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结论

综上各节所论，张政烺先生不仅提出了数字卦问题，将那些甲金材料上的数字组首先明确地判定为易卦筮卦，而且试图揭明《周易》阴阳爻画的筮数来源，这都是极富学识和学术价值的设想与创举。所谓数字卦，已完全被楚简《筮法》篇所证明，而后者在思路上也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张先生肯定帛书、汉简《周易》俱为阴阳爻画性质，这也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楚竹书的发现，应当肯定在战国中期《周易》经文的卦爻画已为阴阳性质了。不过，在《周易》卦爻画具体由何数构成或源自何数的问题上，大致说来张先生的答案是错误的。他认为《周易》阴阳爻画来源于筮数一、六，并认为出土《周易》的卦爻画即由此两数构成，这都是不对的。实际上出土《周易》的阴阳爻画由“-”“”（或“”）构成，前者像“一”字形，后两者像“八”字形。而且，这两种符号在经文和具体筮卦中是应当区别对待的：在经文中，它们应当作为阴阳爻画符号看待；而在筮卦中，它们仍然是表示爻体的数字。另外，张先生将出土殷周易卦与出土西汉《周易》卦画看作高度一致的，这本身在方法论上是缺乏反思的。

楚简《筮法》的整理和出版更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卦例中，爻数“一”实际上表示数字“七”！由此，又最大限度地颠覆了张政烺先生原初的设想，真正揭开了《周易》卦爻画的构成及其来源的秘密。在《筮法》中，易卦以六、一（七）为经爻，为卦爻画的主干；而以四、五、八、九为用爻，为变爻。其三位卦完全是由六、一（七）两爻构成的。这一发现，可以应用于同期及稍后的战国卜筮祭祷简易卦、清华简《别卦》和秦简《归藏》，甚至可以推广于出土殷周易卦，因为后者从概率上来说，也是以六、一（七）两数出现的次数为最多的。从性质来看，楚简《别卦》和秦简《归藏》易卦均为阴阳爻画，它们纯由六、一（七）两爻构成。不过，只有当它们处于阴阳观念之中且以阴指称经爻六、阳指称经爻一（七）的时候，它们才可以称之为阴阳爻画。

《筮法》简的爻数“一”表示数字“七”，完全可以应用于《周易》系统。楚简、帛书和汉简的阳爻画均作“-”；阴爻画，楚简、汉简作“”，帛书作“”，均为“八”字形。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爻画“-”即由数字“一”抽象化、阴阳化而来，致使对于整个爻画的来源陷入了困境和误区之中，这个误区就是对于阳爻画“-”之数字来源的错认，这个困境就是数字错认之后导致无法由揲蓍法（大衍筮法）来说明其来源。现在，由于“-”（或“一”）在易卦爻画中表示数字“七”的发现，使得《周易》卦爻画之来源的问题变得豁然开朗，且对其回答充满了实证性。在出土三本《周易》中，“-”（或“一”）可以看作数字“七”的省形，而阴阳爻画就是由七、八两数构成的，它们来源于由大衍筮法产生的四象数，另外两个数字九、六则被安排为爻题，在经文中使用。这是一种十分精致且必要的文本构造和安排，但直至今天这一秘密才得以彻底破解。与战国《周易》相对的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周易》卦爻画更接近于所谓数字卦，从西仁村陶拍所载易卦来看，其时的卦爻画是以六、一（七）为主体的，这说明《周易》卦爻画的构成及其来源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在战国早中期经历了一次大的变革。

总之，易卦可分为本卦和用卦，本卦指在三《易》经文中，以经爻表现两种爻画之一般形式的卦画；而用卦即筮卦，是以揲蓍法在具体占筮过程中演算出来的卦画。从用卦来看，“数字卦”的概念可以成立，有其单独命名的当代意义。所有筮卦（包括所谓卦例）均可称为数字卦，不过它们毕竟是本卦在当下的应用，因此不存在完全独立意义上的所谓数字卦。即使在殷周时期，数字卦（用卦）也与其本卦相为表里；而即使在今本《周易》系统中，也存在所谓数字卦，这即是具体的占卦和用卦。在先秦，五十五数的揲蓍法和五十数的揲蓍法占据主导地位，前者可称为天地筮法（天地之数的揲蓍法），后者则称为大衍筮法（大衍之数的揲蓍法）。这两种揲蓍法的不同，就决定了易卦爻画的构成及其来源的不同。前一系的卦爻画以六、一（七）为爻体，这见于商周易卦、楚简《别卦》和秦简《归藏》等；后一系的卦爻画以一（七）、八为爻体，这见于楚简、帛书和汉简《周易》。其中，清华简《筮法》以数字“一”表示数字“七”，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起着关键作用。单就《周易》来说，大衍筮法是对于天地筮法的简化，而由于揲蓍法的变革（简化），遂导致其卦爻画的构成及其来源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以六、一（七）为爻体；在战国时期则以一（七）、八为爻体，出土诸本及今本阴阳爻画即由其抽象化和观念化而来。虽然从现象来看，所有的筮卦都可以概称为数字卦，但是在筮卦背后都有其本卦（本体），本卦分为纯由六、一（七）和纯由一（七）、八构成的两系，并体现在经文卦画的书写上。后一系在战国中期阴阳观念化之后被命名为阴阳爻画；至于前者，笔者根据天数、地数的分类法，而认为它们已具有天地性质。而无论命名为阴阳爻画还是天地爻画，都说明它们置身于宇宙论意识之中。一言以蔽之，《周易》在先秦经历了从五十五数揲蓍法到五十数揲蓍法，从爻体六、一（七）到一（七）、八，从天地性质到阴阳性质的巨大转变。

另外，我们还可以推论，不论是《周易》还是夏殷《易》很可能都是以变爻为占的，而贾公彦所谓“夏殷《易》以七、八不变为占”的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