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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近乎发狂的状态就像大海的波涛似的一浪接着一浪，难以消退，因为数不清的冠以超级爱国者的团体才刚刚出现，它们也要在美国社会的政治舞台上表演一番。这些团体都有自己的执行秘书，这些人可以称为职业的超级爱国者（不排除这里面有人是伪装成爱国者的特殊宣传人员），他们才刚刚投入到战斗中来，斗志正酣。还有无数绅士也发现，这时要想毫不费力地打败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最简捷的办法就是给他（它）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于是各色各样人的伪装表演开始了：无论是海军政要、信奉义务兵役的人、禁酒者、反对烟草者、反对进化论的原教旨主义者、道德秩序的维护者、书本检查员、仇恨犹太人者、仇恨黑人者、地主、制造商以及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经理人们，无论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也无论他们实际上是支持什么样的事业，现在统统都用美国国旗和爱国者的斗篷包裹自己，以此作盾牌把自己严密地保护起来；反之，则给他们所敌视的人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拼命将这些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及列宁联系起来，借此表明这些人就是红色革命者，是国家的威胁。比如那些既雇佣工会会员也雇佣非工会会员的自由雇佣企业变成了红色革命者的“美国计划”，这也是很多演讲者和作家在多年里一直向人们讲述的“险恶而具有破坏性的颠覆者”的故事。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有不少老妇人是坐在自家华丽画室中镀金椅子上从执行秘书那里听说的，她们还从行政秘书那里听说政府特工又发现了新的激进主义阴谋，但现在还不便透露等等，执行秘书的探访让她们知道了不少外面的情况。还有她们的丈夫回到家中也会把在午餐俱乐部中听来的消息讲述一番。整个国家被一层怀疑主义的阴云所笼罩。
既然美国全社会都在关注着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的社会主义者，那么这样的人究竟又有多少呢？据威廉·伯恩斯估计其固有人数大约有422，000人；国家安全同盟的斯坦伍德·门肯则估计在600，000左右（是前面沃特金斯教授估计人数的10倍）；联合爱国社团主席德怀特·布拉曼反映的情况就更惊人了，他告诉纽约州州长说每周在全国各地召开的社会主义者会议累计就有10，000次，而且目前已经有350家激进主义的报纸创办达半年之久了。
有人对某些全国性联盟组织中的布尔什维克或者同情者的人数也做过统计。全国公民联盟拉尔夫·伊斯利说在美国饥荒基金委员会里就有60个同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成员。还有一个颇有分量的超级爱国者把矛头直接指向全国裁军委员会的弗雷德里克·利比牧师，说他也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不仅在俄国接受了教育，还曾借出访俄国的机会去接受指令。其实这纯属是捏造事实，这名信奉和平主义的牧师与俄国没有丝毫联系，甚至都没有去过俄国，可见当时也是真伪混杂，有不少人无辜受冤。此外，各类出版物中也有不少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例如《民族》（The Nation）、《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自由民》（The Freeman）杂志就被划入“革命性”出版物的范围，受到监视；《调查》（The Survey）杂志也因“革命团体曾感兴趣”，而受到《拉斯克报告》作者的猛烈抨击；还有妇女选民联盟、联邦基督教协会和外交政策协会等团体，也都被拉尔夫·伊斯利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甚至是国家信息局中由罗伯特·德福雷斯特所领导的慈善行动组织也被列入怀疑的行列。德福雷斯特先生可以说是纽约最受尊敬的人，他大概平时工作太过繁忙，没有察觉到他周围也有人受到激进主义影响，像拉比·威斯、诺曼·托马斯、斯科特·尼尔林等等。在联合爱国社团的人看来，只要是由自由主义的公民所组成的团体，都有激进主义的色彩，它们的存在就会让公众感到恐惧发抖，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们还把目光瞄向了剧院、电影院和各类图书，认为这些公众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潜藏着危险。美国防御协会的惠特尼先生甚至对影剧界的名人指名道姓地说：“我们在社会主义者的文件中，不仅看到有诺玛·塔尔梅奇的名字，甚至还有查理·卓别林和威尔·罗杰斯的名字，他们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他们对图书也不放过，认为字里行间也会渗透罪恶，要求实施更加严格的审阅和管理措施。由加利福尼亚爱国者组成的优化美国联盟更是关注这个方面，其执行秘书赫敏·施韦德小姐就激烈地反对《布衣街》（Main Street）这本书，认为人们读了它就会“对传统美国美好生活形成一种令人担忧的嫌恶情绪”；提出要警惕“对年轻人影响最大的危险人物”，指出约翰·杜威和詹姆斯·罗宾逊就是代表人物。