看到后说：这个地方可以长期住下去了！孟母三迁，说明环境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有一定道理的。

古人认为对子女要严加管教，孩子有了过错就应该及时纠正。石奋是西汉初年人，十五岁即跟随汉高祖刘邦征战，他为人谨慎小心，注重品德修养，对子女的要求尤为严格。在他的教育下，四个儿子都成了有用之才。到汉景帝时，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都当到二千石的大官，汉景帝因而称他为“万石君”。后来石奋告老还乡，他的子孙们回家拜见石奋的时候，石奋总要穿上朝服来会见他们，而且从不叫他们的名字。如果子孙们犯了错误，石奋从不责备他们，只是坐在侧面的座位上，吃饭的时候对着桌子不言不语。子孙们自责所犯的过失，求年岁大的人前去说情，自己则跟在后边袒胸露背以表谢罪，立誓要改正错误，石奋这才同意原谅他们。石奋治家以孝顺和谦恭闻名于郡国，就连齐、鲁地区的一些儒者也都自认为比不上他。

当然，传统家庭道德中良莠并存，古人在教子实践中也有许多糟粕，如提倡“怒笞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棍头出孝子”，在孝亲方面提倡“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的愚孝政策，这些当然为我们所不取。但是，传统家庭伦理注重父母对子女的爱和教、子女对父母的敬和养，则应当为我们所重视和发扬。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婚姻篇

择人以德为先

古人对婚姻非常重视，《礼记》云：“夫昏礼，万世之始也。”“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认为男女只有通过婚姻结合为夫妇，生儿育女，才能上承先祖，下传后世，使本家族得以延续。因此，在古代，婚姻被赋予很多的责任，孟子说：“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礼记·昏义》中说：“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婚姻被看成是君臣、父子、等级人伦之根本，是家庭伦理的基础。

在古代，婚姻要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不能自由选择婚姻。《诗经》说：“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明会典·户口·婚姻》规定：“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没有父母等长辈主婚的婚姻，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婚姻需要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体现了古人对婚姻的慎重，尤其是在古代结婚年龄偏小的情况下，长辈以自己的阅历、经验为自己的子女选择配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古代人际交往范围窄，媒人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青年男女事先不能见面，而需经过媒人，关注是否有好名声，而名声往往就是德行的代名词。当然，由于父母过多的干涉，也会给一些美好的感情蒙上阴影，甚至酿成感情的悲剧。

林逋《省心录》中说“内睦者家昌”，夫妻的和睦恩爱成为中国传统家庭道德追求的重要目标。《尔雅·释名》中说：“夫妻，匹敌之意也。”《说文解字》亦云：“妇，与夫齐者也。”虽然古往今来人们在婚姻关系上往往面临着金钱、权势的诱惑，常常在利益、德才、容貌、感情之间徘徊，但古人认识到和谐的夫妻生活关系到两人一生的幸福，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才能“夫妇上下，以和为安”, “夫妇和而后家道成”，若非如此，则会“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正因为如此，古人在选择配偶时形成了以德为先的标准：“好合以乐妻孥，择德以结婚姻。”

古人对婚姻中的男女双方都提出了“德”的要求，由于在传统家庭中夫妻双方被赋予的责任不一样，这种“德”的标准也不一样。《管子·五辅》里说：“为人夫者，敦蒙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吕坤在《闺范》中指出夫妻间要“夫义妇顺”。“义”就是德行的体现，即夫妻之间都要以义相待。丈夫不义，那么妻子就难顺从，妻子还应对丈夫的不义加以劝谏，这样夫妻才会“同心同德，亦有力焉”。

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女”之说，同时也有“四大丑女”的说法。每当人们提到这几位“丑女”时，都是非常敬重的，因为她们虽然容貌不佳，但都具有良好的德行和过人的才华。这几位“丑女”正因为品德出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美满的婚姻，从她们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婚姻择偶标准的价值取向。

屈原《九章·惜往日》中说：“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嫫母是传说时代的丑女。汉代王子渊《四子讲德论》中云：“嫫母、倭傀，善誉者不能掩其丑。”就是说即便是最会赞美的人也不能用言语掩盖她们的丑陋。嫫母虽然长得非常难看，但为人十分贤德，因此，黄帝娶她为妻。据说黄帝败炎帝、杀蚩尤，都是因为嫫母内助有功。

人们常用“貌似无盐”来形容丑女，这里“无盐”指的是战国时齐国的钟离春。钟离春家在无盐，很有德才，但“极丑无双”,“凹头深目，长肚大节，昂鼻结喉，肥顶少发”，而且“皮肤烤漆”，所以年过四十还没嫁出去。一天钟离春闯入王宫，对齐宣王说要留在后宫。宣王见这个丑女很怪，就问道：我宫中侍女、妃子很多了，你这样的妇女在乡间都没有人要，为什么竟来找到本王宫廷，难道你有什么高才奇能吗？钟离春就慷慨激昂、有根有据地评论齐国政事，指出齐王四大方面的缺陷和过失，齐国已像累卵一样危险，而齐王却在苟且偷安，一味享受。齐王听了这番陈辞，受到很大的震动，于是听从钟离春做了一番政事改革，遣散了身边的奸邪小人，加强了国防力量。齐宣王立钟离春为王后，后来将无盐之地封给钟离春，封为无盐君。

