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新式金融组织的诞生

近代中国处在一个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混合发展的时期，社会各组织的演进都带有某些混合的痕迹。当然，中国自办银行的产生也不例外。尽管中国银行业在国外在华银行诞生半个多世纪后才出现，但其思想却在此之前已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和争论。最早是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提到。随后，在洪仁玕的《资政新编》中提及“一兴银行。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赀契式禀报入库，然后准颁150万银纸，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图章，或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3厘。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身有万金而人不觉，沉于江河则损于一己而益于银行，财宝仍在也；即遇贼劫，亦难骤然挐去也。”而设立银行的活动在洋务派、维新派等人物中更为突出，出现了多次试办的行动。创办银行的呼声，终于到1897年得到清政府的响应和批准，最终责成银行督办大臣盛宣怀在上海设立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并非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或由原有金融机构直接升级换代的结果，亦非西方金融直接移植的产物，而是中国社会自身特性的结晶。设立之初，银行组织机构表面上虽然完全采用汇丰银行的模式，但其内部的管理、人员的构成、分支机构的铺设等方面则明显留有浓厚的传统金融组织的印记，是一个“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混合物，即用中国传统金融组织、技术以及从业者等来嫁接西方新式金融组织的果实。

一、中国的银行诞生原因

有关中国银行业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有着各种不同看法，如有以贸易发展为主的；有以外国银行高额利润的直接刺激并伴随一些社会经济条件为主的；有以外国刺激为主的；有的则认为是“一方面在于资本匮乏，清末各级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实难自行纠集开办的股本；另一方面在于管理人才奇缺，精通银行理论和事务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而中国尚未有新式学堂培养专业的银行人才，唯恐开业后经营不善。”也有从货币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银行晚于国外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兑换、汇兑和存款的不发达，根源在于特殊的货币制度。”而更多的人是以盛宣怀等人的言语为依据，认为与外国争权力、避免为外国所垄断促成的。在理论界大多以马克思的观点为依据，认为是长途贸易的兴起、大商人的产生、信用的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等。下面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对此作一全面、详细、系统的考察。

(一)外资银行的巨额回报是中国银行业产生的首要动力

1845年英国的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时，中国的金融组织完全停留在传统的机构基础之上。此时中国社会资金融通主要是通过钱庄、票号、典当等机构的方式，它们不但资金短少、利率较高，而且以人信为主的放款，极大地限制了资金存放的范围，但它们却适应了中国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

随着外资银行的渐趋渗入，各种先进的科学管理技术、股份制组织形式、新式金融业务等也传入中国，从不同的视角冲击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在传统守旧的中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开始在清廷上下诱导着一批背离“祖宗陈法”的叛逆者，从此他们注视着外来的新鲜事物，并不断在可用的场合中尝试效仿这些不同于传统的东西。当然，引起叛逆者们企图效仿的内在动机是外来者的高效率，持续获得前所未闻的高额利润。如汇丰银行自创立以来，在早期八年就年年获利，不管在业务数量上，还是盈利方面都是持续增加，“1866年以来股票年息经常达百分之十二。……1873年还保持这个数字。”随后，汇丰银行虽遭遇到一些挫折，但很快便获得了进一步扩张和发展，如图1-2所示。

如此巨额的利润收入，必然引起国内各界人士，特别是处于洋务事务第一线人物的瞩目。同时，在清财政日益紧张的条件下，那些抱着“祖宗成法不可变”的顽固派们也开始游移不定、逐步分化、转向默认，从而为国人创办银行减轻了阻力，为中国首家银行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可见，高额的利润回报是促使中国社会各阶层力量分化转移的前提，亦是时人力图创设银行的目的。这点，我们可以通过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看出，盛宣怀等人就把外资银行高额利润的情况通过《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明示于公众。该章程第22条专门规定汇丰银行的盈利情况：“汇丰银行开办之初，招股一千万元(应为五百万元)，股份亦系分期限收现，查光绪二十二(1896)年结报，除历年分利外，已积存公积六百万元，保险二十五万元，发出通用银票九百余万元，各处存款六千一百三十七万余元，存金约五千七百一十九万余元，汇单一千四百八十一万余元，现计每股本银一百二十五元，股票(每股)可售三百七十五元，已加至二百五十元之多。”章程(像前述汇丰银行)一般是用来向社会表达为何创办、如何创办等内涵，而中国通商银行却在充分解说上述内涵之后，还专门列出一条来反映外国银行的经营情况，这无疑是向民众和政府说明盛宣怀等人创办银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以弥补兴办铁路、军工、民用企业等的损失。这才是促使他们不畏顽固派们层层阻挠，外国侵略者种种压力的最终动力。

