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统和合方式的坎陷

和合与和合学意蕴的规定，既是对传统和合人文精神的继承，亦是对传统和合结构方式的改造。这个改造，就是重构。从和合的意蕴中阐述了差分 和生的缊原理，存相式能的选择原理，冲突融合的变化原理，自然选择的互动原理，烦恼和乐的中和原理。这五原理亦是“融突论”五原理，它使差分和生……的转换都是有中介的、曲折的转换，符合现代和合结构方式的逻辑转换。传统和合形式的逻辑缺陷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无中介的直接和合

传统是指“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传着、流变着的诸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笔者曾对这一规定作了多方面解释，不赘述。传统是一动态系统，它像生命之流，一代代过去，一代代成长，新的一代带着祖辈的遗传基因，亦不同于祖辈，而一代代新生，永无休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也应做这样的理解。否则有违和合学宗旨。

传统和合方式，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都是“合二而一”，没有转换中介系统，更无符号化、定型化的技术工具系统。这种无中介的直接和合，是低水平的元始状态的自然和合。人类往往出现返祖现象，文化也会出现这种返祖现象，甚至较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当西方科学家惊叹东方“天人合一”等思想为神奇的“东方神秘主义”时，我们自己亦在赞叹“天人合一”把整个宇宙看作有机体，使人在此有机体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中安身立命时，往往忽视了这种“极高明”境界的理想，是以体验、参悟的方法获得的，而缺乏细密的逻辑推理和实验证明的过程。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当理性还没来得及充分发展，便进入悟性。由悟性而向内体验心性之学，没能向外为科学理论的发展开出道路。虽然中国古代有许多科技的发明创造，为人类做出伟大贡献，但科学理论始终处于弱势。

人类文化的发展，中介系统的独立化和技术工具的完美化，是重要特征。现代文化系统内的和合，都是有中介的间接和合。天人合一的内涵复杂，其义歧出。就以自然与人的关系而言，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人与自然的分离，人若无此人之为人的自觉，人亦与自然界动物无别。人从动物进化为人，是经人能动的劳动交往活动，包括劳动工具的创造等中介转换系统。人体验到自然与人的和谐、合一，是天人关系出现冲突、危机以后的事，如洪水泛滥，黄河决口，而有大禹治水的记载。治水后的天人的和谐合一，是大众劳动和治水技术方法运作的结果，而非无中介的和合。

就“知行合一”而言，现代认知是借助于复杂的观察技术系统来捕捉宇观世界、微观世界和大脑神经元等客体信息，再经过高科技化的人工智能系统对信息的处理，从而间接得到人体感官无法获得、人类大脑无力处理的知识信息。现代人的行为，是通过机械系统、电气系统、自动化系统等技术工具网络，对于客体对象的改造。

正是中介系统的科技革命，才使现代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超越传统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范围和水平，使人类文化进入太空时代、量子时代和神经元时代。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虽然其中介系统援入“良知发用流行”中的“私意小智”，但凡属人欲，必除尽根绝，就很难、亦不可能有科学技术的个人发明和工具的创造。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原发地开出现代化，就在于和合方式的内向心性参悟化、体验化，而不外向开出认知化、科技化，以运用科技工具中介系统，达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和合境界。因此，必须转换传统无中介的“天人合一”，而成现代以高科技为中介系统的“天人合一”。仅有生态环境道德意识的提升，不能真正解决天人和合的现实的生态危机问题。

（二）无转换的取舍和合

在公与私、义与利、理与欲、王与霸等一系列关系问题上，传统哲学曾提出“大公无私”、“重义轻利”、“存理灭欲”、“尊王贱霸”等命题。其范畴逻辑结构是通过无转换的取舍和合方式建立的。

这种和合方式是在公与私……相对相关的对称关系中，取此舍彼，或取彼舍此。它不仅有悖于真实、完善、优美的和合原则，而且导致了一系列文化价值观上的过激与偏失，如“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私字为万恶之源”，“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十三），等等。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你死我活的方式，从而导致斗私致人死地，或“以理杀人”，都可以成为合理的了！

从逻辑上讲，无私亦无公，轻利亦无义，灭欲亦灭理，贱霸亦无所谓王。问题的关键是，公私、义利、理欲等关系，是实质性关系，不是用无转换的取此舍彼，而使公私、义利、理欲和合的。只有采取转换变化，而能合私为公，公私兼顾；集利为义，以义携利；依理适欲，畅欲达理；以霸济王，王霸并行。通过转换变化，化冲突为融合，达到对称和合。

公与私、义与利等和合方式和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等价值观念有别。前者是实质性关系，后者是标的性关系，遵循是非二值逻辑，可按矛盾律、排中律取舍。譬如在现实生活活动中为善去恶，去假存真，扬美弃丑。由于传统思想混同了这两种关系，产生了一系列违理悖情的学说：无欲说、无私说、无利说、纯理说等等。这些已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李贽、王夫之、戴震等所批判。

公私、义利、理欲、王霸等实质性关系，不服从矛盾律和排中律，却遵循二象律和用中律［或“中庸（用）律”］。传统无转换的取舍和合方式，是不符合“易学”生生之德及和合精神的。佛学中的转依说、“转识成智”说，却是有转换的和合。

（三）差分不足的简单和合

和合元素、要素差分程度愈高，和合程度亦愈高；同时，差分程度愈高，冲突就愈深入，冲突的关键点亦愈明显，和合的下手处亦愈明确。但在传统和合结构方式中，差分不足严重存在。譬如范畴之间没有较明确的领域、学科、类型、层次、维向、序次等分化，一切都处在浑沌之中。