梁鸿、孟光“举案齐眉”是美满夫妻的千古佳话。东汉文学家梁鸿少时家境贫寒，后受业太学，博览群书，富有才气，虽家贫而崇尚道德操守，由此而名声远播。一些世家大族慕其高洁，都愿意把女儿嫁给他，梁鸿都谢绝了。同县有一叫孟光的女子，虽“粗陋无比”“肥丑而黑”，但德行修养却很高尚，有贤惠的名声。附近乡里很多向她求婚的，但她总是不愿意，已经三十了还不出嫁。父母问其故，她答道：“必嫁梁鸿。”梁鸿听说孟家的女儿贤德，就备礼去求婚。婚后第二天，孟光换上粗布衣衫，操持家务。后随梁鸿隐居山中，男耕女织，吟诗弹琴，夫妇唱和，过着清贫而和谐的生活。后来，夫妻俩来到会稽郡，寄居在皋伯通家，受雇为人舂米，虽然梁鸿整天和受雇用被役使的人混在一起，但每次孟光送饭来，都恭敬地将盛着食物的盘子举到和眼眉一样高地奉上。皋伯通看到这情形，感慨地说，这人能让他的妻子对他如此恭敬，不是简单的人啊！梁鸿、孟光相互间的礼和敬，确实是值得称道的。

据《世说新语》记载，晋代许允的未婚妻长得很丑。在婚礼上行完交拜礼之后，许允不肯进洞房，在别人的劝说下才进去，一见新妇的容貌拔腿又要往外跑，新妇拉住他的衣襟让他停下来。许允对新妇说：妇有“四德”，你符合几条？新妇说：我所缺的，仅仅是美好的容貌。而读书人有“百行”，您又符合几条呢？许允说：我百行具备。新妇说：百行德为首，您好色不好德，怎能说具备呢？许允哑口无言。从此夫妻相敬相爱，感情和谐。据史书记载，许允妻后来在处理许家发生的一些大事中，有胆有识，不让须眉。像这样因为有好的德行而相敬相爱的夫妻有很多，他们正因为重视的是品行才华，所以才不介意外表的美丑。

在古代，婚姻成为金钱、权势附属品的例子也有很多，特别是谈婚论嫁时讲究门当户对，常常把自然美好的情感淹没了。事实也告诉我们，那些完全以金钱、权势联系，而不注重双方德行、感情的婚姻多以悲剧收场。反观今天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可以从古人的得失中得到许多启示。婚姻关系中出现诸多危机的原因很多，有的人对婚姻不慎重，把感情当儿戏；有的人选择配偶太过“实际”，羡慕金钱和权势，而建立在金钱、权势基础上的婚姻是不牢靠的；还有的人不去维护和巩固婚后的感情生活，只是一味索取，使最初积累的一点点情感基础丧失殆尽，家庭变成了争吵斗气的场所。其实，一个家庭幸福与否的标准不是财产的多少和门第的高低，而在于是否有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如果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做终身伴侣，我们会获得命运最丰厚的赏赐；如果单纯把金钱和权势作为婚姻砝码，婚姻就成了金钱、权势的附属品，自然也无缘于感情生活的真谛。因此，只有那些把品格、情感作为婚姻基石的人，才有缘体味人生比翼连理的真意。

相敬相爱，相成如友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有不少描述夫妻恩爱、和谐与眷恋的诗句，如《郑风·女曰鸡鸣》以纯朴的语言赞美了一对恩爱的夫妻：“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读出那种夫妻间深厚的情感，夫妻间不仅要相亲相爱，还要患难与共、相互砥砺，成就一番事业。这正是中国传统夫妻关系的精义所在。

中国古代常以“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作为夫妻间关系的典范。“因人有夫妻相配，便教他以礼相合。夫妇……成后还要相敬如宾，相成如友，夫义妇顺，这叫做 ‘夫妇有别’。”夫妻关系也是古人判断一个人德行好坏的重要依据。春秋晋大夫臼季出使时路过冀地，看到冀缺在田间除草，他的妻子送饭给他吃，态度恭敬，彼此相待就像客人一样。臼季认为冀缺不简单，就把他带回国都推荐给晋文公，臼季对晋文公说了他举荐冀缺的理由：恭敬是德行的集中体现，冀缺和他妻子之间都能够做到互相恭敬，这说明他一定有高尚的德行。只有具备高尚德行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治理百姓，所以，请大王对冀缺委以重任。晋文公于是就让冀缺担任下军大夫。当然，在古代的政治环境下，古人从家国治理一体的角度来看待夫妻的情感生活，认为夫妻间也要遵守君臣之理，所以认为即便是夫妻，也要维持恭敬之理。今天，我们应该合理吸取古人夫妻互尊互敬的观点，不过夫妻间的尊敬必须建立在夫妻平等的基础上，对于古代讲求的“夫为妻纲”、片面贬低妻子地位的观点，则是应当为我们所摒弃的。

古人的夫妻观中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提倡的地方。古人在强调夫妻间“敬”的同时，并没有抹杀自然的“爱”。虽然传统礼教说要“发乎情，止乎礼”，但是，古人并没有停止对爱情的浪漫追求与向往。古人的恩爱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中，简单的日常行为中常常浸透着浓浓的情意。张敞是西汉宣帝时的京兆尹，为官清正，素有德行见识。他的妻子幼时受伤，眼眉有了缺陷，所以张敞每天早起替她画眉后，才去上朝。当时长安城传说“张京兆画的眉毛最好”。“张敞画眉”后来成为夫妻恩爱的象征。晋代司徒王戎的妻子很爱丈夫，丈夫每天出门和回家她都要亲他一下。王戎说，妇人亲丈夫的脸，礼节上是不敬，以后不要这样了。妻子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复卿卿？”意思是因为爱你，所以亲你；我如不亲，谁来亲你？浓情真意，令人感动。