(二)兴办军工、民用企业的资金短缺是银行业产生的导火线

在与洋人多次交往的过程中，清政府的一批官员从战争失败、割地赔款的切肤之痛中逐渐认识到了向外人学习的重要，提出“求强”的政策，在全国新办一批军工企业，以达到自保、求强，维持和振兴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在此政策下，清在上海、福州、天津、汉口及各省创设军工企业，较为典型的有：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的马尾船政局、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张之洞在武汉设立的汉阳兵工厂等。当然，这些企业的资金来源都取自清财政，并没有遵行市场经济的规律，产品也没有按照价值规律的原则进行交易，而是直接在政府各级部门、各省区内进行分配。只投入而无收入的经办企业行为导致资金收支的严重不对称，很快就使清政府感到了财政开支的巨大压力。对此，清廷上下议论纷纷，顽固守旧派官僚们急欲铲除而快之。当时，以李鸿藻等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纠合各方力量，从“祖宗之法”的角度，不断炮制奏疏，以期取得实力派的同情，从而达到撤销洋务企业的目的。

面对“靡费”的争论，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等洋务人物据理力争，虽然最终使这些洋务企业得以保存，但面对朝廷日益萎缩的经费支持，他们不得不在财政援助之外寻找新的资金来源以缓解经费压力。一开始，新式企业在创办者们主要还是通过引进民间资金的方式来破解官办企业的困境。新式企业在产权结构上虽然逐渐改变了早期完全“官办”的形式，部分采取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助商办”等，但在本质上这些企业的经营方式仍是以官僚化为主，严重损害了民间资本投入者的利益，致使民间资金踟蹰不前、官商积怨加深。“若狃于官督商办之说，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招股之事叠(迭)出，从未取信于人。即招商、织布等局，成效可观，究之经理归官，利又无几，于商情终形隔膜。”“因官过问，往往流弊丛生，不得持久，以致殷实之家，以公司为戒，不愿附股。”面对引入民间资本的困境，创办新式企业的官僚们，此时也从外资在华银行的高额利润中捕捉到了一丝新的资金来源渠道的信息。进入中国已有一段时间的外商银行，凭着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在华特权等因素，很快就在中国赢得了巨额的利润。这无疑给洋务派们极大的刺激，使他们看到了自筹资金解决生存困惑的希望。于是，他们开始在不同场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创办银行的建议。1876年，唐廷枢提出了“由中国纠集股份设一大银行，并在国外伦敦、日本设立分支机构，为发展海外贸易和远洋航运服务”。然而，此建议因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猛烈抨击而流产。为了减少来自顽固派的阻力，增加自身成功的筹码，洋务派提出了建立中外合办银行的主张。光绪十一(1885)年李鸿章在拟设官银行的奏疏中就提出：“若由户部及外省委员开设，恐信从者少，资本尤缺，须纠合中外众商之力，着实办理，可期经久”。随后李鸿章赞同美籍波兰人米建威(Count Euqene Stanis low kostka de Mitkiewicz)等人创设华美银行(American Chinese Bank)的主张，该银行“将分设在中国所有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和所有跟中国发生政治和商业联系的外国城市”。该计划最初资本定为1000万元，分10万股，中美各半，并为之制定了详细的银行章程。但当此计划在北京披露时，立即遭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同时米建威也在美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及国际上其他西方列强的干扰，最终使建立华美银行的计划流产了。洋务派们创设银行的活动虽然频频碰壁，但却为创办银行制造了一种社会宣传效果，逐步为人们所认知。1895年，李鸿章的亲信胡燏棻要求在京城设立官银行，在省会设立分行；以银行为枢纽推行钞券，以钞券来纳租赋税厘、俸银、军饷等。而盛宣怀更是吸取前面的教训，从国家财政、民族利益的角度，在《请设银行片》中更为详细地提出创办银行的主张，号召“挽外溢以足国”,“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如此呼声确实使人们感到创设银行的紧迫感，要求设立银行的主张逐步为人们所认同。此时，可说银行的创设只欠东风了。

