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老舍被译及其研究

老舍被译，即中外译者英译老舍的作品。老舍作品的被译按国别可分为国内和国外的翻译与出版；国内又分为香港和大陆两地区的翻译与出版。如果按译者身份划分，老舍作品英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外译者独自翻译，一类是国内译者独自翻译。国外译者又分为外籍本土译者和华裔外籍译者。为便于论述，笔者采用国内和国外的划分。

1.2.1 国内的英译

国内首次英译老舍作品始自1938年。是年，《天下》英文月刊刊登老舍短篇小说《人同此心》英译本，该译本英文名“They Take Heart Again”，译者任玲逊（Richard L.Jen）。1941年8月，《天下》月刊第二次刊登老舍短篇小说《且说屋里》的英译本，名为“Portrait of Traitor”，由叶公超翻译。《天下》月刊于1935年在上海创办，是民国时期国内第一份英文刊物，抗战爆发，刊物移至香港继续发行，至1941年停刊。此刊的办刊宗旨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通过翻译向海外推介中国文化和文学，为海外了解中国文化搭建平台。1942至1955年是国内老舍作品英译的空白期。直到1956年国际新闻局才又开始翻译并出版《龙须沟》英译本。国内和香港推向海外的老舍英译作品主要集中在新时期之后，准确地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承担中国向海外出版老舍作品英译本的机构主要是北京外文出版社下属的《中国文学》海外版和香港联合出版公司（Hongkong Joint Publication Co.）。北京外文出版社有比较悠久的海外出版经历，早在1956年就在海外出版发行过廖煌英翻译的《龙须沟》（Dragon Beard Ditch A Play inThreeActs）。新时期之后，《中国文学》（海外版）杂志社提出“以文学滋养人心，让中国走向世界”，大力向海外译介中国文学，其中包括老舍作品，如1980年约翰·霍华德-吉本（John Howard-Gibbon）翻译的《茶馆》（Teahouse:A Play in Three Acts）。1981年施晓菁翻译的《骆驼祥子》（Camel Xiang zi）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1982年唐·科恩（Don J.Cohn）翻译的《正红旗下》（Beneath the Red Banner）,1985年《中国文学》（海外版）杂志社编辑英译本小说集《月牙儿》（Crescent Moon and Other Stories）。该集共收录老舍短篇小说12篇，其中2篇由戴乃迭（Gladys Yang）所译，分别是《微神》（A Vision）和《上任》（Brother You Takes Office）；另两篇由西德尼·沙博理（Sidney Shapiro）和W.J.F．詹纳（W.J.F.Jenner）翻译，即《月牙儿》（Crescent Moon）和《我这一辈子》（The Life ofMine）；除此之外，其他8篇均由科恩翻译，分别是《一天》（A Day in the Life）《黑白李》（Black Li and White Li）、《抓药》（Filling a Prescription）、《大悲寺》（By the Temple of Great Compassion）、《马裤先生》（Mr.Jodhpurs）、《眼镜》（The Eyeglasses）、《断魂枪》（The Soul-slaying Spear）、《“火”车》（The Fire Chariot）。1991年，朱莉·吉梅索（Julie Jimmerson）重译《二马》（MrMa andSon）。香港联合出版公司向海外推介的老舍作品分别是：1984年黄庚和冯达微（Kenny K.Huang and David Finkelstein）英译的《二马》（The Two Mars）、1986年熊得倪英译的《天狗》（Heavensent）和1987年郭镜秋英译的《鼓书艺人》（The Drum Singers）。这些译本主要刊登在杂志《译丛》上，而《译丛》对译文的要求是译文要保持准确、完整与透明，并要求译者尽量做到等值，使译文保持原文的文化特色。

比较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两本杂志的办刊宗旨可见，内地赞助人强调宏观，即翻译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和现代社会现实，因此尤为重视对译本的选择。如新时期之前，杂志选译了老舍的《龙须沟》，因为该小说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更讴歌了新中国政府为改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做出的极大且有成效的努力；新时期之后，由于意识形态对译本的翻译选择标准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要求所选中的小说要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另一方面要求译本能体现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同时还要有文学性/人性，可见，新时期之后通过翻译对外传播中国文学，虽一如既往地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但与此同时开始关注所选作品的民族性和文学性/人性，这一举动无疑开始打破海外持续关注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书写的思路，并形成了中国台湾现当代文学翻译传播与大陆现当代文学翻译传播在海外一争高下的短暂局面。比较而言，香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中国文学的翻译选择从一开始就注重文化与文学的交流。

