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拓展东亚合作的洲际内涵

王义桅

【摘要】“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伟大倡议和国际合作公共产品，通过实现欧亚非大陆及与海洋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一方面激活了东亚合作；另一方面拓展了东亚合作的范围，增添了其洲际内涵，凸显其世界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东亚 欧亚倡议 命运共同体

一、引言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指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由此，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首次被提出。

2013年10月，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成为21世纪联系亚非欧的政策、贸易、设施、资金、人心通畅的跨地区合作模式，它既超越古代丝绸之路，也超越美国在战后初期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具有21世纪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未来担当。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分为三条线路：以亚欧大陆桥为主的北线（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以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主的中线（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以跨国公路为主的南线（北京—南疆—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中巴、孟中印缅、新亚欧大陆桥以及中蒙俄等经济走廊基本构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陆地骨架。其中，中巴经济走廊注重石油运输，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强调与东盟贸易往来，新亚欧大陆桥是中国直通欧洲的物流主通道，中蒙俄经济走廊偏重国家安全与能源开发。

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以泉州等地为起点，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历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涉及东盟、南亚、西亚、东北非等相关国家，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是一个“经济带”概念，体现的是经济带上各城市集中协调发展的思路。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整个区域存在“两边高、中间低”的现象，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本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战略基础。

在当今世界，东亚合作因为“一带一路”激活，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带来新动力，使这种合作具有洲际内涵；二是实现陆海联通，可推动理顺美国、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的角色，帮助东亚走出“亚洲悖论”。

二、“一带一路”是东亚合作的契机

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性地创造了一条由东亚至欧洲的陆上交通大动脉，将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南欧的广大区域连接在一起”。“一带一路”建设同古代丝绸之路联系东西方贸易，创造大量社会财富一样，在当今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能够在经贸交流的过程中推动东西方两大市场的繁荣，为沿线国家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潜力。

从“一带一路”的议程设置来看，一系列自贸区（如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各类经济走廊（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升级，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合理分工，减小各国相互间的贸易壁垒，便利各国进出口运营以及经贸投资，从而建立起高效运行的“财富流通网”“物资运输网”与“货币交换网”。尤其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还会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的区域范畴，大大扩展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一带一路”建设在空间上的扩展，不仅大大激发了我国各地区的积极性，同时也将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东亚、西亚、中亚乃至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大扩展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地理空间概念，赋予了其新的时代生命。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涵盖的地区，主要包括从东亚到欧洲的沿线国家，途经东亚、中亚、西亚等众多区域。“一带一路”必须超越古代丝绸之路的不稳定性，承载重塑全球化的时代使命。“一带一路”所塑造的欧亚地区交通网络，将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亚太地区与世界最大经济体欧盟联系起来，给欧亚大陆带来新的空间和机会，并形成东亚、西亚和南亚经济辐射区。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是两条丝绸之路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亚欧大陆自贸区或欧亚大市场的形成，对当前世界经济版图产生重要影响，能促进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

“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带来了周边外交机遇。在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周边是首要”的提法也体现出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首要地位。中国政府认识到了周边形势与周边环境的变化，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这使得中国的周边外交工作也需要因时而变、与时俱进。中国在周边外交中强调睦邻友好、以诚待人、互惠互利、开放包容，这也贯穿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始终。在东亚地区，中韩关系发展与中韩自贸区建设将为“一带一路”沿线自贸区提供样本；面对“政冷经冷”的中日关系，“一带一路”战略将提供转型的契机。在东盟层面上，“一带一路”战略在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双边交往平台运用的基础上，将会重塑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为双方带来增进彼此战略互信的机遇。而在矛盾错综复杂的南亚地区，斯里兰卡将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印度洋上的支点，巴基斯坦将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提供新的战略保障，印度则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努力找寻双方的利益契合点和合作的增长极。在中亚地区，由于深处亚欧大陆的腹地，中亚地区缺少出海口的地缘特征一直成为其经济发展的瓶颈。“一带一路”战略将有效应对中亚地区的突出矛盾，将把中亚地区建成连接欧亚的战略通道，扩展中亚各国与外界的联系，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促进中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带来了地区合作机遇。其一，“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连接了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沿线国家在经济和投资结构上有着较强的互补性。在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交通、物流、商品产业链等领域进行更加完善建设的基础上，“一带一路”战略将会推动经贸关系发展，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其二，亚太地区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安全问题，难以保持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也是限制亚太地区经济及其他领域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其中，恐怖主义是亚太安全环境的制约因素之一。“一带一路”战略将沿用上合组织的合作平台，并为这一平台增添更多域内外的合作伙伴，促进反对恐怖主义的联动效应。其三，对于“一带一路”战略，虽然支持的声音成为主流，但是也有一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针对这些质疑和反对，民心相通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突破口。在“一带一路”战略制定和发展的过程，中国政府摆脱了单纯考虑经济利益的惯常思维，倡导民心相通在合作中的基础性作用，重视文化交往和人文交流在战略中的作用，从而为“一带一路”战略夯实民意基础。其四，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由于交通、物流等一系列原因，相互间的往来显得较为缺乏，贯通亚欧的“一带一路”将为亚欧市场的整合和亚欧合作的深入开展提供契机。

