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方式的选择

这个世界因有了人的生活交往活动，而有文化；文化又因人的生活交往活动，而有进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亦创造了人。文化说到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所以，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亦可内化为人的本质，因为人的任何生活交往活动只能在一定的文化情境、模式中进行。这就是说，人在实现自己的类本质，创造文化，即外化的过程中，又是人自我创造的文化的内化，所以人是文化的人。

（一）科学与阶级

人类社会的演化，实质上是文化的进化；文化的进化，取决于文化的选择；文化的选择，是以社会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科技工具、伦理道德、价值理想的整合力量为依据。自从工业经济代替农业经济以来，今天又以信息经济替代工业经济。从经济层面来说，人类经历了畜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从文化意蕴上说，它经历了从畜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的阶段，实是文化的一种选择，总体上说也不能不讲是文化上的差异，它包括器物的、制度的、科技的、精神的、价值的等等，是一种和合的驱力。

尽管在同一种工业文化中，但由于其文化方式选择的差异，其工业化或现代化的进程、方法、观念、效果，亦大相径庭。譬如选择科学文化方式，就注重知识、实验和理性等方式，于是就有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结合为一”，“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即“知识就是力量”思想的提出；有勒奈·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我思故我在”的震撼心灵的名言；开启西方近代知识论传统的发展，以及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建设，使“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包括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实现现代化。

当然，亦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状况，选择“阶级”文化方式，就是注重阶级、斗争、专政哲学的方式。于是就有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宣扬。这就是说，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于是便发生20世纪初的改变社会制度的大革命，它开拓了除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以理性化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为现代化途径的另一途径，即以集权、计划、集中，而排斥工具合理性，以接纳“价值合理性”（value rationali-ty），便出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这种紧张和冲突，又往往与市场工业化与计划工业化的紧张和冲突相联系。这两种文化方式的选择，在各种内因外缘的作用下，把世界导入冷战、对抗、军备竞争的格局，同时也蕴涵着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的冲突。

（二）冷战与后冷战

科学文化方式和“阶级”文化方式这两种文化方式选择的延伸，至20世纪80年代末，经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竞争，工具理性的市场工业化模式表现出明显优势，市场经济体系被认同为一种世界现代化的价值导向。结果导致了冷战的结束，出现了“后冷战时期”（post-cold war era）世界新格局。

这对于饱受20世纪对抗、战争、冷战之苦的人们来说，似乎给予了一种希望：和平对话将化解武力冲突，经济竞争将缓和军事对抗，毁灭全人类于一旦的战争威胁的恐惧感逐渐被建设和平生活的安全感所代替。

然而，文化方式选择的差异仍然存在，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被冷战所掩盖着的冲突，在后冷战时亦爆发出来，困扰着现代世界：

1．冷战时二元（或两极）对抗，变易为多元（或多极）对抗。政治性、民族性、宗教性、区域性的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就战争数量而言，不一定是减少，可能是增加。它既意味着民族独立意识的增长，也意味着二元对抗制约力量的失落。“武器管制”和“裁军”，虽在限制战略核武器、短程核武器、销毁化学武器，以及裁减常规军备方面有些成就，但常规军备的高科技的更新换代的竞赛，却愈演愈烈，将战争导向多极冲突的新形态。

同时，区域性整合，有可能超越“民族”认同的局限性。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性仍是其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因而，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认同意识，往往取代国家的效忠意识，诱发多极的冲突：或派系争夺控制权，或不同宗教间、或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间的冲突和战争，以及恐怖活动的猖獗，使一些国家和地区陷入动乱或分离状态，人民不能安居乐业。

另外，化学、弹道、核武器的竞争，使战争结构发生从常规战争向信息战争的转变，在没有强有力的武器管制机制下，冲突的几率在增加，使区域性和平得不到保障。加上国际恐怖活动的活跃，后冷战时期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本身，并不能制止或终结冲突和战争这种历史的常态现象。尽管如此，后冷战时代的战争性质和结构的趋势，将是诸国间与一国内因认同、资源、派别、宗教、新秩序等问题，而发生多元冲突和对抗，这与20世纪前半个世纪国际集团为争夺统治势力范围、地盘、资源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结构，已大相径庭。这不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存在，但可以通过国际间的相互对话、协调与相互制约、谈判，确立新的全球伦理、价值观念、游戏规则，摒弃战争是最终解决冲突方式的价值观，建立和谐国际社会新秩序。