1.2.2 国外的英译

老舍作品在国外的英译，包括国外译者翻译且在国外出版的老舍作品，还包括由国内译者翻译，而在国外出版的老舍作品。其次老舍作品被译成很多包括英语、日语、俄罗斯语和法语等在内的语种，但鉴于老舍的翻译仅限于中译英和英译中，此处为了便于论述，仅选择老舍作品的英译尤其是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作为研究对象。国外的老舍作品英译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之前的翻译。老舍小说首次被译介到美国是1944年。是年，美籍华裔学者王际真编辑并翻译《中国现代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集子收有老舍先生5部短篇小说。1968年，纽约格林豪斯出版社（Greenhouse Press）再版了这本小说选。1945年，伊文·金翻译了《骆驼祥子》;1948年，译者又翻译了《离婚》。两部小说均由纽约雷诺与希区考克出版社出版，且《骆驼祥子》译本在1946年由纽约桑代尔（Sun Dial Press）和伦敦迈克尔约瑟夫（Michael Joseph）出版社再版。当时出版社选择伊文·金翻译老舍小说，可能因为他曾在中国做过外交官，对中国社会与文化比较了解。在中国做外交官期间，伊文·金还写过《亚洲人的亚洲：日本人占领的手段》（Asia for the Asiatics:The Techniques of Japanese Occupation）一书。至1981年，《骆驼祥子》又有3个重译本面世，分别是理查德·杨和赫伯特·施塔尔（Richard F. S.Yang and Herbert M.Stahl）的《东洋车夫》（The Rickshaw Boy,1964），由纽约精选学术读本（Selected Academic Readings）出版社出版；琼·詹姆斯（Jean M.James）的译本《东洋车：长篇小说“骆驼祥子”》（Rickshaw the Novel Lo-t'o Hsing Tzu,1979），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学者施晓菁的译本《骆驼祥子》（Camel Xiang zi,1981）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1946年，袁家骅（Yuan Chia-Hua）和罗伯特·佩恩（Bobert Payne）编译《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收录了老舍的《“火”车》（The Last Train），由诺尔·卡林顿大西洋艺术有限公司（Noel Carrington Transatlantic Arts Co.LTD.29 Percy Street London and at New York）出版。第二阶段是1949年之后到1963年的翻译。这期间仅在1951年从英国引进一部老舍小说的英译本，即J.M．登特父子阿尔定有限出版公司（J. M.Dent and Sons LTD Aldine House）出版的老舍长篇小说《天狗》，这主要是由中苏建交、中美关系恶化、老舍回国等原因引起。第三阶段是1964年到新时期。1964年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詹姆斯E．杜（James E.Dew）翻译的《猫城记》（The City of Cats）;20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W.J. F．詹纳和戴乃迭合作翻译的《中国现代小说选》收有老舍小说，此外老舍小说的英译本又有一个重译本，即威廉·莱尔（William A.Lyell）重译的《猫城记》（Cat Country:ASatiricalNovel ofChinain the 1930's），由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0）。第四阶段是新时期之后的翻译。“文革”结束，国内自1978年开始再次掀起老舍研究热，美国跟随其后也掀起新一轮老舍作品的翻译热。1979年琼·詹姆斯重译了《骆驼祥子》，这是新时期之后老舍作品的第一个英译本，译者在“序言”里特别提到，该译本所依据的原文与伊文·金英译文的版本相同。正如译者所言，该译本不但保留了原文的内容也保留了原文本的结构，而且全篇小说除了个别字词的表达注入了译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外，几乎没有一处删减和改写，译者显然是企图再现中文文本原貌。有趣的是，译者这一翻译策略恰好符合香港《译丛》录用译本的要求。1980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主编是许芥昱（Kai-yu Hsu）和王廷（Ting Wang），书中辑入了老舍话剧《茶馆》（Teahouse）第一幕；旧金山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版译本《二马》（Ma and Son:A Novel），该译本由琼·詹姆斯执笔。1981年美国还出版了大陆学者施晓菁的《骆驼祥子》译本，另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中国文学选集》，分别收录了老舍的评论文章《自由与作家》（Freedom and Writer）和小说《新时代的旧悲剧》（An Old Tragedy in a New Ag e），两篇都是由迈克尔·杜克（Michael S.Duke）翻译。1995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再次推出《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ModernChinese Literature），收录了威廉·莱尔翻译的《老字号》（An Old and Established Name）;2007年，该社又出版了《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The ColumbiaAnthology of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再次收入威廉·莱尔的《老字号》译本。1999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萧红研究专家霍华德·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编辑，威廉·莱尔和陈伟明共同翻译的老舍短篇小说，辑集《草叶集》（Blades of Grass），收录了短篇小说11篇，随笔3篇。