这些超级爱国者对社会主义分子的怀疑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到了有些神经质的程度。他们对中学和大学更不放心，总觉得学校里布满了更加阴险、影响更为深远的各种威胁，甚至对哈佛大学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扎克丽亚·恰费教授以及耶鲁大学的弗雷德里克·韦尔斯·威廉姆斯和马克斯·所罗门·曼德尔教授也产生了怀疑，担心这些“充满睿智”的教授在公开场合或是教室里说出来的话，也会对社会主义分子产生极大的煽动作用。他们要求主管教育的官员对中学必须严格控制；对学生课本必须仔细地梳理检查，以便找出任何轻蔑或歪曲美国的历史及英雄的内容。并且强调在教育阵地有发言权的是保守主义者，激进主义分子是破坏国家安全和法律的罪魁，大、中学校都必须无条件地开设尊重宪法的课程。
参议院布尔什维克调查委员会
这种压抑气氛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人们对激进主义的恐惧日益加重，唯恐自己也被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而遭到排斥。这时假如你想进入商界，就必须被戈弗·普瑞或者是中心镇的圈子所接受，认同他们所处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你的言谈话语必须与盖奇·加里及帕尔默先生的意见相一致，若有一丁点儿背离，就会受到怀疑，不要说进入商界，恐怕今后都将永无宁日了。有一个印第安纳州人以前说话非常坦率，现在也变得谨小慎微了，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记者前去采访他，这个印第安纳州人吓坏了，实在拗不过，只好把记者请进屋，赶紧反锁上自己办公室的门，又将窗户关严。因为这扇窗户正对面是一个大约有50英尺宽的通风口，他担心通风口那边的屋子里可能有人正将耳朵贴在墙上偷听他们的谈话。等这些事都妥当了，他才敢与记者谈论政治话题，采访结束后，他还是先到门口张望了一阵才让记者离去。还有一个人曾在某个中西部城市生活过，后来离开了那里，当多年以后他又重返这座城市的时候，感到这里变得让他陌生了，他再也感受不到当年的轻松与和谐，“所有的人都在害怕、躲避着某些东西，人们之间的信任也淡漠了许多，他们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这个人无限感慨着。有一位孤独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道出了他的处境：公众舆论犹如钢铁般沉重，在这种让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下，他只能退让并被迫接受这种环境。他是做学问的，但却不敢公开发表自己的经济主张，因为只有符合全国退伍军人协会或扶轮社成员们著作的观点才可以，哪怕稍有一丁点儿偏离，就会被贴上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标签。为了逃避这个压抑的社会，他只能每日深深地埋头于自己的著述中。这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学者当时无奈的心声。
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这种社会现状一直没有改变。直到1922年凯瑟琳·富勒顿·杰罗尔德夫人给《哈珀斯》（Harper's）杂志的文章中写道：“现实让我们看到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国家了，人们期待的自由在这个国家正逐渐成为一个修辞学上的符号，因为任何一个理性公民都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诚实的信念（绝对不是包含罪恶的信念），他们自由发言的出口都被牢牢地堵塞了，唯一畅通的出口就是无处不在的怀疑。我认为在这种不正常状况下，如果一个人对国家所有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感兴趣并想自由表达的话，他的唯一办法就是选择一个对他最为同情的犯罪团伙，然后躲在这个团伙的保护之下保持‘容忍’的美德，要知道，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可悲的事情啊。”
杰罗尔德夫人的文章对当时的现状带有明显不满的情绪，一经发表，犹如在湖水中投下一块巨石，顿时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要知道，1922年仍是超级爱国者们横行的天下，要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极大勇气和魄力的。《哈珀斯》办公室和她的家中收到了数百封来信，很多谴责者用粗俗下流的语言辱骂和诅咒她，说她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帮凶；当然也有些来信对她的勇敢行为表示赞许，认为她站出来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写这种信的自然是那些被无端怀疑的人，也可能是心存不满却又没有勇气说出事实真相的人。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美国竟然被超级爱国者们控制到何种程度。在后来的日子里，像杰罗尔德夫人这样敢于顶住压力，将强烈的不满情绪发泄出来的人就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