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体系中的权力金字塔
全球化把世界描绘成一个彼此依赖的世界村。全球化认为，货物、要素、国际资本在世界的流动，加深了世界各个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一种有意的战略模糊，模糊了现有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特点。全球化的浪潮，依靠金融资本把不同国家的市场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世界市场。许多跨国公司的决策对许多国家的就业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千千万万散居世界各地的消费者的行为导致许多跨国公司盈利的波动。印度偏远村庄的穷人可以用付费手机和外部世界联系；亚马逊丛林的电视可以收到华尔街的金融动态。世界变小了，世界变平了。许多人断定，相互依赖的世界市场，导致了相互依赖的国家关系，导致了全球决策体系的扁平化。但是，一个雄视古今的强国，会因为进口了别人生产的童鞋而依赖后者？无论这种童鞋有多精美，这种所谓的依赖假如不是一种有意营造的谎言，就是有意营造的战略烟幕；假如不是天真的无知，就是无可救药的迷信。在全球化体系中，强者的市场是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战略的武器。
不论世界“相互依赖”的理论有多么精致，关于世界经济秩序和规则的决策，从来就不是在那些边远山区中或消费者市场上做出的，而是在国际机构的总部和发达国家的首都做出的。有人说，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要融入全球化，中国正在融入全球化。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应当了解，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体系，是一个有着复杂权力结构的金字塔。这个权力结构类似于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国体制。
第一，全球化体现以霸权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全球化体系不是平的。表面上看，全球化是互联网、手机、微电子，是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世界正在趋同，信息正在加速流动，世界范围内的决策权正在分散。其实全球化体系是发达国家在20—21世纪建造的金字塔。站在塔尖的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是保持金字塔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全球化体系中，美国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其他国家都从属于它。霸权不是全球化独有的现象。在国际竞争中，任何一个实力资源（经济、军事和文化）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一个有追求扩张性国家利益的意志和战略的国家，一个能高效动员战略资源的国家，都可能成为世界霸权，成为在国际竞争中享有最大自由的国家。和历史上任何霸权一样，美国是实力资源、意志和动员能力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是硬霸权和软霸权相结合的产物。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一个霸权迭出的历史。霸权每个时代都有，然而全球化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历史的独特现象。
人类历史上产生过许多不同的世界体系。在每个这样的体系中，权力都高度集中在强权身上。全球化体系是否改变了历史？
全球化没有摆脱历史的宿命。和历史上所有世界体系的权力结构一样，权力都高度集中在强权身上。全球化并不存在超国家的政府。和任何国际贸易体系或其他跨国家的国际组织一样，全球化以一定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为基础。其实质就是国家间的权力和利益分配。这种权力分配的结构从来就不是建立在世界范围的民主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某个强权的基础上，并依赖这个强权而存在。在构建和控制这个世界秩序时，偏远地区的部落和超级大国，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和强权国家，世界上那些渴望繁荣的人们和那些希望维护自己繁荣的人们，那些在互联网上收集信息的人和那些在跨国公司总部里发号施令的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平等不是这类世界体系的基础和特点，强权才是推动这个体系的动力，是维护这个体系的中心。没有这种强权的存在，国家间的彼此竞争将导致任何类似的世界体系的崩溃。
这个处于权力中心的强权，具有以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来界定国际经济或贸易秩序的能力；有捍卫这个体系、实施这个体系的规则和实现其价值的决心；有动员其他国家或追随者的能力；是这种体系的价值代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有通过这个体系实现自己战略利益的实力。历史上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是这样，以苏联为中心的华沙体系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在金本位之上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西方贸易体系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在与黄金脱钩的美元基础上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也是这样。霸权是这类体系的锚。在这个体系中，霸权不仅要制定规则，还要控制程序；不仅要“经济寻租”，还要“体制寻租”；不仅要通过这个体系实现自己的霸权，还要通过这个体系维持自己的霸权。这类国际体系的实质是不平等的。以苏联体系为例，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霸权和中国的独立自主发生了矛盾。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平等和尊严，中国从苏联体系中退了出来。
这种权力中心必须只有一个。假如多中心，基于权力和利益冲突，这种体系将分崩离析，世界市场就会解体为不同的区域市场。而成为这个中心国的必然是综合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在全球化体系中这个国家就是美国，而其他国家则处于从属地位。融入这个体系的每个国家，要么接受霸权的统治，服从霸权的利益，成为二流或三流国家；要么与霸权发生冲突。这是希望崛起的民族的历史宿命，是希望融入世界体系的民族的宿命。这就是为什么，近代历史上真正强权的崛起，都是在既存的世界经济体系以外崛起，在孤立中崛起。美国是这样，苏联也是这样，更早一些的大英帝国也是这样，曾经的欧洲大陆强权德国也是这样。假如日本算是经济强权的话，日本是通过融入美国体系而崛起的唯一一个经济强权。我们在日本篇中，将会述及。日本最终没有逃脱历史的宿命，它对美国在经济上的从属，使它进入了漫长的衰退。这种权力结构特点，在中国入世的过程和入世的条件上具有充分的体现。
孤独造就伟大的英雄，孤独也造就伟大的民族。只有能够享受孤独的民族，才能创造自己的历史，才能最终以自己的风貌走进世界，为世界创造历史。
第二，全球化体现以霸权为中心的利益实质。体现霸权的利益，这是历史上所有世界体系的共同特点，只不过有的赤裸有的含蓄。当我们去掉它们那些或者赤裸或者含蓄的差异，我们会发现这种超越历史地域和意识形态的共性。全球化无法超越国家博弈的历史法则，希望在这个体系中寻求自己利益的弱国，最终将在残酷的历史法则面前醒悟。当然，有早有晚而已。
这种利益选择，是国家博弈的现实，是霸权的必然结果。