2005年，美国学者迈克翻译老舍童话剧《宝船》，并亲自将全部译稿赠送给老舍纪念馆。

1.2.3 国外的研究

国外，即美国对老舍作品的研究于1939年开始，至今已蔚为大观，但是从翻译文学角度对老舍作品的英译本进行的研究微乎其微。鉴于国外对老舍作品的研究或多或少会对国外译者翻译老舍作品时产生影响，此处仅对老舍作品在美国的研究特点作一总结，而不再罗列老舍作品在美国的研究的文献资料。

1.2.3.1 意识形态操控下的20世纪40年代：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国内的研究不谋而合

1939年华裔美国学者高克毅在美国首次推介老舍，而开始翻译他的作品却是5年之后的事，这一现象看似历史的偶然，其实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和国内的外交关系使然。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中日战争即将结束，美苏两个大国开始了明争暗斗。1945年，郭沫若、丁西林和茅盾应邀访苏，1946年美国国务院随即向老舍与曹禺发出邀请。“美苏两个大国开始争霸的背景之下。两大国不仅要谋求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霸权，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也展开激烈争夺。面对苏联频频邀请中国文化名人访问的举动，美国方面自然会作出反应。而在当时的中国，抗战虽然胜利，但政局仍然动荡不安，一场规模空前的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在此形势下，美国外交界的一些‘明智之士’也把目光转向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并把他们作为重要的争夺对象，争取在同苏联的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谋求均势。”“人们明白，老舍和曹禺将能充分代表中国现代正义和进步的文学事业，向大洋彼岸各界展示自身的丰厚艺术实绩，并将中国人民在连年抗战中焕发起来的新的精神状态一并介绍出去，使西方社会得以较为真切和全面地了解东方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趋势。”可见，老舍和曹禺访问美国，是两国政治操控下的文化“表演”，在美华裔学者积极回应官方的意图，如1944年王际真编选出版《中国现代小说选》时，选择作品的标准基本是围绕小说反应社会现实这一主题，选择作家的标准基本是作家的思想能体现当时中国的先进与进步。王际真在“序言”里写道：“当中国知识分子领袖们如严复、梁启超等，看到小说可以作为政治鼓动的工具，他们便决定利用小说来唤醒民众。”并在最后总结道：“总之，编选这本文选，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小说技巧精湛；第二、文选所选的作者在中国均是有影响的作家；第三、选译的小说高度关注中国当前的社会和问题；第四、这些作家都受到过外国作家的影响。”可见，这本小说选是为了协调“权力关系”，“被规定为”宣传美国价值观认同的中国文化。

众所周知，伊文·金在翻译老舍两部小说《骆驼祥子》和《离婚》时，对原文本作了改写，国内有学者因此认为，伊文·金对《骆驼祥子》和《离婚》的改写是一种文化霸权心理作祟，是对弱国文化的操控与侵略。殊不知伊文·金这么做是为了配合美国官方邀请老舍访美，企图借对老舍小说的改写让美国民众认识中国社会、认识北京，因此笔者认为伊文·金改写小说不能完全排斥其中暗含的善意成分。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家图里（Gideon Toury）认为：“没有哪篇译文能跟原文完全一致，因为文化准则总会使原文文本结构发生迁移。任何一篇具体的译文永远也不可能兼顾两极，达到两个抽象极端的理想准则。”20世纪4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可以佐证。在“20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成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正面形象，……《大地》（摄于1937年，赛珍珠的另一部电影《龙籽》摄于1944年）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军；……可以推测，热爱土地和勤劳勇敢的品质不能不说是西方观众20世纪80年代以来偏爱中国第五代导演所代表的、类似《黄土地》和《红高粱》这些反映旧中国的‘民俗电影’的潜在因素。”伊文·金的改写虽然没有忠实于原文，但译者的审美选择和社会文化需求达成了一致，作品翻译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达成了一致，从而实现了翻译的社会价值。

