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老舍翻译文学研究的意义

老舍在20世纪20年代末在英国、20世纪30和50年代在国内、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的翻译活动与其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有密切关系。20世纪20年代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当助教期间，帮助过英国人艾支顿英译《金瓶梅》，此后他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是中国小说中伟大的传统。老舍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基于他在英国生活与工作时，遍览欧美各种经典之后得出的对中西文学关系的理性总结。这一价值判断决定了老舍积极主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同时，也使他始终保持着警惕或者说自觉地对外来文化持比较与批判的意识，并直接导致了他无论是在国内学人唯西方文学马首是瞻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国内拒绝与西方文学发生交流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或显或隐地呈现出对中西文学平等交流与互动的胸襟。如20世纪20年代老舍在英国期间，就曾经对照比较英文、拉丁文、法文和汉语的简单程度，由此对各种语言的认识经历了华语较之英文“枯窘简陋”到英文比拉丁文和法文“枯窘简陋”，再到“以华语和英语比较，华语的惊人简单，也正是它的极大进步”的循环体认的过程。也因此在中国现代作家兼翻译家的行列中，老舍不愿自己被列入这一队伍（老舍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曾做过翻译），即“外国文学被用来支持中国新作家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方式”。

20世纪30年代，老舍为了配合教学，较为集中地翻译了论叔本华、论华兹华斯、论但丁和西方文学批评等方面的西洋文章。这些翻译的实际价值远远超越了教学本身，如论但丁的论文，是译者自20世纪20年代读到但丁的《神曲》之后，深深地被《神曲》的艺术性所吸引，随后创作灵的文学便成为老舍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对邱奇论华兹华斯一文的翻译，如前言中所述，为20世纪30年代众声喧哗的“大众语诗学建构”提供了参考与借鉴。老舍虽是一位“写家”，但是家国意识极其强烈的满人秉性和血气使得他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通过翻译、创作戏剧、曲艺等各种文艺形式，为抗战服务。

20世纪40年代中期，老舍受邀到美国进行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在美国期间，他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自译或者合译活动，其艰辛与曲折的程度，远远不是伊文·金翻译《骆驼祥子》时把“最后悲剧结尾，改成大团圆”而引起的气愤可比拟。在研究中笔者发现，伊文·金的改写在美国的翻译史上是常见现象，如狄更斯的小说来到美国时，译者照样作改写处理，因此并不是由于原文是中国文学作品，译者才会随意改动。2005年北京人艺老舍《茶馆》剧组受邀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虽然叫好声一片，但是演出结束，两剧团成员交流经验时，肯尼迪艺术中心国际交流部副经理艾丽西亚·亚当斯（Alicia Adams）对该剧的悲剧结尾——王利发多年忍受和抗争换来的却是自杀——提出了异议。“看到这样的结尾令人震惊。如果把结尾改成王利发又恢复了活力，其激励人心的历史意义更大。你看如果把剧中人物改为失败了，爬起来，再失败，再爬起来，他们不断进取，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这是2005年11月亚当斯在接受英文版《中国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可见中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之处。如果把伊文·金对《骆驼祥子》的改写先搁置不论，单看老舍个人对《断魂枪》的改写，无论在艺术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译者的改动都远远多于伊文·金。再如老舍对《四世同堂》的删节式翻译，这些都与老舍传播中国文化的意图紧密联系。老舍不断调整个人的翻译策略与手法，改变传播内容，对当代中国刚性文化传播——不同于林语堂式——的前奏，有筚路蓝缕之功。

20世纪50年代，在国内政治运动的语境中，老舍受命翻译了萧伯纳戏剧剧本《苹果车》。中译本《苹果车》暗含了作者对如何通过借鉴西方戏剧的表现手法，包括如何丰富新中国戏剧、如何发展新中国的戏剧、如何创新新中国戏剧的语言等问题的思考。老舍的这些翻译实践一方面勾勒了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轨迹，一方面映现了老舍的现代文学创作对西方文学接受的点点滴滴，整理研究它们无疑有助于深入考察老舍的中外文学关系进而探索老舍创作轨迹以及其中的周折，透露出文学基本发展规律如自然规律一样有着自己的生态系统。

老舍作品的英译研究不同于围绕老舍的文学翻译展开的研究，且十分复杂：译者队伍庞大，身份涉及海内外，文类涉及老舍旧体诗之外的几乎所有类型，被译作品数量在海外仅次于鲁迅。作品翻译带动作品研究，因此老舍作品研究在美国阵容相对强大，这些研究虽然不仅是针对译者的译本作翻译研究，但是西方研究者对老舍作品的认知与解读，基本是通过对译本的阅读实现，因此从他们的研究中依然可以折射出译本的某些情况。

美国最早译介老舍作品的是高克毅（George Gao）或译为乔志高的华裔美国人，紧跟其后是王际真对老舍短篇小说的翻译与介绍。他们根据国内文坛的评价推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一方面强调这些作品特有的艺术成就，反映中国现实状况的程度等，在推介中译者始终不忘记注明，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文学或艺术或技巧的影响。如上所述，海外译者早期翻译老舍作品时，会作改写式处理，引起老舍不满，但这一举动折射的不仅仅是翻译上的改写问题，也折射了是对人生、对未来、对人的价值观等认识上的差别。

新时期之后，海外译者开始采用直译甚至直译加注的手法翻译老舍作品，这至少表明西方译界、学术界与文学界开始充分认识到老舍作品的价值所在。而且老舍作品在他们的笔下，已经是世界文学多元系统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西译者不同的翻译目标导致同一部老舍作品具有不同的译本再现，这一现象如果用本雅明所认为的译本是原文“再生的生命”来解释的话，多个译本的存在是对原文的奖赏。从跨文化的间性诗学角度去“同情”地理解之，其意义大致相同，但是，无论是韦努蒂（Laurence Venuti）提出的翻译是“同情”也好，或者是本雅明所提出的原文不是“物化”也罢，传统翻译理论中认为翻译是带着脚镣跳舞，无论从宽泛的视角还是狭隘的视角界定翻译，这一说法始终没有错，错的只是对脚镣松紧张弛度的把握不当。

全面考察老舍翻译文学，可对跨文化的相关理论作整合与修饰，从而完善跨文化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把学界现有的翻译理论如“间性诗学”理论、“求同存异”理论、“异趣交流”理论、“整合”理论等整合到一起，可指导老舍翻译文学研究；相反，随着对老舍翻译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通过结合这些跨文化理论，研究结果可以拓展现有的翻译理论，因此笔者尝试提出翻译的“生存性认知”理论与方法，以拓展翻译理论研究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