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神秘的催生石

催生石（hasten parturition stone）是青金石的一个品种。当青金石中混杂的白色方解石多于蓝色时，呈浅蓝或灰蓝色，又名雪花催生石。从宝石的角度看，催生石品质不高，也不受重视。清代以前，文献上鲜见记载。经常为人们所提及的是明代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中的一段记载：“土产，孟密东产宝石、产金，南产银，北产铁，西产催生文石。”孟密，也写作猛缅，指今天缅甸北部。据此可知，缅甸是催生石的一个产地。后经云南永昌、腾越输入中国内地。这一地区因为开采技术落后，产量不大。催生石最主要的产地，仍然是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地区，与青金石处于同一矿脉。阿富汗也是世界上催生石的最主要产区。其他地方据说也有出产。民初地质学家章鸿钊《石雅》提到：“今俗有名催生石者，亦青金石之属，相传出塔什干。”并引述清代周霭联《竺国纪游》，谓：“硕板多地方产催生石，似青金石而纹理粗劣，色亦黯。”据此，则清代西藏也有出产，但章氏未做肯定。史料中也没有看到西藏或蒙古上层向清廷贡进催生石物件的记录。不过，地方志中有滇藏毗连的中甸地方出产催生石的记载：“中甸距前藏凡四十七站……所产则藏绸……催生石，上品曰京青，盖以输京局者，青矿隶三宝法王。”如果这一记载无误，中甸应该是清廷催生石的重要来源。

到目前为止，资料中尚未发现清代以前的催生石加工物件的记述，出土实物中也未见报告。

事实上，清代乾隆朝才是催生石真正被开发、利用的时期。

清初文献中虽不见催生石的踪迹，鲜为人知的是，清宫档案中并不乏催生石的信息，只是不为外界所知。和青金石一样，阿富汗的催生石输入正是伴随着准噶尔问题的解决实现的。

在西域战事刚刚结束不久的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乾隆帝密信给新疆的参赞大臣阿桂：“先前，兆惠在伊犁，在噶尔丹策零贮藏玉石之豁吉格尔地方房内，寻得催生石三块送京。富德于伊犁豁吉格尔巴克地方亦寻得一块送京。再喇嘛伊西车木比勒告知兆惠，伊犁河对岸察汗乌苏、维霍尔里克一带旧房内尚有此石，亦未可料。著寄信阿桂等，于此等地方留心寻找，酌量送京。钦此。”并嘱咐“将此写入加封，入伊奏事夹板内送发”。可知在平准战争期间，将军兆惠、富德等人已经开始为清廷寻找催生石送往北京。阿桂接旨后即着手寻找，“阿桂等奏，伊犁河两岸，从前大军数次经过，并无玉石等物。奴才等询知情者，相继掘获大小玉石十五块，大小催生石十四块，大玉盘二个。分别装入四匣内，交与侍卫鄂铎送往京城”。接报后当年八月，乾隆帝再谕阿桂：“将此等挖掘玉石之事，不必专做一事具奏。”“唯将所得玉石酌量送京，不必专折具奏。”看来，乾隆帝对寻找催生石一事不欲更多人知道，故有保密考虑。从内务府的档案看，乾隆二十五年造办处只有催生石存货4两4钱5分，但二十六年新进催生石数量达到95斤12两。一年以后，乾隆帝再次寄信谕令伊犁将军明瑞、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从前伊犁曾送催生石，恐回疆亦有此物。著传谕明瑞、新柱等，留意查找送京。钦此，钦遵。先前在伊犁、豁吉格尔、柏兴、察汗乌苏等地，获得厄鲁特埋藏之青金石送京，唯不知何地出产。著大臣等询问厄鲁特、回子等知情者，究系何处出产催生石，即派人前往采掘。若于厄鲁特、回部地方不产此物，即出价购买。唯留意寻觅大块上好者。一应得获，即刻乘便送京。”透露了乾隆帝不择手段，必欲获得催生石的迫切心情。信末尾却又说“此物可得可不得，不可当做要事”。这又反映出乾隆帝欲盖弥彰的矛盾心理，令人莞尔。读过这几份档案，首先浮现的问题就是，乾隆帝为何急于获得催生石？

