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

美国的经济霸权与历史上的其他一切霸权不一样，与其取而代之的大英帝国也不一样。它不是通过殖民地统治，而是通过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和机构为自己的霸权建立了一个坚实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这个世界经济模型的制度框架就是WTO、IMF和世界银行，加上华尔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充分利用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前述三大机构的原型或前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凯恩斯主义建立的国际经济机构。美国在这三大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主导下，它们逐渐演变为美国干预别国经济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

在这个框架下，美国依靠渐变和危机两种方式推动新自由主义。

渐变的方式主要是通过WTO来实施的。美国对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国家和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经济体制，在加入WTO的过程中设立了很高的门槛。申请国不仅必须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做出巨大的让步，还必须对自己的经济体制做出巨大的让步；不仅必须在入世前进行大部分改造，还必须承诺入世后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改造。入世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被美国用来获取战略利益、重塑别国经济体制和决策者价值取向的过程。美国常常有选择性地为某些申请国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这是美国惯用的战术手段。被贴上标签的国家往往因此而自觉地站在被告席上，拼命地证明自己。这个证明的过程往往就成了一个自我放弃的过程。这些国家要想加入WTO就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彻底的改造。美国市场经济设定的标准和衡量的标准，不外乎是那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开放民族市场、开放金融体系。于是被贴标签的国家纷纷将这些药方作为改革的目标。能在短期实现的被列为短期目标，不能在短期实现的被列为长期目标。这是一个通过WTO将新自由主义推行到世界各国的和平演进战略。

进入WTO不仅取决于申请国是否达到WTO定义的“市场经济原则”，而且还取决于申请国给予其他会员国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从1986年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花了十多年时间。在这一过程的开始，中国就被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实质上由美国主导的WTO“中国入世工作委员会”和国与国双边会谈中的对手，为中国入世设立了很高的门槛，不仅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并要求中国大规模地私有化，还要中国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干预。中国被要求订立改革的时间表。在每次“中国入世工作委员会”的年会上，中国像被告一样被严厉检查和质询。

仅就市场开放而言，对方的价码越加越高。从最初的产品市场到服务市场；从一般产业，到金融产业，再到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的要求直指中国的核心产业。要价的领域从单纯的关税同盟，扩展到非关税手段、法律，甚至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图通过市场开放达到控制中国关键产业和经济命脉的目的，达到把中国改造成市场经济的目的。这漫长的十多年是中国大批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私有化的十多年，是政府干预大幅度削减的十多年，是社会福利开支相对降低的十多年，是传统社会服务功能被产业化、市场化的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大批国有企业职工被迫提前退休和下岗，大批社会成员失去医疗退休保险，大批贫困家庭不堪教育重负。这些巨大的社会代价是中国加入WTO的入场券。

中国在入世文件中承诺了超过既有成员国和其他入世国所承诺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加入WTO的文件是一个不公平的文件。这些过度的让步，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外部隐患。我每次读到有关文件，都不得不扼腕叹息。这个文件，立下了撤除中国经济保护的一个时间表。

在重温中国入世历史时，我发现中美两国的一些人之间有一种惊人的相似：都希望通过开放，通过WTO推动中国内部的市场导向改革和私有化。这一点令我十分不解。中美当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也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利益方面，在事关中国经济体制和长远经济利益方面居然有如此相同的里外一致的共识！

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有时候会突发奇想，也许正是这种共识导致了（中国）有些人自觉地做出了关于巨大利益让步和放弃自我保护的承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不平等的责任是推动中国跳上市场改革快车道的唯一途径；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签署国际文件的方式是强制性克服内部市场改革阻力的最佳方法。

不过这种让步带给中国的危害将是长远的。阅读美国历史，我还没发现美国在什么时候在非战的情况下，这样大量地放弃国家利益。这一纸文件，无疑给今天的中国对付世界金融危机带来许多困难。

后来在俄罗斯入世的过程中，对方打算复制俄版的中国过程，企图压迫俄罗斯开放石油和金融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允许外资进入。这些要求显然不符合普京的治国理念，于是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俄罗斯发现以对方开出的条件加入WTO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决定将加入WTO从国家的政策优先选项上删掉。纵观俄罗斯的战略思路和历史教训，这种选择不是以退为进的战术手段，而是看穿对方底牌的战略调整。俄罗斯要改革世界经济秩序。

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战略就是危机介入。在这方面IMF和世界银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作为人类经济体制的一种实践，尽管曾创造过短暂的繁荣，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那些不遗余力和被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其中影响深远的有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和长期的经济停滞。美国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推行者，每一次都将危机当成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绝好机会。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宣言的“华盛顿共识”就是针对拉美危机而提出的。在过去三十几年里人类发生了许多金融经济危机。这些危机发生的根源各异，而美国和IMF为危机国开出的药方却千篇一律：进一步市场化，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彻底私有化，大力削减公共支出，削减政府开支。这是一个让危机国通过进一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处理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虽然这些药方往往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替，但危机国迫于经济的、政治的压力却别无选择。对美国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动荡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并不带来体系性威胁，反而为外力介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加速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