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极冷之夜（上）（1）
The Coldest War
作者/[美]伊恩·特里吉利斯 翻译/朱佳文
献给梅琳达，我的知己和同谋
人类是一条维系着野兽与超人的绳索——悬在深渊之上的绳索。
——弗里德里希·尼采
与时代同在，但切莫为时代而存在。
——弗里德里希·席勒[1]
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
——出埃及记22:18（圣经钦定本）
序章
1963年4月24日
英格兰，格罗斯特郡，迪恩森林
巫师不会优雅地老去。
见过好几位巫师以后，维克托·索科洛夫得出了这个结论。此时他在远处看着第四人，而他的所见证明了他的结论。在从远处空地的破旧小屋走出的那位人物身上，衰老和残缺留下了明显的痕迹。那个老人一瘸一拐地走向手压水泵，皱缩的臂弯挂着一只空水桶。维克托调整了望远镜的焦距。
不。半点也不优雅。维克托见过一个皮肤上满是痘疤的巫师；另一个半张脸上都留有烧伤的疤痕。毁容程度最低的少了一只耳朵，靠近那一侧的眼眶凹陷，无神的眼球渗出黏液。那些人为他们拥有的邪恶知识付出了严苛的代价。而且心甘情愿。
这个新巫师也符合这种规律。但在近距离察看那位老人的双手之前，维克托都没法确定自己是否找对了人。这种事还是避人耳目的好。他把望远镜塞回腰间的皮套，尽可能不去触动自己藏身的那丛野风信子。
除了那位老人操作水泵的时候——由剥落的蓝色油漆包裹的细长管道——生锈金属发出的嘎吱响声之外，空地上寂静无声。但那些声音不知为何有些模糊，仿佛被浓重的沉默压抑过一般。躺在这儿的几个钟头里，维克托没有看到或者听到过任何鸟儿的身影和叫声；就连日出前后都听不到哪怕一声鸟鸣。一阵微风吹过他在灌木丛里的藏身处，带来了森林的土味，以及那位老人的厕所的尿臭。但微风随之消散，仿佛不愿在这片粗糙多节的橡树林里多做停留。
老人蹒跚着走回小屋。他那中风病人般的步态令井水不断溢出水桶边缘。小屋和水井之间的小道变得泥泞不堪。
老人重重关上房门，令木瓦咔嗒作响。就算没有望远镜，维克托也能看到屋顶的凹陷。这多半令门框错了位：仅有的那扇窗户恐怕已有好些年打不开了。紫色野花的细小枝条从木瓦的空隙间探出头来，两旁是一团团绿色和黄色的苔藓。
雨点自林木间滴落。起先只有零星的几滴，但很快变成了绵绵细雨。英格兰的冷雨并不会打扰维克托。他是个有耐心的人。
又一个钟头过去，对恶劣天气满不在乎的维克托终于相信，周围除了他和那位老人以外别无他人。既然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们的会面，他决定前去自我介绍。他的双臂和脖子隐隐作痛；他将身体挪出藏身处的时候，膝盖的关节噼啪作响。
他大步走向小屋，不顾淌过头发、顺着衣领流下的雨水。维克托敲了敲门——拳头迅速地轻敲了三下——令那座小屋咔嗒作响。屋里的人回以一句吃惊的咒骂。就像其他巫师那样，他会竭力维持独处，而且厌恶一切访客。
木头椅子的嘎吱声和蹒跚的脚步声从屋内传来。片刻过后，房门呻吟着打开。
“滚开。”那老人说。他的嗓音带着令人不快的粗哑，仿佛喉咙的软组织因为多年滥用而受了损。他本想重新关上门，但维克托及时抵住了门板。
“夏普利先生？”他尽可能用中部地区的口音说。他伸出空闲的那只手，但老人对他的动作视而不见。
“这是私人土地。走开。”
“我很快就走。不过首先，你是夏普利先生吗？”
“对。现在滚吧。”夏普利再次尝试关门。
维克托说：“别急。”然后他挤进了门里。
夏普利向后退去，撞上了一只铝制脸盆，“你是什么人？”
维克托关上了身后的门。小屋里黑洞洞的，只有从肮脏的窗户渗入的芥末色光芒。他穿过房间，抓住了那位老人的手臂。他耸立在夏普利身前，首先打量他那只完好的手，然后是那只残缺的手。
“你在做什么？放开我。”老人无力地挣扎起来。
网状的白色疤痕在残缺的手掌上纵横交错。这下板上钉钉了：这人是个巫师。这一次，维克托的线人——无论是“他”还是“她”——又是正确的。
“棒极了。”维克托说。他放开了抓住对方的手。
“你瞧，”夏普利说，“如果你来自白厅，我不——”
“嘘，”维克托说着，将一根手指举到嘴唇边，“麻烦站着别动。”
然后他开启了脑海里那个上锁的隔间，呼唤了腰间那节电池的力量。脑内电压的细微变化令一股细小的电流流过嵌在他背脊、脖颈和颅骨内的皮下电气通道。它为纳粹称之为“Willenskrfte”——未经稀释的纯粹人类意志力——的潜能提供了能量。第三帝国本可以用这种至高无上的能力征服世界。
如果不是那些巫师，他们就该成功了。
维克托化作了虚体。他将手伸进夏普利的胸膛。夏普利尖叫起来。但维克托的手指随即抓住了老人的心脏。他轻柔地按压，混淆肌肉的自然节奏，直到夏普利的神经系统因恐慌而引发纤维性颤动。巫师瞪大眼睛，朝维克托挥舞双臂，试图将他推开，但他的拍打却无害地穿过了维克托的幽灵身体。只有维克托的指尖——它牢牢锁住了老人逐渐停跳的心脏——才具备实体。
他们以那种尴尬的姿势伫立当场，直到维克托感受到心脏停搏的最后一阵抽搐为止。然后他放开那个巫师，恢复实体，用夹克口袋里的手帕擦了擦手。夏普利瘫倒在维克托的脚边，让地板发出一声空洞的“砰”。
从远距离射杀这个人要简单得多。但那样会留下证据。维克托要确保夏普利的遗体残留足够多的部分，足以进行像样的验尸；如果——虽然可能性很小——有人对老人的死亡产生兴趣，他们就会发现那个可怜虫死于自然原因。
维克托跨过死者，审视着这间小屋。一条挂在晾衣绳上的毛毯将房间粗略地分成了两个部分。他拉开毛毯，看到了一张简易床，床头柜上胡乱摆放着几件个人物品。一只手表、一把梳子，几枚硬币。一盏用钉子挂在对面墙壁上的煤油灯。一只矮小敦实的铸铁木柴炉占据了小屋的一脚。除此之外，仅有的家具就只有房间中央的椅子和桌子，以及那只贴着一面墙壁、做工粗糙的书柜。
死者的藏书不多，但他经常使用：一本读到卷了边的湖泊地区[2]历史书；关于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的论文，有大量注解，还有夏伊勒[3]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最后那本书的大半部分还是崭新的，但1940年到1942年的部分写满了潦草的旁注。
一只不比一副扑克牌大多少的涂漆红木盒子吸引了他的目光。即使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灰，它也仍旧是这栋可怜的破屋里最精致的物品。维克托打开了盒子。盒子里是一枚放在深红色丝绒上的铜制六角星。1939—1942星型奖章[4]。盒盖内侧刻着这么几行字：
为嘉奖在保护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时堪称楷模的英勇表现，特颁发此奖章。
这或许能算是事实，维克托心想，只是带有少许误导。这种奖章大多颁发给了撑过死伤惨重的不列颠之战的少数飞行员，又或者是在敦刻尔克的惨剧中幸存下来、数量屈指可数的士兵……在战争过后的几十年里，不列颠稍微有些沉浸于历史修正主义。它扭曲史实，采用编造的说法，只为缓和受创的民族自尊心，并对它难以理解——也难以置信——的幸存给出解释。
夏普利不是步兵，不是海员，也不是飞行员。他这辈子恐怕从没碰过枪。他和他的同僚运用着某种强大得多的力量。而且危险得多。
可疑的是，夏普利的所有物里看不到与它相关的任何证据。维克托再次扫视房间，然后将注意力转向老人倒地的位置。地板上的某道缺口比其余的那些略宽，或许恰好能伸进一根手指。他将死去的巫师拖到一旁，然后打开了那道活板门。
地板下方的隔间放着好几本皮革封面的日记，以及一捆线装的泛黄纸张。那些是巫师的私人笔记以及他的词典，其中记录着巫师用来召唤恶魔并颠覆事物自然规律的那种神秘语言。
维克托把日记和词典放到桌上。接下来，他拿过那盏煤油灯，又重新摆放了夏普利的尸体，制造出那位老人在点燃油灯时心脏病发作的假象。关键在于，死状看起来相当自然。然后他再次运用了自己的“意志力”。但他这次呼唤的是截然不同的力量，选择了热度而非虚无。油灯旁边的地板——靠近夏普利尸体的位置——冒出了火舌。维克托用心灵塑造出火焰的形状，也将可能的调查者将会得出的结论雕刻成形。
维克托·索科洛夫返回座驾的漫长路途中，英格兰的冷雨落在他身上，在嘶嘶声中化作蒸汽。
1963年4月24日
英格兰，伦敦，东汉姆
孩子们叫他“拾荒客”。
他们叫他“拾荒客”，是因为他破旧的衣服，寒酸的车子，肮脏的胡须。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叫他拾荒客，是因为他的手推车上堆满了各种零碎物品、坏掉的收音机和其他电子摆设。他囤积破烂。这正是“拾荒客”这个词的定义。
他从不说话。至少那些孩子从没听到过，包括最年长的那些在内。他说不了话，他们说。他的喉咙被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或者斯大林，或者戴高乐——本人割开过。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游乐场上的孩子特有的那种确信），甚至能在胸前画十字，吐唾沫，然后赌咒发誓。但普遍的看法是，如果拾荒客能说话，就会带着法国口音，就像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为逃离苏联红军而穿越海峡的那些难民一样。
他们错了。他的英语非常流畅。毫无瑕疵，不带半点口音。他曾经引以为豪。
大半时间里，他都会躲在自己狭小的公寓内。孩子们不知道他在那儿做什么，虽然有个男孩壮起胆子——怀着决心与勇气——跟着他一路穿过市建住房群，来到他所住的那栋楼的那一层。在拾荒客推着他咔嗒作响的手推车进入住处之前，男孩瞥了室内一眼。公寓里塞满了破烂，那位无畏的孩子说。一堆又一堆，有些几乎贴到了天花板。
有时候，他们的父母会付钱给拾荒客，让他修理他们的收音机和电视。他擅长这个。他们的电器会在他暗无天日的巢穴里消失个两三天，随后恢复到还算能用的程度。他靠维修东西来购买食物和他的破烂衣服，以及为他的肮脏公寓付房租。
有时候，拾荒客会走出家门，胳膊下面夹着一张报纸。有时候他会离开整个白天，在晚上才返回——有时候甚至是第二天晚上——而他汽车的行李箱会装满废品。每到这时，孩子们就会从停车场跟着他穿过长长的便道，看着他将新的战利品用手推车运回公寓。手推车嘎叽、嘎叽、嘎叽的响声呼唤着他们，就像魔笛手的笛声。
“拾荒客！”他们嘲笑道，“捡破烂的！”他们喊道，“拾荒客，捡破烂的，垃圾桶人！”