汉代秦嘉和妻子徐淑的爱情故事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玉台新咏》里记载了几首秦嘉和徐淑在分别时表达自己对对方的思念而写的诗。东汉桓帝时，秦嘉和妻子徐淑感情很深厚，秦嘉为郡上计吏，一次奉命前往京城洛阳，他派车去接徐淑，徐淑因病不能和他一起去。秦嘉看到车子空空而去，空空而归，心里十分苦闷与惆怅，于是作了《赠妇诗》四首表达这种心情，一首写道：“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寻环，匪席不可卷。”徐淑收到丈夫的诗后，写下了《答秦嘉诗》叙述自己的离愁与相思：“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辉。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诗中把徐淑对丈夫远离的眷恋、受苦的心疼、履险的担心和隐隐的忧患表达得淋漓尽致，情意缠绵。

李贽在《焚书·与庄纯夫》中说：“夫妇之际，恩情尤甚，非但枕席之私，亦以辛勤拮据，有内助之益。”的确，夫妻间不仅要恩恩爱爱，还应像好友那样相互砥砺，古人称这样的妻子为“贤内助”。在中国古代，那些深明大义、规劝丈夫改过的妻子都受到了赞扬，乐羊子之妻就是这样一个人。范晔在《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述了乐羊子之妻劝夫一心求学的故事。相传乐羊子年轻时，拾到一个金饼，回家后交给妻子，妻子说：我听说志向高洁的人不喝名叫盗泉的水，清廉的人不吃嗟来之食。拾到别人的东西来谋求私利，这样难道不怕玷污自己的品行吗？乐羊子非常惭愧，就把金饼扔到了野外。乐羊子远行拜师求学，过了一年就回家了，妻子问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乐羊子说：出门久了想家了，没有别的原因。妻子就拿起刀走向织布机说：这匹布来自蚕茧，一根根抽成丝，在机杼上一丝丝积累成寸，累寸不已成丈匹；学习也是循序渐进，才能成材啊！若是半途而废，与剪断机杼上的丝线又有什么两样呢？乐羊子听了妻子的话，很受启发，就立即又远行求师了，一连七年再也没回家，妻子在家纺绩以养家中老小，还省下钱供乐羊子求学。后来乐羊子经人推荐被魏文侯任为将军，封地于灵寿，子孙世代为将。

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记载，晏婴是齐国的相，坐车出门，他的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向外张望，看见她丈夫给齐相驾车，头顶上是马车的大车篷，用鞭子抽着四匹高头大马，一副洋洋得意、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等车夫回家后，妻子就提出要离开他，车夫问为什么。妻子说：晏子高不满六尺，当了齐国的相，在诸侯中间名声响亮，今天我看他出门的时候，志趣高雅，态度沉着，总是很谦虚的样子。而你这个人有八尺高，在人手下驾车，但是看你的神气，却是很自满的样子，所以我要和你分开。听了妻子的话，车夫就改正了自己的态度，修养品性，慢慢变得志气高雅起来。晏婴发现了这一变化，感到惊讶而问他，车夫就如实回答了晏婴，晏婴就推荐他做了大夫。

汉朝王章的妻子也是一个贤内助。王章当年还是儒生时，在长安学习，一次生病，没有被子，只好睡在为牛御寒的蓑衣里面。他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哭着和妻子诀别。他的妻子气得呵斥他说：你在京师受尊重，哪个显贵人物能超过你？现在生病了，在艰难困苦中，自己不振作精神，反而痛哭流涕，多么浅薄，让人看不起啊！王章听了很是羞愧，重新振奋起来。后来王章被越级提拔，当了京兆尹。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诗经·邶风·击鼓》说：“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恩爱和好、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夫妻关系是传统婚姻价值观的重要要求，对爱情的忠贞不移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提倡与赞美。《周易·序卦》云：“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夫妻相爱贵在长久，爱之以恒的夫妻，不会因地位变化、贫富贵贱而移其爱。直到今天，那些被冠以“金婚”“银婚”之称，相爱长久的婚姻还一直为大家所称道。历史上就有很多关于夫妻恩爱相亲、富贵贫贱不移的例子。

春秋时期晏婴也是一位珍惜夫妻感情的人。齐景公有个女儿，想嫁给齐相晏婴。景公于是到晏婴家，借饮酒之机对晏婴说：你妻子又老又丑，我的女儿年轻漂亮，给你做妻子吧！晏婴惶恐而起身避席说：虽然是很老很丑，但晏婴已和她共同生活多年，曾经历过她年轻漂亮的时候。女人在年轻美貌嫁你时，就将自己的老年托付给你了。我也接受了我妻子所托，所以君王虽有恩赐，却不能让我背弃托身之请。我们常说的“糟糠之妻不下堂”，说的是东汉宋弘的故事。东汉初期的名吏宋弘以清节威德著称于世，他做大司空的时候，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新寡，武帝和她谈起群臣，想了解她想再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湖阳公主说：大司空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光武帝说：我去问问他。于是刘秀召见宋弘，光武帝试探着对宋弘说：谚语说贵易交，富易妻，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答道：臣闻贫贱之妻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帝于是对湖阳公主说：看来这事成不了！无独有偶。尉迟敬德是唐初的一位大将，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对尉迟敬德说：朕想把女儿嫁给你，好吗？敬德叩头致谢道：臣妻虽然粗鄙丑陋，但和臣一直是贫贱与共。我虽然见识不多，但也知道古人富不易妻的道理，让我另娶，不是我所愿意的！唐太宗便尊重了尉迟敬德的意愿，不再勉强他。