(三)财政危机是银行业产生的催化剂

清季以来，政府财政困难重重，“言常用则岁出岁入不相抵、言通商则输出输入不相抵、言洋债则竭内外之力，而更无以相抵”。而此前的财政政策在此也显得苍白无力，税收收入远远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赤字需求。此时如采用增加税收的办法加以解决，则超负荷的增收将激起民变，同时也不符合清朝的旧制；而当时现代财政政策中的另一工具——发行公债尚未形成，无法发挥征集社会余资的作用。故为挽救危机，摆脱困境，缓解清政府内外交困的局面，任何有利于缓解危机的措施都将引起清廷和社会各界的重视，而新式银行的资金融通、发行钞券等功能就必然使人们联想起来并作为克服困境的有效工具。倡议仿效西方设立银行，并通过银行发行钞券以缓解财政危机的呼声逐步在中央到地方的开明官员中推开并得到认同。如1895年顺天府尹胡燏棻提出“中国不自设银行，自印钞票，自铸银币，遂使西方以数寸花纹之券，抵盈千累万之金，如汇丰、德华、有利等洋行之钞票是也；以抵潮九成之银，易库纹十成之价，如墨西哥、吕宋、日本等国之洋钱是也。”为此，胡建议“一面于京城设立官家银行，……购极精之器，造极细之纸，印行钞票，而存其现银于银行”。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在《请行钞法并设银行折》中说得更明白，“方今时事急迫……仓猝聚亿万之财，收亿万之利，舍钞法外无良图。欲行钞法，舍银行无以取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汪穰卿在建议创设银行时指出，“银行不设，税则不减，假贷之法不定，则资本不能轻。”随后，此种建议创办银行的活动更加活跃，行此要求者充塞清廷；但对此要求最力者则当推盛宣怀。盛宣怀在主张集股以兴办银行活动时，就提出“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招集股本银五百万两，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各口岸，以次添设分行，悉由商董自行经理，……并照汇丰银行规则，按存银之数，为印票之数以备随时兑现。”随后，盛宣怀在《自强大计折》中附“请设银行片”中进一步指出“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而在另一份奏折中复称“汇丰之设已三十余年，气势既盛，根底已深，不特洋商款项往来网罗都尽，中行决不能分其杯羹，即华商大宗贸易亦与西行相交日久，信之素深。”这样，“中国开办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办了铁路就不能不办银行，银行应由商家来办，官方予以扶持；除办理各项存款、放款和汇款外，还可发行钞票，经办国债，铸造银元，……将来设立国家银行，与中国通商银行可并行不悖。”经过多方努力，最终清廷责成盛宣怀开办银行。1897年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冲破顽固派的种种阻挠而诞生，从此在中国开了国人创设银行之先河。随后银行像雨后春笋般不断地涌出，与传统的金融组织相互联结，织成了传统与现代并存的金融网络。由此来看，中国首家银行的产生如没有遇到财政的困难，是不可能冲破顽固派的层层阻挠而在19世纪末设立的。

总的来看，中国自办银行整整落后外人来华创设银行半个多世纪，其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外人来华所设银行获取高额利润的事实及其所引进的盈利性理念不能不说是中国创办银行的原动力，它们破除了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当然，仅此推动还不足以摧毁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求强”“求富”活动中创办的洋务企业因经费来源紧张而出现萎缩趋势，于是洋务派们不得不寻找新的资金来源以弥补经费不足，为此他们从在华外资银行强有力的融资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而从19世纪末以来清政府财政日益紧张的局势中，他们最终抓住了设立银行的机遇，冲破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阻碍，于1897年在上海设立中国通商银行。