2．冷战时期的军事竞赛，转变为经济竞争。这种转变虽显现了对抗、冲突性质的根本变化，但军事竞赛仍然存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竞相以高科技武器来装备自身。从总体上说，经济竞争是主导的价值取向。

从某个意义上说，国际社会的经济间的竞争、渗透，以至取代，比军事竞赛，有过之而无不及。军事的讨伐、制裁、惩罚，只能引发被讨伐、制裁、惩罚者的怨恨和逆反的回应。经济的竞争、渗透和取代，往往获得被渗透、被取代者不知不觉的顺应。从价值效果来说，经济的渗透和取代常常优于军事的讨伐和制裁。这已被当今有智慧的政治家、战略家所认识，也是后冷战时期经济竞争是主导价值取向的原因所在。

后冷战时期的经济竞争是全面、广泛的竞争，其经济冲突也是全面、广泛的冲突，它涉及各个方面和层次。如东西南北各方，发达与发达国家之间、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第一、二、三世界之间等的紧张和冲突，亟须调整和均衡。国际经贸和金融组织的运作，区域性经济整合初具规模，虽令世人期待，但发达国家以自由、公平贸易为借口，而行贸易保护之实，区域化经济整合对区域外国家的威胁，等等，都会构成新的紧张和冲突。

后冷战时期东欧民主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失调、失控，导致经济萧条、恶化，需要一个时期的调整、恢复；非洲、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失控，亦需要不断协调，加上发达国家经援的减少，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转而对抗和冲突的加深；再则以逃离经济困局为主而非以政治因素为主的新移民浪潮，既冲击各自国家的都市，造成大都市紧张、冲突和暴力；亦冲击各发达国家，而酿成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激发冲突和暴力。

3．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政治，向多元政治转变。国际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提出“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等三个观念架构。虽设计者的主观愿望良好，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列强的权力和利益争夺，削弱了良好愿望的实现。后冷战时期的多元政治，每个国家都力争国际地位的平等，民族主权国家仍是未来世纪国际体系运作的主体。在多元竞争的国际社会中，每个主体都可以各行其是。若不以和平协商与互相合作的诚意，以求共存、共处，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定就不可乐观。

“联合国”在维系国际秩序中，有其不可缺少的作用，但其作为普遍性的安全组织而言，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平等、公正、博爱的精神，而往往成为某种权力意志的表现，削减了其普遍性意志。

在当前国际社会中，认为民主化是治疗政治冲突、经济贫困的灵丹妙药，显然是一种不切现实的预设。单一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以及其所建构的民主政治制度，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腐败、脆弱和限制等弊病，若不变革和创建新的管理机制，“光是快速的政治民主化，恐将只是快速的动乱而已！”这也是值得政治家们深思的。

4．冷战时期科学文化方式与“阶级”文化方式的对立，变易为多元文化方式的自由选择。尽管一些思想家提出“现代文明的危机”的“危机时代的哲学”、“文明哲学”、“创造的爱”等等设想，重建一个以人本主义、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以爱为实践的，和平和人道的国际社会。但是，全球整合的经济与技术力量，淡化了国家的地位，凸显语言、文化、宗教、种族的传统地位，个人归属感的增长，文化离心力亦在蔓延。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教派的冲突和战争威胁着文化的整合或和合。

其实，文化的对抗，也是文化渗透的一种特殊形式；市场工业化模式与计划工业化模式既互相对待冲突，亦互补互涵；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由于价值合理性与工具的非理性，或工具合理性与价值的非理性，以及价值理性的压抑和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了无论是科学文化方式的选择，还是“阶级”文化方式的选择，都面临着危机。科学文化方式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满足了人类的需要，但由于人的价值观的差异，与不适宜的运作，而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疾病肆虐，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阶级”文化方式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财富，但由于价值观和运作中的种种问题，而造成忽视知识，计划单一，经济不开放等弊端。这两种文化方式，都有其特定阶段的现实性和合理性，但现实的并不一定是合理的，合理的也并不一定是现实的。他们所带来的弊端，与其说是文化方式本身，毋宁说是人的价值观的制约和误导。

这两种文化方式所共同存在的问题是，都没能打开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不同肤色、不同宗教间的会通和圆融。这就给世人敲响了需要重新建构文化方式选择的钟声。