与此同时，国内对老舍作品的研究基本与美国译者的意图一致。山东聊城大学石兴泽教授认为“1938年之前，老舍是按照个人的心性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在革命文学浪潮里，鲁迅、茅盾对他的创作持保留态度，但评论的主流是一直赞赏老舍‘轻松的文笔’、‘幽默的艺术’、‘用北京的话，写北京的人物’、‘比任何作家地道’”等等。抗战开始后，由于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转移——文学表达的内容是否有利于抗战，老舍逐渐由自由知识分子开始向家国意识倾斜，并创作了一些宣传抗战的通俗文艺作品。20世纪40年代，评论界对老舍的评价开始掺杂非艺术性因素，政治性倾向明显，如“高度赞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为民族解放事业、为文艺界的团结抗战所做出的贡献、公而忘私的正义感，……对朋友的热心关爱等。即使涉及创作，主要内容也不是文本分析和艺术评价，而是高度赞扬他服从社会需要和民族解放的精神。”“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人民，你曾运用你那支锋锐的巨笔，去痛击过我们的民族敌人，鼓励过我们的士气民心，去扫除过那些社会上的渣滓，揭破过那些虚伪者的假面。”可见，美国译者对老舍作品的翻译、改写，在认知上与国内的老舍研究者是不谋而合，美国译者翻译老舍的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国内研究者研究老舍其目的是看老舍创作是否反映了中国现实社会，两者异曲同工。

老舍是位平民作家，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企图通过对他所熟习的平民生活的描写，揭示社会问题，改变国民性中的弱点。他明白中美官方对其小说社会性因过分强调，而忽略或低估其创作的文学性，且有过不满，并抗争过。如面对国内对其小说批评的政治性定性，老舍故意拖延回国日期，企望在美国能继续个人的翻译和创作。甚至在回国之前，他还曾与友人交谈，称回国后要遵守“三不主义”——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可见老舍在美国的4年里内心矛盾与冲突的激烈程度，也因此可以判断，老舍“个人的文学品格”与国内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美国时就有所流露。到了美国后，老舍四处发表演讲，接触各阶层人士，对美国社会与中国的文化关系的认知不断深入，并渐渐地认识到，他在美国继续待下去，其境况会更加逼仄。伊文·金对其小说屡次的改写、老舍与他人合译小说出版后市场的冷淡，外加疾病的纠缠、对家人的思念等等，当时已经让老舍痛苦难耐。1977年蒲爱德在写给费正清夫人——威尔马·费正清的信中说：“《黄色风暴》并不是由《四世同堂》逐字翻译过来的，甚至不是逐句的。老舍念给我听，我则用英文把它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他有时省略两三句，有时则省略相当大的段落。最后一部的中文版当时没有印刷，他给我念的是手稿。就这样‘翻译’完成后，同样连同老舍的中文书稿、手稿和蒲爱德的英译打字稿，一并交给美国纽约的出版社，于1951年正式出版。这部《黄色风暴》只能算是《四世同堂》的节选本”。老舍这一行为与他“严谨作家”的称号是不符的。

1.2.3.2 20世纪50年代：沉默期

1949年老舍回国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里，美国出版机构仅出版了老舍三部小说的译本，其中两部是他回国前已与出版社签订好合同，第三部是从英国引进。1953至1963年没有老舍的作品被翻译或介绍，从上文的分析可知，20世纪40年代老舍作品在美国的推介是官方政治外交的副产品。老舍在美期间，与他人合译自己的小说，第一本出版后市场反应冷淡，其后的译本出版得益于友人赛珍珠的帮助。回国前老舍因稿酬与赛珍珠夫妇疏远，归国后因1949年后中美外交关系冻结，老舍小说在美的翻译出版随之沉寂下来。