像晏婴、宋弘、尉迟敬德这些珍惜感情、不因富贵而变心的人一直为人们所颂扬。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见异思迁、寡恩薄情的人，古人对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的鞭挞。从古至今，夫妻恩爱一直为人们所追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每对相亲相爱的人的梦想，一旦一方不幸早亡，另一个便成了单飞的孤雁，凄凉而哀伤。在古人留下的大量描述对已故配偶思念怀恋的作品中，夫妻间纯洁的爱情也跃然于字里行间，许多作品至今仍是千古绝唱，为人们传颂和体味。

苏轼十九岁时与进士王方的女儿王弗结百年之好。王弗相貌清秀，温文儒雅，知书好学，更为难得的是秉性善良、品行端正。王弗来到苏家后，上奉婆母，下顾小叔，挑起维持家计的重担。每到晚上，总陪伴丈夫读书和谈论文章，日子虽苦，但和睦融融。苏轼二十二岁高中进士，出任福昌主簿，后回京城为官，王弗跟随丈夫，料理家务。不久，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写诗讽刺王安石新法，被捕入狱，后被贬黄州，与王弗相依为命。然而，不幸的是王弗一病不起，死时仅二十七岁。从此，伴随着仕途的坎坷，失去妻子的苏轼经历着接二连三的打击，不再有人与他分忧解难了。1075年（宋神宗熙宁八年），屡遭贬谪的苏轼又一次徙往密州，这年正是王弗的十年忌辰，苏轼作了一首《江城子》，表达了对爱妻的怀念：“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充分抒发了诗人的爱妻情怀。然而，苏轼后娶王弗堂妹王润之为妻，她也是一位贤淑的女性，追随苏轼宦海浮沉，四处奔波，历尽苦难。二人相爱二十五年后，王润之于四十六岁时病逝于京师。这对苏轼又是莫大的打击，在其《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悲伤地说：“已矣奈何，泪尽目干。”

唐朝诗人元稹《离思》中有句脍炙人口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历代常被用来形容对感情的执着。但是对于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来说，到哪里才能寻回她曾拥有的感情生活呢？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情投意合，生活非常幸福，她前期写了许多表现悠闲生活的词来抒发自己的喜悦之情。然而丈夫先她而去，李清照带着从前与丈夫收集的古董珍玩辗转流离，独受相思孤独之苦，从此词风大变，多悲叹身世，苍凉沉郁，《声声慢》一词，就是她后半生感情生活的真实写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读来令人黯然神伤。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少年篇

自古英雄出少年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中国古代，有许多人在少年时代便已崭露头角，显示出过人的才能，有的甚至建功立业，令人赞叹。这样的例子各个时期都有很多。

有的人自小就表现出对事物深刻的理解力，不由让人惊奇和感慨。据《列子·说符第八》记载，春秋末年齐国大贵族田成子有一次祭祖，食客有上千人之多。有个食客恭恭敬敬地给田成子献上鱼和雁，田成子便借题发挥，大发感慨：老天爷对人真是恩深德厚啊！繁殖了五谷，又生长了鱼鸟供人享用。座中的客人随声附和，声音大得简直就像深谷里的回声一样。鲍家有个小孩才十二岁，也在席间做客，他站起来说道：其实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天地万物原是和我们一同生长，属于同一类的东西，无所谓贵贱，只是由于大小、智力不同而相互制约、交相吃食，并不是这一类专为另一类而生存。人们只取可食的东西而食，难道天的本意是为了人而生它的吗？况且蚊虫叮咬人的皮肤，虎狼吞食肉类的东西，难道天的本意是为蚊虫生人、为虎狼产肉吗？他的言行让在座的宾客惊叹不已。

有的少年不仅胆识过人，更具有独到的政治远见，让成年人也倍感汗颜。甘罗就是这样的例子。据记载，战国末秦国的甘罗，是左相甘茂的孙子。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用的是远交近攻的战略，挑起六国之间的猜疑和矛盾。为此，秦始皇派了许多使臣到六国去游说。这一年，秦始皇打算派一个叫张唐的大臣出使燕国和赵国，张唐有些害怕，推脱半天不肯领命。秦始皇正在犹豫之际，大殿里有一少年大声说：大王，让我出使赵国吧，我一定完成使命！秦始皇一看，原来是十二岁的甘罗。秦王问：你小小年纪，见了赵王说些什么？甘罗说：使臣出国，重任在身，应对答辩要随机应变，哪能现在就定好说些什么呢？秦王很欣赏甘罗的勇气和胆识，就任命他为使臣，带上十辆车和一百人出使赵国。赵王听说秦国使臣来访，亲自出城迎接，当他看见一百人簇拥着一个黄发垂髫的孩子，怀疑是有人同他取笑。当甘罗郑重地拿出国书递给赵王的时候，赵王才惊疑地问道：小先生光临敝国，有何贵干呢？甘罗说：秦国要拉拢燕国，准备派人去当燕国的宰相。燕、赵两国素来有仇，如果秦、燕联合，赵国就很危险了。其实，秦国想拉拢燕国，目的只是取得赵国河间一带的几座城池。如果大王肯将这几座城让给秦国，秦国就会和赵国友好而共同对付燕国，赵国可以攻打燕国，夺得比河间几座城池更多的地方。您权衡一下利弊再做出决断吧！赵王畏惧秦国的势力，甘罗又说得有理有据，于是赵王就答应了甘罗的要求，把河间一带五座城池的地图和户口交给了甘罗，还赠给甘罗百金和两对玉璧。秦王对甘罗的表现非常赞赏，封甘罗为大夫，不久又提拔为上卿，把当年封给甘茂的田宅都赐给了甘罗。