二、中国的银行制度渊源特征——嫁接

从国内银行诞生的原因来看，最根本的因素是清政府持续性的财政赤字，使它无法继续像以前那样灵活应付日益繁多的财政支出和独自支撑创办企业的重任。为了维持政府的正常运作和按时偿付对外的各种赔款，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停办军工、民用企业的“靡费”争论，后来洋务派们虽然保住了这些企业，但他们也不得不改变以前依靠政府资金支持企业的做法，开始寻找新的资金来源以维持其正常运作。在此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企图通过自办银行的做法，以解决资金困难，如盛宣怀、李鸿章、唐延枢等人力求创办银行；而另外一些人则转向传统金融机构和外资在华银行，以谋求资金的融通，如左宗棠等人则求助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和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洋务派内部在纷纷寻找资金来源之际，在内心深处他们都向往西方银行的做法——发行钞票、吸收存款，以在短期内筹集起大量的资金。如何组建？他们基本上认同或要求由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者提供资金、人员和技术，甚至还打算直接把一些钱庄等机构改组为银行，后来改组的想法虽然没有实现，而是采取了重新设立的方式组建银行，表面上沿用了西方银行制度，但事实上中国传统金融组织对国内银行制度的创立却起到了根本性的辅助作用。

(一)传统金融机构提供了国内银行创立的必要条件，即嫁接的基础

当盛宣怀等人筹备中国通商银行时，在组织方面，原是打算在严信厚钱庄的基础上改组而成。“严信厚原议将伊独开之海关银号归并银行，嗣亦有所扞格”。后来，虽然受到种种利益的牵制而没有实现，但当盛宣怀奉旨从殷商中挑选总董开展筹办工作时，大多数工作仍是以钱庄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即使在中国通商银行设立后，中国通商银行的大概章程也是按严信厚等人所拟银行章程加以变通而成的。而中国通商银行的布局工作也有着把钱庄变通的想法和讨论，即上海为总银行，分布各地的分行由钱庄、银号等改组而成，“闽海关同豫银号，厦海关永丰银号，江汉关协成银号，浙海关源丰银号，京城源丰润票号，天津源丰润票号，广东源丰润票号，香港源丰润票号，福州源丰润票号，上海源丰润票号皆已开设多年，各号掌柜亦诚实可靠，是以官商交孚，措施裕如。现在各省拟设分行，原可先议归并。因各号有与人合伙之处，一时遽难集议。”只是受到各方利益掣肘，最终没有成功。由此可见，首家银行在表面上并非在原有金融机构基础上直接演变升级而成。

然而，传统金融机构钱庄、票号等在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和分支机构的铺设上却起了关键性作用。一是在股份招集和设计上，中国通商银行及以后的华资银行仍然沿用了传统金融组织的社会关系模式。银行股份的筹集是以创办者的人际关系为核心展开的，在股额的设定上则采取大额化以迎合特定的股份持有者，而非适应社会化需求。二是在银行职员方面，不管高层还是中低层职员几乎都来自传统金融组织。银行总部的前几任华经理(即银行的总经理)陈笙郊、谢纶辉等人都是直接来自钱庄，“买办已延定陈笙郊，系钱业董事，声望素著，众所高推；……应用华人，归陈笙郊选荐；均须熟手，以专责成。”而在各地分支机构的经营人员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当地的钱庄、票号，没有设立分支机构的地方的业务则直接委托给所在地的钱庄或票号。三是在组织方面，中国通商银行从筹股工作到最终成立基本都是以中国要素为核心融入西方要素而展开的。在招股工作中，华资银行普遍采用的分期缴纳制，就是为规避前期官办企业在此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而进行的变通；在股份收益分配中的官利制，按照下一章论述的那样，就是把传统金融机构中实行的享受红利的股金与享受利息的资金合二为一的结晶；在银行所雇人员的工作职能——在华账房内的成员职能有跑楼、账房、写字楼、茶房等，这些显然跟钱庄内部分工无二，由此可见，技术上更是为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提供了基础。后来成为各省银行的官银钱局(号),“在初办时大都是由地方政府招商入股，以官督商办方式仿票号组织创建的，因而不用省名为其局(号)名称。直到后来陆续或改为官办，或改为官商合办的银行性金融机构时，才都冠以各省省名”；聚兴诚银行刚刚设立时尽管采取了日本三井财阀模式，但在更大程度上是沿用山西票号的做法，直接把以前经营的商号改组而成，各地分号改为银行的分行，在业务上也是以汇兑为主。“聚兴诚银行成立后，……原来在成都、万县等地设立的分号，均改作银行分支机构。杨粲三开始时以经营汇兑为重点，但并未与商号业务分清，……”在资金方面，中国通商银行不但股本中有来自钱庄行业的投资，而且银行资金的运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得不依靠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作为中介来实现收益。传统金融机构在中国自办银行上的作用，正如李一翔在《中国近代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早期银行出现了钱庄化趋势。

