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宗法社会与封建制度之进化

洪水之袭来

中国的社会大约自黄帝以后才算有了文化的曙光，但黄帝以后曾经有过一个大洪水的时代，所以洪水以前的事迹就都不能深考。就地质学的研究，第三纪的后半期本有一个大洪水的时代，但其时期至迟也距今两万五千年以前，与中国史上的年代似不相符。因此中国尧舜时代的洪水究竟是大洪水的余波呢，还是另外一次变动呢？尚不可知。

有史时代的开始

总之，自洪水以后中国人民才算入于有史时代，第一部古史《尚书》的第一篇就托始于此时。其年代大约在公历纪元前。

所谓黄金时代

洪水以后，有史时期的开始，即尧与舜统治的时代，旧史所目为中国的极盛时代。其所称述的虽不尽可信，要之自尧舜以后中国才有了相当成熟的文化，是可以这样说的。

贵族政治的成立

尧舜时代最显著的表现，即贵族政治已完全成立。尧舜的禅让并非君主私人的授受，而实为贵族间公共决定的行为。当尧的时代，一切命官，行政都须谘询四岳[12]和百僚的意思，而尧本身的得立也系由贵族推选而来，可见其时贵族势力之大。

官制之进化

尧命舜综百揆[13]以后，官制有了大的进步。《尧典》所载命官，有羲和、司空、司徒、士、后稷、秩宗、典乐、纳言、虞、共工等职，甚为完备。

洪水之治平

禹治洪水，为中国古史上一大事迹。虽其详不能深知，然当时对于洪水之祸必有一番抵御的工夫，是可以想见的。自从洪水平以后，才又有平原出现，而稳固的农业社会遂成立了。

天文历象的进步

古代科学之最发达者为天文学，盖因其与农业有关也。《尧典》命官，第一就是羲和，可见其时对于天文极为注重。历代沿用的太阴历，大约也创始于此时，观《尧典》所载自明。

伦理观念的发达

伦理观念也到尧舜时才发达，舜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14]，又有“允执厥中”等十六字之薪传，开此后几千年中国伦理观念之先河。

君王权力的扩大

尧以前君王权力是极小的，到舜、禹二代，大有为的君主相继执政，中央政治修明，君王的权力遂逐渐增大。尧之初四岳举鲧治水，尧虽不愿而不得不姑命其往试之，到舜摄政后就敢将鲧治罪，其他共工、灌兜、三苗等也都分别治罪，禹即位后更有戮防风氏之事，禹死不传他人而传子启，这都可证明中央政府的权力已非昔比了。

农业社会的确定

中国的农业生产发达当较早，不过经过洪水的破坏已有的农业基础难免不受动摇，故到尧舜时代几有从头做起之事。舜命弃为后稷，益为虞，随着禹到处平治水土，开辟山林，教民耕稼。经过这一番努力之后，才渐渐走上农业的轨道。到了夏朝就变为纯粹农业国了。后世所传《夏小正》[15]，虽未必即夏朝的官书，然其与夏朝不无多少关系，是可以断定的。

夏的文化

夏朝一代虽然相传有四百年之久，但是记载非常缺乏，孔子已经说过“杞不足征”的话，何况在今日呢？所以我们对于有夏一朝的文化竟是很茫昧的。大致推想起来，当时已到相当的农业发展时期，人民的生活朴质而有秩序，其政治根据地在山西西南部。不过当时尚系部落割据时代，中央政府权力虽较前扩大，然终久有限，各地侯国仍然保独立的权力罢了。

《洪范》的伦理观念之研究

有一件事情值得人注意的，就是到了周初有一位商朝的遗老箕子[16]述了《洪范》[17]一篇含有哲理性的文字，据说是根据夏禹的思想。《洪范》中以五行支配宇宙及人生一切的事理，演成一种系统的哲学观念，后来对于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大。假如夏时真正有了这种系统的思想，则我们不能不认为很值得注意的。不过我们在夏时遗下的文献中，似乎还找不出这种痕迹。《甘誓》[18]中虽有“威侮五行”之语，但很简单，并无《洪范》那样的繁复。依我们看来，《洪范》的哲理不但非夏时代的人所能及，抑恐非箕子所演。大约系西周中叶的人所作，不过托古人之名以发挥其理想罢了。