大多数时候，他们只会朝他投去讥讽和嘲笑。但孩子们还记得数年前那个格外寒冷的冬天，积雪每次都能维持好几个星期。（但远比不上让纳粹崩溃的那次地狱般的寒冬，他们的父母是这么说的。）那年冬天，有人想出了用雪球来加重侮辱的点子。于是在那一天，他们开始用在断断续续的春雨中变得泥泞的土块充当武器。
拾荒客在湿滑的人行道上费力地推着手推车。甚至当烂泥飞溅在他的手推车上，击落一卷电线的时候，他仍然一言不发。这让孩子们的胆子更大了。他们瞄准了拾荒客，欢快地投出烂泥和嘲笑。
直到某个孩子的攻击正中拾荒客的额头。泥块将他砸倒在地，掀开了软毡帽，也撞歪了他的假发。假发！一阵哄笑。
拾荒客连滚带爬地捡起帽子。他一遍又一遍地抚摸脑袋和那顶滑稽的假发，动作轻柔，仿佛担心颅骨被人砸破。接着，在确认脑袋还连在脖子上以后，他跺着脚走向掷出泥块的那个男孩。
孩子们安静下来。他们从没近距离看过拾荒客的模样。他们从没见过他的眼睛：那是最苍白的蓝色，比冰柱更冰冷。拾荒客先前始终低垂目光。
拾荒客抓住那个男孩外套的领口，将他从地面提起。他首先晃了晃男孩，这点已经够吓人的了。他们觉得拾荒客打算杀光他们。但他随即将那个男孩拉近自己，在他耳畔低语。没有人听见他说了什么，但男孩的脸上失去了血色，等拾荒客将他放回地面时，他更是全身颤抖。
那一天，没有人跟在返回公寓的拾荒客身后。其他孩子聚集在哭泣的男孩身边。毕竟，他是这片住房群唯一听到过拾荒客说话的孩子。“他说了什么？”他们询问道，“他跟你说了什么？”
“‘你们会被烧死，’”他啜泣着说，“他说：‘你们都会被烧死’。”
但比拾荒客的话语更可怕的，是他说出那句话时的语气。
他自称理查德，来自沃金[5]的一名自学成才的电工。但他曾经是莱因哈特，那头雅利安火蜥蜴。
他住在一片庞大而枯燥的市建住房群里。它是在战后这些年里于伦敦各处涌现的无数住宅区之一，而在空袭中化为废墟的城区仍有不少维持原样。
莱因哈特尽可能擦去脸上的烂泥，尽管那些泥巴又湿又滑。他双眼刺痛。他将手推车推进电梯，紧紧闭上一只眼睛，另一只睁开一条缝。回到公寓里以后，他松了口气，锁上了门。
他把外套丢在装满电动阀的板条箱上，踩死一只蟑螂，把脚上的胶套鞋甩到焊接设备后面的角落里，将帽子丢到房间的另一边，落在公寓里仅有的那张空椅子上，然后小心翼翼地脱下湿透的假发。他出门时从来不会忘戴假发，而在隐姓埋名生活了这么多年以后，光是想到将电线暴露在外人眼前，他都会因焦虑而战栗。被外面那些臭小鬼弄坏电线的可能性也一样。
这些年来，电线磨损严重。布制绝缘层并不适合连续使用数十年。不过当然了，这并非它的设计意图：如果事态发展一如预想，莱因哈特和其他人就该有充足的替代品和改良品。他每天都会检查电线，缠上必要的全新电工胶带。但他永远无法修好电线接入颅骨的插口。在盥洗室里一边拿着镜子，一边在发丝间搜寻插口实在太难了。如果孩子们弄坏了插口，莱因哈特恢复神性的美梦就会彻底破灭。
想到他忍受了多番羞辱与一落千丈的地位，却被一个孩子害得永无翻身之日……这让他再次意识到自己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变得何其脆弱，何其平凡。但电线和插口毫发无损。
莱因哈特长出了一口气，最后变成了颤抖和啜泣。他努力恢复镇定，努力呼唤情感方面的意志力，并暗自庆幸冯·维斯塔普不在这儿，不会观察到他的软弱。
他曾经能够——也应该——仅凭一个意念就点燃外面那些小怪物。那时候，他还代表着德意志科学与技术的巅峰，是超越凡人的存在。骇人的奇迹曾是他的专长。
晚餐是一碗白米饭配上番茄，以及——作为给自己的奖励——他存放在冰柜里的那根牛犊肉香肠剩下的部分。这让他精神大振，想起了家乡。在流亡的最初几年里，闪电战给伦敦留下的伤疤仍然新鲜，而德国食品花天价也买不到。这点正在改变，只是非常缓慢。
晚餐过后，他开始整理带回家的各种零碎物品。他离开了两天，回来的时候还被出没于附近的小杂种们袭击，但一切都是值得的。皇家空军最近让纽丘奇[6]附近的一座前哨退了役，它是历史可以追溯到战争时代的雷达监测站之一。也是被更现代化、更复杂的雷达站取代的最后几座监测站之一。假如伊留申轰炸机与负责护卫的米格式战斗机开始飞向不列颠，这种监测站只能做出毫无意义的第一次警告。
退役的雷达站意味着大量廉价甩卖的电子设备，就跟白捡没区别。在平民进入那片区域之前很久，敏感设备就会被运走。但莱因哈特不在乎——那些多半是高频电路，微波发生器，以及其他原理复杂的东西。莱因哈特需要的东西同样复杂，但在报纸广告上却是找不到的。
他抢到了冷凝器、真空管、感应器、继电器和其余元件。这次收获很大，甚至超过了那位已故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资产拍卖会。他甚至找到了几只计量表，等到他再现帝国强化部的电池电路设计的那天，它们就会派上用场。
等到。不是如果。
对这鬼东西的逆向工程是个痛苦的过程。通过反复试验，他知道了怎么做才会引起幻觉、消化不良、痉挛……
他苦涩地想到，他收集来的设备足够打造自己的雷达站了。够讽刺的。雷达被标榜为上一次战争里伟大技术革新之一，但莱因哈特本人就是其中最伟大的。然而，在战后的这些年里，他始终没能取回神电子的力量。
话说回来，冯·维斯塔普博士可以随意使用第三帝国的资源。为了给莱因哈特的超凡意志力的表现提供燃料，法本企业集团派出了许多队化学家、冶金家和工程师来制造相应的装置。
但莱因哈特如今没有法本集团的全面支持。它甚至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一直把那种东西叫作“电池”，但这种称呼很有误导性。装置里存有电能，这点不假，但莱茵哈特在这些年里推导出了结论：它们同样包含了特别定制的电路，能以精准无误的方式传递神电子。
他在探寻过程中积累的零件把这间公寓变成了洞穴。其中大部分是他买来或者捡来的，但有些却来自他维修电视与收音机的工作。这是份低贱的工作，但就算是神也得吃饭。有时他会撒谎，声称那些电器已经修不好了，然后留下其中的元件。
莱因哈特把日记藏在汩汩作响的散热器后方的空洞里。他刚来英格兰的时候，没有任何电子器件方面的知识，至少没学过它们的科学原理。他由本世界最具智慧的人物之一抚养长大，但他从未留意过冯·维斯塔普博士工作的方式。他经常为此自责。
日记里记录了数百张电路图，配有冗长的注释，描述了莱因哈特处理每一种电路的经验。但这些电路全都无法引发出神电子那样的刺痛感。莱因哈特取出最后一本日记，翻到新的一页，然后在他的工作台（那是一扇废弃的木门，横放在两只锯木架上）旁边坐了下来。
几个钟头过去了。
午夜过后不久，睡眼惺忪、精疲力竭的莱因哈特放下了工作，准备就寝。他刷了牙。然后他又刷了一遍牙齿，接着刷了刷舌头，徒劳地想要赶走嘴里的怪味。
金属的味道。
莱因哈特几乎忘掉了这回事：那是铜的味道，是神性无害却恼人的副作用。
他把牙刷丢进水槽，跑向工作台，那天晚上的最后一次实验仍旧摆在那儿。他反向重复了先前做过的一切，搜寻着用金属味道包裹他舌头的那种组合。一滴滴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流下，其中的盐分刺痛了他的双眼，而他在竭力回忆意志力的过程中全身颤抖。什么也没发生。
但紧接着——
——转瞬之间，蓝色的电晕吞没了他伸出的那只手——
——然后消失不见。
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将之重现。但它的确发生了。他感受到神电子流入大脑，为他的意志力提供燃料。他尝到了铜的味道，也嗅到了烟味。
烟味？
一开始，莱因哈特以为是他的退步与缺乏技巧意外点燃了公寓。但他错了。有个出故障的电容器短路了。莱因哈特这才明白，在短路的同时，它的电气特性发生了某种不可预料的随机变化。那种变化在一瞬间让他恢复了力量。
孩子们叫他拾荒客。但他曾是神灵。也将变回神灵。
第一节
1963年5月1日
苏联，下诺夫哥罗德州，阿尔扎马斯-16
格蕾特尔将一边指尖抵上克劳斯的手臂。
“等等。”她耳语道。
她花了几秒钟去咨询只存在于她脑海里的某条秘密时间线。他认出了她脸上的表情：她在回忆未来，窥视几秒钟过后的前方。
然后她说：“就是现在，哥哥。”
克劳斯从偷来的电池里抽出微不足道的一股电流，只够让神电子将他的手转为虚体。这是一次赌博，格蕾特尔向他保证过可以成功。但他还是练习了好几个星期。
他的手穿过钢筋混凝土。他用手指捏住了一根锁住地下室的螺丝。克劳斯集中精神，以运用解剖刀的精准聚焦意志力，将拇指粗细的钢铁拖过墙壁。在那一小块金属伴随咔嗒声落到地板上，也令他们暴露之前，格蕾特尔接住了它。
他们将这个过程重复了两遍。在十五秒内，克劳斯就切断了全部三根螺丝以及警报电路。但那扇门受到的破坏严格局限在内部；路过的守卫只会看到完好无损、毫无瑕疵的钢铁。
对克劳斯来说，拖着他妹妹穿过墙壁反而更轻松。但在完全穿过之前，他们就会被传感器探测到，从而触发俘虏他们的人设置的故障安全装置。整个设施，还有这座被当地人叫作“萨洛夫”的秘密城市，充斥着天线和电路，而它们都与神电子泄露天机的耳语调节到了同一频率。未经许可的意志力表现会立即引发锥形装置的电磁感应。英国人在战争期间开发出了这种技术的粗糙雏形：他们将那种装置称之为“皮克精”，射程大约数百米。苏联人的故障安全装置能让六公里外的电池耗尽电量。克劳斯知道这些参数，是因为他帮他们测试过系统。他别无选择。
格蕾特尔一次也没担心过故障安全装置。克劳斯已经年近五十（这是他自己的估计；他和他妹妹都是战争孤儿）但仍旧不知道格蕾特尔是在何时，又以何种方式借助神电子窥探未来的。他怀疑她对电池的依赖远不如她让那些看守相信的那么大，运用电池的时机也和他们认为的不同。就像在德国的家乡时那样。
他们悄然钻进地下室，然后轻轻关上门。克劳斯摸索起电灯开关来。病态的黄色灯光从头顶毫无遮掩的灯泡倾泻而下，赶走了成排的橱柜与架子之间的阴影。霉味在地下室里弥漫；他们的脚步踢起的灰尘在空中打转。苏联人仍会以近乎虔诚的口气将这地方称作“阿尔法[7]”。但他们最近很少拜访这儿。
橱柜里存放着苏联人以堪比闪电的速度占领旧强化部——帝国国民潜能强化部——的时候取得的文件；架子上是冯·维斯塔普博士的农场——强化部曾在那里存在和消亡——的有形遗物。
格蕾特尔和克劳斯要找的是在战争尾声时遭到没收的那些电池。在数月的准备过后，他成功在苏联人严格的库存管理下藏起了一块电池。但如果他妹妹正确预见了未来（当然了，他对此毫不怀疑），他们就必须收集每一毫伏的电力，为前往巴黎墙的长途跋涉做好准备。