(二)外资银行组织结构的嫁接

中国通商银行诞生之时，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它们的融资、治理、经营等方式无疑给予国人以种种有益的启迪。设行之初，中国通商银行的组织结构虽然留有浓厚的传统金融组织结构痕迹，但很大部分都是效仿西方银行的结果，即嫁接成分较多。中国通商银行是完全根据汇丰银行模式创立起来的：招股活动与汇丰银行毫无区别，即先选聘总董、拟定银行章程、展开招股建行工作、在各通商口岸发布招股公告、实行分期认股方式完成招股活动；银行成立后的组织结构及其行内布局方面，亦用汇丰形式，即选聘总董、组建管理层，分设洋大班、华大班，对总董缺乏约束而靠自律，财务管理等采用汇丰方式，记账采用英文。表面上看，中国通商银行的做法活脱脱地重现了一个国人主办的“汇丰银行”。实质上，正如前述，中国通商银行的“神”却是传统金融机构所赋予的内涵，即依靠来自传统金融机构的员工来执行仿照外资银行的现代公司制之“形”。形神分离的现状，最终导致中国通商银行表面上较西化的方式无法存续多久，很多西化形式不但到中国设立的第二家银行之后很少被采用，如银行机构中的华洋大班形式、英文记账、发钞须外人确认，而且中国通商银行本身也在民国之后逐步舍弃了一批西化的形式，“鼎革以后，该行因时制宜，西藉行员次第解职，行务全由国人支持。”

当然，之后设立的银行，组织机构的嫁接形式也更加丰富，往往根据筹建者的需求和所接触外国经验的差异而采用不同的嫁接方式，如1907年设立的信成银行则采用日本银行方式，注重存款等；西南的聚兴诚银行模仿日本三井财阀模式，创立以聚兴诚为核心，涵括其所有企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仿照美国，定期公布银行资产负债，以树立信誉。当然，嫁接外资银行的模式，在当时对外避免了外国势力对中国银行业的完全控制和垄断，对内则防止了顽固势力的阻挠，促使了民族银行的诞生、成长、壮大。

总的来看，中国的银行诞生是在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之后，逐渐在传统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嫁接国外新式银行模式的结果。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变迁最重要的是“学习”。“在和社会变迁相关的时间维度中，人类的学习过程决定着制度的演进方式。……这里的时间指的不仅是某个人一生或社会中的某一代，个人、集体和社会的这种学习是通过时间累积起来的，并且是由社会的文化在代际传承的。”中国新式银行的最终设立，就是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探索后，选择了一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嫁接之道。由此构建的银行制度，自然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传统因素影响，具有明显的本土化趋向，但同时又具有外生性特征，即中国近代首家新式银行的创立，形式上是汇丰化的成果，实质上则是建立在传统金融组织机构基础之上。

当然，中国的银行制度产生之道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一是银行创办者汲取了以前官办企业的经验和教训，力主官助商办，以减少来自各级政府特别是清政府内部顽固势力的无端干预；二是采用西方模式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规避国外势力的渗透和提高经营效率，确立银行正常经营环境的目的；三是西方银行在华机构的高盈利，促使银行经营者不得不改变传统金融机构的方向，逐步向盈利方面发展。但随着中国银行业的逐步壮大，银行经营者在实践中认识到银行的组织结构需要跟中国的实际相适应，因此在制定银行制度的过程中，银行的组织结构逐步采取了融合传统与现代企业组织的混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