康熙皇帝是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帝王之一。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在他的少年时代便得以显现和经历了磨炼。康熙帝即位时年仅八岁，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周围险恶的环境却对这位少年天子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南明势力尚未完全消灭，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割据势力恶性膨胀。在朝堂之内，更有辅政大臣鳌拜嚣张跋扈，广植党羽，独断专行，企图将康熙帝变成任凭自己摆布的傀儡。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少年康熙显示出自己特殊的领导才能，1669年（康熙八年），十五岁的康熙在亲政后的第三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鳌拜，翦灭了鳌拜集团。此后，为了统一，他毅然下令削藩，历经八年鏖战，于1681年（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不久又统一台湾，掀开了清史上壮观的“康乾盛世”帷幕。而这时康熙帝也只有二十多岁。

还有许多少年才子，在文学等方面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他们的诗文有的到今天还广为流传。唐代经济、文化空前发达，这样的年少才子不断涌现，刘晏就是其中的一位。刘晏小时候十分聪明，出口成章。一次唐玄宗从东都洛阳去山东泰山封禅祭天，经过兖州的时候，刘晏呈上一篇名为《东封书》的文章献给玄宗。玄宗看了后觉得写得很好，当他得知幼童年仅八岁后十分惊奇，就让张说当场出题考刘晏。张说是当时有名的文豪，刘晏虽小，但在他面前毫不胆怯，对答如流，满座公卿交口称赞。张说高兴地说：“此乃国瑞也。”就这样刘晏被带到京师长安，授予秘书省正字之职，名震一时。唐朝像刘晏这样的神童还有很多，如白居易五岁作诗；王勃六岁善辞章，九岁读通《汉书》，十四岁时诗名已冠天下；杜牧十五岁时遍读祖父留下来的丰富的历代史书，小小年纪就对古今治乱、兴亡、得失及天下态势颇有研究；骆宾王七岁赋诗；王维九岁知属辞，工草隶，通音律；李白十岁通五经；杨炯十一岁举神童，授校书郎；元稹九岁工属文，十五岁为明经博士；等等。这些少年都是因为有着不凡的才华而受到人们的关注与赞赏，从而成就了终生的事业。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

少年时光是美好而令人怀念的。古往今来，有多少名人用说不尽的美好语言赞美它，讴歌它；又有多少人怀着惋惜的心情，发出因虚度青春而感到怨悔的慨叹。“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少年时代是学习新知识、接受新事物的大好时光，古人认为少年时要珍惜时间，努力学习，为将来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年少当及时，蹉跎日就老。”“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些都是千古流传的告诫少年人要珍惜时光的诗句。光阴一去不复返，这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年少时不珍惜时间、发愤图强，到了年老时一事无成，将后悔莫及。

《荀子·法行篇》中说：“少而不学，长无能也。”即便是少年时有着超人的天赋，不学习将来也将一事无成。俗话说：“小时了了（聪明），大未必佳。”有的人从小聪明，大了却与常人无异，为什么这样呢？主要是他们虽然天资聪颖，但后天没有持续学习进取。“少有所得，则欣然以天地之美为尽在己，自以为至足，乃是自暴自弃。”

王安石在《伤仲永》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宋代江西金溪县有一个名叫方仲永的孩子，五岁能作诗，被人们称作“神童”。他的父亲经常带着他去会客，以博取溢美之词。方仲永十二三岁时，王安石见到他，发现他的诗已不怎么好了。七年以后，王安石又得知这位“神童”“已泯然众人矣”。孩子早慧，自然会得到父母亲朋的夸奖，这是正常的，但方仲永的父亲却以此为满足，没有继续培养他，终于使孩子不思进取，丧失了成才的机会。

同样是小时候很聪颖，有的人加上后天的努力，长大后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著名诗人李贺就是如此。据《新唐书·李贺传》记载，李贺“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补阙听到后不相信，一次经过李贺家，便让李贺赋诗。李贺很快就根据韩愈、皇甫补阙二人来他家的事情作了一首《高轩过》，下笔飞快，就像事先知道题目一样。韩愈、皇甫补阙二人大惊，从此李贺更有名了。其实，少年李贺的过人才华并不是他仅仅依靠天资聪颖得到的，刻苦和勤奋更是助他走向成功的重要工具。据李商隐给李贺作的小传说，李贺常带着小僮，骑着驴子，背着一只破旧的布袋，得了诗句就记下来投入袋中，可见李贺学习多么用功。李贺年少时曾在《嘲少年》中吟叹道：“少年安能长少年？海波尚能变桑田。”正是因为他看到了珍惜韶华的重要性，才愈加努力学习，终于取得卓越的成就。