可充电的锂离子电池组曾是最尖端的技术，在1939年，它曾领先于世界数十年。但它们庞大又笨重，与苏联人开发的圆滑模块相比极其过时。如果没有格蕾特尔的预知，他很难相信帝国强化部的电池在二十二年后仍旧保有电力。克劳斯擦去裹住仪表的灰尘与污点。这些电池已经退化，但仍能使用。如果仪表本身还靠得住的话。
尽管克劳斯曾对冯·维斯塔普博士的研究怀有莫大的恐惧，又在共产主义者发起奇袭之前很久就丧失了对神电子队的坚定信仰，但此时此刻，他却感受到了释然与自豪的颤抖。德国工程技术。让人想起了那段黄金岁月：那时的世界简单得多，他们共同的前途也辉煌得多。即使已经退化，这些旧电池依旧代表了数量可观的力量与机遇。超过克劳斯数十年里所知的一切。
他们还找到了几副旧式的双重线束。克劳斯和格蕾特尔各自脱掉衣服，上身赤裸。尽管有些别扭，但他们成功佩戴上了两组线束，一组在前，一组在后。佩戴结束后，他们各自用衣服藏起了四块电池。感觉很不舒服。
“我们走吧。”他说着，抓起她的手。
但格蕾特尔却说：“等等。我们还需要些别的东西。”她领着他穿过一条过道，转入另一条，然后来到一个架子前方，架子上放着两只装有乌贼墨色溶液的玻璃罐。旁边放着个空帆布背包。
“那些是做什么用的？”
格蕾特尔的嘴角翘起，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别担心。我也打包了你那份。”
她说这句话的方式让克劳斯记忆深处的某个瞬间随之浮现。那是他们被俘的几分钟之前。外出的他赶回农场，打算在共产主义者占领强化部之前救走格蕾特尔。他当时抓着她的手，准备拖着她穿过墙壁，不顾一切地想要回到卡车上，甩掉不断逼近的苏联红军：
“等等，”她说着，指了指那只帆布背包，“我们需要那个。”
他拿起背包的时候，它发出陶器或是玻璃那样的哗啦声。“别担心，”她说，“我也打包了你那份。”
克劳斯拿起一只罐子。一团苍白皱缩的物体漂浮在黑暗里。罐子的开口很宽，盖子用蜡反复密封。黄色的标签上列出了一连串日期，以及用西里尔文字印出的其他标注，使用的字体和油墨都各不相同。上次有人研究这罐子是在六年前。上面积满灰尘。
他吹走一部分灰尘，然后举到灯光下，试图窥视内部。内容物贴在玻璃上，仿佛一条死鱼。
克劳斯皱起眉头。“这是……这是海克的大脑？”
“一部分。”
海克。那位隐形人。冯·维斯塔普博士的另一个孩子，少数撑过全过程，学会接受意志力的人之一。他们在帝国强化部一同长大，一同生活，一同受训。直到可怜而脆弱的海克和格蕾特尔私下进行了持续整个下午的长谈，随后在次日自寻了断。
博士没有为他死去的女儿哀悼。他解剖了她。说到底，这是了解引导神电子造成的生理学影响的绝佳机会。由于海克是通过颅骨里的电极进行引导的（就像克劳斯、格蕾特尔、莱因哈特和其他人那样），博士对她的大脑格外关注。
格蕾特尔从他手里接过那只罐子。她把标签揉成一团，丢到旁边，然后用指甲剔去封蜡。长长的蜡块不断剥落。她破开封蜡的时候，克劳斯嗅到了浓郁的甲醛气味。
“为什么……”克劳斯没能把话说完。他换了种说法。“海克的大脑要怎么帮我们逃脱？”
“它不能。”格蕾特尔答道，语气就像在解释某件再明显不过的事。她倒掉了罐子里的东西。甲醛和脑组织洒落在地板上。紧接着，她补充道：“但我们需要罐子。”
“什么？我不——”
克劳斯恍然大悟，某种冰冷之物也沿着他的脊椎蜿蜒而下。抵达内脏的时候，它变成了某种油腻的反胃感。他以手掩口，吞了口唾沫。上帝啊。
在那场战争期间，他见过格蕾特尔做过怪异的事。令人费解的事。可怕的事。但或许都比不上她对海克的所作所为。现在他明白了理由，却反而更惊恐了：海克的自杀只是庞大机器里的一枚小小的齿轮。在他们被俘之前很久，格蕾特尔就为他们的逃脱做好了准备。她导致一名无辜女子自杀，只为确保一只无比普通的罐子出现在二十年后的此处，出现在对他们来说恰到好处的时间和地点。其中的冷酷不比帝国强化部或是阿尔扎马斯发生过的任何事逊色。但格蕾特尔阴谋的范围之庞大……克劳斯的血液没在血管里冻结就堪称奇迹了。
数十年来，格蕾特尔始终在编织因与果。农场陷落是因为格蕾特尔希望如此。为什么？在他们来到阿尔扎马斯之前，这个问题就令他苦恼不已。当然了，他问过理由，但格蕾特尔从未给出过答案。只是微笑着编织自己的计划。
他也在这里。作为被迫同行的幽灵。
克劳斯叹了口气。他畏惧自己妹妹的洞察力，但他更加痛恨阿尔扎马斯。“现在呢？”
“现在你去上厕所。”
上帝啊。真是越来越糟了。“在罐子里？”
格蕾特尔皱起眉头。她摇了摇头，她的辫子——渡鸦般漆黑的长长发辫，其中夹杂着灰色——在她的肩头舞动。她总是把辫子编得很长，只有刚到这儿的时候除外，当时苏联人剃光了他们的头发。
“不。你去，”她说着，把他推向地下室的门，“到厕所去。”她再次将他往门口推去，这次把那只玻璃器皿放在他手里。它又湿又滑。“把它洗干净。然后留在水槽里。”
他正想开口，想要弄明白她这话的意思，但她却打断道：“去吧。别再耽搁了。”
克劳斯尽可能安静地冲洗器皿，以便听清走廊里的脚步声。他有些怀疑格蕾特尔的逃亡计划需要他因为宵禁后离开集体宿舍而被捕。罐子让他的双手发臭，还有一层泥状物质堆积在手掌边缘。他用毛巾努力擦拭。他加快动作，尽量让罐子大致上恢复干净。随后，因为那块遭受牵连的毛巾散发出甲醛的恶臭（就像他的双手那样），他把它藏到了厕所的某个隔间里。他将罐子放在水槽的狭窄托架上，水渍斑驳的墙壁在那里与遍布锈迹的陶瓷相连。
他回到地下室的时候，格蕾特尔正把某样东西塞进衬衣里，“都做完了吗，哥哥？该走了。”她领着他踏入走廊。
在成为秘密城市之前，阿尔扎马斯-16有过“萨洛夫”这个名字：萨洛夫修道院——圣塞拉芬的故居——的周围建有十余座教堂。萨洛夫成为研究设施的时候，国家下令关闭了一切。它发展飞快。
但无论内外，这里的建筑都有别于同等规模的大多数苏联城镇：大半个阿尔扎马斯-16是由苏联红军在战争最后数月扫荡欧洲的过程中俘虏的轴心国士兵建成的。阿尔扎马斯给人以清晰无误的欧洲风格——以及德国风格——的印象。它简直就像图林根[8]的村镇。最初的那段日子非常令人混乱，克劳斯看着这些建筑拔地而起，觉得自己仿佛在见证帝国强化部的毁灭倒转过来的景象。
阿尔扎马斯-16是一座庞大而守卫森严的设施，墙壁、围栏和极具攻击性的周边防御体系环绕着它。包括故障安全装置在内。这栋建筑——三号建筑——坐落于城镇的中央附近。克劳斯跟着妹妹走向警卫室，强行压下回头张望的冲动。
格蕾特尔拉着他在楼梯井的底部停了下来。他们爬上几级台阶，直到躲进与警卫的办公桌相隔一个转角的阴影里。
克劳斯低声说：“巡逻队——”
“今晚不会有巡逻队。”格蕾特尔将一根手指举到唇边。
等克劳斯的呼吸恢复平缓以后，他逐渐分辨出了转角那边的动静。他认出了液体在玻璃内部泼洒的响声。这让他想起了可怜的海克，还有她屈辱的结局。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走廊里传来了脚步的回音。克劳斯做好了被迫战斗的准备。在触发故障安全装置之前，他最多只能完全虚体化数秒，勉强够让他和格蕾特尔穿墙离开。
有个声音在说：“见鬼，你在干什么？”
另一个声音答道：“跟我喝一杯吧，萨沙。”
“你醉了？”
“我没醉。我是在庆祝！在我跟你说话的这会儿，午夜才过去二十分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玻璃与金属的刮擦声传来，像是瓶子被人拖过桌子的声音。“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萨沙的嗓音再次响起。克劳斯不清楚守卫们的名字，但他也许认得出他们的长相。
“今天，”前一个守卫说，“是国际劳动节。我在为我辛勤劳动的兄弟姐妹们庆祝！为他们干杯！”片刻过后，咂嘴声传来。
“你真可耻，科什焦。你巡逻过了吗？还是说我必须替你干活？”
克劳斯绷紧了身子，这时格蕾特尔拍拍他的膝盖。相信我，她用口型说。
“可耻？我是个爱国主义者，我会让你明白的。”
“只要能找到，你连喷气机燃料都喝得下去。那是什么东西？”
“我自己蒸馏的。”瓶子被人推过桌子的响声再次传来，“喝一口。为工人干杯。”
倒吸凉气的声音。“我可不会让那东西碰到我的嘴。你真的刷过牙吗？你的口气跟大便一样臭。”
“随你的便吧，萨沙。”
“我只是不想因为渎职而被枪毙。”
“这儿不搞枪毙那一套。他们会把人交给部队。李森科同志的特种部队，用来练习。”
“我宁愿被枪毙。”
“这话值得干一杯。”
一分钟过去了。然后：“我们之中的一个得去巡逻。我猜那个人是我，毕竟你打定主意要喝个烂醉了。”
“不，不，我会去巡逻。这是我为伟大苏联的贡献。”一张木头椅子被人拖过满是凹痕的混凝土，发出嘎吱的响声，“但首先，我得撒泡尿。伏特加总是来了又去。只有爱国主义才会留在你的血液里。我出去的时候看好门。”
另一个守卫——萨沙——叹了口气。“我会的。”
科什焦摇摆不定的脚步声越来越响，直到他出现在转角这边。克劳斯屏住了呼吸，因为尽管他和格蕾特尔坐在阴影里，但看向这边的任何人都能轻易发现他们。他的妹妹用又黑又大的眼睛看着那名守卫，某种阴暗的喜悦掠过她的脸庞。守卫拖着脚步从旁边走过，看都没看他们一眼。
克劳斯听到厕所的方向传来敲打声，冲洗声，打嗝声和流水声。
几分钟过后，科什焦再次拖着脚从旁走过，手里拿着那只罐子。他得意洋洋地将它高举过头。“好消息，萨沙！”他大声宣布着，绕过了转角，“我在厕所找到了这个。现在你可以跟我喝一杯了。”
克劳斯转头看向他妹妹。她眨了眨眼。
萨沙的声音从警卫室传来：“你在厕所里找到了一只罐子？这多半是样本罐。我敢打赌，有人往里头撒过尿。”
“胡扯。瞧，干净的。”
“你朝里头撒过尿么？”
“来一杯。庆祝劳动节。”
玻璃与玻璃碰撞的“叮当”声传来：某个人——大概是科什焦——正在朝罐子里倒酒。
“不要那么多。我可不想瞎眼。”
克劳斯能想到的只有甲醛，以及可怜的海克的脑子；想到要从那只罐子里喝东西，他就一阵反胃。
“为伟大苏联干杯。”又是玻璃的叮当响声。
随后是一阵沉默。接着，萨沙说：“这酒不算坏。”
接下来是又一阵倒酒声，祝酒声，以及玻璃的叮当声。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某个时刻，格蕾特尔用手肘捅了捅克劳斯，让他猛地清醒起来。“你就要开始打呼了。”她轻声说。
克劳斯问：“我们该袭击他们吗？他们都醉了。”
格蕾特尔翻了个白眼，但什么也没说。
不久后，萨沙说（语气比先前放松了很多）：“你身上的气味就像淋湿的狗儿，可你酿的酒挺不错。”
“谢谢。”
“这酒真是你酿的？”
“对。”科什焦的嗓音显得模糊而微弱。
“怎么做到的？”
克劳斯听懂了他的问题。这里是整个苏维埃联盟——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的帝国——最敏感的设施。在这儿，就连守卫都要接受仔细的检查。在克劳斯的想象中，守卫宿舍遭受搜查的频率和他的宿舍一样。所以科什焦是怎么自己蒸馏出伏特加的？