催生石品质不及青金石，更无法媲美于红宝石、蓝宝石，乾隆帝一定有更隐秘的理由。合理的解释，恐怕与传说中的催生石具备催产助生神奇功效有关，虽然这不可能得到史料的证实。

汉语“催生石”一名，其来源有两说。其一是广为流传的孕妇在以传统方式分娩时此石能起催生作用。或说此名源于古人用此石作产妇催生药。或说古代印第安人曾用其作为妇女催生之药，故名。这些都来自民间传闻，没有看到医书和文献上的证据。但古埃及人认为青金石有安神、治疗神经狂躁的功能，则上述传闻或有一定道理。古代妇女生产，生死攸关，即便皇家也不例外。乾隆帝相信此说，也可以理解。另有一说，认为催生石中“催生”二字乃藏语方言译音，并不以催生为义，根据是周霭联《竺国纪游》。实则这是章鸿钊的看法。周氏只是在“催生石”一词之后曰：“原注谓‘俗语相传，不知果此二字否？'”表示不确定而已。

乾隆后期，不知是皇帝本人对催生石的热情已经消退，还是朝廷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足够的供应，总之是政策上放松了对催生石的管控。乾隆四十六年，吐鲁番领队大臣图思义循惯例扣押了携带催生石的内地商人王增。随后商请乌什参赞大臣绰克托，希望定例严查商民货物。此举遭到乾隆帝的申饬，斥其不明事理，“甚是过分”，重申禁止的是“私携偷带玉石”，要求将王增立即放行。

在清代，催生石，满语作cui sheng wehe，应该是汉语的音译，与青金石nomin是有明显区别的石种。与青金石在清代被大范围使用不同，催生石则不那么为人所知。催生石的采进、加工，和青金石一样，都归内务府造办处玉作管理。

从内务府档案看，催生石的制品主要有佛头塔珠（朝珠的一部分）、珠儿、八宝、小蟾、小磬、小刀把等小件物。但结合其他资料看，催生石作品远不止这些。

第一类是赏赐嫔妃的催生石装饰品。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四，来自西域回部的容嫔封妃，乾隆帝赏赐有青金石挑花垂挂、垂帘，金镶催生石金箍垂挂等多件。

第二类是宗教法物。乾隆三十五年内务府如意馆玉匠七十儿奉旨将一块重16斤的催生石照章嘉国师的绘本雕刻成一尊呀吗达嘎（大威德金刚）。紫禁城斋宫西暖阁佛堂供奉有催生石释迦牟尼佛一尊。乾隆四十四年，六世班禅来到热河预备觐见乾隆帝。清廷赏赐他“催生石手持金刚白玉救度佛母一堂”，上嵌珍珠宝石，总重108两5钱。班禅圆寂于北京后，乾隆帝特赐金塔并指示镶嵌松石、珊瑚、催生石三色，以增华丽。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帝以催生石小朝珠一盘，赏赐西藏济咙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

第三类是有重大意义的宝玺、册页。乾隆五十七年，清廷指令扬州工匠以催生石雕刻了国子监御宝“表章经学之宝”，重达44两3钱6分。同时以催生石制作了“御制石刻蒋衡书十三经”册页12页，置于辟雍亭。

第四类是各类摆件。紫禁城宁寿宫花园养和精舍一层陈设有催生石罗汉仙山一件，二层陈设着催生石伏狮罗汉仙山一件。避暑山庄则设置有催生石鼓10件。清末，慈禧的随葬品中也出现了三件催生石玩器。

值得思考的是，与青金石不同，清代民间鲜有催生石物件，从而使催生石显得很神秘。这究竟是乾隆帝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偏爱所致，还是另有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

17、18世纪经过长期对峙，清朝最终成功地解除准噶尔政权的威胁，实现了大一统。其意义不仅体现在政治统一、版图扩大、民族融合诸方面，清朝重新打通了隔绝已久的丝绸之路，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畅通了中亚与中国的物资流动，进而影响了中国朝野的审美趣味、奢侈品和艺术品创作、宗教艺术，乃至世俗的社会风尚等方方面面。本文探讨的青金石、催生石流动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侧面，一个初步的尝试而已，期待未来会有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