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舍翻译文学及其研究概述
1.1 老舍的文学翻译及其研究
老舍的文学翻译实践始自1925年旅英时期
，至1955年止，长达30年。翻译体裁涉及小说、诗歌、文论、戏剧等，翻译语种既有英译中也有中译英。
老舍的英译中翻译实践相对集中在1930年至1935年，此时他在山东齐鲁大学和青岛大学教书，可见其翻译的意图显然是为满足教学的需要，老舍自己在相关的资料中也是作如此交代，但仔细考察则发现实际情形复杂，此处只略作交代，详述见后文。三年间，老舍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西方文学理论为主，但没有专注于某一位理论家的理论或某一流派，而是依据教学的需要。现将其翻译的作品名列举如下：赫德利·巴克尔（C.Hedley Barker,1894—? ）的《出毛病的大幺》（The Ache of Trouble），载《齐大月刊》1930年第1卷第2期；百瑞福德（Frederick Donald Beresford）的《隐者》（The Hermit），载《齐大月刊》1931年第1卷第4期；布莱克伍德（Algernon Blackwood,1969—1951）的《客》，载《鲁铎》1931年第3卷第2期；叔本华的《论学者》（On Men of Learning），载《齐大月刊》1931年第2卷第1期；《但丁》，载《齐大月刊》1931、1932年；伍尔夫（Humbert Wolfe）的诗《我发明的死》，载《齐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4期；伍尔夫（Humbert Wolfe）的诗《爱》，载《齐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4期；R.W．丘奇（R.W.Church）的《维廉·韦子唯慈》，载《齐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7、8期；《几封信》，载《齐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7、8期。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这几封信节选于劳伦斯·豪斯曼（Laurence Housman,1865—1959）编辑的《阵亡英人的战函》（War Letters ofFallenEnglishman）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有八百多万人丧生，为了让生者牢记这些为国死去的同胞，劳伦斯·豪斯曼收集了英国参战士兵的亲笔信，辑成这本书，1930年由英国格兰茨出版公司（Gollancz）出版。1932年，老舍从侯宝璋处借到这本书，便选择了其中的几封信译成中文，于1932年4月发表。与上述其他译本不同，老舍翻译《几封信》不是为了借鉴其文学性和艺术性，也不是为了参考其语言特点。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步步紧逼，加紧了侵华行动，老舍在时局紧张之时，看到了国家与民族危在旦夕，家国认同感油然而生，就以翻译的形式表达了“书生报国”的意愿，因此这一翻译行为纯粹是为了鼓舞中国人抗击外侵的信心。但是联系到1946和1947年在全民抗战期间，老舍为了鼓舞抗战士兵的士气，亲自撰写过鼓动士兵抗战的大鼓词等“口号”式宣传作品，便把《几封信》列入其中。
此外，老舍还译有伊丽莎白·尼奇（Elizabeth Nitchie,1889—? ）《文学批评》（The Criticism of Literature）一书前四章：第一章“批评与批评者”（Criticism and the Critic）（《齐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7、8期）、第二章“文学与作家”（Literature and the Author）（《齐大季刊》1932年第1期）、第三章“文艺中理智的价值”（Intellectual Value）（《齐大季刊》1933年第2期）、第四章“文学中道德的价值”（Ethical Value）（《齐大季刊》1934年第4期），之后，老舍还从英语转译了法国现代文豪安德烈·莫洛亚（AndréMaurois,1885—1967）的战争题材短篇小说《战壕脚》，发表在1935年1月1日出版的《论语》第56期上，其翻译目的同英译《几封信》。
1935年之后老舍不再有英译中作品面世，直到1953年老舍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才又翻译了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剧本TheApple Cart。
老舍除了从事英译中翻译实践活动，还从事过中译英的翻译实践。他的中译英实践主要集中在1946年到1948年间，此时他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即现在高校流行的“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交流项目，在美国访学。老舍去美国访学除了希望学习了解西方文化，还肩负着向美国社会宣传中国国家文化、中国全民抗战的社会现实状况，企图赢得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的任务。与其英译中翻译实践不同的是，他的中译英翻译实践几乎都是在翻译自己的小说、戏剧等，翻译手法或直译，或改写，其中有些作品是他自己独立翻译的，有些是与其他人合作翻译的。翻译的文本列举如下：1947年3月，老舍开始与浦爱德合作翻译《四世同堂》，这部小说的翻译一直持续到1948年夏。