“我是在他们从不检查的地方酿的。”
“他们什么地方都检查。”
“不。”科什焦顿了顿，或许是又喝了一口。他咂咂嘴，“他们不会搜查故障安全室。没人喜欢到那儿去……”
克劳斯在心里替他说完：……因为那儿装满了烈性炸药。神电子是冯·维斯塔普博士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苏联后继者——展现超人力量的关键。但这也是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9]。这种电路容易受到适当配置的电磁脉冲的影响。在对格蕾特尔的电池进行逆向工程以后，英国人设计出了他们的皮克精，并在对帝国强化部那次代价惨痛的袭击中取得了有限的成功。随后，当战争的浪潮转而对帝国不利的时候，共产主义者们将同一种技术的更强大版本投入了使用。
阿尔扎马斯的故障安全装置远胜原版的皮克精，但它们运作的原理相同。它们会利用化学爆破物来粉碎电磁体，以破坏力强大的电磁脉冲覆盖整个设施。
结果就是，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愿待在故障安全装置的附近。随时都可能发生未经通知的演习、装置故障、甚至是有人尝试逃脱。死亡将会迅速而确实地到来。
没有人会搜查故障安全室。
萨沙说：“天才。为你干杯。”
“为我干杯。”叮当。
“保养……他们时不时会去做保养。然后呢？用伏特加买通他们？”
“有些可以。另一些会收下我的伏特加，然后照样出卖我。那群猪猡，”科什焦啐了一口，“来吧。我带你去瞧。”
萨沙打了个嗝儿，然后才答道：“到那个房间里去？我可不要下去那儿。”
“很安全的。我去过好多次了。”
“你是个喝醉了的疯子，”萨沙似乎光是努力咬字清晰就很费力了，“我比你更聪明，也更负责。”
“那我们就解除了安全装置再下去。”
“嗯。这主意好多了。”
接着，他们又花了点时间讨论是否要带上剩下的酒，然后便跌跌撞撞地前往科什焦的蒸馏室了。
格蕾特尔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好了，”她说，“我们走吧。”
难以置信，克劳斯心想。
在半个钟头的潜行、藏匿、躲避和飞奔过后——每个行动都来自格蕾特尔脑海里那条时间线的指示——他们偷到了一辆汽车。而且由于故障安全装置已被解除，当他们抵达设施边界时，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克劳斯将汽车和车内的一切虚体化。
他们畅通无阻地逃出了阿尔扎马斯-16，就像集中营里的两个鬼魂。
1963年3月3日
英格兰，伦敦，贝尔格瑞维亚[10]
摇曳的烛光穿透了水晶玻璃酒杯，在纯银的器皿上熠熠生辉，又令上好的桌布泛动光泽。这家餐厅里充斥着低沉而文雅的交谈声，不时穿插着精致瓷器的“叮当”，又或是酒瓶塞子的“嘭”。
格温多琳·博克莱夫人说：“你没救了，威廉。直到被埋进乱葬岗之前，你都不会消停了。我敢肯定。”
威廉·爱德华·格斯里·博克莱勋爵，第十三代埃尔雷德公爵的弟弟，捏了捏他妻子的手。她再次大笑起来。
“乱葬岗？不可能，我亲爱的。我对自己的丧葬仪式留下了非常细致的指示。”
“是吗？”格温多琳又喝了一口智利红酒。威廉从没尝过那种酒，但餐桌边有个普遍的共识：法国那些集体化酒庄的产品完全无法和南美洲葡萄酒相提并论。
“噢，是的。”
“你没跟我提过这回事。”威尔的哥哥奥布里说。
格温多琳歪了歪头。她宝蓝色的丝绸礼裙和双眸相衬。那双眸子正以熟悉的方式闪闪发亮，意思是：我听着呢。
威尔停顿了片刻，仔细品尝着最后一小块酥炸小牛肉。“等那一天到来，亲爱的，而我也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威尔说道，“你和奥布里应该把我的遗体带去塔桥[11]。到那儿以后，你们要从最高的护墙上把我的尸体丢下去。”
怒意从奥布里的脸上掠过。“威廉！”
薇奥拉·博克莱——他那位长着马脸的妻子——掩口窃笑起来。侍酒师拿着另一只酒瓶回来，并为他们斟酒的时候，她强行忍住了笑。
威尔将手掌盖在尚未使用的酒杯上。侍酒师点点头，看懂了他的手势，对威尔的断指瞥了仅仅一眼。他匆忙收走了杯子，显得格外尴尬：酒杯本该在用餐开始时就收走，而他也不该注意到威尔的伤。这种事对威尔来说无关紧要，但在那位侍酒师工作的社交场合，类似的过失几乎是不可原谅的。
奥布里皱起眉头。他等那位侍酒师走到远处，然后才开口说：“你就非得在饭桌上说这么粗俗的话吗？”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公爵阁下，”威尔指了指格温多琳，“你总不能要求我瞒着自己的配偶吧？毕竟，这件事对她和对你的影响一样大。你们要负责搬运我的尸体。”威尔拍了拍肚皮，他的背心下面已经有了发福的迹象，“你们应该也同意这点吧。”
“我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奥布里说。他之所以匆忙给出口头回绝，是因为担心有人会碰巧听到他们的对话，而且不知为何相信这是事实。可怜的奥布里，威尔心想。就连孩提时的你也毫无幽默感。我总是忍不住逗你，你很清楚。
奥布里永远没法彻底忘掉威尔的黑暗岁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担心会有人发现他和他弟弟——那个曾经寻求社会性死亡的弟弟——来往。威尔不止一次几乎断送奥布里的政治前途。直到今天，每当奥布里和威尔同时出现在公开场合，焦虑的气氛——担心丢脸，担心损害公众形象——都会笼罩在奥布里身上。
威尔摇摇头，“噢，你会的。在签署基金会文件的时候，你应该多加注意才对，”他朝格温多琳和他嫂子眨了眨眼，“会有无耻之徒加以利用的。”
愤怒的红晕穿透了奥布里领口处的肥肉褶子，传到了他的脸上，“预防这种事可是你的工作。”
“是的，没错。你也应该感谢我始终警醒。但有些事是免不了的。”威尔说，他转向薇奥拉，“你丈夫的葬礼安排也同样令人反感。但这毕竟是他的遗愿，而尊重遗愿就代表尊重他。虽然我实在想不到要怎么在短时间里找到这么多莫里斯舞者[12]。”
薇奥拉又吃吃笑了起来，那是略带反感的内疚笑声。格温多琳并不像威尔那样享受逗弄奥布里的过程。她说：“好吧，至少场面不会沉闷。就让共产主义者去过他们那种灰色的小日子吧。”她摇摇头，又说：“太可怕了。”
“这是种很不公平的刻板印象，”奥布里说，显然为改换话题的机会而庆幸，“说实话，他们和我们没什么分别。”
威尔读懂了那种微妙的迹象，明白奥布里的态度稍稍惹恼了她。他靠向椅背，开始看戏。这种争论已经是老戏码了，但他从来不会看腻。格温多琳在口头争论方面未逢敌手。
“没什么分别？请原谅我的无知，公爵阁下，但我不记得克里姆林宫设立了上议院，”格温多琳说，“还是说你们把贝斯伍德的宅邸公有化了？”
太妙了，威尔这么想着，同时捂住嘴巴来掩饰微笑。小心应付，哥哥。
奥布里没有上钩。“言之有理。我的意思是，苏联的人民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和需要。他们的领导人也许对于如何提供那些东西有不同看法，但到头来，我们都是一样的。”
“只要愿意，我们就可以在英国内自由走动。如果你试过从波兰开车去葡萄牙，我怀疑你会发现情况不太一样。丘吉尔当初是怎么说的来着？‘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
“丘吉尔在当时是个人才，”薇奥拉加入了讨论，以支持她丈夫，“是我们在战争期间需要的人才。没有人会否认，我们能撑过那些年月堪称奇迹。”在桌子下面，格温多琳捏了捏威尔的手。薇奥拉没意识到自己揭开了一块旧伤疤，却不管不顾，鹦鹉学舌似的说着从她丈夫那里听来的话：“但时代不同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观点过时又对立。幸好我们已经不用绑在那根轭上了。”
“说得好，亲爱的。”奥布里说。然后他转向格温多琳说：“我同意，我们在海峡对面的同胞在某些领域不像我们那么开明。正因如此，我这些年来才会发起那几项以培养两国人民之间开放态度与文化交流为目标的举措。我们的受益和他们一样多。”
（“你想说的应该是‘海峡那边的同志’吧。”格温多琳低声说。）
“在国际关系正式缓和之前，奥布里就在推动类似的改革了。”
“缓和？是这么说的吗？”格温多琳说，“在我看来，非洲局势应该叫作‘僵局’才对。他们支持革命或者工人暴动，而我们的反制手段就是支持对立的一方。”
薇奥拉没理她，“事实上，他在42年大饥荒之前很久就主张做出改变了。”
奥布里摇摇头，“当时太可怕了。”
格温多琳又捏了捏威尔的手。这次她宽慰的碰触逗留不去——就让奥布里对公开示爱的厌恶见鬼去吧。欧陆大饥荒是那个异常严酷的冬天引发的后果。反常的冬天。威尔当时是巫师队伍的一员，他们的任务就是创造那种残酷的气候。在他们的努力换来成功之前，他被逐出了团队（说实话，正是因为他被赶走，任务才能成功），但他已经为王室和国家做了许多肮脏的工作。魔法技艺是用鲜血换来的。
饥荒的话题勾起了无法忘怀的记忆，也重新点燃了闷烧已久的内疚。就像揭开一块始终新鲜，始终柔软的伤疤。有时候，在记忆卷土重来的那些夜晚，威尔甚至不敢与镜中的自己对视。
不过当然了，薇奥拉，甚至是奥布里都对这些事一无所知。如果白厅的某些人知道威尔在疗养与回归文明社会的漫长过程中有多么信任他未来的妻子，他们肯定会非常不悦。不过让他们去死吧。每一个都是。
“我还要主张，”格温多琳说，“日本人也不同意你对‘缓和’的看法。”
大东亚共荣圈与苏联的东部边界就像摩擦燧石的钢铁。火星落下之处，边界冲突的烈火就会燃起。
薇奥拉会意地摇摇头，“噢，那些人就是真的不可理喻了。你也知道，他们跟我们不同。野蛮。好战。他们缺乏基督信仰的教化。打了二十年的仗！”她发起抖来，“还有他们在满洲做的那些事……”
“说到文化交流，”奥布里说着，努力将话题导往不那么令人心烦的方向，“我今天跟费多托夫大使谈过话。他会在下周主持一场招待会。”他扬起双眉，用恳切的目光看向威尔和格温，“我想你们应该有空吧？”他露出顶尖富豪特有的微笑，而且那种笑容的对象仅限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人，“我向你们保证，这次集会不会特别沉闷。”
“当然有空，”威尔说，“我们很乐意。”
“棒极了。费多托夫说过，他很想再见你一面。”