（三）转型与冲突

从冷战时期向后冷战时期转型，国际社会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出现新因素、新性质、新特点、新形势，需要重新认识世界、重构国际社会的新秩序，亦需要重新指导认识新世界、重构新秩序的理论、原理、原则，时代呼唤有一种与这种新理论、新伦理、新规则相适应的新思维、新价值观的诞生。

然而，正当冷战向后冷战转型时，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战略形势还不确定、不适应之时；文化方式需要重新选择，而还处在浑沌模糊之际；信息科技高速发展，地球显得愈来愈小，“地球村”观念已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共识，人类需要寻求多元文化共生、共处、共发、共进之时；人类正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自我心灵以及文明间的五大冲突和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的困惑之中，而不能自解之际。世界的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都在寻求解答之方，而呈可喜现象。

在此纷纭复杂的意见中，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他所谓的冷战结束之后的未来国际冲突将是文化的冲突，而不从军事、政治、经济角度来论述，使世人的视野重新投向古老的文化传统，唤起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探讨。他认为文明的冲突，主要是指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相互奥援，将对西方文明产生威胁。提出：“西方文明为顾及自身利益，对内应加强团结，放慢裁军速度；对外应拉拢东欧和拉丁美洲，跟日本和俄罗斯合作，限制儒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军事扩张，并挑拨儒家与伊斯兰社会的歧异，使他们无法联手对付西方”。这是以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以及价值观念来规划后冷战和21世纪的文化战略。

理论、原理之谬误，将会产生战略上的误导。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分殊，存在着文化冲突的一面，但亦存在着不同文化，以至相互冲突的文化的相互融合的一面，这便是文化的互补与和合性。这是从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单一方面而言的；从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现实而言，并非是单一文化，而是多元文化共存共处。印度有佛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并存。新加坡有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并存。中国有50多个民族，各有其民族文化，除儒家文化外，还有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等，并明文规定以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立国，作为思想的理论基础，且予以坚持维护，体现了文化的和合精神。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对于儒家文化批判之激烈，言辞之刻薄，情感之痛绝，是任何西方人的批判所望尘莫及的。中国人既没有用儒家孔子思想跑到古希腊罗马，去批判柏拉图（Platon）或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西方人也没有从中国学到儒家孔子思想去批判他们的老祖宗。今天，为什么亨廷顿还要唆使世人去批判儒家？这不是值得中国人深思吗？

近一个时期来，西方的一些智者，似有所悟，他们提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得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所谓儒家孔子的智慧，可说出几十条。笔者认为，最基本的是两条：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和为贵”。前者是儒家文明的基本精神和理论基础；后者是儒家文明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尺度。亨氏对此却无所领悟。

（四）多元冲突与多元融合

“和”作为儒家文明的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想，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呼唤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史伯、晏子、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诸侯和各卿大夫都为自己之“私利”，相互叛逆，以至战争征伐。诸侯国内部各种势力亦相互争权夺利，弑君弑父，构成了当时的一个“国际社会”。由于当时诸多政治单位——诸侯国的互动和变迁，其结构相当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体系的概念。按照此理论架构来审视孔子的时代，思想家们对此“国际体系”结构的“礼坏乐崩”的剧烈变动，应做出如何维系稳定秩序的回应，就成为当时儒家、道家、墨家等各家所要思考、解答的首要问题。管子、老子、孔子、墨子等都主张“和”或“和合”、“合和”，作为回应和化解天与人、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人自身心灵以及东西南北中不同文化、文明间冲突的最佳方式。

儒家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治理国家，处理大小事，以“和”为价值标准，这便是圣王之道，美就在这里。以美来评价“和”，体现了当时人的审美价值取向。儒家把“和为贵”升华为审美的高度，表征为人文精神。

所谓“和”，就是既冲突又融合，无冲突无所谓融合，无融合亦无所谓冲突。以“和”为价值标准，就是在处理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的关系时，要遵循“君子和而不同”的原理、原则，即有不同冲突而融合，不因不同而结党营私，为害国、家、人与别国、别家、别人。小人反之，“同而不和”，为一国、一家、一人之私利，拉拢别国、别家、别人，结党营私，不顾国、家之大局公利，贼害别国、别家、别人的利益。表现了两种不同的人格理想、道德情操、审美意识、思维方法。

除儒家外，管子、老子、墨子都主张“和”、“和合”或“合和”。“和”是当时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这种共识，来自对现实社会的忧患和对未来可能世界的理想。怎样才能“和”？“和”的依据与基础，即“和”之所当然的所以然，便是儒家的“仁者，爱人”，道家的自爱而爱泽人人，墨家的“兼相爱”等的人类之爱的人道精神。