此外，“一带一路”战略为整个世界带来全球发展的机遇。由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初衷并不是建立一个封闭的、利己的合作体系，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合作平台，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世界各国都将在这一战略中获得发展的机遇。“一带一路”战略表明了中国希望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的良好愿望，将会向世界展示中国有能力、有担当的国际形象，将会重塑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与定位，从而更加有效地带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合作与交流。当前的世界经济尚未从危机中走出并且呈现出复苏乏力的迹象，“一带一路”战略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新的桥梁，将会使中国模式和中国红利惠及世界。“一带一路”加强了世界的联通，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纳入了同一个平台。世界各国，无论国家大小、无论距离中国远近，都将被纳入这一战略的轨道之中，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创造一种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而面对由东盟主导的RCEP、由美国主导的TPP、各国家间的FTA等一系列方案在推动区域和全球经济整合问题上的不同特点，“一带一路”战略所提倡的是一种伙伴性而非竞争性的关系，各方应当努力探寻各区域经济整合模式中的共通点和利益共同点，从而带动模式间的协调、互补与合作，进而为全球经济整合和全球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从外交全局看，经过多年的外交实践，中国外交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布局。其中，“周边是首要”的提法也体现出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首要地位。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周边外交在国家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得到空前重视。2013年10月24-25日，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64年来第一次召开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也是新一届党中央召开的第一个重大外事工作会议。这反映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于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视。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导人高层互访日益频繁，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多个国家建立或者升级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蒙古时表示，“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更是展现了中国希望与周边国家发展日益紧密的外交关系的良好愿望。

更进一步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际，中国周边外交也呈现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首先，党中央认识到了周边形势与周边环境的变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这使得我国的周边外交工作也需要因时而变、与时俱进，要以周边形势的变化为导向，提出周边外交工作中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一带一路”战略即是符合时代变化而做出的工作创新。其次，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强调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在周边外交中强调睦邻友好、以诚待人、互惠互利、开放包容。这也贯穿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始终，中国希望与周边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深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再次，在周边外交中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开始在周边外交中重视共同安全的建构，注重区域安全合作和战略互信的建构。最后，突出强调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等低政治层面的对外交往，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民心相通”形成对接，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更好地培育周边国家间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游客约5亿人次，中国的周边国家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将率先受益。经济互联互通，也推动了东亚地区从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迈进，走出安全与经济的悖论。

三、“一带一路”推动东亚走出“亚洲悖论”

“一带一路”的提出，赋予了东亚合作更广泛的内涵：以“五通”引领东亚合作的领域，同时将东亚合作通过陆海互通拓展到欧亚非。

（一）中韩关系发展与中韩自贸区建设：为“一带一路”沿线自贸区提供样本

自2013年以来，东北亚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政界右倾化思维日益加深、美日同盟进一步巩固、朝鲜半岛局势仍不明朗、日朝关系趋于接近，这些新形势都在重新塑造着中韩关系。同时，中韩关系也受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悬而未决、韩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影响。同样，中韩两国国内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向，中国政府推行的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与韩国政府提出的“信任外交”理念有着一定的共通性，在建立战略互信上两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韩国方面强调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朴槿惠政府的“欧亚倡议”（Euraisa Initiative）殊途同归，希望“一带一路”从海上向北延伸，与之对接。

2013年6月和2014年7月中韩两国首脑相继互访，双方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联合声明》。在这份联合声明中，中韩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未来的发展目标被定位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丰富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具体而言，中韩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集中在以下四个领域：以互信为基础，为增进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加强合作；致力于扩展双边经贸和产业合作，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和全球经济复苏的引领力量；拓展人文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将2015年和2016年分别确定为“中国旅游年”和“韩国旅游年”，定期举办由引领两国未来的青年精英参与的“中韩青年领导者论坛”；就朝鲜半岛核问题和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再次确认反对半岛核武器开发的坚定立场。

而在中韩关系中最为突出的是中韩自贸区建设。2015年2月25日，中韩双方完成中韩自贸协定全部文本的草签，对协定内容进行了确认。至此，我国迄今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领域范围最全面的自贸协定完成全部谈判。中韩自贸区谈判于2012年5月启动，是我国迄今为止对外商谈的覆盖领域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区。根据谈判成果，在开放水平方面，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均超过“税目90%、贸易额85%”。中韩自贸区的正式建成，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在自贸区建设领域的第一个成果，不仅将带动中韩企业间的互动，也将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形成相互呼应的效果，成为“一带一路”沿线自贸区的样本和突破口。

（二）“一带一路”战略与转型中的中日关系：中日关系缓和的契机

2004年，日本提出将中亚五国及外高加索三国定为“丝绸之路地区”，并把该地区摆在日本新外交战略的重要地位。根据“丝绸之路外交”的构想，日本将从地缘政治考虑着眼，谋求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这个世界战略要地站稳脚跟；同时，日本还要从经济利益考虑出发，抢占这一储量不亚于中东的能源宝库，通过加强政治影响和经济渗透来争取该地区能源开发及贸易的主导权。

