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守落后就是发挥优势？
美国有一本书，叫《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Lardy）。该书暗示中国全球化以前的经济体制的缺陷有两个：第一，忽视了低端产业（廉价劳动）的比较优势；第二，没有充分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并认为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改变着这种状况，通过改革达到了充分利用这两个要素的目的。在该书的作者看来，中国的出路似乎就在于发挥自己的低端产业优势和利用外国资本。这种误读中国发展道路的看法相当流行。
这种建立在比较利益学说基础上的发展战略是一种固守落后的发展战略。经济学家对比较利益学说和绝对成本学说有许多的批评，我们不打算在此重复。我们想着重从发展的角度，从国家博弈的角度，从后起国家崛起的角度来解析这套理论所隐含的发展道路的陷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利益学说。一个多世纪以前比较利益学说产生于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这种理论反映了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和超级大国对建立由英国主导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分工的需要，反映了大英帝国通过保护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对保护主义的选择性扬弃，为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推行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不合理的世界分工披上了一层科学的面纱。简而言之，这种理论代表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而今天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美国。在美国推行全球化的旗帜上同样大写着比较利益学说。
比较利益学说的初衷是提倡国家间互惠互利的分工，并认为这种国际分工有利于增进相关国家的财富。这本来是一个认为一定的国际分工有利于推动财富增长的理论，一个关于数量和分配的理论。但这个不涉及经济素质的提高、不涉及产业的进步、不涉及国家博弈的理论，却被全球化的推手们打扮成一种发展的理论。比较利益就这样被推到了极端，成为全球化这种“全球信仰”的理论支柱。一个关于数量增长的理论，被包装成一个关于发展道路的理论并获得崇拜。真理迈出的这一小步使之成了谬误。这一小步，成就了“固守落后就是发挥优势”的弥天大谎。这一小步把经济发展偷换成了经济增长。不过这一小步却包含着一个惊天的战略秘密：那些业已发达的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陷阱，一个叫做GDP的数量陷阱。
像中国这样崛起中的民族，在经济发展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要不要建立自己目前尚无优势的高端产业？要不要超越自我？要不要在国际竞争中抢占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所谓超越自己，挑战自己，就是要抢占那些我们暂时没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技术制高点。而比较优势理论的答案是否定的。按照这种发展理论，中国1949年以后，不应该建立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不应该建立自己的飞机、汽车和电子工业，也不应在技术和人才呈现“比较劣势”的情况下研制战略武器。再让我们上溯到1841年，那时候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大概是农业和手工业，反正不是现代工业。按照全球化分工体系，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试图把中国变成经济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战略企图是不是合理的？中国是不是要永远发挥自己农业和手工业的“比较优势”？这种要发展中国家“固守落后就是发挥优势”的理论的实质，是要发展中国家“固守落后”，从而在国家博弈中出局。
比较利益学说的核心观点是，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从事其生产效率相对最高的产品和产业，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换取其他产品。这种建立在各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不仅会使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会使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因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福利，和每个国家作为个体的福利都将因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提高。所以，这样的国际贸易将营造一个每个国家都赢、全世界都赢的多赢或共赢局面。我们想再一次指出，衡量这种福利的是数量的增长。
为了让不是经济学专业的读者对这个理论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让我们假设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业的世界模型：这个世界只有国家A和国家B；只生产两种产品——草鞋和机器。让我们进一步假定两个国家都有生产草鞋和机器的能力。但是，每个国家生产草鞋和机器的相对（比较）成本不一样。目前，国家A生产机器比生产草鞋效率高；国家B生产草鞋比生产机器效率高。国家A是发达国家；国家B是发展中国家。
假如没有国际分工，没有全球化，两个国家的经济都相对自足。每个体系都必须生产自己需要的草鞋和机器，都发展出自己完整的经济体系，都彼此独立不依赖对方。世界是变化的，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也许在将来某个时候，国家B随着技术的提高、产业的进步，改变了自己的技术结构，生产机器的效率变得比生产草鞋的效率要高，而且高于国家A，在总体经济实力上比A国发达。在那个时候，国家B就成了发达国家，国家A成了需要赶超的国家（这是国家A十分害怕的未来）。
但是，以比较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打断了那种可能的将来。根据全球化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国家A——发达国家，应当生产机器，因为现在国家A生产机器比生产草鞋效率高；国家B——发展中国家，则应当生产草鞋，因为现在国家B生产草鞋比生产机器的效率高。在这样的国际分工下，国家A能生产更多的机器，国家B能生产更多的草鞋。结果全世界能生产更多的机器和草鞋。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实行交换。国家A通过向国家B提供机器换取草鞋；国家B通过向国家A提供草鞋换取机器。这种全球化不仅为国家A、国家B，还为全世界带来更多的福利。
把比较利益学说当成发展战略，推销的是一个简单的世界经济模型。那就是：让今天先进的国家从事先进的产业；让今天落后的国家从事落后的产业，因为落后的产业是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先进的造机器，落后的编草鞋。比较利益学说为这种世界经济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模型、不合理的世界分工制造了一件合理化的新衣。比较利益学说认为，这种世界分工是如此的合理，以至于不加入全球化的国家，不仅导致自己国家福利降低、GDP降低，还会导致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福利降低、GDP降低。这种理论，为推行全球化提供了道义上的优越性。你不加入全球化，不安心编草鞋，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还损害了全世界的利益。这种理论把希望崛起、希望打破现有国际分工的民族，送到道义的审判席上。
以比较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就是要延缓甚至打断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国家博弈的角度看，比较利益想通过逆向选择的国际分工将竞争对手挤出局。它代表的是强者的利益，是强者的逻辑，甚至是强盗的逻辑。比较利益下的国际分工，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道路，这种国际分工与现代化是完全不同的两条发展道路。比较利益带来的国际分工，要发展中国家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发挥优势，要为了海外市场的需要（比如美国市场的需要）将大量的资源配置到低端产业上。国际分工不是现代化道路，也不可能带来现代化。当一个民族将大量的资源投入低端产业时，当一个民族心安理得地认为发挥优势的方式就是固守落后时，这个民族将如何建立完整的现代化体系？固守比较利益对于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也许是一种不得已的宿命，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则是陷阱。
以比较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带来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所谓国际分工就是经济结构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的，而是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建立的。这种经济结构导致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最终导致经济独立性的丧失，这样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中国自己的历史也是这样。中华民族1840—1949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依赖的含义是什么。
以比较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扭曲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满足本国人民自己的需要和福利，而是满足某些海外市场的需要。而这个海外市场的主体，往往又是在许多方面与本国战略利益不一致的市场。为竞争对手的需要而生产，是这种国际分工面临的另一个困境。
这种国际分工与独立自主、与现代化战略是完全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