这个处于金字塔顶部的超级大国拥有无人匹敌的经济霸权、军事霸权和价值霸权。这三者相互依存，经济霸权是军事霸权的基础，而军事霸权又是经济霸权的保障。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即使是自由贸易，军事霸权也是坚强的后盾。美国建国初期的自由贸易梦想，就是被当时自由贸易的旗手——大英帝国的皇家舰队无情击碎的。在国际社会中绝对的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贸易只不过是利益博弈的一种方式。为了维持现存利益结构和自己的利益，在看不见的手背后，霸权常常挥舞着看得见的铁拳。历史上哪一个真正的经济强权的背后不是军事强权？没有世界范围内的军事霸权，就建立不起世界范围的经济利益，就维护不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利益。价值霸权是强权在“普世价值”的旗号下推行自己利益的重要手段。有时候能起到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大英帝国的体系里，英国体制是价值的代表，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是英国化；在苏联的体系里，苏联体制是价值的代表，其他国家发展的战略是苏联化；在美国主导的体系里，美国体制是价值的代表，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是美国化。而霸权的利益就通过这一个又一个“化”的过程而介入了其他国家，主导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将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纳入对霸权有利的轨道。霸权的价值是这个体系的“普世价值”。
国家博弈，实力是剑，价值是枷。美国和苏联在争取价值霸权上有着共同特点：苏联曾经把自己的体制打扮成历史的必然，美国同样把全球化打扮成历史的必然。假如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代表全球化的美国体制当然是历史的必然，私有制、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历史的必然。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靠权力界定的历史必然，往往是历史的陷阱。
强化和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超级大国的地位带给美国的利益，不是几亿双鞋可以衡量的。对全球化体系的控制，会把几亿双鞋，甚至几万亿美元的财富，流转到美国，借给美国。美国深刻地认识到，在这个信奉实力的世界上必须依靠实力去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强国地位不能建立在对手的仁慈和朋友的友谊上。尼克松曾经说过：“友谊是短暂的，而利益是永恒的”。强国地位不是靠别人施舍的，强国的崛起和生存归根结底是实力消长的结果。美国的精英们和历届政府有一个根本的共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必须建立在军事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护军事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策的三个支撑点。这三大霸权，是了解美国战后国策的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许多别的政策常会因政党轮替而人去政息，但是，在根本国策上，美国历届政府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和承续性。具体的实施手段可能会因观念的细微差别而不一样，但动机和目的则是同一的。
这个“三位一体”的霸权是当今国际贸易组织存在的条件和基础。实力、意志、价值、利益及其在国际社会的盟友是界定这个组织的基本要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超国家的机构都不享有超国家的权力，缺乏实施自己意志的手段——没有军队没有警察。这些机构往往需要依靠霸权来实施自己的意志。没有霸权的支持，这些机构将是没有牙齿的老虎。而霸权是否愿意实施这类国际组织的意志，取决于霸权的国家利益。假如该类组织的决定符合霸权的利益，该霸权就会运用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铁拳来捍卫这类决定的权威性。否则该组织及其决定就形同虚设。只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就“替天行道”，一旦不符合自己利益就让天自行其道。只要你关注一下世界各地的动态，就会发现这种行为模式。
由于世界体系对霸权的这种依赖，霸权利益是世界体系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原因和基础，是这个利益格局的中心。只有当这个体系体现了霸权利益时它才有存在的价值，也才可能存在。在这种世界现实里面讲全球化，讲融合，对强权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对称的战略意义。
第三，全球化体现等级制的权力构架。这种帝国体系和任何帝国体系一样，权力结构是不对称的。由霸权主导的国际贸易和经济体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权力集中的帝国体系。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几乎垄断了制定规则和推行规则的权力。由于中心国家的强大动员力，在这个中心国家的四周还有一些利益关系较为紧密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国家群。这个国家群就形成了所谓的核心国家。中心国家在需要的时候会与这个核心圈里的其他国家协商；在不需要时就会自行其是。它们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核心利益是一致的。
支撑这个不对称体系的是：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WTO、IMF、世界银行、跨国公司和由美国操控的大宗实物商品市场。只要你关注一下2008年金融危机，就明白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代表的是谁的利益；只要你看一看WTO在处理中国和俄罗斯入世申请时如何漫天要价，就明白它背后的利益主体是谁；你只要了解一下IMF的决策机制，就知道它背后的真正操纵者是谁；只要你知道世界上主要商品市场都在美国，这些巨大的实物期货交易市场是如何把世界商品的定价权和美元的定价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就会发现自由市场背后有多少谎言。而这些都是全球化的基本制度。
位于体系边缘的是许多边缘国家。这种霸权—核心国—边缘国的权力结构和分配可以在大英帝国的体系中看见，在苏联体系中看见，在两霸对抗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中看见，也可以在全球化中看见。全球化体系的实质就是不平等、不公正，是一种帝国体制，一种等级制。最后，这些国家还要与许多国际机构和跨国公司发生关系，涉及复杂的主权关系。它们相互重叠，彼此交错，又相互影响。这种结构，比冷战时期的结构要复杂得多。冷战体系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以美国和苏联为中心保持世界平衡。在全球化体系中世界不是变平了，而是变得层次更多了。假如真要说全球化使世界扁平化了的话，被扁平化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权，是它们对自己利益的诉求。
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独特的帝国体制。在人类历史上的其他许多世界体系中，处于金字塔下面的民族或国家，总是用各种方式否定这种体系；然而在全球化体系中，处于金字塔下面的许多人，却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