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有个抗清名臣为褚英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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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太祖秘史》中的舒尔哈齐，是亲哥哥努尔哈赤的第一战将和强劲情敌。在战场上，舒尔哈齐是最勇猛的先锋，敌人谈之色变。努尔哈赤起兵，他骁勇善战，冲锋陷阵，屡立战功，是努尔哈赤不可缺少的臂膀。

在情场上，他是女真第一美女东哥初恋的白马王子，痴爱着东哥，又怯于努尔哈赤的淫威而不得不让出爱人，接受哥哥抢来的仇敌小妾那齐娅做福晋。

在官场上，他是建州女真的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努尔哈赤，明朝加封他为副都督和虎威大将军。

然而，舒尔哈齐的结局不好，最心爱的女人爱上了哥哥，哥哥帮他抢来的媳妇一直深爱着哥哥，最后被迫还给了她的前夫。

秘史，其实就是虐心的情史，更是悲剧英雄无可奈何的哀歌。

舒尔哈齐最疼爱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褚英却担心叔叔日后成为权位最强大的竞争者，索性来一招离间计，先让叔叔离群制造其自立的假象，以便努尔哈赤将其关押，紧接着将离间计升华，利用东哥的死，引发舒尔哈齐找努尔哈赤干仗。

剧中给这一幕安排的场景是舒尔哈齐不想离开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抱住他——你不想走就留下吧。正在这时，门外窥探的褚英见计失败，以狡诈的孝心遮掩阴谋的贼心，大喊有刺客，几个护卫破门而入，剑一齐向舒尔哈齐刺去，褚英趁机补刀。

一位可爱的大英雄，就这样死在了奸险小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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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英离间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使他们兄弟反目成仇，虽然不见于正史记载，但还是很有这种可能的。

褚英自视为努尔哈赤的接班人，但他最大的敌手却是舒尔哈齐。舒尔哈齐年长褚英十六岁，论军功和实力，只稍逊于努尔哈赤，远强于后起之秀褚英，这就难免有兄终弟及的可能。

褚英后来的性格和作为表现得自私自利，毫无公正之心。舒尔哈齐死后，努尔哈赤让褚英统兵外征，并参与主持军政事务。褚英不但对为他们父子打江山的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礼、安费扬古）进行排挤和打压，而且在分配掠夺的土地、兵丁、奴隶和财货时，抢占属于四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的份额。褚英狂妄至极，损害了诸兄弟的利益，还强迫他们对天盟誓不向汗父告密，甚至扬言：“吾即汗位后，将杀与吾为恶之诸弟、诸大臣。”

褚英对建州柱石五大臣缺乏谦恭亲近之礼，还未正式接班就有了严格的君臣之别；对诸弟不加笼络而是欺压，公然侵占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若其成功上位，岂有诸贝勒的活路！

建州没有立嫡以长的传统，诸贝勒不堪于褚英主政无仁义、分配无原则、欺辱无亲情的做法。五大臣早年追随努尔哈赤，威望高，权势重，历战阵，建殊勋，也不满于褚英专军机、裁政事的作为。四贝勒告发恐有夺嗣之嫌，而五大臣起首似为二心之举。于是，五大臣和四贝勒腹诽之余多共愤，决计“将吾等难以生存之苦告汗后再死”，内亲外臣联手扳倒褚英。

努尔哈赤素知“长子自幼心胸褊狭，并无治国宽大之心怀”（《满文老档》第三册“努尔哈齐嘱诸子众臣直言进谏”。努尔哈齐，即努尔哈赤），而今群起攻之，反复权衡利弊，一方是元妃所生的长子，一方是必须倚重的诸子大臣，于是疏远褚英。尔后努尔哈赤两次进攻乌拉都没有派褚英出征，而是让他在家留守，并派代善、莽古尔泰监视。努尔哈赤这样做，也是为了保住爱子，但褚英非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躬自省，暗自韬晦，反而对努尔哈赤期待的“举用长子，使专主大国，今执掌大政，彼将弃其偏心，为心大公”的良苦用心保持怨恨。

《清史稿·褚英传》记载：“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诉，乃坐咀呪。”咀呪，即诅咒。努尔哈赤以背盟、囚妻、送人质于叶赫等理由，率代善、阿敏及五大臣等三万大军再征乌拉时，褚英行使萨满教巫术作书诅咒努尔哈赤和诸弟大臣大败而归，以便归来时将他们拒之城外。孰料，努尔哈赤大获全胜，归来不久，于万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命将长子褚英幽禁在高墙之中。