20世纪50年代老舍的创作仍在进行，国内对于老舍的研究也仍在继续，但研究视角却是社会政治学而非艺术批评。如1951年《龙须沟》上演后，近两年时间里有近70篇的评论文章发表，其中文本研究只占数十篇。即便如此，研究者们在高度评价文本的思想成就、人物刻画、语言艺术、戏剧冲突时，最后不忘将这些成就归功于老舍对新生活的政治热情。“向《龙须沟》学习，‘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的态度。'”在社会政治学批评压倒一切的语境中，非应时之作如《茶馆》备受冷落。“但同时，即使这些学养甚高的批评家、艺术家也无法超越那个时代的限制，有人批评作品结构‘松散’、人物‘挖掘不深’，这是属于艺术欣赏问题；也有人批评作品‘情调低沉’，缺乏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红线’, ‘感受不到革命斗争的气氛、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呼声’，因此提出增加‘红线’，这是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局限’。……因为无法抗拒的时代氛围的压力，《茶馆》的两次演出都草草收场。”

“文革”发生后，老舍以自杀结束生命，《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对老舍进行“政治鞭尸”的文字，有学者认为这是社会政治学老舍研究的合乎逻辑的极端发展，这些研究除说明岁月荒唐之外对于认识老舍及其艺术没有价值。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研究虽然没有价值却留下了后人反思历史的素材。

1.2.3.3 1961年之后到新时期：文学性/人性研究的肇始

20世纪50年代之前，因受赞助人的控制，老舍小说没有引起美国研究界的关注，对老舍的评价文字仅散见于译文集的“序言”中，如王际真的“序言”导读、袁家骅的“序言”引读等，因此基本没有单篇的研究论文发表。

1961年，美国官方机构邀请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撰写《现代中国小说史》，老舍开始进入海外中国文学史中，这是美国第一本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史专著。撰写这部文学史，夏志清本着文学性解读的原则，借用英美新批评的理论，细读文本，给予作品独特的阐释。《现代中国小说史》出版后，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大卫·罗伊（David Roy）评论道：“它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现有各国文字书写的此类研究中，也推此书为最佳。”1971年，《现代中国小说史》再版时，夏志清增补附录，对老舍作品《猫城记》“重加估断”，认为小说蕴含着深刻的人性主题。

夏志清在书中辟专章讨论了老舍小说，推崇其小说的艺术成就，并从创作主题、手法、语言特点等几个方面将老舍与茅盾进行比较，指出老舍和茅盾因早年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影响——老舍受英语文化影响，茅盾受俄、法文化影响——才有如此大的差异。除此之外，夏志清还开启了老舍小说与西方文学关系的研究，在书中，夏以很长的篇幅分析了老舍早期的5部长篇小说，即《赵子曰》《二马》《离婚》《牛天赐传》和《骆驼祥子》，范围涉及每部小说的主题、人物描写、艺术特色、语言特色等方面，并指出这5部小说均受到英语世界作家的影响，进而分析老舍创作与影响源小说之间的同和不同之处：如《牛天赐传》受到了菲尔丁（Henry Fielding）小说《汤姆·琼斯》（Tom Jones）的影响；《牛天赐传》中人物几乎在《汤姆·琼斯》中都能找到对应的人物，两部小说都是采用休闲的叙述方法，小说的讽刺技巧同样高超等。但菲尔丁小说的结尾是“当主人翁陷入极度悲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给主人翁带来一大笔财富；而《牛天赐传》的结尾是20岁的主人翁怀揣多个成功的梦想，朝着伟大的北京城出发了”。

自新时期后，伴随着国内老舍研究热，美国翻译界又掀起重新翻译、研究老舍的热潮，如《骆驼祥子》的重译、《猫城记》的翻译。至1981年，《骆驼祥子》在美国已有3个重译本，包括1979年琼·詹姆斯的译本。在前言里，琼·詹姆斯特别指出，经过核实，他选译的原文版本与当年伊文·金所凭借的版本相同。笔者经过对照阅读，发现译者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手法，没有对原文随意删改，译者显然是企图再现原作者创作意图，再现老舍小说原貌。

