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对当前形势的若干认识
这十年中国的强劲发展差不多出乎所有海外中国研究学派的预料。那些从欧美以及俄国的发展道路提炼的理论框架及其衍生策略面对中国经验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
冷战结束之后，主宰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理论框架基本是“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它们分别将国际关系理解为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与文明之间的斗争。“历史终结论”认为，在自由民主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的斗争中，自由民主制度终会胜利，人类的制度将终止在自由民主全面胜利的时刻。这个理论以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政体斗争为原型，总结美苏冷战头头是道，而在解释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时即遭挫败。
“文明冲突论”则相对悲观，认为解释国际关系的基本线索是以宗教信仰为阵营的文明之间的永恒冲突。宗教信仰之间非此即彼，是以文明冲突不可避免。该理论以西方中世纪以来经历的宗教战争为原型，解释欧美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时得心应手，但在解释中华文明与西方以及伊斯兰关系时又面临挑战——中华文明根本不是一个仅用宗教就能界定的文明，也从来不把出于宗教征服欲的文明冲突视为理想或常态。
用“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解释中国的发展及其对现代世界的影响都是失败的。在20世纪美苏两大阵营发生政体冷战之际，在21世纪美国与一些伊斯兰国家发生正面的文明冲突之际，中国似乎都是有意识地站在第三方。这种以“斗争”、“冲突”为模型的理论很难解读一个要么团结第三世界，要么韬光养晦的第三方。
此外还有“大国兴衰论”以及比较传统的“国际体系均衡论”。前者以西方近代以来西欧列强之间的争霸战略为原型，解释西方霸权国家崛起的历史也颇为有效，而当一个低调崛起、韬光养晦的中国渐有与美国共管国际事务之势时也不堪使用。后者以拿破仑帝国以来西欧民族国家之间折冲樽俎的和平努力为原型，却在中国这样幅员几与全部欧洲相等、高速发展不断赶超列强的例子身上也无法套用。
在以上这些西方学界的解释体系中，“历史终结论”破产得最彻底。正是中国持续、强劲的发展使得这个以美式民主为人类终极社会形态的历史神话的信誉彻底扫地。“历史终结论”以及“大国兴衰论”、“国际体系均衡论”都是以西方历史为基本材料的。后两者还懂得从事实和史料出发，尊重国际政治的实际运作逻辑，“历史终结论”则完全是将唯心主义逻辑与自由主义理想强加给史料的结果，这样的理论，破产是必然的。
在其余诸派理论中，“文明冲突论”的基本关怀当然仍是西方中心论的，其解释逻辑也体现了西方文明固有的特点，不过其问题视野与敏锐意识则超越了单纯的西方历史，值得中国的理论家们借鉴，但不能依赖与套用。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从外部看中国，用西学解释中国，无法深切地体会中国的一切，无法把中国的事情真正解释清楚。而无法解释中国也就无法解释这个世界，无法胸有成竹地面对未来。
我国的理论界与战略思想界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对于中国的巨大发展及其蕴藏的各种机遇与问题，最具解释与对策能力的本应是我国理论界。但由于最近30多年来知识界受制于西方学术思潮，理论上的自主创新严重匮乏，其解释体系基本受制于西方某个流派，要么把中国道路当成西方学说不那么完美的例子，要么当成更糟糕的例外。由于对中国经验缺乏真正的尊重，因而也就无法给予深刻的体认与解释。其衍生的国家战略同样是可疑的。
与海外理论流派相比，国内知识界主流甚至更少正面地解释这30年的发展成就，而是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视为主要认知对象。
知识界为中国发展开出的药方不外乎如下三种：追求自由民主社会的普世主义、追求彻底平等的激进主义以及回归中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其中，在知识界或隐或显地受到主流认同的是第一种。后两种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第一种的回应。自由民主的普世主义药方与“历史终结论”共享了同样的理论前提和政治理想，即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经济改革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成熟，应该采取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西方的自由民主之路。
西式的自由民主道路既无法说明中国这30多年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更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出路。它甚至无法完全解释欧美资本主义强国的崛起，也无法解决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行政效率等一系列发展成就，都是在中国现有体制的基本框架下取得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基本体制，就没有中国的发展，也没有在发展中进一步调整、解决问题的根本保证。
国内的另外两种思潮，是看到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消极现象，主要是社会不平等加剧、文明认同感削弱和道德价值观滑坡。它们对于这些消极现象的认识和解释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两者给出的应对策略全都是倒退的：一种是倒退到改革开放之前，另一种甚至要照搬古代儒家，倒退到近代之前。它们实质上是要以消灭生命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在否定中国发展道路的前提下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以上三种思潮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对中国的文明、制度或者发展道路采取部分或者全盘否定的态度。激进主义否定了30多年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否定了60多年乃至5000年以来的中国，保守主义否定了100年以来的中国。
（二）应该如何看待与研究“中国模式”
为了系统解释中国经济与社会这30多年的发展成就，国际学界近年提出了“中国模式论”。该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解释模式中隐含的普遍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从国外的有关讨论看，这个框架主要仅从这30多年的表面经验入手来解释中国的发展，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中华文明的特有精神，也无法从根本上同情地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制度，这导致它对中国的解释仍存隔靴搔痒之憾。虽然如此，这个蓝图还是提供了进一步深化讨论的广阔空间，所以逐渐在我国学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回应。
从当前国内外的讨论看，这个理论仍然处在争论、摸索阶段，尚未出现一种可被各方面共同接受的解释体系。中国模式的主题是认识当代中国，而其依据的几乎所有讨论框架都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其参考经验也主要产生于西方世界中心或边缘的历史。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之中，“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已是对于主流学说的一大突破，但要对这个概念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述，则有待进一步突破用西学传统解释中国经验必然带来的隔膜、生硬与歪曲。由于学术界几乎所有的学科都以西学为楷模与标准，这一突破是极难完成的。这也就意味着，要准确、亲切、深刻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经验，既必须以学术讨论为前提，又不能完全受制于当前任何一个具体学科。这正是当前中国研究的困难所在。