商朝的崛起

夏朝的相传是继续了四百余年，至末代君主桀为今河南东部一国名商者所灭。从此遂入于商朝时代。商朝的事迹自从清末的甲骨文字发现以后，似乎比较夏朝考证的材料多些，不过因此头绪越是复杂。即如商朝的年限普通说是六百余年，比夏为长，而据甲骨文字考来似乎比夏朝还短，此外如君制的名字、代数，以及其他等等，都尚未得正确的答案。

商朝民族的研究

现在一般史家对于商朝民族的来源，似乎尚未注意研究，不过就历史的记载考察起来，商朝与夏朝似乎绝对不是一个民族。夏朝的社会早已入于农业时代，文化早已脱离游牧国的性质，但到商朝兴起以后，反而有复返于游牧社会的状态。商朝的君主都好打猎，又好迁都，商朝人民很尚武，又迷信鬼神。这些都和夏朝不同。夏朝对于农业非常注意，而商人则不闻如此。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商人与古代东方民族之关系

依我们看来，商人一定和夏人不是一种民族，夏人是古代开化最早之民族，即所谓“诸夏”族者，而商人则为沿淮水流域一带居住之开化较迟之东方民族，古代叫做东夷。这种民族直到夏末还未脱游牧社会武健之风，故能取夏而灭之。其证据约有数种：一商人灭夏，迁桀于南巢，南巢在今安徽，大约即商人的根据地，故迁夏后于此以监视之；二东夷民族最迷信鬼神，而商人亦如此，可证其宗教相同；三商亡之后武庚作乱，尚得东夷之助，可见商与东方民族必有密切关系；四商代霸国相传有大彭、豕韦，大彭在今江苏北部，豕韦在安徽或湖北，其后周朝中叶又有徐国，亦文化甚高。像这些似乎都不能不说与商人直接间接有关，否则何以这些地方到春秋反成了蛮夷之区呢？以上不过略举证据证明商人与古代东方民族之关系，其详俟另考。

商朝文化之特色

商人因为民族不同，故其文化颇多特色，不与中国的伦理思想相合。今略举之如下：一商人迷信鬼神至烈，每一举动必请命于神或祖先，观甲骨文字之来源可知；二商人好游猎，从甲骨文字上也可看得出来；三商人轻于迁都，犹未脱游牧社会风气；四商人传位兄弟，不似夏或周之传子；五商起名字都用甲乙等干支作号，此风似起于夏末；六商人尚质，重意气，敢于牺牲，故末代君主纣卒自焚死。这些都是商朝文化的特色。

周朝的兴起

商朝灭夏之后，一面发挥自己民族的特质，一面继承古代中国的文化，到其末年，文化已经分布的区域很广了。山西西南部是尧舜禹的旧根据地，自不必说，河南全省是商朝的政治中心，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是与商朝同民族的势力范围，其文化也都必甚发达。到了末年，汉水流域也慢慢开化了。于是陕西中部的西方民族，乘初开化的结果，侵入中原，灭商而代兴，遂建立周朝。周人与商人虽同自称为黄帝子孙，其实依我们看起来，商人是东方民族，周人是西方民族，都不是原始的诸夏人种。

东西民族之冲突

因此商周的递嬗不但是朝代的递嬗，实在还是民族的递嬗。商朝自失败以后，东方民族不甘屈服，遂于周武王死后，乘成王幼小，周公摄政之际，拥商纣之子武庚起而作乱，武庚的叛乱不止是复国的运动，实在还含有种族的意味。到武庚平后，淮夷、徐戎还为患多年。一直到周穆王时代，还有徐偃王[19]的霸业出现，可见东方民族的强硬了。