还是在1947年，老舍用英文独自将他在193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经典《断魂枪》改编为话剧《五虎断魂枪》（The Spear That Demolishes Five Tigers at Once）,1988年该英文手稿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被发现。1948年，他与郭镜秋合作翻译了《离婚》（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由纽约的雷诺与希区考克（Reynal and Hitchcock）出版社出版。1948年6月，老舍还开始了与郭镜秋合作翻译《鼓书艺人》（The Drum Singers），并于当年年底完成，该译本直到1952年才由纽约雷诺与希区考克出版社出版。
在美期间，老舍还独自英译了《马裤先生》，撰写英文小说《唐人街》，到目前为止这两部英文小说均没有被找到。
但在更早的时候，即1925年春到1928年夏，老舍就“协助”英国人克莱门特·艾支顿翻译了“明朝最出名的小说”《金瓶梅》。协助艾支顿英译《金瓶梅》与其1940年代的翻译活动的不同处在于，老舍与《金瓶梅》译本的关系是“协助翻译”而不是“合作翻译”，因此严格地来说，是不能够将此译本归类到老舍的翻译活动之列，但本书依然把《金瓶梅》译本列入其中，基于以下几点缘由：第一、老舍在20世纪50年代公开宣称没有从事过翻译活动，学界后人因此推演出老舍不愿承认曾协助艾支顿翻译过《金瓶梅》一事；第二、1946年，也就是事隔近20年后，老舍在美国发表题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演讲时，依然对《金瓶梅》艾支顿英译本中把“所谓淫秽的段落都译成了拉丁文”表达了一己之见，“这部小说……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是部极为严肃的作品。”第三、老舍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竭力吸收“民间文学”之精粹，推崇文学创作的生活化与民间性。这些可能都与他协助艾支顿翻译之事相关。近年，翻译研究发展迅猛，翻译的定义与内涵也在不断拓展，此处姑且把老舍协助艾支顿的翻译事实归类到另类合译中，尝试从中窥探老舍的“协作”或曰“另类合译”程度究竟如何，对译文的左右究竟有多深有多广，从而窥探其文学审美趣味与该小说审美趣味相关的脉络。
对老舍的文学翻译的研究，尤其是从文学/文化、文学关系角度切入对老舍文学翻译文本进行的研究始自2000年。如2000年，山口守在其专著《老舍与二十世纪》一书中，首次研究《四世同堂》的英译;2013年，李越在其专著《老舍作品英译研究》中，论述了老舍小说、戏剧、散文等各类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路径下的英译，从时代/社会文化角度对文本选择、翻译策略、译作的出版与接受等译介环节作了分析，对老舍的翻译只有零星的研究。2014年，张曼在其专著《老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也论及老舍的《离婚》《五虎断魂枪》《四世同堂》等英译作品和《苹果车》、《论学者》、《维廉·韦子唯慈》等中译作品。该书或从文学接受的视角切入，对译本的翻译策略做研究；或从文学传播的视角，分析译本的改写，揭示其背后文学交流的折冲、回旋与反复。论文有魏绍华、刘红涛的《埃达·蒲爱德与老舍〈四世同堂〉英译本The Yellow Storm》，载2008年《东方论坛》第3期，魏绍华、刘红涛的《〈四世同堂〉英译与老舍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载2011年《文学评论》第4期。作者在文中通过对中英两个文本的比较，从删节的篇章、字句等角度切入，指出这些删节“折射出老舍较为自觉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张曼论文《论老舍翻译萧伯纳戏剧〈苹果车〉——从朱光潜写给老舍的一封信谈起》，载2011年《深圳大学学报》第5期。在文中，作者梳理了译者在翻译中采取的主要翻译策略，指出译者之所以采用违背赞助人要求的翻译原则，是基于三点考虑：第一是萧伯纳剧本的独特性；第二是语言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老舍巧妙地将赞助人要求的“翻译语言的阶级性”转化为语言中包含着阶级的特定要求，从而使翻译成为两种语言的互补与互动；第三是老舍把翻译当成潜在创作，在他创作受到种种限制的时期，企图借翻译引进戏剧新文体促进汉语和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作者同时还分析了朱光潜对老舍译文的评价其背后的关键原因所在。张曼的其他论文：《老舍与1930年代大众语诗学建构：论老舍译〈维廉·韦子唯慈〉》，载2013年秋季《英美文学论丛》;《翻译不等于影响：老舍与叔本华文学关系探析》，载《翻译的区域合作：首届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朱春发《〈四世同堂〉英译和蒲爱德文化身份建构的诉求》，载2012年《外国语》第2期。张曼在其论文《分离式合译：论老舍与蒲爱德合译〈四世同堂〉》（载《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5期）中指出，《四世同堂》英译本由老舍与蒲爱德合作完成，但合作方式却是分离式，老舍对原文本进行改写，蒲爱德把改写本译成英语。老舍虽然对蒲爱德译文不满，然而事实上蒲爱德的怪译不但没有妨碍老舍的文化传播意图，反而创造了一次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