这种“泛爱众”的仁爱精神的原理、原则，犹如孔子所表述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己与人永远是对待的，己立己达就不希望人立人达，因人立人达可能威胁、损害己立己达。亨氏明确提出“西方文明为顾及自身利益”，其内外政策的制订与挑拨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纠纷等，都是以己立而人勿立，己达而人勿达的中心概念，把立人达人转换为损人贼人，而使立己达己与立人达人对立起来，非此即彼。为维护西方文明，实即美国在全球的既得利益，而不计损害他国、他家、他人的利益。倘若说己欲立而人勿立，己欲达而人勿达，便是亨氏所说西方文明的话，那么，则亦有违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

一种文明之所以持久不衰，都是一种人类普遍精神的升华，这就是“泛爱众”的博爱精神。无论儒教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具有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爱心。人类有了这种爱心，并以此为一切观念、行为的基点、核心，推广辐射出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的普遍原理，国际社会就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正由于此，孔子的智慧，才成为人类的智慧，21世纪世界的智慧。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曾揭示出儒教文明的精髓：

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许多由人们思考出来的道德原则和训诫中，这个朴素的通俗的原理是最好的，最真实的，同时也是最明显而且最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个原理诉诸人心，它使自己对于幸福的追求，服从良心的指示。当你有了所希望的东西，当你幸福的时候，你不希望别人把你不愿意的事施诸于你，即不要对你做坏事和恶事，那么你也不要把这些事施诸于他们。当你不幸时，你希望别人做你所希望的事，即希望他们帮助你，当你无法自助的时候，希望别人对你做善事，那么当他们需要你时，当他们不幸时，你也同样对他们做。

这就是“健全的、淳朴的、正直的、诚实的道德，是渗透到血和肉中的人的道德”。这种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由爱己而推及爱人、爱物的“仁爱”精神，是现代世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自我心灵关系的大本、大原。人类只有把一切关系建构在“爱”的根基上，才能爱己、爱人，以推致爱他人、爱他家、爱他国，并由己和、己乐，而推致人和、人乐和天和、天乐。

儒教这种“仁爱”的爱人爱物的人文精神，2000多年来，虽有各种各样的挫折，但儒教在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人际以及自身心灵的诸多关系的交往活动中，都不断强调自强不息的、慎独的、“吾日三省吾身”的原理、原则，以求内化为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宋明理学家特别强调心性之学，也蕴涵着这种内涵。这种“仁爱”的人文精神，对于现代世界来说，既不必经“良知坎陷”而开出，也无须经“创造性的转化”而运用，只需自然流出或适宜性地流出，作为处理和解决现代世界人与自然、社会、人际以及心灵关系的指导原理、原则之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诉诸自我内在的道德情感，以善意和爱心与自然、社会、他人相共处，是成己成人，成人成物之德。无怪于伏尔泰（Francois-Marie Voltaire,1694—1778）赞扬儒教说：“行孔子之道的时代，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时代，最令人向往的时代。”伏氏之论，陈述文化交流和互补之必要。儒家“和而不同”的“和”的概念，是主张不同文化间的兼容和合，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共处，化解冷战时期的不两立的敌对文化观或文化威胁论，以及一元宰制论。

后冷战时期的四大最有影响力的文明（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都应学会儒教的恕道精神，以开放的胸怀，容纳异己的文化因素，并以同情的爱心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合共生、共存、共处、共进。

在此文化多元冲突，多元融合的错综复杂的后冷战时期，价值观念的冲突是导致世界变局和多元冲突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能建构一种融合各种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价值体系，人类便不可能共同面对自然、社会、人际、心灵和文明的五大冲突的挑战，既不能给人的生存提供充足、舒适而无污染的自然生活资源的“元境”；亦不能给人的生存提供一个安定有序、富裕文明的社会生活的“理境”；也不能给人的生存提供一个互助、互爱、互尊、互重、互信的人我生活活动的“己境”；以及人人心灵愉悦的艺术生活活动的“心境”，各种不同文明间的宽容开放、和平共处的“和境”。这就迫切需要建构一个新的、能融合各种价值观的、能化解五大冲突挑战的文化价值系统。笔者认为，“和合”文化价值系统，是21世纪文化方式的最佳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笔者把“和合学”作为21世纪的文化战略来建构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