格温多琳转向威尔，“你认识大使？”
威尔耸耸肩。“我们打过交道。”他朝奥布里那边歪过头，然后说：“通过基金会。那位大使是个古怪的小家伙。”
“我觉得他相当有魅力。”薇奥拉说。
侍者收走餐盘的时候，格温多琳对她丈夫说：“这事你可没跟我提过。”
更多的内疚压在威尔的肩头。不是为了过去的行为，而是他此时此刻仍在保守的秘密。她不该受到这种对待。
“你是说我见过那位大使？这事真的不值一提，亲爱的。他最近偶尔会来拜访基金会。事实上，就在我们去和阿尔比马尔勋爵夫妇打惠斯特牌的那天。我正要出发的时候，遇到了一点状况——你应该还记得，我那天有点迟到——”
“是啊。我记得。”格温多琳没有翻白眼，而是用语气表达出相同的效果。
“——然后碰巧遇见了来到基金会的奥布里和大使。我们互相做了介绍，就只是这样，然后我就出了门，还因为这事有点狂躁。”
格温多琳沉默地坐在那儿，盯着威尔看了好一会儿，“唔。有意思。”
“噢，如果你还没有和他做伴的机会，”薇奥拉说，“那你就一定得参加招待会了。来吧。你会发现他很讨人喜欢的，格温多琳。”
格温多琳浅浅一笑，笑意只够让薇奥拉察觉不到她的咬牙切齿，“我肯定会去的。我很期待。”
甜点是法式焦糖布丁搭配覆盆子浓汁与罗得西亚苦咖啡。威尔谢绝了咖啡，换成加了柠檬的浓印度茶。对话转为较为平凡、也不那么紧张的话题：美利坚合众国的种族暴动（可耻）；中部地区铁路运输的又一次中断（可耻）；白金汉宫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堕落）。
那个夜晚结束的方式一如往常，威尔和奥布里在桌子的一头讨论基金会事务，格温多琳和薇奥拉则在闲聊。北大西洋跨文化基金会是个特许成立的小型私人非政府组织，其目标是改善联合王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关系。奥布里通过1942年的永久投资创立了这个基金会，而它在从海峡对岸涌来的难民潮中适时地发挥了主导作用。等到次年春天，铁幕砰然落下，难民潮也戛然而止。但基金会留存下来，并迅速成为了英国与苏联这两个帝国公开认可的交界点。威尔喜欢取笑他，说他同时是训狮人和养熊人。作为基金会的首脑，威尔密切合作的对象包括苏联外交使团的成员，他们的英国同行，国会的好几名成员，偶尔还有外交部长本人。
在驱车回家的路上，伦敦的夜色朝格温多琳的脸投下了黑色的阴影，其间点缀着来自贝尔格雷夫广场的白色粉刷住宅的苍白反光。交错的光影将她的金发变成了白色，也让她鬓角处的几缕花白转为银色。她叹了口气，将一缕乱发拢到耳后。她注意到威尔正在看她。
“怎么了？”她问。
“我还想这么问你呢。”他笑着说。她又叹了口气，“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吧。你的负担就是我的负担，反过来也一样。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的誓言里提到过这些。”
“噢，威尔。抱歉。只是……”她将嗓音压低到耳语，免得让他们的司机听见，“你哥哥的老婆是一头无趣的母牛。”
威尔嘹亮的大笑声吓了司机一跳。在将车子转入莱尔街之前，他在后视镜里瞥了眼那对夫妇。威尔拉起格温多琳的手，用拇指轻抚她的手腕内侧，感觉到她的紧张开始消融。
“要知道，奥布里曾经无比希望我能和薇奥拉这样的人安顿下来。”
“你会发疯的。”
“你说当时？我差点就真疯了。”他说着，捏了捏她的手，一如既往地庆幸她走进了自己的人生。
1963年5月4日
英格兰，伦敦，沃尔沃斯
春天时的花园棚屋：烂泥、霉斑、蜘蛛和肥料的臭味。肮脏的隐居处。幸福的隐居处。
雷邦德·马什，前皇家海军少校——以及前军情六处探员——坐在他从酒吧里顺来的一张快要散架的凳子上。他在番茄植株上寻找着擦伤和霉菌。他每天将它们搬到室外的时间越来越长，搬回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准备让它们适应更低的温度，然后再永久移栽到花园里。只要逐步进行，移栽的过程就不会让作物受惊。
对人来说，马什心想，也差不多。只要事物改变的速度够慢，持续时间又够长，那么在你察觉之前，世界就会扭曲到你认不出的地步。
战争结束后不久，他用某座家庭防空洞拆除时搜刮来的材料扩建了这间棚屋。增建的部分有低矮倾斜的透明塑料屋顶，曾经光滑而洁白，如今因为气候和老化满是裂缝与脏污。
纸袋装的盆栽土、肥料和叠放的花盆压弯了马什的工作台。他的小床半塞在工作台下，上面盖着凌乱的床单和满是水渍的单薄军用毛毯。一只手制书柜——塞满了吉卜林和哈格德[13]的著作——充当临时的床头板。几张旧照片钉在书架上，边缘发黄蜷曲。
碟子摔碎时的咣当声从屋子那边传来。丽芙——他的妻子——发出仿佛警报声的尖叫。马什把手伸到花盆后面，打开了收音机。
他并不特别想了解新闻或者世界局势，但它能盖过噪音。将主电源接到棚屋费了不少工夫，但这是让他维持神智正常所必要的。有时候，屋子那边会格外吵闹，而他会把收音机调到频道与频道之间，充当白噪音发生器。
马什俯身察看另一株植物，感到腰背部一阵刺痛。他的膝盖也传来剧痛。他的膝盖是老毛病了，从他年轻时就落下了病根。这些年来复发了许多次。他的背痛则是衰老带来的纪念品。
泥土受热的气息飘过棚屋。收音机里的真空管在加热的同时，也烧焦了落进格栅的那层细小的尘埃。静电音转为缥缈不定的颤音，其中夹杂着人声的痕迹。扩音器稳定下来，而人声变成了俄语合唱。没在播放莫斯科的最新政治宣传的时候，欧洲大陆的大多数电台都是这副样子。有时候，在能够忍受的时候，他会听那些广播的内容。这会让他想起很久以前那段令人绝望的日子。成日研究地图，与巫师们协商，希望能怂恿苏联解决第三帝国。
马什用拇指轻拨了几下调谐器的转盘。它开始播放一段嘹亮的不和谐音——某个来自利物浦的乐团演奏的现代音乐。又一次拨动让收音机转到了BBC的某个电台，后者正在播放更加熟悉的音乐。马什认出了那张本尼·古德曼[14]的唱片，也想起了它刚刚推出时的情景。大型爵士乐团的节目很受那些上了年纪，仍旧记得战争之前生活的人们欢迎。
他一边听着节目剩下的部分，一边用一小块自行车内胎修理漏水的胶管。这条胶质水管上满是杂色斑驳的补丁，早就过了使用寿命，但马什仍在让它发挥作用。他们省下的钱也许足以负担购置新水管这样的奢侈行为，但马什从未向丽芙提议过这件事。新胶管意味着在棚屋里打发时间的借口变少。意味着断绝又一条逃避之路。
他们为新生的儿子约翰买下了那辆自行车，期待他长大到能够使用的那一天。它仍旧靠在棚屋后面，无人问津，慢慢生锈。薇拉·林恩忧伤地唱着关于蓝知更鸟与白色山崖的歌。丽芙过去总唱这首歌，而且比林恩本人唱得更好。但自从约翰出生以后，她就再也不在家里唱歌了。
马什准备再次换台，但在他的双手有空之前，那首歌就结束了，然后就到了整点的新闻时间。那天早上的头条新闻是对月发射的火箭。三位俄国宇航员离开了空间站；几天之内，他们就会成为亲眼看到地球背面的第一批人。列宁本人肯定已经下令冯·布劳恩[15]确保他们安全归来。不出所料，尼克松总统代表美国人民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在近东地区，皇家海军将“海洋号”航母部署到了波斯湾，靠近英国石油公司位于伊朗南部的阿巴丹炼油厂，以回应苏联在阿塞拜疆和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边境的活动。在别处，零散而令人费解的报告陆续送到了BBC在开普敦的办事处，包括在坦噶尼喀[16]地区的村庄遭到废弃的传闻。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林务官调查了不久前那场烧毁了格罗斯特郡数英亩林地的大火。而在屋外，厨房的门嘎吱作响，然后重重关上。马什叹了口气。
不久后，丽芙闯进门来，挂在门后的工具咔嗒作响。她散发着防腐剂和被水冲淡的香水气味。马什看到了她比平时颜色更深的眼袋，决定对此只字不提。约翰昨晚又做了噩梦。
她酒窝边的皱纹几乎与皱起的眉头相连，“你是打算一整天都待在这儿吗？”
“我就快完事了。”
丽芙抿住嘴唇。“就快完事了，”她喃喃道，“你总这么说。”
“我越早把这些种进地里，我们就越早能再次吃上像样的沙拉。”这句话才说出口，马什便心头一紧。
“像样的，”她说，“和我在其余日子里准备的不像样饭菜截然相反。”
马什又一次——就像他有时会做的那样——为流逝的光阴而惊讶。岁月将丽芙曾经可爱又诱人的雀斑变成了令他反胃的老年斑。事态怎么会恶化成这样？时间真是个残酷的炼金术士。
“别这样，丽芙。你明白我的意思。”他发现她拿着手提包，而且涂了唇膏。丽芙已经有好几年不打扮了，但她最近重拾了这些习惯。这意味着她会很晚回家，身上散发着另一个男人的须后水气味，而且并不打算出于对马什的尊重而加以遮掩。“你要去哪儿？”他问。
“外面。”她说。面对她毫不掩饰的轻蔑语气，这些植物居然没有枯萎发黑。但丽芙向来弹无虚发，从不会错过让他觉得自己没用——没种——的机会。
她将某样东西丢向这间狭窄棚屋的另一头。一串钥匙伴随哗啦声落在他的工作台上，将一只赤陶土花盆敲下了一大块。“喂你儿子去。”她说着，转身走开，然后回头补充道：“轮到你了。”
他等在棚屋里，直到听见花园铁门的尖鸣。它在丽芙身后砰然合拢；他在心里做好笔记，准备给铰链上油，以及替换弹簧。她的鞋跟在外面的人行道上发出咔嗒响声，然后消失在街区那种司空见惯的低沉嗡鸣里。
马什考虑解决番茄的事以后再进屋，但又放弃了那个念头。约翰得吃东西。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丽芙准备好的那口锅子发出的咝咝声：大麦汤配上豆子、胡萝卜和一点点牛肉。马什盛了一碗汤，拿起一条毛巾，然后去了楼上。楼梯嘎吱作响。约翰开始了新一轮哭号。
约翰的房间与他父母表面上同住的那间卧室只隔一小段走廊。马什单手拿出那串钥匙，另一只手端稳那只碗。钥匙串上挂着四把钥匙。马什将第一把钥匙塞进第一把锁，而约翰的哭声同时停止了。马什开始应付最后也最矮的那把锁时，注意到了门下的一摊液体。
转开最后一根锁栓之前，他做好了准备。有时候约翰会盲目而愚蠢地逃跑。但他儿子没有冲向房门。马什走进房间的时候，几块陶器碎片在他的工作靴下四分五裂。约翰先前将一碗汤扔到了房间这一头。
房里弥漫着恶臭。马什身后的房门溅上了棕色的斑点。约翰朝丽芙扔了另一些东西。难怪她今天会出门。
马什打开了电灯。每一面墙壁都覆盖着印花布，里面塞着地毯碎块，马毛织品和报纸。这是马什尽了最大努力自制的隔音装置。在隔音层被撕破的那些位置，他能看到原本的知更鸟蛋色[17]的墙壁。那种油漆是最后那段快乐时光残留的痕迹，是他们在丽芙怀孕的最后几周里修缮这间育儿室的结果。在他们把约翰从医院带回家之前；在他们发现自己的儿子不太对劲之前。