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又应当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提法？对此，本文的回答是：自信、自觉、自知之明。
中国这30多年的发展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其崛起道路既没有遵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逻辑，也不尽符合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一般而言，社会发展的学说与理论都有一定的经验支撑，中国的崛起是走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也就没有任何教条可以援引。对于这一点，学术界有人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自信，总觉得我们走了歧路，要么此路终将不通，要么在走完这段歧路之后总会走到“普世文明”（冷战结束之后这特指西方文明）的康庄大道上来。这就完全把事情搞颠倒了。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了60多年的高速发展，超速走完了西欧国家花200多年时间走出的工业化道路，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面对这样的历史成就仍然妄自菲薄，以为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人，实在应该好好擦擦他们的眼睛、补补他们的骨气了。现代中国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对此首先应当拿出充分的自信加以肯定。而中国的发展秘密正在于没有照搬西方或者原苏联的建设模式，走出了切合自己传统与现实的新路。
“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发展道路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其中包含的自信与自觉是应当肯定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模式论的瓶颈。大体而言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中国的总体发展仍在进行之中，所有关于中国模式的概括应该是小结性的，而非总结性的。中国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摸索、试验、及时纠正与有力推进的开放的学习机制，这本身就属于中国模式重要的内涵。因此，任何对中国模式的概括不应当成为束缚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教条，而应该像它的研究对象那样保持着对实践的最大程度的开放性。
其二，由于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观念等一系列复杂领域的整体性过程，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处在盲人摸象般的局部研究阶段，尚未抓住这些复杂面相中的主导方面。用学术界的话说，就是尚未找到“中国模式的关键词”
。中国模式论其实尚未破题。这是中国模式论当前最大的欠缺所在。
其三，毫无疑问，中国模式论的主要动力，来自对改革开放30多年辉煌成就的解释兴趣。但在解释这30多年时，却不能画地为牢，只就这个时段进行解释。如要探索中国崛起式发展的最深根据，就既不能割裂新中国的前后两个30年，也不能割裂新中国的60年与辛亥革命以来的另外40年，更不能割裂辛亥革命以来的共和国100年与中华文明的整个5000年。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拟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模式的关键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道路的关键词，确立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里已经包含克服割裂历史的倾向、建立改革开放30多年与之前的中国现当代史的连续性的意蕴。本文将更进一步从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出发，勾勒理解中国模式的完整历史视野。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文明史意义：本文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
我们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模式论破题，又用文明史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立论。可以预料，这样的研究思路会引起学界的疑虑：为何要用一个出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概念去回应学术界的问题？这里要交代一下我们在方法论上的考虑。
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新事物，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是一些新问题。要认识这个新事物，解决这些新问题，非得有真正的理论创新不可。要更好地发展中国，就要研究、认识她；要深刻亲切地解释中国，就要正视、肯定她，而不是像一个旁观者那样冷漠地审视她。肯定中国、解释中国、发展中国，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更具体地说，我们强调以中国解释中国，就是以中国的理论解释中国的现象，以中国的战略解决中国的问题，以中国的自觉指引中国的道路。
这些理论、战略、自觉并不是知识分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现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已经包含着的。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根本无法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天地之间但凡心智人格健全者均当承认，现代中国的伟大建设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现代中国伟大实践中包含着的指导性理论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理论流派能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样深刻而清晰地解释中国的建设、发展与崛起，因为这些成就本来就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现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还将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继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中国伟大实践的自觉环节，代表了中国经验的自我概括、中国道路的内在指引和中国模式的真正蓝图。研究中国建设、发展、崛起之路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总结、解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应对当前挑战、解决未来问题最有指导意义的做法就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这就是本文的两个基本任务。
