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记》的道德功能

《祭义》以为天下之礼的目标是“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达到不忘本始，则能增厚为人的根本；达到敬事鬼神，则能尊崇天地君亲；达到财用丰足，则能牢立民众纲常；达到人伦正义，则能避免上下悖逆；达到谦恭礼让，则能消除争端。倘若合起这五种致用功能来治理天下之礼，可以说是“虽有奇邪，而不治者则微矣”(《祭义》)。

1．致反始，以厚其本也

何为“反始”?《礼器》以为就是“反本修古，不忘其初”，即返乎本性、遵循古制。举例来说，“凶事不诏，朝事以乐”(《礼器》)，家遇凶丧悲痛啼哭而不用诏告，朝廷盛宴群情欢悦而奏乐助兴，这就是返乎本性、顺乎本心。“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鸾刀之贵；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设”(《礼器》)，祭祀之中唯用醴酒，却同时设玄酒 (即清水)，醴酒樽与玄酒樽并设，且玄酒樽位在上，设玄酒则是为了不忘古昔；割刀锋利，割牲肉唯用割刀，而礼中割刀和鸾刀并备，且鸾刀尊于割刀，设鸾刀 (即古刀)，就是为了不忘其初；蒲席、竹席虽然较为安适，而祭天礼中却铺用谷物桿编的粗席，这也是为了遵循古制、不忘其初。

由此可知，所谓“反始”乃返礼之根本、礼之初始，亦即古代先王所制之礼。据《礼器》，“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本”，即礼之基本精神，“文”即仪式规矩，没有基本精神“礼”就不能成立，没有仪式规矩，“礼”就不能实行。追怀往古、回念本始可以不忘其本。《祭义》明确指出：“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反思远古、追悔本始是为了不忘自己生命的由来，以此来表达敬意、抒发挚情，通过尽心尽力做事来报答生育自己的双亲。这正是做人的根本。天子、诸侯为了表达这种至诚至敬的心意，特意辟出藉田，躬耕劳作，用自己的劳动收获来敬奉天地、山川、社稷等神祗和先祖，即“天子为藉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为藉百亩，冕而青纮，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为醴酪齐盛，于是乎取之”(《祭义》)。

不忘根本、叶落归根的情结深深地影响着后人。太公吕尚受封于营丘，直到五世，死后都返回周地埋葬；就连狐狸死时，也要“正丘首”(《檀弓上》)。这些都被视为爱本连根的表现。

2．致鬼神，以尊上也

《祭义》对“鬼”和“神”作了明确的解析：“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芸芸众生死后入土，其身魄即为鬼；其魂气、精气即为“神”。圣王依循生物的精气，命名鬼神，并作为庶民崇拜的规范，使百姓畏惧、令万民敬服。

气与魄分别被尊立为“神”与“鬼”两个名称，因此在宗庙的祭祀中分别通过不同的礼节来报祭气与魄。朝事之礼，用来报气；馈食之礼，用以报魄。此二礼殷勤周备可谓是礼之极致，意味深远可谓是心思缜密。朝事之礼的具体做法是“燔燎膻芗，见以萧光，以报气也”(《祭义》)，即荐献带着腥气的牲血和刚宰杀的牲肉，将牺牲的肠间脂肪放在炉炭上燔烧，发出膻味、香味，火上同时夹杂着艾蒿的光焰，这多种气味是用来报祀祖先的气，即神的，这是教导众人反思本始的。馈食之礼的具体做法是“荐黍稷，羞肝肺首心，见间以侠甒，加以郁鬯，以报魄也”(《祭义》)，即荐上黍米饭、穈子米饭，进上煮熟的肝、肺、首、心，夹杂两罐醴酒，另加用郁金香草汁酿制的黍米酒，这多种饮食是用来报祀祖先的魄，即鬼的，这是教导本族人们彼此相爱，上下用情相亲。

3．致物用，以立民纪也

礼是统治者手里的权柄，是其用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礼运》)。从这个意义上讲，礼是用来治理国政、保安君位的。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礼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礼器》)，因此，自然离不开物质的基础和铺垫。

物质财用充足，则能实现各种愿望；愿望完满实现，则能促使良好的礼教风俗形成；形成了良好的礼教风俗，则能使人民生活欢乐，所谓“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大传》)。也就是说，物质财用充足方能使人民都安居乐业，努力建功立业，尊崇国君，爱戴官长，然后办学兴教，即“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王制》)。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有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道德伦理、纲纪法度才能牢固确立。反过来，民众能够安居乐业，自然又会促使财用充足，所谓“庶民安故财用足”(《大传》)。

4．致义，则上下不悖逆矣

在“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运》)的时代，礼义成为纪律纲常，并“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礼运》)。

礼义是做人的重大事项，“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礼运》)，是礼之内核，“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礼运》)。礼义是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冠义》)，人如果没有礼义，即使能说话，也只能算是禽兽之心性，“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曲礼上》)。作为敦厚崇礼、恪守礼义的君子，可以做到“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中庸》)，即身居上位而不骄傲，身为臣下而不悖逆，国家有道之时，其言论足以振兴社会，国家无道之时，其沉默足以避祸容身。

用礼义来区别亲疏长幼，人道伦常才能体现无遗了，即“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大传》)。礼义得到了贯彻，上下的名分才能确定，所谓“礼达而分定”(《礼运》)。统治者如果不用礼义、忠心、挚诚之心对待人民，即使用种种手段极力地维系人民，笼络人民，民心也会分崩瓦解的，即“苟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涖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檀弓下》)。

5．致让，以去争也

孔子以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圣人以礼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礼运》)，礼实际上就是“敬让之道”(《经解》)。

有德有位的君子必然恭敬节制、谦逊退让，以此来彰明礼教，即“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曲礼上》)。不学礼，无以立，因此，孩子从小就要学习谦恭礼让，“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内则》)，男孩到了十岁，不仅要习礼，还要从早到晚实习少年事奉长者的礼仪，“十年……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内则》)。

在倡导礼让方面，孔子提出了诸多举措：如贵贱有等级，衣服有差别，朝廷上有定位，这样人们才能有所谦让，即“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坊记》)。君子尊重别人而抑制自己，让别人居先而自己居后，人们就会兴起谦让，即“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坊记》)。据有国家的人，尊重人才而不吝惜爵禄，人民便会兴起谦让，即“有国家者贵人而贱禄，则民兴让”(《坊记》)。君上用诚信谦让的态度来对待百姓，人民也必定厚重地以礼相报，即“君子信让以莅百姓，则民之报礼重”(《坊记》)。有了功善就称道别人的作用，有了过错就称说自己的责任，那么人民就会不争；有了功善就称道别人的作用，有了过错就称说自己的责任，那么怨恨就会日益消失，即“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坊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