这是医生们的用词：不对劲。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形容。
他所做的一切，他们忍受的一切，全都是徒劳。偶然的命运让一切泡了汤。
泛黄的海报贴在墙壁靠近天花板的位置，展示着字母表里的字母。那些是他们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之前的遗物，当时丽芙觉得自己也许可以在家里教育他们的儿子。
约翰本人蜷缩在平时的墙角里，全身赤裸。在他长大到能凭力气赢过丽芙之后，他们就放弃了给他穿衣的打算。他将双膝紧靠胸口，身体向两侧摇晃，脑袋以稳定而单调的节奏敲打墙壁。这是墙上那层衬垫的另一个理由。只要没被人挪开，约翰可以这么做上几小时，甚至几天。
“是我，孩子，”马什说，“你爸爸。”
马什进屋的时候，偶尔——在状况比较好的那些日子——约翰会停止摇晃，虽然只是一小会儿。这代表承认，暗示着关联。但不是今天。约翰继续用脑袋敲打墙壁，一刻不停。马什最近才更换过那儿的衬垫。
“我给你拿来了吃的。”
嗒，嗒，嗒，嗒，嗒。
马什蹲坐在约翰身旁，盘起双腿，不顾双膝的抗议。约翰摇晃的动作让缺乏清洗的身体气味飘向他父亲；他闻起来有点像馊牛奶。给他洗澡需要两个人，但马什和丽芙很少共处一室。
“看来你今天给你妈妈惹了不少麻烦。你不该这么为难她的。”
嗒，嗒，嗒，嗒。
“她和我一样爱你。”
嗒，嗒，嗒。
马什叹了口气，“我们来吃点东西吧，孩子。”他一手按在约翰的肩头。
约翰朝马什转过脑袋，苍白的双眼看向他。他这样的动作总会令马什不安，也会更加减少他那种没有理性可言的期待。他知道那双眼睛看不见东西，也同样缺乏蕴含暖意的能力。
约翰嗅了嗅空气。他靠向马什，急促而尖锐的吸气声仿佛扫射的机枪。马什将空出的那只手伸向约翰的脸，方便他儿子辨认气味。然后他将那碗汤端了过去。
约翰张开了嘴巴。可马什的勺子还没伸进那张嘴里，他儿子就开始了哀号：那是仅仅一个不间断的音符，持续到他肺里的空气耗尽为止。
他又叫了一声。又一声。再一声。
第二节
1963年5月9日
英格兰，伦敦，朗伯斯
现代伦敦和过去的它截然不同。气味，声音，建筑物……克劳斯记忆里那座城市遗留的部分已经寥寥无几。
他来过这儿一小段时间，当时是为了救出把自己拱手交给英国特工的格蕾特尔。在阿尔扎马斯-16的漫长岁月里，他的思绪不时会回到伦敦。英国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对克劳斯来说，它是个闪闪发光的所在。
他和过去的自己不同了。更有见识了。不再是很久以前那个忠心耿耿、从不质疑的工具。但伦敦的变化比他更大。
在他记忆里，那是个阴沉却宏伟的地方，那座用花岗岩、砖块和大理石砌成的神殿。哥特式的建筑，巴洛克式的建筑，还有另一些他不清楚该怎么称呼的风格。雕像，纪念碑，以及纪念馆。这些曾给他留下痴迷于过去的颓废印象；在他眼里，那预示着英国无可避免的灭亡。过去的他真够天真的。
但当他们乘坐的列车进入伦敦的时候，眼前的景象震撼了他。他们越是深入这座城市的中心，他就越是为此悲伤。
过去那座城市存留下来的只有碎片。有时能留下完整的街道，但这种状况并不多见。残留物通常被夹在毫无创意的新建筑之间。仿佛这座城市的特征——它的性格——都被洗去了。大规模空袭摧毁了城市的灵魂——粉碎了它，烧焦了它，让它的灰烬随风飘散——然后用廉价的假肢来填补留下的空洞。维持了功能性，却全无灵魂。
“变化好大。”他低声说。
“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坐在旁边座位上的格蕾特尔说着，将注意力集中在报纸上。寒意——从他们在阿尔扎马斯的最后一夜起，就与他如影随形——刺痛了他肩胛骨之间那个抓挠不到的位置。当她开口时，他时常会有这种感觉。德国空军对不列颠天空的支配能够进展顺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给出的建议。她按下那支圆珠笔——那是她从某个路过的商人身上顺来的——的按钮，用蓝色墨水圈出了某个东西。自从他们入境以后，她就一直在仔细查看“分类广告”。听过她说明以后，克劳斯才理解了这个概念[18]。
改变的并不只有建筑物。在跨越边境以后，他听过了至少半打不同的语言。大多是法语，但也有荷兰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及他猜想应该是巴斯克语的语言……甚至还有几句德语。那些是在铁幕落下之前想方设法穿过海峡的人使用的语言。克劳斯始终没能把英语练习到完美。知道这点不再重要以后，他松了口气。
午夜时分从加莱出发以后，格蕾特尔和他就只使用英语了。英国的边境政策也有所变化，不再张开双臂欢迎来自巴黎与海岸间那一小片所谓的“自由欧洲”的民众。海峡两岸的严苛举措大幅减少了难民和移民的数量。那些没有文件的人几乎不可能留在英格兰。不过当然了，格蕾特尔预见到了方法。
爱尔兰和加拿大似乎是更合适的去处，但她却耸耸肩，对他的提议不屑一顾。
车轮摩擦轨道时的尖鸣在四下回荡：列车减速驶入了滑铁卢站。克劳斯在座位上身体前倾。他又正了正那顶男式软呢帽。他没有假发，所以只能用帽子和不合身的衣服来遮掩电线。初次来到伦敦的时候，他戴着假发，穿着伪造的海军军官制服。如今他渴望那样的伪装。将电线暴露在外，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公众场合，这一切有违他毕生所受的训练。
格蕾特尔没有费神去藏起电线。就像以往那样，她把电线编在了辫子里。在帝国强化部的时候，她就是这么做的。即便在那时，这种矫揉造作也有故意装嫩的嫌疑。
他们排队下了车，踏入站台上闷热潮湿的空气。但这儿并不拥挤，因此还能忍受。在站台的一头，有个拿着滚筒刷和油灰刀的男人正在刮下几张讲座的宣传布告——发起者是某个英国社会主义团体。演讲人是国会议员之一。这些广告的印刷似乎很粗糙，张贴方式也非常草率。
克劳斯问：“现在该去哪儿？”
他们的背包只有衣服，仅剩的几块藏在底下的电池，以及克劳斯从码头上的一只收银机里取出的钱。“我们得找个过夜的地方。”
“这很简单，”她抬头看着他，“你用不着那么担心，哥哥。”
“我们还需要钱。我们不能一直——”他顿了顿，压低嗓音，“——靠偷的。”
“嘿。”她摆了摆一只娇小的手掌，示意他不必担心。
“所以呢？你的计划是什么？我们该做什么？”
格蕾特尔将报纸对折了三次，然后挽起他的胳膊，“我现在想去参加一场义卖会。”
出租车里弥漫着上一位乘客的香水味道。这是一辆黑色的箱型出租汽车，配备了自杀式车门[19]，就像克劳斯这辈子在伦敦坐过的另一辆出租车那样。上次坐车的时候，他被迫杀死了司机。他希望这次有所不同。
他们的司机非常年轻，橄榄色皮肤，但没有克劳斯和格蕾特尔那样的吉卜赛人外貌。从口音来判断，他应该是西班牙人，或许是逃离了那场大清洗——发生在推翻弗朗科、让傀儡胡安·德·波旁[20]坐上王位的那次“自发性”工人起义之后——的难民。
他们所走的路线经过了一段细长的绿地。一座公园。克劳斯吃了一惊：贫瘠的都市丛林的中心居然能看到如此充满生机与色彩的东西。出租车在交通灯前停了下来。交叉的车流从挡风玻璃旁飞驰而过；源源不断的行人填满了斑马线。克劳斯看着那座公园。
一男一女牵着手在鸭塘边漫步。在更远处，有个哭泣的男孩看着某个大人——他父亲？——努力摘下那只卡在橡树枝丫间的破烂风筝。另一个人站在画架前，画着公园的风景。
交通灯转为绿色；出租车绝尘而去。但那些景象仍旧在克劳斯脑海中萦绕。那一幕显得怪异而又不寻常。
他们在教堂前停了下来，司机拉下某根拉杆；计价器“叮”的一声停下。他在前座上伸出手臂，伸长脖子，对格蕾特尔说了句什么。她把钱给了他。数着钞票的时候，他的脸上浮现出笑容。
她把他们剩下的钱全都给了他，但心事重重的克劳斯没有反对。他这才明白，公园里的景象为何会显得古怪：没有卫兵。
公园里的人们不是某种大型实验的实验对象，没在接受战斗训练，也并非战俘。他们做那些事——绘画，喂鸭子，放风筝——是出于他们自身的意愿。这是某种启示，就像色盲患者初次窥见彩虹的模样。他从未真正理解自由的意义。现在他懂了。这让他为自己悲伤。
格蕾特尔打断了他的沉思。“你来不来？”她已经离开了出租车。司机怒视着他。克劳斯爬下车。出租车加速驶离，留下他们站在被废气笼罩的人行道上。
他们来到了一块仔细修剪过的草坪上。旁边的墓地就没那么整齐了；一排排歪七扭八、满是裂纹、又饱受风吹雨淋的墓碑散落在低矮的铸铁栅栏围起的草地上。几座坟墓上放着鲜花。成排的折叠式金属桌摆放在教堂草坪上。桌子上放着各式各样的零碎物件：台灯，书本，旧收音机，盐罐和胡椒罐，拼图，糖果盘，木头玩具，几卷用了一半的包装纸，衣服，以及配套的架子和箱子。人们在桌子之间的过道上转来转去。他们浏览商品，讨价还价，谈论天气。要分辨卖家和顾客相当困难。
克劳斯看着格蕾特尔，“我们要找什么？”
“等你找到的时候就明白了，”她嘘走了他，“好好玩吧。我不会走远的。”她转过身，融入稀疏的人群里。
他没有动。他刚刚结束了二十年的囚禁生活，这是他踏入自由国度的第一天，可他又在做什么？身无分文地参加教堂的义卖会。为什么？因为格蕾特尔希望这样。但如果没有她，他根本不可能逃脱。
没有她，他当初也不可能被俘。
格蕾特尔在墓地那边蹬掉了鞋子。她拉起裙角，跃过围栏，然后赤着脚在坟墓间闲逛起来。
克劳斯叹了口气。他来回于过道之间，在堆积的商品里寻找着有意义的东西。或许是帝国的纪念物？一张照片？海克的另一个身体部件？但他一无所获。全都是垃圾。
他在某条过道的尽头绕过转角，几乎撞上另一个顾客。
“抱歉。”克劳斯说着，准备让开。
但对方没有动。他瞪大了眼睛。冰蓝色的双眼凝视着克劳斯，目光锐利得仿佛两根冰锥……克劳斯凑近去打量。
那个陌生人蓬乱的胡须遮住了脸。但克劳斯注意到他的软毡帽、长发与高衣领时，他就明白下面藏着什么了。
“狗娘养的。”克劳斯说。他后退了半步，目瞪口呆。
对方也同样紧盯着他。
他们张口结舌地对视着，一动不动，仿佛这条小规模贸易溪流里的两块石头。其他顾客纷纷绕过了这两人。
克劳斯首先回过神来。“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他妈又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还以为你死了。”克劳斯说。
“我还以为你死了，”莱因哈特说，“我以为我是剩下的最后一个。”
“你好啊，莱因哈特。”格蕾特尔说。
