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礼记》之其书其事

引言：

《礼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是中国古代礼学文献的汇编，也是中国礼文化的基础，历代研究者，代不乏人。《礼记》作为孔门弟子和儒家后学研习礼经之“记”的汇编，内容博杂，影响深远。东汉郑玄为之作注，使其成为“三礼”之一而独立成书。唐代孔颖达又为郑注作疏，著成《礼记正义》，自此《礼记》被归为经书之列。此后，《礼记》研究著述日富，代不乏人，如宋卫湜《礼记集说》、元陈澔《礼记集说》、明胡广《礼记大全》、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然其成就皆不过郑、孔。诚如杨天宇先生所言：“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当代，受国学热潮的影响，尤其是湖北荆门郭店楚简 (下文简称郭店简或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收藏楚竹书与《礼记》相关的文献 (下文简称上博简)的公布，引发了对两千多年来《礼记》研究的反思，以《礼记》研究为契机的中国礼学研究也不断涌现出新质和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