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兴起的背后是大国利益的影子。

美国精英集团深刻认识到凯恩斯共识和货币学派的论战、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论战、平等公正和资本效益的论战不只是涉及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方法、经济结构等局部性问题的论战，而是对美国所代表的整个经济伦理和道义的根本论战，进而是涉及美国霸权地位的历史论战。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包括信奉市场万能的货币学派最初只不过是少数人信奉的信条。60—70年代初期，美国精英集团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这种体制性挑战是全方位的：在美苏对抗中，苏联居于攻势而美国则处于守势，美国在两霸对抗中开始力不从心，从而面临战略调整，出现了尼克松主义；发展中国家普遍将政府干预和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型，素称“美国后院”的拉美各国纷纷选择国有制和政府干预；在美国自己的阵营中，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纷纷执政，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体制和政策特征在欧洲进一步涌现，实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而日本则更是以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型对美国体制提出了挑战。就世界范围而言，人类的经济实践明显地向公平的一边偏移。就美国国内而言，自罗斯福实施“新政”到20世纪70年代，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政府干预、社会福利、工会力量、政府管制已经深入经济的各个方面。市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传统的自由市场受人诟病，那些提倡削减公共产品、私有化、大力降税、降低社会福利的思潮没有多少市场。不仅如此，进入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问题重重。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会力量不断壮大，越战泥坑越陷越深，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失业率不断上升。1970年通胀超过6%,1971年高于4%。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传统体制强大、广泛的批评声音。这种批评挑战美国传统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美国的体系和美国的霸权都是建立在这种合理性上的。这是美国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面临的又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次价值体系的挑战。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上的。一旦这种价值体系崩溃，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也会随之崩溃，导致国家利益大量丧失。所以当时这种对价值体系的挑战不仅是对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挑战，同时也是对国家根本利益的挑战，是对美国霸权及其存在的道义基础的挑战。无法成功地回答这种挑战，将导致美国霸权的全面崩溃。这种挑战的严重性，颇类似于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面临的挑战，那种挑战的实质是对苏联体制的道义基础的挑战。苏联未能成功地应对这种挑战，因此其经济体制丧失了合理的基础。随着世界范围内对苏联体制的放弃，苏联霸权迅速崩溃；随着苏联国内对原有体制信心的丧失，苏联的整个经济体系迅速崩溃。

美国保守的精英集团，对这种挑战所带来的历史危机感的洞察比后来的苏联要深刻得多，而且态度也要坚决得多（当然，也许是苏联精英们基于理想的丧失而选择了放弃和投降）。他们敏锐地看到，任何针对道义基础的挑战都是一种战略性挑战，一种存亡绝续的挑战。他们对内开始寻求取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建立的许多机构和观念，取消“新政”以来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始寻求输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信条和体制，甚至为别的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和推销者。

一句话，他们要重建美国体制在道义上的优越性，要使美国体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道义基础的体制，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体制。

但是，在当时那种历史大背景下，要在一夜之间扭转公众的认识，回到自由市场时代显然是不可能的。要使新自由主义从少数人的信条转化为多数人的共识，从理论转变为实践，要扭转已经形成的历史惯性，绝非易事。它需要新自由主义者们协同作战，全面出击，长期努力。怎样才能把零星四散、单兵作战的新自由主义者组织起来？怎样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领域里，形成一个协同作战的新自由主义的自觉联盟？怎样才能将各种新自由主义者联合在一个简单的共同旗帜下？怎样找到这面简洁明快有强烈号召力和感召力的旗帜？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缺乏的。

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往往发生于偶然。

1971年，美国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偶然的事件。1971年，刘易斯·F·鲍威尔（Lewis F. Powell）给他的朋友，美国商会主任小尤金·西德诺（Eugene Sydnor, Jr.）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就是著名的《鲍威尔宣言》，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动员令。鲍威尔是美国著名律师，1964—1971年任某家大烟草公司及其他好几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曾任美国烟草行业的法律代理。

在备忘录提出的两个月以后，他被尼克松提名并由国会批准而任职于最高法院。

对新自由主义而言，这篇备忘录的题目就振聋发聩：“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这是一个捍卫美国传统经济体制，捍卫代表美国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动员令；一个代表美国企业利益，尤其是大企业利益的宣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成功的标志性事件。这篇备忘录为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大企业，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全面的纲领性行动计划。这篇宣言有三大要点：（1）美国自由企业制度受到了可怕的进攻；（2）要对付这种进攻，任何简单和零星的办法都无效；（3）美国企业界必须采取联合行动。美国前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曾这样指出：