周朝对付东方民族的策略

周朝对付东方民族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用兵力去屠灭他们，如《诗经·鲁颂》中所载鲁公伯禽平淮夷的功绩至再至三，可想见为当时一大事，周公营东都于雒邑[20]，也就为的是镇压东方民族。不过当时东方民族的抵抗力也很大，所以终久不能纯用武力去对付，因之一面不得不采用怀柔的政策，除了封微子[21]于宋以奉殷祀外，对于殷商的宗族和贤人如箕子、比干、商容等也都生荣死哀地崇拜起来，这样才渐渐辑了东人反侧之心。不过周人对付东方民族的最大策略，还在他的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之创造

上古时代虽是列国割据的时代，但不能叫做封建时代，因为封建制度是由天子授土地于功臣，在上古各国都是独立的部落，他们的土地系传之于祖宗而并非受之于天子，因此不得谓之封建制度，因此也就对于中央没有什么必然的义务和权利。夏商两代大约都是如此，所以孟子说“武丁朝诸侯而有天下”，那时诸侯对于天子只以朝觐与否表示服从不服从的。《史记》说“商道五兴五衰”也是这个意思。到了周朝，才有更进一步的封建制度成立。

封建之情形

封建制度是否纯为周人所自创，抑或自商朝已有萌芽，我们不知道，不过封建制度到周朝才算大成，乃是事实。周初封建的意思也许因为商朝的潜势力太大了，所以不得不分封自己的部落功臣去镇压各地。因为周朝本是个小部落，而东方民族则部落很大的。故封建制度本意即是和后来清朝的驻防政策一样。观其封周公、太公于齐鲁，可见其对东方民族防御之深。其余宗室也都多半分封在河南境内，根本是来统制异民族的。对于自己的根据地陕西，便不需要这些制度。

周初之文化

周人在武力上虽然战胜商人，但在文事上却不得不采取商人的文化，因为周人本是个很野蛮的小部落，而商人这时则已发达了很高的文化了。夏商周这三朝在种族上虽然各不相同，在文化上却不能说不互受影响。商人采取了夏的文化，而加以自己的新分子，周人又采取了商的文化，而加以自己的新分子。故古代文化到了周朝，已经发展成熟，凡事都有了具体的规模了。

宗法社会之成熟

周代文化最可引人注意的事，便是已发达了极完备宗法社会组织了。这种宗法社会的组织就表现在“礼”上，我们今日所据研究古代宗法社会情形的几部书，如《仪礼》[22]、大小戴《记》[23]之类，虽未必全系记载周代的文化，然必谓周朝毫无关系，也很难说。这种宗法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亲亲的观念。本来是尧舜以来这种观念便已成为中国伦理的基础，不过到周朝才发展成极有系统的圆满组织。这种组织的说明，不是这本小书所能够的，要自己拿礼当作专门学问去研究才可懂得。

《周礼》之传注

讲到礼，还有一部值得注意的书，便是《周礼》。

这部书从前多相信是周公所作，内容博大繁复，的确可以算得一本好书。不过事实上绝非周初所能行的，大约是战国末年或者汉初的人所理想造出来的罢。

井田制度之传疑

井田制度也是古代史上一大疑案。自孟子首倡井田之说，后来的汉儒纷纷附会，歧说甚多。据后儒解释孟子的意思，夏时是每人分田五十亩，谓之贡。商以后将田书成井字形，每一井分九格。每格七十亩，八家共耕一井，以其中心的百亩为公田，谓之助。周代和商制全同。不过每一格是百亩，谓之彻。总之，古代人民耕地是受之公家，并非私有的。后世对于这个说法，或信或疑，说法不一。大约古代行授田之制，总是事实，然必谓将土地都一一画成豆腐干形的方块，则又不然。论古者不可过于拘泥的。

研究古史的今古文之争

三代的记载本来就少，经过秦始皇时代有意的摧残，文献就更残缺不全了。汉儒出来整理，遗书稍稍出现，但因此又引起今古文学派之争。大致西汉初年发现的学派是今文派，到汉武帝以后，孔安国[24]在孔子故宅中找出古文书籍，遂成立古文派。两派对于古代的史迹，说法绝对不同。如古代的兵制、刑制，以及其他政治社会制度，都各执一说。依我们看来，这些说法的根据都很薄弱，所以我们一概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