宋代著名文学家杨亿幼时就聪慧异常，刚学会说话，母亲教他读书，随即成诵。七岁便能写文章，与客人谈论，有如成人，因此便有了神童的名声。十一岁时，宋太宗闻其名，下诏令江南转运使张去华试他的词艺，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看了文章，深为赏识，令人把杨亿送到中书省，又当即赋诗一首，被授秘书省正字。后试翰林，赐进士第，升光禄寺丞，真宗时官至翰林学士。其实，杨亿虽然先天聪明，但他后天的勤奋好学，起着更主要作用。杨亿自被授秘书省正字后，仍读书日夜不息，手不释卷，不离笔墨，即使与客谈笑，也挥翰不辍，这是保证他最终取得成功的因素。

司马光七岁时就以聪明著称，而且少年老成，很喜欢听先生讲解《左氏春秋》，已能知晓大义精髓。他虽天资聪明，却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他认为自己记忆力不好，每当老师讲完书，哥哥、弟弟跑到园子里玩的时候，他就关上门窗，独自一遍一遍地高声朗读起来，非读得滚瓜烂熟不可。司马光做官后，少年时代的勤奋精神一直被保持着，他每天读书和写作都要到深夜，往往因劳累过度而睡着。为了不影响读书和写作，他还特意用木头做了一个光溜溜的枕头，起名为“警枕”，困倦时，就用它当枕头睡会儿，只要一翻身，圆木枕头就会滚到地上发出响声，这样，他就会被惊醒，起来继续看书。这个方法，直至他以后修《资治通鉴》时仍然在使用。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诸葛亮《诫子书》中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韩诗外传》也说：“剑虽利，不厉不断；材虽美，不学不高。”史实早已说明，成功绝对不是只青睐于天资聪慧者，对于在困境中成长的少年人而言，不懈的奋斗同样可以使自己成就伟大的事业。可以说，历史上大多数名人的成功来源于他们少年时代的刻苦学习和对志向的不懈追求。

南朝沈约为“竟陵八友”之一，被誉为当时文坛领袖、一代宗师。沈约幼年家贫，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笃志好学，昼夜手不释卷，母亲担心他过度劳累而生病，常常为他减油灭火。于是沈约改为白天读书，夜间背诵。他少年时常为南朝宋无全史而感遗憾，二十多岁时，便有撰述之意。后来他写了《宋书》，对史学研究贡献很大，他在诗歌上的造诣也颇深，与人共创“永明体”，推动诗歌由古体向近体发展。这些都归功于他从小勤奋不懈的努力。

《礼记·学记》中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韩愈三岁丧父，自幼由哥哥韩会抚养。十岁时，随着被贬官的哥哥流落到韶州，哥哥死后，嫂嫂对他辛勤抚育。韩愈从小立志刻苦学习，经常是黎明即起，太阳一出便伏案读书，连饭也顾不得吃，读到太阳落山之后，就点起油灯继续读，直到深夜。经过少年时代的努力，韩愈读了很多书，学识大有长进，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即便是为官从政后，韩愈仍像少年时代那样勤奋好学，虽然公务繁忙，可他“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韩愈自己笃志好学，并也以此勉励后生晚辈，他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习要“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也就是要点起油灯接替阳光，一年到头夜以继日地勤奋学习。

少年时代正是求学的好时光。“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少年时代的努力是为一生做准备的，在学习上必须下苦功夫，才能有所收获。朱熹说：“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功夫，始得。”范仲淹也是一个懂得珍惜少年光阴、刻苦求学的人，在他不到两岁时，父亲去世，接着母亲改嫁，家境艰难。十岁那年，范仲淹离家住到一寺庙的僧房，在那里发奋苦读。他每天煮一大碗稀粥，等到放凉凝结后，再用刀子把它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也不烧火炒菜，只切几条咸菜就把稀粥吃下去，之后又埋头读书。寺里僧人称赞他说：你小小年纪，就懂得这样发奋读书，而且生活上又不怕艰苦，真是难得啊！十九岁的时候，范仲淹来到名师济济、天下闻名的南都学舍。他昼夜苦读，废寝忘食，冬夜就用凉水洗脸，清醒一下头脑，肚子饿时，就喝一点凉稀粥充饥。南都留守的儿子是范仲淹的同窗，送食物给范仲淹吃，后来发现都原封未动，就责备范仲淹说：你怎么有好吃的食物摆着不吃，还是喝稀粥呢？难道是怀疑我父亲的用心吗？范仲淹答谢道：我多年来一直喝粥，已经成为习惯了，而且我怕会养成贪吃的毛病，将来吃不得苦，这样追求事业的志向就会懈怠下去。我不是不领会令尊的厚意啊！后来范仲淹考取进士，成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正因为“少壮功夫老始成”，许多古人都重视孩子的学习，使他们趁着年少光阴为将来打下良好的基础。孟子少年之时，一次还没到放学时间就回了家。孟母正在织布，问他说：怎么今天放学这么早？孟子支支吾吾，好一会儿才说：还没放学，是我自己回来的。孟母没说话，走到织布机前，用剪刀把机上的布剪断。孟子战战兢兢地问母亲为什么这样做，母亲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我割断这布匹一样，半途而废，什么也做不成啊！孟子听了母亲的话，从此日夕诵读，勤学不懈，终成天下名儒，被称为“亚圣”。