共和党在1964年选举中失败后……他们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使他们的观念对选民更有吸引力。作为这个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转向了刘易斯·鲍威尔……1971年，鲍威尔为美国商会写了一篇里程碑式的备忘录。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倡导一种全面的、协同的和长期的努力，在校园学术刊物和新闻媒体中传播（新自由主义）观念。

有人称其为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美国的自由企业体制正受广泛的进攻”。“我们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进攻”，“而是一种广泛的和持续的进攻”，而且这种进攻“获得了强大的态势”。

这些进攻来自何方呢？除了美国一般认为的传统左倾势力外，他认为对自由企业制度的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上那些备受尊敬的要素”，大学校园、教会讲坛、新闻媒体、知识分子、人文杂志、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家们。也就是说，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尤其指责美国媒体，认为许多媒体出于多种动机在不同程度上，要么与这些“进攻者”协同一致，要么默许这些人充分利用媒体；他指出美国企业没有对这种进攻实施有效反击，实际上容忍了这种对自己的“毁灭”；他指责美国大学年复一年地培养出批判现有体制的毕业生，他认为这一批人为数不多，但能量和影响力很大。他描述的是一种来自于制度内全面的攻击。

他认为企业主管不能单纯地追求利润，而且要捍卫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他甚至提议企业至少要有一位执行副总裁级别的主管专职反击这种攻击。也就是说，企业家在大是大非面前要“讲政治”。

他认为单独的没有协同的企业努力是不够的。他提倡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企业界要联合起来，协同努力，长时间不懈努力。他提出“力量来自于组织结构，来自于仔细的长期规划和实施，来自于年复一年不间断的努力，来自于通过联合行动而获得的经济能力，来自于通过联合行动和全国性组织而获得的政治力量。”

他认为，大学校园是这种反对自由企业制度思潮的“最活跃的单个来源”。许多大学教授对美国自由企业体制不复同情，这些人对现行体制倾向于批判而不是评论。“他们具有人格力量和吸引力；是引人思考的教授，他们的争议吸引学生追随；他们是多产作家和讲授者；他们出版了许多教科书，在同事和学术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他认为，这种对美国企业制度的批评是不公正的，这些人的影响在校园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平衡。他们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学生，而这些不相信美国企业体制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了媒体、政府、政治和教育界，乃至企业。言下之意，大学校园为美国自由企业体制培养了毁灭者。

他认为，为了解决这种校园根源，必须强力介入校园，采取“建设性行为”，以达到在学术界重建“公正，平衡”的目的。所谓“公正，平衡”就是要以强力介入的方式使自由企业体制得到“公正”的对待；而使那些批评因素得到制约。为此他提议，大力推出一批相信现有体制的高质量的社会科学人士，包括那些具有全国声誉的学者；检查教科书以确保现行体制得到公正的对待；制衡教师，清洗那些不利的因素。

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监督和批评公众、媒体、学术刊物、报刊书籍、小手册、付费广告的建议，以及涉及政治、法庭、股东的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是如何影响公众，使之相信美国企业体制。

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个人和社会对企业、政府、法律和文化的看法。

显然，这是一个捍卫体制的持久的、全面的大战略。

这是一个美国精英集团要控制话语权，要通过话语权来制造舆论，来重塑公众思维取向的战略。

这份备忘录对美国新自由主义复兴有巨大影响。新自由主义者遵循他的建议，在这份备忘录的直接影响和鼓舞下，建立了一系列机构组织，包括美国著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这些机构旨在通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改变和重塑美国公众的价值和信仰，使自由市场体制深入人心，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推行成为可能。在后来的十多年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从零星的“游击队”，迅速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如果说在这份备忘录出现以前，新自由主义还处于“自在”的时期，那这份备忘录的出现使之进入了“自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新自由主义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础设施”，大企业大实业家为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捐款，这些捐款被用来建立和资助一大批相互配合的思想库、压力集团、代表特别利益的基金会、法律服务中心、学术研究和学术基金、出版和电视机构、倾向性媒体、政治咨询机构、民意测验机构和公共关系机构，等等。并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面，都收集或捧出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权威人士”为新自由主义鸣锣开道。

正是新自由主义的这种长期不懈的协同努力，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困境，逐渐改变了美国公众的价值观，使自由市场万能的观念从一小群人的、几乎不具影响力、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念，逐渐变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从美国的保守主义非主流思潮变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价值，甚至被有些人信奉为普世价值。

这份备忘录出现于1971年。从1971年开始，到1982年里根上台大幅度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间花了11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