对老舍的研究继而也开始脱离早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研究者们有的从思想艺术角度探讨老舍小说，有的从文化角度探讨老舍小说与基督教的关系，有的比较老舍小说与外国作家尤其是狄更斯、康拉德等的关系，有的分析老舍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比较之，国内的老舍研究由1938年之前的对文本随感式审美解读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性倾向研究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政治学批评。老舍研究在美国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却是对国内1938年之前老舍作品文学性研究的赓续和深入。

吊诡的是，20世纪40年代伊文·金为了迎合美国读者的喜好改写了《骆驼祥子》和《离婚》，这令老舍愤慨，可是在1951年至1955年间，老舍三次操刀改写《骆驼祥子》。在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后记”中，老舍写道：“现在重印，删去些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这是我十九年前的旧作。在书里，虽然我是同情劳动人民的，敬爱他们的好品质，可是我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他们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这是因为我只看见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看到革命的光明，不认识革命的真理。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的厉害，也使我不得不小心，不敢说穷人应该造反。出书不久，即有劳动人民反映意见：‘照书中所说，我们就太苦，太没希望了！’这使我非常惭愧！”原本强烈反对译者为迁就“读者的口味”对作品进行改写的老舍，却自己动手对作品进行改写，而且改写的路数如出一辙。

总之，20世纪60年代到新时期前美国的老舍研究是对国内同时期研究的“反动”，海外老舍研究为新时期的国内研究开启了文学性研究的先河。

1.2.3.4 新时期至今：国外研究再度与国内互动互补

新时期之后，国内的老舍研究“是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首先，研究者的论述开始放弃感性评判，走向理性分析，研究范围由明确的平反意图走向自觉的学术探讨。第二、研究对象由单篇作品的深入分析走向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第三、研究视角跨越“社会—艺术”二维空间，走向多元、文化向度的研究。第四、对作品研究的选择既有对其主要作品的研究，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也有对他的其他作品的研究，如对《老张哲学》《二马》的重新审读，对一些未发表作品作文献资料的新发现与整理，对一些不太重要，但研究者认为不该忽略的作品作重新解读与定位，并进行意义阐释。总之，研究面拓展到了老舍文本世界的各个重要方面，如语言艺术、创作个性、创作道路、艺术源流、文学思想、戏剧风格和戏剧理论、文学史地位等等。尤为重要的是还出现了老舍研究的研究，且成果丰硕。

与国内研究比较，美国学界有关老舍研究的论文数量超过了20篇，这相对于汉学研究不太发达的美国而言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其中对老舍研究最为倾心的是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和汉学家陶普义先生。王德威先生自从1982年撰写了有关老舍的博士论文后，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对老舍的研究，他分别从老舍的战争小说、爱国小说和老舍与台湾文学的关系等多角度审视老舍小说的艺术成就。尤为重要的是，他与美国其他学者一起对国内把老舍定位在“现实主义作家”、“爱国进步作家”的提法上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见解和看法。陶普义对《四世同堂》的新见解在海内外老舍研究界凡响很大，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一位非文学研究者的老舍研究者。

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华裔美籍学者加入了美国老舍研究的行列，由于他们独特的地域身份，使得他们对老舍研究的视角新颖独特；又由于他们集中西文化于一身，所以能更好地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视角观照并分析老舍作品，从而真正地实现了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可能；还由于他们不同于中国学者的语境和学术背景，他们的研究与国内研究既构成张力，又互动、互补，相映成辉。

1.2.3.5 国内的研究

国内首次英译老舍作品是在1938年，但是研究者最早对老舍作品英译本作研究却是在1982年。是年，舒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期上发表《国外翻译研究老舍文学作品概况》一文。时至今日，学界对老舍作品英译本的非文学研究远远超过对其作文学的研究，尤其是高校硕士、博士生，他们常常把研究对象集中在《骆驼祥子》和《离婚》这两部作品的英译本上，从幽默语言在译文中的再现、原文的北京文化特色词在译文中的再现与误译、译文对原文本的文化再现、语料库研究等各个方面对译文本展开研究，研究成果新意迭出，启发良多。但这样的研究并不属于翻译文学研究的范围。而从译本的改写、变形、删减等方面出发，探讨译者如何操纵译本，以达到特定的目的等的老舍翻译文学研究则仍有待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