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适理想与现实：中国大众传播功能的新视角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可能是历史最悠久的矛盾之一。只要人类能够思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这一矛盾就不可避免。人类文明愈是发达，个人自我实现的潜能愈大，人们就愈是强烈地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换言之，原来或许只有哲学家和文学家才为之困扰的这对矛盾冲突，在当代社会，尤其是眼下的中国社会，社会变量远远多于恒量的情况下，普通人的心理因受到外来冲击而失衡，心中的理想与生活的现实发生矛盾，都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现象。

关键问题是，大众传播媒介历来被认为具有制造现实的功能，也有制造和传播理想的功能。如今的社会现实表征之一是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空前发展，并且发挥着调适理想与现实的作用，但这一作用还不曾引起传播学者和宣传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多种理想，多种现实。外来的生活理想，带着西方的价值观念，通过媒介和人际关系的渠道在中国社会蔓延。跨国公司和互联网等跨文化交流渠道是传播这种影响的新捷径。与“进口”的消费主义理想并存的有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期望，有政府为国家发展计划设计的蓝图，即中国的发展理念。对现实的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期的国民心态，而国民心态又与国家的发展现实密切相关。同时，不同区域的民众对社会发展和个人实现的期望值也不同，因为他们所处的发展现实不同，比如说西部内陆地区的许多人还在期待脱贫致富，而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们已经进入了小康。这都是传播学研究不可避免的重要课题。

遗憾的是，在20世纪的后半叶，四五十年的时间里，国外的发展学专家大都将中国划归苏联和东欧国家阵营，少有学者真正带着“同情的理解”心态，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进行研究。另一个明显的研究缺陷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西方的中国学者仍然依照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研究传统来考察中国的现实，侧重于用西方的自由价值观批判中国的传媒运作，而不关心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西方传播学者的语境里，“宣传”这一概念通常是贬义的。由此可见，研究中国传媒特殊功能的任务有赖于中国本土的学者来完成。

中国的传媒和中国的大众都经历过只谈理想而回避落后现实的时代。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有境外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49—1956年，过于急功近利的宣传方式导致理想扭曲现实，为后来的“大跃进”等非常行为埋下了伏笔。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政府企图在一夜之间建成共产主义，而媒介的宣传也相应地患了“左倾幼稚病”。1956—1966年，扭曲了的现实一步步地偏离了不切合实际的理想，以至于出现了1966—1976年的动荡，即理想与现实的大碰撞。“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初始时期，曾经出现过“理想的失落”，也许就是理想与现实严重的矛盾冲突的后果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决策和媒介宣传逐渐摆脱了“左”的影响，既面对新现实，又不回避过去，同时尽力营造着一幅有关未来的迷人图景。笔者认为，如果将上文提到的学者对现实与理想关系的论述延伸到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则可以将媒介的主导功能之一作一个新的概括：调适理想与现实。

中国自古就有思想家和文学家提出各种“理想国”的设想和图景，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到后来的“桃花源”和“君子国”，都是这样的例证。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家也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方式宣传他们的“理想国”。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中国大众作为一个群体见证了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化的各种国家理想，包括“乌托邦”式的冒进幻想。本文不讨论或评价种种理想的优劣，而是关注在这些理想的形成和扩散过程中传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

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直接服务于革命宣传的传播媒介都竭尽全力地宣传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平地说，当时宣传的主要诉求是一个“理想”（ideal）。但是，一种过度热情的激进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数年内曾经促使政府和媒介都全力鼓动民众进行“跃进式”的前进，也就是上文简略提到的“理想扭曲现实”。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思想意识形态（ideology）的斗争兴起了。无论是党内的对立面，还是传播媒介与大众，关注的似乎不再是一个共同的奋斗理想，而是一种或数种“思想”的正确与否。且不说其背后隐藏的权力斗争，单就思想的论争来说，相对于此前的理想主义，已经是一种倒退。思想斗争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理想与现实冲撞的外在体现。好容易盼到思想斗争时代的结束，却又迎来了“形象制造”（image-making）的时代，也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以形象及与形象密切相关的“包装”为时代文化主流。用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的话说，过去革命时代的人们习惯于“理想思维”，即凡事都从是否符合某种理想的高度考虑，而现在，电视时代和后电视时代的人们则凡事都以是否符合某种“形象”的角度考虑，真是完成了从理想到形象的转变。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度概括。但是，同样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二分法也体现了中国社会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某些文化特点。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化特点又是通过媒介的宣传体现出来并得以传播的。科学地说，理想和形象本来并非对立的两个方面，形象可以是理想的载体，在传统的“宣传战役”中也曾经被善加利用以宣传理想。但是，目前的“形象时代”有一个令人担心的特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各种形象，大多数似乎被抽空了理想的内涵，只是徒有其表的形象。结果是什么呢？与新时期新形势相契合的真正的主流文化有待形成。

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光了解一种文化显然不够。社会变迁时期，一大部分人在旧有价值观失落后，急切地寻求改变现有生活方式的途径，比起一个满足现状者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这种“失去平衡”的社会环境更容易吸收外来文化的成分。现在的中国社会就充满了力图改变现状的人。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挑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外来文化正在逐步成为中华文明的新“理想”和新“现实”的组成部分。那么，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如何营造对内对外的国家形象、传播何种社会理想，就成了媒介从业人员时刻面临的问题。此时应该持守一条底线：不能在客观上造成广大民众对“理想”的期望值大大高于国家和社会所能为他们提供的满足度。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便会下降，对国家的认同感可能减弱，在外来文化的强势面前，或者崇洋媚外，或者妄自菲薄。其实，随着国外媒体和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中国本土的大众传媒需要担当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让中国百姓明白：外部世界的精彩形象终究是一个“形象”，它不负载我们所追求的理想，亦不代表我们所赖以生活的现实。换句话说，媒体可以构筑一个符合普通百姓心理承受能力的“现实”，同时又为他们描绘一幅与“现实”不至相距太远的“理想”蓝图。就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果从社会百态中挑选负面新闻，令其充斥报纸版面和电台电视台的播出时间，不必说谎就能办到，但这样的图景并非真正的现实。反过来，如果从每日事件中挑选正面新闻，填满报纸版面和电台电视台的播出时间，同样可以构筑一个“理想国”，但这样的“理想状态”同样与现实相去甚远。

或许，比较“理想”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通过对源自国内外的各种信息的谨慎选择，建构一种令大多数人心理处于平衡状态的现实图像和理想图景。这并不意味着掩盖矛盾，而是以和谐的方式处理和化解矛盾的途径。

调适理想与现实，这不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要求吗？！

原文刊载于《文明》2007年特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