由于差分不足，作为和合的元素、要素本身未充分展开，和合与和合者不分明。即使是“分二”、“分殊”之后，却急于合一。中国自“道术将为天下裂”以降，有道统而无术统，方技术数与“地道”流落于民间，正统文化的“合一”，几乎都属二元和合型，甚至一元和合型。只怕“分二”之后，有私意小智、奸诈之术介于其间。因而，正统文化只有帝王的“心术”，高雅文化只有清谈空论的“学术”，却没有民族智能的“技术”。重道轻术，使中国许多工艺因不能技术化、科学化而失传，或者与迷信结伴同行。这是中国文化差分不足的偏弊。

中国哲学思想中，屡言“相即”，如即体即用，即用即体，貌似辩证，便以为“本无二”，“己合一”，“性即理”，“心即理”，“天即道”，“人即天”，“天即人”等等，一系列即式判断，就是差分不足而简单和合的语词印证。中国古代思维分析方法虽有“一分为二”，却是“一而二，二而一”，分二为了合一；“理一分殊”，“分殊”是为论证“理一”，使“理一”有安顿处。只怕植入中介，破坏了诗化式的“混元”情境。

相反，西方哲学思想中，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到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的“三位一体”，再到黑格尔的三段式，直到现代语言哲学的“实在—语言—思维”的三元关系，都是差分有中介的间接合一，并从差分中介上创造出一个认知的、技术的工具世界（人工智能系统是这一分支的代表），建立了民主管理体制，而走向现代化。

（四）无冲突的重一和合

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真理性合一，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的价值性合一，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善美性合一，都必须是有冲突，并通过中介符合系统来完成。

冲突是和合的前提，和合是冲突的理势。诸多异质元素、要素能否和合，取决于它的可和合性，只有同一领域、同一类型、同一层次上的特异元素才能按特定的和合道路，而和合。或者必由更多维、更复杂的变换群，经多次反演，才能和合。层次、领域、类型分别越大，越需要更庞大的技术转换系统。如要将动物与植物杂交和合，必须在分子水平上转换它们的染色体和遗传基因，要将动物与矿物杂交和合，就必须在原子水平上实现转换，要将理想与实在相和合，必须动用人或社会的全部能量、智力和技术手段，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传统和合论，不太重冲突而注重“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死与生，可与不可，是与非，均是无冲突、无中介的转换和合。因此，“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还讲，“夫道一而已矣”，“心，一也”，“理，一也”，“气，一也”，“理、性、命，一也”，“心也，性也，命也，一也”。强调形式上无冲突的“一”。其实，这些“一”存在着无数的差分和分殊，而简单地“一以贯之”不做精细深刻的分梳；或仅做现象的分梳，而实只“一”。这是将复杂性易简化，这种“一”的和合，只是主体的心性体验式的“冥想”、“妄作”，无法使整个民族文化提升到一种新的形态。

（五）多奇点的神秘和合

奇点是浑沌无分的特异起点或浑沌难分的特异结点。在奇点上，一切思维手段、逻辑工具和语言能力均已失效，即奇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无以形容”、“惟恍惟惚”等等。中国古代的“道”，很多情况下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奇点和合体。

从西方当代哲学在经历了反形而上学洗礼后的深入思考来看，他们已惊奇地发现，中国先哲们所深刻思考着的那个“什么也不是”的“是”的思维方法，正是西方形而上学有所忽视的。老子“惚兮恍兮”的“道”，是“绳绳不可名”（《老子》第十四章），因而是“夷”（“视之不见”）、希（“听之不闻”）、微（“搏之不得”），所以为“空”，为“无”，为“虚”，为“静”。它像“玄牝”，“其犹橐龠乎”（同上书第五章），像一个容器，风箱，中空无一物，以“待”万物。避免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把那个“是”当作“什么”（名）来思考的途径。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但同时也是其缺点，即抓住了“什么也不是”的“是”的问题，却没有很好抓住终极性的“什么”“是什么”的问题。这就是说，那个使世间万物成其“然”的那个最本质的“所以然”，“是什么”，没有把握牢。也正由于此，使中国的“道”具有神秘的色彩，其奇点和合结构是：

“道”是此三类奇点的神秘和合体，是思维的逻辑构造物。“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是惠施给出的两类逻辑奇点。“至大无外”是“大一”奇点，用数学术语讲，即无穷大点，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已发之和”的气象。“至小无内”是“小一”奇点，即无穷小点，是父母未生之前之“本来面目”，“未发之中”的气象。寂然常应是无定奇点，即无限定，“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常静常应，常动恒定。

这三类奇点融合为一和合体，就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既不遵循自然规律，如“长生不死”，“羽化登仙”；也不遵循社会规律，如“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居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与天地之正为邻；亦不遵循思维规律，如无思无不思，无知无不知，无能无不能。这种神秘的和合，乃是人类童年时代的幻觉、幻想，因而容易造成非理性、非逻辑的因素：如以天人关系来说，要么存天（理），灭人（欲），使人“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而进入准死亡状态；要么人（欲）定胜天（理），便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十万斤，心大无外，充塞宇宙，进入上帝万能状态。它如同梦魇一样，染污了民族的人文精神。

尽管这种奇点的神秘和合有很丰沃的潜科学或前科学的副产品，有科学上的借鉴作用，哲学生命智慧上的启迪意义，但无疑需要批判地继承，细致地分析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