莱因哈特看了看她，翻起白眼，“我早该想到的。”
“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她手里有一把金色和淡紫色的百合花，“这些是给你的。”
抬高的嗓门引起了克劳斯的注意。在教堂那边，有位灰白头发的女士语气迫切地和教区牧师说着什么。她指了指墓地，又指了指格蕾特尔。牧师一脸不安。
克劳斯说：“或许我们应该换个地方叙旧。”
莱因哈特看到那位女士和教区牧师朝他们这边走来。“真不敢相信，”他嘀咕道，“我在这儿住了二十年。二十年。安静又不起眼。你们两个才出现了两分钟，就他妈暴露了我的身份。你们干吗不在地狱里烂掉算了？”
格蕾特尔将发辫缠在一根手指上，刻意拉扯着一根电线，“我还以为你会想念我们。我也以为你想听听我们要说的话。”
莱因哈特琢磨了一会儿。他的目光从格蕾特尔转向克劳斯，再转向牧师，最后回到格蕾特尔的电线上。
“我有辆车。跟我来。”
莱因哈特住在个破地方。
那是个庞大而丑陋的房屋建设区，方方正正、缺乏色彩。非要说的话，这儿让克劳斯想起了苏联的建筑风格。萨洛夫市是罕有的例外；苏联的许多地方都是这副样子，而且多半出于同样的理由。建造迅速、讲求实用，对美观毫不关心。
等他们驶入停车场以后，在旁边空地上踢足球的孩子们停止了玩耍，看着他们。克劳斯和格蕾特尔钻出莱因哈特的车——那辆1938年产，破破烂烂的沃克斯豪尔——的时候，其中一个孩子大喊道：“瞧啊！拾荒客给他自个儿找了几个伴儿！”
孩子们开始了合唱：“拾荒客！垃圾桶人！”
格蕾特尔似乎被逗乐了；她朝那些孩子露出了微笑，仍旧拿着那些花儿。
“别理他们。”莱因哈特说。他低垂着头，快步穿过人行道。
克劳斯追上了他，“拾荒客？这就是你的掩护身份？”
莱因哈特咕哝了一句什么，克劳斯没能听见。
“怎么了，莱因哈特？”
莱因哈特猛地转过身来。他压低嗓音，严厉地说：“别那么叫我！我现在是理查德。”
“噢，是啊。拾荒客理查德。”克劳斯没忍住。
“吃屎去吧。”
格蕾特尔在他们身后叹了口气，“捡垃圾的可怜人。”
“你们都去吃屎吧。”
莱因哈特再次迈开步子，领着那对兄妹走向电梯。电梯里有股霉味，就像是始终没机会好好晾干的湿地毯。
等他们到达莱因哈特的住处时，他昵称的来由就不言而喻了。成堆的垃圾塞满了这地方，有些地方几乎紧贴天花板；从外表来看，大部分是电子器件。这儿还很昏暗；莱因哈特的收藏遮蔽了大部分窗户。阴影里有虫子爬来爬去。霉味让他的鼻子发痒，虽然没有电梯里那么强烈。
莱因哈特锁上了门。他把帽子丢到一张椅子（看起来也是唯一的椅子）的椅背上，然后剥下了假发。克劳斯注意到，他的电线受到了严重磨损。
格蕾特尔径直走向厨房。她在莱因哈特的橱柜里翻找起来。
“嘿！别碰我的东西，你这疯婊子。”莱因哈特坐到那把椅子上。
克劳斯再次扫视这间公寓，然后又看向莱因哈特的电线，“你遭遇了什么？”
“噢，不。不，不，不。”莱因哈特说着，换成了德语，“省省这些废话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这些混蛋却出现在我家门口，指望我坦然接受？指望我跟你们快乐地叙旧？相信这只是巧合？”他指了指格蕾特尔，“我还不至于这么快就忘记，对她来说没什么巧合可言。所以你们究竟来这儿做什么，又他妈想要我做什么？”
同样的疑问也困扰着克劳斯。莱因哈特指出了问题的核心。
“是啊。”克劳斯说。他转头看向格蕾特尔，后者找到了一只空牛奶瓶，“格蕾特尔，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
“等等——你也不知道？”莱因哈特大笑起来，“你做过哪怕一件她没让你做的事么？他们不该给卡姆勒栓上狗绳的。宠物小狗是你才对。”
克劳斯拼命思考能够反驳的话。但他失败了。莱因哈特的话一针见血。它命中了连克劳斯自己都不知道的靶子的中心。这让他的怒气迅速消失，仿佛破掉的气球。莱茵哈特的嘲笑让他满心羞愧。该死，但这家伙说得对。
“卡姆勒死了。”格蕾特尔用随意的语气说着，在水槽里给瓶子装满了水。
莱因哈特说：“真不敢相信，你会指望我——等等，卡姆勒怎么了？”
“斯帕尔科枪毙了他。”她说。她把那束教会墓地的百合花插进牛奶瓶里。在整理花朵的时候，她补充道：“我猜是他下令让别人干的。免得共产主义者活捉卡姆勒，然后拿他做研究。”格蕾特尔后退一步，歪过脑袋，然后调整了花儿摆放的位置。她轻轻发出一声代表满意的“呼”。然后她将那只临时代用的花瓶拿到莱因哈特的桌子上，总结道：“但他们还是研究了他的尸体。”
莱因哈特扬起一边眉毛，看着克劳斯。“我们是后来才听说的。”克劳斯说。
“听说的？”莱因哈特眯起双眼。他警惕地盯着格蕾特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将目光转回克劳斯那边，“你们遭遇了什么？从这部分开始说。”
克劳斯想起了他上次见到莱因哈特时发生的事。他们在有史以来最严酷的冬日结伴旅行。很多人在那个冬天发了疯，折磨他们的不光是异常的天气，还有孩子们口中那种无法理解的语言。消失传来：苏联红军跨越波兰，正在深入因为酷寒而全无抵抗的帝国。他们的恩怨在争论对策时爆发：是该返回强化部，确保冯·维斯塔普博士的遗产不被共产主义者染指？还是应该赶去柏林，与入侵者正面对峙？
莱因哈特——他永远对荣耀趋之若鹜——坚持要选择后者。克劳斯选择返回农场，希望能找到格蕾特尔，在帝国强化部陷落前逃往西方。但苏联人已经赶到，还准备好了皮克精。
因此在随后的二十年间，在苏维埃联盟深处的某座秘密城市里，他们充当着战俘和实验对象，以及某个庞大研究项目的基础。
等克劳斯总结完毕后，莱因哈特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我早说过回农场是个错误。当了俘虏，对吧？”他盯着格蕾特尔，后者坐在一堆板条箱上。他轻声思忖道：“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她为什么会允许那种事发生。在我看来，她应该警告你才对。”
克劳斯的前战友是个喜欢自吹自擂的自恋狂，除此以外，他还有恋尸癖。但他的话有几分道理。这点令人不安。
“所以你们过了这么久总算逃出来了，”莱因哈特续道，“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是现在？”
冰冷的刺痛感渗入克劳斯的脊椎，以及他的内脏。类似的问题会迫使他面对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也就是他自身的愚蠢。他改换了话题。
“你是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的？”
莱因哈特陷入了沉默。最后他说：“我在柏林的东北方和苏联人交战。一支装甲部队。我独自和他们战斗，寸步不让！我融化他们的坦克，焚烧他们的士兵，把他们的大炮变成熔渣。他们朝我开枪的时候，我放声大笑。如此光荣。我如此伟大！我终于成了博士期望的那种工具，”他再次陷入沉默，“但那儿的共产主义者比电池要多。多得多。”
克劳斯说：“我警告过你的。”
“我只能在神电子还在的情况下撤退。”
“那肯定是一次光荣的撤退，”克劳斯说，“还是说你只是在逃命？”
莱因哈特做了个粗鲁的手势，“我回到农场去补充电池，但那里已经陷落了。你和其他懦夫显然在红军到达的那一刻就投降了。”
克劳斯交叠双臂，“他们有皮克精。好几十台。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为了甩开正在推进的大军，我用掉了最后一块电池。我徒步跨越了比利牛斯山，在大约一年后到了西班牙。我的目的地是加拿大。他们对我们这样的前党卫军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我猜是因为担心红色威胁[21]会赶走可能的盟友。那座肮脏的小岛本该是我的下一站……但我的现金用完了。”
“捡垃圾的可怜人。”格蕾特尔重复道。
莱因哈特从椅子里跳起来，“我向上帝发誓，如果你敢再说一遍，我就当场掐死你。”
“不，你不会的。”克劳斯跳到他们之间，掌控意志力，随后将一只指尖探入莱因哈特的胸骨。作为警告。
莱因哈特蹒跚后退，一脸震惊。“上帝啊，”他低声说，“上帝啊。”他跌落进椅子里，仍旧盯着克劳斯的幽灵身躯。他用颤抖的手摸了摸头皮，“你们有电池？”
“当然。”格蕾特尔说。
“上帝啊……我还以为，我，我还以为你们和我一样……”莱因哈特摇摇头，仿佛感到头晕目眩，“有多少？”
克劳斯变回了实体。“我们带着八块电池离开了阿尔扎马斯。”他说。他解开衬衣的纽扣，看着电池线束上的读数。平息莱因哈特的威胁没有耗费多少电量，但这块电池已经很老旧了。每一块都是。“我们还剩下几块。”
看到克劳斯的电池线束的时候，莱因哈特苍白的双眼闪耀着怪异的崇敬光芒。他的手几乎是下意识地伸向电池。崇敬变成了渴望。贪欲。“全都给我。”
然后克劳斯知道了——确信无疑地知道了——他们来这儿的理由。格蕾特尔安排这场团聚的理由。他看着成堆的电子器件，听着对方语气里的绝望，然后明白了。
格蕾特尔来到这里，是为了耍弄莱因哈特。
“我们自己要用。”克劳斯说。
莱因哈特再次跳出椅子，“你们真的明白自己拥有什么吗？你们忘了那个电池线束的意义了吗？你们要怎么意识到自己从没失去过的东西？没有这些电池，你，和我，还有她——”莱因哈特的手指狠狠地指向格蕾特尔，“——就什么也不是。但有了它们，我们就是神。”
流逝的岁月让这件曾经骇人的帝国武器变成了一个绝望又可悲的男人。如果克劳斯没有那么痛恨莱因哈特，他也许会同情他。也许他的确同情他。“我们不是神，莱因哈特。从来都不是。”
“拜托，”莱因哈特说着，嗓音近乎耳语，“一块就好。”他的目光透过那扇毫无遮蔽的窗户，看向那些孩童玩耍的地方。克劳斯能猜到他脑海里的想法。令人作呕。
“我们能给你更好的东西。”格蕾特尔说。
两个男人看着她。她在板条箱上后仰身子，双腿朝着前方伸直。她偷来的裙子的裙摆露出了脚踝，一如既往地骨瘦如柴，但如今因为衰老而爬满黑色血管。她将两根手指伸进衬衣，拿出一张叠起的深蓝色纸。
莱因哈特低声道：“那是我认为的那东西吗？”
格蕾特尔展开那张纸，举到两人面前。那是一张蓝图，上面满是杂乱而细长的白色线条。这是旧帝国强化部的秘密之一，看起来就像一张钴蓝色的蜘蛛网。
“附有博士的亲笔评注。”她说。
“现在我懂了。”莱因哈特走向前去，伸出了手。他过去那种趾高气扬又回来了，“你们想要我给你们打造替代品。”他摆了摆手指。
“不对。”格蕾特尔将那张电池蓝图撕成了两半。
“你在做什么？”莱因哈特惊慌地抱住脑袋，“你这杀千刀的杂种婊子！我需要那东西！”