清初文豪毛先舒，自幼勤奋苦学，对音韵学颇有研究，而且也能诗文，一生所著颇丰，与毛奇龄、毛际可齐名，时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他以自己的经历感受，在《与子侄书》中劝告子侄：“年富力强，却涣散精神，肆应于外。多事无益妨有益，将岁月虚过，才情浪掷。及至晓得收拾精神……而年力向衰，途长日暮，已不堪发愤有为矣。回而思之，真可痛哭。汝等虽在少年，日月易逝，斯言常当猛省。”劝勉少年时应珍惜时间，以免等到太阳快下山了，而要做的事业离成功还很遥远。的确，人少年时就像春天一样阳光明媚，但春光易逝，如果不趁此大好时光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一旦黑发变白、红颜衰老，过去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而自己既无知识也无技能，此时后悔哪里来得及呢！必须珍惜少年时的光阴，并且修养自己的品性，以免“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老年篇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老年意味着丰富的经验和学识，意味着成熟与睿智。王安石在《孤桐》中说：“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老年人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就像树木年轮越多，根基越壮，日晒越暴烈，枝叶也越茂盛，所以古人认为老年人应“老当益壮”。“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理想和追求不能因为年龄的关系而停顿和放弃，一个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应该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永远不倦地追求。

三国时期曹操就是一位积极进取、不服老的人。207年（建安十二年），曹操大败北方袁绍等豪强集团后，乘胜远征乌桓。乌桓主要居住在辽西、辽东和河北东北部，曾屡犯中原。这年七月，曹操率兵打败乌桓，回师途中，路经渤海之滨的碣石山，曹操想起自己已经五十三岁了，而比自己年轻的谋士郭嘉年仅三十八岁却已离世，不禁生出感慨，写下了著名的《步出夏门行》，其中一首《龟虽寿》表达了曹操人老心不老的壮志豪情。诗中写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据《世说新语·豪爽》记载，东晋大将军王敦每次喝了酒，以如意敲打着唾壶吟读这首诗时，都深深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所感动，不知不觉把壶口都敲得粉碎。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这是东汉名将马援所说的话，也是他慷慨激昂一生的写照。马援十二岁时父母双亡，依靠兄长生活。长大后做了个小官，因为同情一个犯人而把他私下放了，自己因此丢了官。后来马援专心农牧，成了一个大地主，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不久他感慨地说，有了财富，应该用来赈济别人，否则便成了守财奴。于是马援尽散钱财，自己仍旧过着朴素的生活。他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意思是说，大丈夫的志气，应当是穷厄的时候更要坚定不移，老了的时候更应壮志不衰。后来马援跟随光武帝刘秀征战，立下汗马功劳，授伏波将军。人们都来祝贺马援，认为这下他可尽享富贵，而马援却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威武将军刘尚在武陵五溪一带打了败仗，全军覆没。马援得到这个消息，便主动要求上前线去，那时马援已经六十二岁了。光武帝认为他年纪老了，没有批准他的要求，他不服，当场披甲上马，在马上挺胸昂首，挥舞兵器，十分威武。光武帝也不禁赞叹：“矍铄哉是翁也！”马援于是带领军队，开往战地去了。他在作战时因为士兵传染疫病的很多，战斗十分艰苦，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自己也得了重病，但他还是坚守前线，不肯离开部队，最终病逝于疆场，完成了马革裹尸的壮志。

在古人眼里，年龄不是阻碍前进的因素，也不是放弃人生追求的理由。叶公曾经问子路，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子路当时没有回答。孔子听说后，就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的人啊！孔子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激励了历代无数的仁人志士。的确，学习是没有时间早晚之分的。刘向《说苑·建本》记载这样一件事：晋平公想学习但恐怕自己年纪大已经迟了，就问盲乐师师旷：我现在七十岁了，还想学习，恐怕是晚了点吧！师旷说：您为什么不点燃蜡烛照明呢？晋平公说：哪有做人臣的与国君开玩笑的呢？师旷说：我怎敢与国君开玩笑？我听说年少而好学习，如早晨初升的太阳；壮年而好学，就像升入中天的阳光；老而好学，如点燃蜡烛的光亮。点燃蜡烛照明，不是比在黑暗中行走要好得多吗？师旷说的话是对的，学习早当然是好，早学可学得多，但晚年学习总比不学习好，晚年学习像点燃蜡烛之光，比不学而在黑暗中行走好，甚至有的人虽然学迟了，却能奋起直追、后来居上。

历史上有的人虽在年老时遭受挫折，但仍不放弃理想和追求，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就是这样的代表。谈迁自幼勤奋，立志要编写一部真实可靠的史书。他从二十九岁开始，用了整整二十七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明朝编年史《国榷》。不幸的是，一部五百多万字的手稿在一天夜里被人全部偷走。如此沉重的打击并没有动摇谈迁的信念，年近花甲的谈迁发愤重写，苦斗六年，终于完成了第二稿。当时谈迁身体已很不好，但由于崇祯朝的史事还不够丰富，有的也不够准确，他就拖着病弱之躯，不远千里到北京做实地调查。还访问了许多明朝的降臣、皇族、宦官，又亲自考察历史古迹，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回去后，又经过三年的时间修订充实，《国榷》才正式定稿。