褚英仍不思悔改，两年后被处死。褚英之死，距努尔哈赤称汗建国不足半年。至于褚英怎样不思悔改，都是监视者们的报告，不一定是努尔哈赤身历目睹、亲耳所闻。

当初，五大臣和四贝勒告发褚英罪状时，有一条是离间计，但被离间者是五大臣和四贝勒，而不是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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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黄道周《建夷考》却将舒尔哈齐的死完全归罪于努尔哈赤，反而褚英成了救叔的受害者：“酋疑弟二心，佯营壮弟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锒铛之，铸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两名裨将，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长子数谏酋勿杀弟，且勿负中国，奴亦困之。其凶逆乃天性也。”

明人称努尔哈赤为“酋”“奴”，有“凶逆”天性，无疑是民族偏见使然。这段文字中的“弟”即舒尔哈齐，“长子”为褚英。

努尔哈赤幽禁舒尔哈齐，用铁水浇注牢门，仅露出专供吃喝拉撒的两个孔穴，足见努尔哈赤对舒尔哈齐的恨到了怎样强烈的程度。

努尔哈赤不但杀了舒尔哈齐手下两员勇将，以及舒尔哈齐两个儿子（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扎萨克图），还准备将他腰斩。

褚英多次向努尔哈赤求情，晓之亲情大义，甚至拿努尔哈赤期待入主中原的雄心壮志、宏图大业来劝阻努尔哈赤，以免让讲究兄弟手足情意的中原人士看笑话。

这时的褚英，不但军功卓著，而且是努尔哈赤拟定的接班人，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他的话，也说到了努尔哈赤的心里。但在黄道周看来，后来褚英被努尔哈赤幽禁两三年后痛下杀手，与他为舒尔哈齐求情有关，而且“明人以为谏上毋背明，忤旨被谴”（《清史稿·褚英传》）。

黄道周为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在天启、崇祯年间先后任翰林院编修、经筵展书官、侍讲学士。崇祯十一年（1638年），黄道周因指斥大臣杨嗣昌等私下妄自议和，崇祯帝召开御前会议，黄道周“与嗣昌争辩上前，犯颜谏争，不少退，观者莫不战栗”。崇祯帝袒护杨嗣昌，斥责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黄道周高声争辩：“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他还厉声直逼皇上：“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

这场有名的辩论之后，黄道周被连贬六级，调任江西按察司照磨（掌管宗卷、钱谷的属吏）。

黄道周以直谏闻名、忠孝于世，被江西巡抚解学龙认为“我明道学宗主，可任辅导（相）”。崇祯一听大怒，下令逮捕二人入狱，以“伪学欺世”之罪重治。由于几位大臣力谏，改为廷杖八十，永远充军广西。此番杖谪，使黄道周声名愈重，“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

崇祯十四年，杨嗣昌暴亡，崇祯回想起黄道周当初的预言，下旨将黄道周复官入京。此时，河南已被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关外大明领土皆被清军占领，黄道周见朝廷昏庸无道，国运已尽，遂告病辞官，回到老家福建漳浦，结庐于先人墓侧，专心著述。

明亡后，黄道周出山抗清，出任南明弘光朝吏部侍郎、礼部尚书，“严冷方刚，不偕流俗”。弘光亡后，隆武帝封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但兵权落入大将郑芝龙手中。时清廷颁布剃发令，江南人民求救于隆武朝廷，海盗出身的郑芝龙养兵自重，不发一兵一卒。黄道周返乡筹兵筹粮，对抗清兵，甚至主动发起进攻。

隆武元年十二月，黄道周被徽州守将张天禄俘获，送至南京狱中。清廷派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将史可法的以身殉国与洪承畴的输诚叛国对比。洪承畴羞愧不已，上疏请求免道周死刑，清廷不准。黄道周于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就义，头断而身“兀立不仆”。死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百年后，清乾隆帝为褒扬黄道周忠节，改谥“忠端”。

黄道周虽是当时大学者、儒学大师，但写关外的满洲权斗，未必不夹私造假，以泄国恨家仇。于他而言，努尔哈赤是造反犯边的带头大哥，背叛明朝，对兄弟、嫡子冷血无情如野兽一般。故而，他反将野心家舒尔哈齐、褚英视作通好明朝而遭血腥杀戮的牺牲品。

民族仇恨下的原始叛乱，一旦成为一种杀戮文化，无论是历史进退中的新陈代谢，还是皇权裂缝中的真实行为，在站在不同山头的人看来，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