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礼记》的道德局限

道德教化，顾名思义即通过道德教育、感化。单纯的道德教育、感化建立在个体修身养德的自觉自律的基础上，其作用不免受到一定的局限。

1.《礼记》的道德隐微性

礼之道德功能是通过章明疑似不清、辨别隐微不明来提防人们的不轨之举，即“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坊记》)。其道德教化作用是隐微的，能在邪恶尚未形成之时加以防止，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中趋于善良、远离罪过，即“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经解》)。因此，礼是修身之道，能消除邪恶，增益美善。礼措置于身，身就正；礼用之于事，事就通，即“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礼器》)。据此，孔子的学生子游提出“礼也者，领恶而全好”(《仲尼燕居》)的观点，即礼可以治理恶劣的习性、保全良好的品行。

为了充分发挥礼之防微杜渐的作用，不同的阶级所施以教化因人、因地、因时而异。教育百姓万民主要用“六德”、“六行”和“六艺”。“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这六项道德标准、六种善行善举以及教育学生的六种科目分别从品行和技能两方面对百姓子弟进行教化。教育贵族公卿大夫的子弟要用“三德”、“三行”、“六艺”、“六仪”。所谓“三德”，“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周礼·地官司徒·师氏》)，中庸之德用以道德的根本，仁义之德用以行为的根本，孝顺之德用以制止犯上和邪恶的事。所谓“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周礼·地官司徒·师氏》)。所谓“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所谓“六仪”即“六种仪容”，“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与平民百姓相比，对贵族公卿大夫子弟的教化增设仪容方面的要求。良好的仪容修养是贵族子弟从政的积极准备，所谓“尽饰之道，斯其行者远矣”(《檀弓下》)。

2.《礼记》的道德局限性

大力倡导礼乐教化的孔子对礼仪道德的局限性心知肚明，孔子曾多次一针见血地揭露礼仪教化实施后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坊记》)，杯酒盏肉经过推让而接受较差的，即使如此，还有侵犯年长的；宴享席上一再推让而坐在下位，即使如此，还有侵犯尊贵的；朝廷的班位一再推让而站在较为卑贱之位，即使如此，还有侵犯君主的。“利禄先死者而后生者，则民不偝；先亡者而后存者，则民可以托……以此坊民，民犹人背死而号无告”(《坊记》)，财利荣禄，先给死者而后给生者，这样化育人民，人民就能不背弃死者；先给为国事奔波在外的人，后给生活在国内的人，这样化育人民，人民就可以信托……用这种精神规范人们，人们还有背弃死者，致使其老弱哀号而无处投告。“祭祀之有尸也，宗庙之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坊记》)，祭祀时设有尸，宗庙里设有神主，是向人民显示有所尊事的对象。修立宗庙，敬事祭祀，是教导人民追孝先人。用这样的方式规范人民，人民还有忘记自己双亲的。“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此坊民，民犹有自献其身”(《坊记》)，礼是用来防止人们淫纵，显明男女有别，使人不产生两性关系上的怀疑，而作为人们生活纪律的。所以男女不经过媒人就不相交际，没有纳礼币订婚，彼此不得私自相见，这就是恐怕男女无别、分限不清。用这些礼法规范人民，民众还有置之不顾而自献其身的。

礼是一种顺应人情的节制形式，是用来作为御民之提防的，因此，传统礼仪文化的道德维度是基于道德缺失的防范和修养，所谓“礼以坊德”(《坊记》)，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唯美性和局限性，但对于提倡美德、以德治国具有积极的意义。“德者，得也”(《乐记》)，道德的最高境界在于精神上和理智上的完美获得。礼以坊德、礼以养德强调德成教尊、德行相称，最终促成“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昏义》)的“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