相比于同处东北亚地区的中韩关系，中日关系自2013年以来呈现出更多的是彼此冷淡、“政冷经冷”的特点。日本政界右倾化思维严重，安倍政府推行“价值观外交”，构建旨在遏制中国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同时致力于“日本国家正常化”，突破战后数十年以来行使集体自卫权有关的政府解释，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难以与中国形成契合点。更为严重的是，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呈现上升的态势，在历史认识、台湾问题、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等问题上相继出现矛盾，特别是在钓鱼岛主权争端、参拜靖国神社、东海防空识别区等问题上存在着完全对立的尖锐冲突。在经贸领域，双边政治关系的恶化进一步导致双边关系“政冷经冷”, 2013年中日贸易额比上一年下降6.5%，连续两年下滑。据中国海关统计，2013年度中日贸易总额为3125.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日出口1502.8亿美元，同比下降0.9%，由日进口1622.7亿美元，同比下降8.7%。由于政治和经贸领域双边关系的持续恶化，中日双方人员交流也陷入低谷。

从“政冷经热”到“政冷经冷”，中日关系目前面临着转型期。“一带一路”战略应当成为两国关系缓和与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其中，民间交流应当成为突破口。国内的民意往往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和反映，而中日民间互信基础非常脆弱，其原因在于中日双方民众对彼此的了解太少，且新闻媒体还可能对双方对立情绪推波助澜。实际上，中日两国民间交流有着较长的历史，两国关系正常化也源于此前广泛的民间往来，就当前的形势而言，中日民间交流应当注重文化交流的独特功能，推动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相互理解，切实推进青少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在民间形成中日战略互信的基础。同时，中日双方在环保与节能减排、新能源开发、区域经济一体化、海洋开发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利益共同点，中韩自贸区的建成将为处于僵局中的中日韩自贸区提供发展的契机，也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中日双方经贸关系的突破口。

（三）“一带一路”战略的美国因素：推动东亚走出“亚洲悖论”是希望所在

在诸多东亚国家的心目中，美国过去是现在也是世界的霸主，而且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也还会如此。目前，西方社会大力宣扬“中国威胁论”，东南亚诸国难以培养起对中国真正的“战略互信”，对中国崛起后的意图存在质疑，恐惧“修昔底德陷阱”的出现。因此，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转而依靠美国来保护自身的安全，力图借助美国的势力来增强自身的政治力量和国际话语权，从而最大程度上应对中国崛起对自身的影响。

如何确保“一带一路”的安全？换言之，如何将利益共同体变成利益+安全共同体？中国如何与有关国家合作，提供安全公共产品？针对“一带一路”的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五通”的地缘政治风险，首要的是处理好美国的战略围堵。“一带一路”是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艰苦努力才能建成的伟大事业，如何处理好与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及全球化关系？美国可能的破坏包括：一是美国的同盟体系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与沙特的特殊关系怂恿三股势力搅局。二是为维护海上霸权，不断强化印太战略，加强亚太、印度洋军力，重点利用东亚海洋领土争端制造事端，企图“以邻制华”、“困龙浅滩”、遏阻中国“海洋崛起”。三是策动沿途国家（尤其是缅甸、越南、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四是加紧通过利益集团代言人对我国施加影响，策划推动“五独”势力的合流，推动台湾加入TPP。五是与日本一道，借助基础设施建设的环保、劳工标准等，利用亚洲开发银行阻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败坏“一带一路”的声誉。

当然，战略分析总是从最坏处着眼，追求最好。现实表现中，美国并非一味反对或围堵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未雨绸缪，必须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化解美国的战略疑虑，破解美国可能的战略围堵。美国是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美国公司、个人可能率先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规划与实施，进而推动美国政府更新观念、转变看法。我们也尽可能将美国利益融进来，引导、塑造美国认识，并以其盟国态度反推美国立场变化，使之朝向有利于，至少不妨碍或少妨碍“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向发展。

其次是日本的战略搅局。作为美国的盟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者，日本一定不会坐视“一带一路”成功，可能成为美国同盟“使绊战略”的排头兵。日本在丝路沿途国家经营多年，“一带一路”动其奶酪，可能采取如下措施破坏：一是在中南半岛、孟加拉湾搞互联互通与我国唱反调；二是利用其外商直接投资优势搅局；三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破坏我国项目；四是利用亚行基建项目与我国竞争。

当然，日本并非不能争取。中日韩自贸区、外长会晤等建设，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都在化解日本可能的战略搅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北部延伸，联通韩日，是东北亚和平稳定的希望。

这就要求“一带一路”与东亚已有合作架构兼容，尽量不另起炉灶；同时与域外力量相互包容，而不是排挤俄美欧日等域外势力。美国的比较优势是军事同盟体系，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人、技术、经验和地缘，可以参照北约与欧盟的合作模式——北约提供欧洲的硬安全、欧盟提供软安全服务，避免重复、竞争——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一带一路”的兼容。唯有如此，才可有效化解东亚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亚洲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