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胜利高潮有一个从西方到东方的递进过程。马克思主义脱胎于西方文明，发展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处，大成于东方文明，这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在文明史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出现意味着西方文明的完成或终结，意味着西方文明所蕴含的斗争逻辑已走到了终点，意味着在一种新的基础上新的人类文明的出现已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与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意味着西方文明历史地位的终结与东方文明的复兴。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我们需要更加自觉地认同中华文明的积极意义，吸纳中华文明的丰富智慧。为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文明、社会与政治的特点有新的认识。
首先，中华文明对于中国和世界同样具有普遍意义。中华文明既有具体性、特殊性，又有普遍性，从来不存在脱离普遍的具体，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包含着普遍真理。只有通过对这两种普遍真理的“创造性综合”，才能产生创新性理论。
其次，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儒法互补、儒道释三教交融的文明。它肯定此世、不薄来世、刚健进取、唯时为大。“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尚书·尧典》孔颖达疏）。中华文明有教化四方、天下归一的远大理想，其内部有很大的张力、弹性和包容性，有应对各种挑战的丰富资源，特别是在学习、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上能持一种折中损益、不断创新的辩证思维，使中国顺利回应了很多外来文化的挑战，并把它们化为自己的东西，包括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极大地增加了中华文明自身的活力。
再次，中华文明赖以延续和发展的社会结构与西欧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有很大不同。从秦朝开始，中国就取消了封建制，而实行郡县制，并逐步确立起士农工商四民流动的社会机制。中国古代自秦以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封建贵族阶级或阶层，而是一个通过文明纽带统合起来的乡土社会，这种社会中所孕育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协和万邦”的宏大抱负、“民为邦本”的亲民理念、“均贫富、等贵贱”的平等意识、“利用厚生”的民生主义、“实事求是”的生活态度、“生生不息”的辩证思维，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坚实的文明基础。在此意义上，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极强的亲和性。
最后，中华文明是人类唯一不间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体。中华文明自秦至清两千多年，虽历经改朝换代，但维护传统文明的正统政权是有其内在连续性的。中国的文明史与政治史彼此支撑，均无断裂。文明的纲常名教或核心价值系统没有发生根本性动摇，这种超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它既保证了中华文明生命绵长，也保证了中华文明始终将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作为载体与护卫，始终将强有力的统一国家当作维护与发展文明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中华文明至今绵延不绝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中华文明体的连续性是与政治体的统一性高度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割裂文明与国家，从来没有割断道统与政统。文明实体要依靠政治实体来保卫，政治实体要靠文明实体来支撑。没有政权护卫的文明是脆弱的，没有文明支撑的政权是非正统的、无合法性的。
在中国历史上，使得文明与政治始终保持这个高度一致性的秘密在于统治团体。秦汉以来，中国正统王朝——只要它还没有丧失执政的德性和能力——的统治团体成员基本都是按照传统核心价值观以不同的方式从社会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他们既是文明的传承者，也是政治的担当者。他们的德性和才干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学习得到的。他们的地位不是世袭的，而是靠个人的努力获得的。他们来自人民，又具有一般群众没有的先进性。他们在朝美政，在野美俗，在时代巨变时与时损益。他们是按照志士仁人的标准培养和选拔的。他们应该是，而且往往是中国历史的中坚力量。归根结底，这样一个在其他任何文明中都找不到类似特征的先进团体的存在，才是中华文明—国家既绵延不绝又不断更新的社会政治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把中国历史的特点概括为：学习—创新型文明、大一统国家、先进性团体。这三者是中国历史的最根本线索，不可或缺。没有学习与创新的能力，中华文明就不可能化外为内，将一切外来文明因素化为滋养、壮大自身的力量。没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中华民族就没有一个保卫自己文明的强大政权，就会丧失抵御和消化外来挑战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执政的先进分子团体，政治就是一家一姓的事务，就不可能制度性地、成规模地选拔民众中的优秀分子去治理广阔的疆域和不同的民族，大一统的国家就不会有相称的担纲者，掌握中华文明精髓的人就会与世俗政治生活分离，中华文明就无法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中国就会像其他文明形态那样政教分裂、封建割据、上下隔绝。
以上的三个特点是伟大的中华民族雄踞世界数千年而不堕的根本原因。其重中之重是以民族脊梁为杰出代表的、身系文明与政治命脉的志士仁人团体。有了这样的志士仁人团体，即使在国家分裂沦亡、文明受挫衰弱的危难关头，总能一阳来复，更始建国。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遭受了多次重大挑战，其中任何一次都足以切断其他任何文明或者国家的延续。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一次次顽强地重新站立起来，中国还是中国。
中华民族同样凭借这三个特点应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在模仿东西方各种现代化方案的基础上，消化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历史上的志士仁人先进团体一样，是中华民族的道统和国运之所在。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现代西方文明激发之下，中华文明传统的延续和再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华文明传统的现代体现。
这30多年的中国崛起，必须放到晚清以降中华民族曲折的现代化道路中来考察。所谓中国模式的真正秘密，归根结底是中华文明传统的现代表现。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意味着这一百余年的中国现代化之路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从对外国的模仿、学习发展到了自信、自觉的环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模式的内在自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建设也就是中国模式的自我解释。概括中华民族现代化道路的最好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本文按照中国文明与国家的命运，把这条道路划分为革命建国、改革发展与崛起复兴三个历史时期，其理论成果也相应划分为三种历史形态。万丈高楼平地起，所谓中国模式，不仅包括崛起发展的模式，也必然包含了作为历史前提的革命模式与建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