像以上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还很多。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到那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进取精神。

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老年人虽然年纪大了，但仍旧有着机敏的精神状态和活跃的思维能力，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智慧是年轻人所无法比拟的。《韩非子·说林上》中说：“管仲、隰朋从桓公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古人就用“老马识途”来比喻老年人有着丰富的见识和经验。南朝梁陈时诗人沈炯写过一首《咏老马》诗：“昔日从戎阵，流汗几东西。一日驰千里，三丈拔深泥。渡水频伤骨，翻霜屡损蹄。勿言年齿暮，寻途尚不迷。”诗人劝人们不要只看到年老，还要看到，老人饱经坎坷、深历世事，有他们的指点是不会迷失方向的。因此，古人认为应该从老年人的身体条件出发，扬长避短，用其所长。杜甫有一首诗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虽夕阳西下，诗人并不哀叹晚景暮年，仍然心怀壮志，面对秋风落叶，自信病会好转，虽然年老，仍能发挥作用。《新序·杂事五》记载说，春秋时期，鲁国的楚丘先生已有七十岁了，行走都不大方便。他求见孟尝君，想要快步趋前行礼而不能。孟尝君就有些看不起他，对他说：“先生老了，年事已高，能有什么向你请教呢？”楚丘先生听了，连声责问：咦！你是要我跟车马赛跑吗？你是要我远距离投石吗？你是要我逐鹿斗虎狩猎吗？那样的话，我早已死了，更不用说我有多大年纪了！但是，让我分析形势游说诸侯，出主意为决策作参考，那么我的年纪正当年，何老之有？孟尝君听了，面有愧色，赶紧站起来迎接楚丘。楚丘先生后来在齐鲁战争中分析、预言战势的变化，为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在古代，“贤”一般只用在老人的身上，可以说是老人的代名词，中国历代的太师、太傅给予帝王的最重要的训导莫过于任人唯贤了。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派十六岁的太子子奇去治理阿县，做出决定后很快便因为顾虑他太年轻而反悔，于是急忙派使者追赶，并嘱咐使者说：如果子奇还没有到达，就让他回来；如果已经到达就算了。使者虽然半路就追上了，但后来却独自返回。国君责问使者为什么不把子奇召回来，使者回答说是因为看见子奇的车上载着好些白发老人，就没有把太子叫回来，使者说：“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决之，此必能治阿矣！”国君听了这个理由也十分信服。上了年纪的人，饱经人世沧桑，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年轻人虽然脑子转得比较快，但是在许多方面远远赶不上老年人。所以年轻人应当敬重长者，多虚心向他们请教，有他们的指点，年轻人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不会迷失方向。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就是说虽然寿命的长短不能决定，但身心修养得法，也可以延年益寿。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身体状况会不如年轻的时候，更要注意身体的保养。《南史·僧虔传》记载说，南朝刘宋时有位叫刘镇之的人，三十来岁得了重病，预备好了棺材等死，结果他的病很快就好了，后来活到九十多岁。毛泽东曾对曹操上面这四句诗做了批注，意在说明人寿盈缩，不在天命，而在自身是否能够宽心养怡。

中国古代就很重视养生之道，有着丰富的养生理论和方法，认为养生包括养心和养身两个方面内容，这实际上是把道德修养和身体保健结合起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修德以养心，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礼记·大学》也有类似的话：“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荀子也认为：“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淮南子》也认为：“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养生之末也。”把德行修养看成是养生的基础和根本。

孙思邈是著名的医学家，深谙养生之道，他认为：“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常念善勿念恶，常念生勿念杀，常念信勿念欺。”“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由天作，此养性之大经也。”这是把养生上升到了道德修养高度，以“正思”“正念”引导身体的和谐。孙思邈非常重视医德修养，《千金要方》开卷之首的两篇专论，就是他为医者树立的医德规范，对后世医家注重医德培养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孙思邈同时身体力行，淡泊名利，不仅寿享高龄，而且活得健康快乐。孙思邈于682年（唐高宗永淳元年）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道家主张少私寡欲，恬淡虚静。《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说：“平易恬惔，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理学家朱熹强调老年人要注意调理性情：“心有喜怒忧乐则不得其正，非谓全欲无此，此乃情之所不能无。但发而中节，则是；发不中节，则有偏而不得其正矣。”《抱朴子》说：“养生以不伤为本。”强调要保持心境的平和，清心寡欲，安神养脑。“恼一恼，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黄帝内经》里也主张恬静以养生：“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整体，因此要做到天人相应，要顺应四时气候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以调节机体的阴阳，不可与之相悖，做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另外，还要注意身体保健，防微杜渐，即中医所称的“防传变”思想，自觉遵循这些养生的基本原则，修德以养心，节欲以养身，“形与神俱”，动静适宜，就可达到健身祛病、延寿益智的目的。

在家庭中，晚辈有照顾老年人的责任，应当关注长者的衣食起居。《礼记·内则》说：“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晚辈不仅要让老人吃好穿好，而且还应针对老人的具体生活状况对其关怀备至。孔子认为仅养老而不敬老，还不是真正的孝，因为：“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提出的社会道德要求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每个人都要像关心照料自己老幼一样关心照料他人的老幼，这样社会就充满了情与爱，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敬。老人饱经人世沧桑，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晚辈应当虚心请教，铭刻在心，作为指导自身、教育后代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