“好了好了，”格蕾特尔说着，朝莱因哈特晃了晃手指，“别贪心。”她把蓝图又撕了一次，对他愤怒和绝望的吼声充耳不闻。他跪倒在地。某位邻居砸起墙来。
“放松，”她说，“你忘了吗？我从前是怎么满足你内心最黑暗的欲望的？”
克劳斯回想起了死去的可怜海克。他发起抖来。
“但你会一点一点得到它，”她说着，甩了甩那些蓝图碎片，“与此同时……我需要你帮我两个忙。只是些小事。你甚至可能会乐在其中。办完每件事，你的邮箱里都会多出一块蓝图的碎片。”
莱因哈特抬头看着她，“我恨你。”
她站起身。“你的文具放在哪儿？我需要钢笔，纸，邮票和几个信封。”格蕾特尔指了指堆满了公寓的废弃设备，“还有，莱因哈特？你需要一台照相机。”
1963年5月10日
英格兰，伦敦，沃尔沃斯
“再来一杯。”马什说。
他用指节敲了敲吧台。一次，两次。他洒出的酒打湿了木板；他的手指沾上了威士忌的气味。环状的水滴布满了吧台。就像树的年轮会讲述冬与夏，洪水与火灾的故事那样，这些水滴之环讲述着漫长的午后。
“你都来了一整天了，伙计。你也该回去了吧？”酒吧业主是个皮肤苍白的矮个子男人，左手的指节上有纹身。
马什愤怒地瞪着他。既是为了表明态度，也是为了在摇摆不定的房间里盯住某样东西。“再来一杯。”他勉强吐出这句话。
酒吧老板耸耸肩。“责任自负。”他斟满了烈酒杯。给啤酒杯倒酒的时候，他说：“如果我像那样醉醺醺地回家去，我太太会割掉我的卵蛋。”
“丽芙不会发现的。今天不会。”马什将那杯酒一饮而尽。他紧闭双眼，摇了摇头。他忍住喉咙里的烈火，补充道：“我们有共识。”
“那你可真是个幸运儿。”
“幸运。”马什吐了口唾沫，然后用手擦了擦嘴。
“噢！这我可不能容忍！”
附近的几名主顾暂时停止了对话和多米诺骨牌游戏，看向酒吧老板和他不守规矩的顾客。角落里那台黑白电视机高声唱出剃须膏广告的简单旋律，打破了这片寂静。
他们接二连三地摇摇头，把注意力转回自己的生活。那些常客认出了马什，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反过来也一样。他知道当他们愿意费神观察他的时候，他在他们眼中的模样：头发花白，粗犷的面容就像个落魄拳击手，指甲缝里有泥土，牛仔布制的连体工作服上有窟窿，早已进入中年后半的发福阶段。即使以这种萧条街区的下层社会设施的标准来看，他也是个可悲的家伙。
酒吧老板对马什身后的某人摇摇头，做了个安抚的手势。他从吧台下面抽出一条毛巾，将马什吐到的地方擦拭干净。他用较为温和的语气说：“你今天过得不如意，我可以理解。但要是有下次，我就把你丢到街上，再把那只酒杯塞进你的屁眼。”
在愤怒、酒精和回忆的影响下，某个怪念头掠过马什的脑海。酒吧老板的个子比他要矮；绞他的喉不会很难。他从经验得知，杀死高个子花的时间更长、危险性更高，弄出的动静也更大。但马什没有绞喉器。而且他宁愿继续喝酒。
他耸耸肩，没理会那句威胁，“我被更高档的地方赶出去过。我有次参加周日礼拜的时候被人丢了出去。”
马什喝了一大口啤酒，换了个话题，“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快到午夜的时候，约翰的姐姐就该满二十三岁了。
“这是好事。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去，跟她一起庆祝生日？”
“她早就成了蠕虫的美餐。她在战争的时候死了。”
“噢，”酒吧老板摇摇头，“节哀吧，伙计。”
马什没理会那句话，“也许是老鼠的。也许是老鼠们吃了她。我们没能好好埋葬她。没有尸体。瓦砾又太多。只有棺材。空棺材。”他喝起了啤酒杯里的酒。从他嘴唇泛出的泡沫洒在吧台上，而他说：“很小很小的棺材。”
酒吧老板轻声问：“空袭？”
马什哼了一声。
酒吧老板同情地叹了口气，“该死的德国佬。”
他转身走开，接待在下午早早来到这儿的另外几位常客去了。
在马什的杯子里，气泡从琥珀色液体的深处涌出，仿佛朝着傍晚的寂静天空飘去的一缕缕烟雾。他和丽芙赶到的时候，威利顿已经变成了一片冒烟残骸的海洋。最糟糕的是，他还记得那种气味：无烟火药的刺鼻气息笼罩在村庄的废墟上空，与艾格尼丝毛毯的婴儿气味混成一团。
丽芙的声音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传来：“万一她着凉了呢？”在某个更加遥远的地方，他听到了另一个声音：“别打扰他。他在哀悼。”
马什摇摇头，赶走了那段回忆。这时电视开始高声播放整点过一刻的BBC新闻。马什用下巴压响了指节，在凳子上转过身，看了眼屏幕。
一盏煤油灯被认定为迪恩森林最近那场火灾的起因。事实证明，坦噶尼喀的废弃村庄的传闻只是谣言，但现在，类似的报道开始从尼泊尔边境附近的英属印度传来。第八巡洋舰中队很快将与位于波斯湾的皇家海军“海洋号”会合。英国的焦德雷尔班克天文台、以及澳大利亚的帕克斯天文台的无线电接收员报告说，空间站陷入了沉寂。根据从月球轨道返回的宇航员发来的紧急消息，他们从一天前离开月球背面开始，就再也没收到过空间站的任何通讯。莫斯科否认存在任何问题。
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今天的新闻提到了联合王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全新贸易协议。埃尔雷德公爵阁下获得了赞誉，因为他在两国关系日渐紧张的时期仍旧英明地推动这项协议。屏幕上闪过奥布里·博克莱与苏联外交使团的某位成员握手的一张旧剪报。如果BBC的说法可信，公爵很可能是下一任外交部长的人选。
然后画面换成了公爵之弟的剪报。
“关掉。”马什说。
较为年轻的那位博克莱——他长时间与政坛绝缘，又背负着人们谨慎地称之为“不可告人”的过去——近年来称为了公爵最亲密的顾问之一。威廉·博克莱勋爵在敲定新协议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报道者预言公爵的兄弟会拥有光芒的未来，外加“风暴后的阳光”这种矫情的比喻。
威廉他妈的博克莱。这不公平。
“我说了关掉！”马什将啤酒杯扔向电视机。他扔偏了。它在木头橱柜上砸了个粉碎，剩下的啤酒洒在屏幕和附近的人身上。房间里爆发出愤怒与惊慌的叫声。
“嘿！”酒吧老板吼道，“我受够了！”
有人想要抓住马什的胳膊；他挥出一拳，指节撞上了触感像是下巴的东西。但晕眩和愤怒让他的动作狂乱而不协调，攻击也只是擦过目标。他前臂上的那只手抓得更紧。马什跳下凳子，本能地考虑用它充当武器，迫使对方松开手。但等他转身面对抓住他手臂的那人时，有只拳头结结实实地砸中了他的颧骨，就在眼睛下面一点儿。皮肤破裂的刺痛传来；出拳者戴着结婚戒指。
另一个人锁住马什的手腕，将他的脑袋撞在吧台上，力道足以令酒杯咔嗒作响。马什敷衍地挣扎了几下。酒吧老板站在角落里，将听筒举到耳边，怒视着他。
他认得那种眼神，而这让他斗志全无。如果他再次锒铛入狱，就该丢掉工作了。
马什挣脱了按住他的那个人。每双眼睛都警惕地看着他。他拿起吧台上的毛巾，取下挂在门后钩子上的帽子，然后走到门外，酒吧里寂静无声。等他关上门以后，模糊不清的交谈声又响了起来——大都是“啧啧”以及“可耻的醉汉”。
酒吧和一家修鞋铺共用一个门口。马什坐在那儿，努力用毛巾止血，等着警察到来。伤口一阵刺痛：那条毛巾上沾着威士忌。阳光让他身体发冷。有位白发女士抱着杂货袋匆忙走来。马什皱眉看着她；她去了街道对面。
那辆黑色福特海盗[22]停在酒吧前方的时候，伤口仍然血流不止。警用电台发出令人费解的粗哑声音；驾驶者用对讲器回应的时候，他的搭档下了车。马什压下一声叹息。
那个条子看着马什，然后朝酒吧的方向点点头。
“他们把你丢出来的？”
“我把自己丢出来的。”
“你还丢了别的什么吗？”
“嗯。一只啤酒杯。外加一两拳。”
“也吃了一拳，我看得出来。”洛里默巡警说。他擦干净马什旁边的一块空地，然后坐了下来，“你干嘛总做这种事？”
马什一言不发。他的失落感，他对把他的人生变成这副模样的世界的愤怒——这些都是非常私人的情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稍微理解他的感受，但她从很久以前就不再关心他的痛苦了。
那位巡警说：“打仗的时候，爸爸经常提起你。说你‘以撒克逊讨厌鬼来说相当聪明’。”说出最后那段话的时候，他换上了他父亲的苏格兰土腔。马什曾与詹姆斯·洛里默并肩作战，也亲眼见证了他的死亡。在那位威尔士人母亲的抚养下，他的儿女于伦敦长大成人，也因此继承了不同于他们父亲的另一些口音。
“但你在我看来不怎么聪明。”
马什瞪着年轻的洛里默。他转头的时候，毛巾的棉线拉扯着凝结在他脸上的血渍。毛巾散发着血和酒的气味。马什自己也一样。“抱歉让你失望了。”
警察摇摇头，“你瞧，马什先生。我想说的是，你不能一直这么下去，而且你也没蠢到不明白这点。再这么来一次，我就得把你的事记录在案，然后把你丢进监狱，等候女王陛下发落。你认识我爸爸，我会因此对你网开一面。如果我总这么干，他们就该把我倒吊起来了。”他朝车子和他搭档的方向点点头，总结道。
他站了起来。马什努力起身，咬牙忍受着膝盖的痛楚，又花了点时间才站稳身子。
“我真该把你押去局子里。”
“但你不会的。”
小洛里默在马什的鼻子前方责备地晃了晃手指，“如果还有下一次，马什先生，我会的。你已经耗尽了我多余的善心。”
马什看了看那块毛巾。它已经报废了。
“记得找人帮你检查一下伤口，好吗？”
“回家以后，我会自己处理的。”马什说。
“需要搭车吗？”
马什摇摇头，“还是不了。丽芙不会喜欢看到我被条子送回去的。”
“直接回家。”巡警说着，回到车上。
作为回答，马什稍稍敬了个礼。他迈开步子，缓缓前进。等警察们消失在街道另一头以后，他卷起那块毛巾，砸向某座废弃店面用来遮挡破碎窗户的木板。它撞上店门，发出一声微弱的“砰”，铺展开来，随后飘落到地上。
家和这儿相隔十五六条街。马什却不慌不忙的。他还记得，在他女儿出生的那天早上——那时处在灯火管制期——他曾经从反方向跑完过同样的路线。
换作今天，这么干只会遭遇抢劫。或者更可怕的事。聪明人不会在天黑后穿过这些街道。那个时候，这片街区尚未遍布涂鸦与碎窗户。天热的时候，垃圾的气味也不会四下弥漫。这儿本该是个抚养女儿的好地方。但重建伦敦主要区域的经济负担，意味着城市的其余部分会沦为善意忽视的受害者。
廉价的租金吸引着源源不绝的移民与难民。但他们的店铺和餐馆大都开不了多久。马什从未踏入过那种地方。他消费不起。
马什真希望现在是深夜，最好还下着雨，而不是像这样明朗的春日午后。阴影和坏天气能让街头混混壮起胆子。他清楚这点；很久很久以前，他曾是他们的一员。
他又压响了指节。他的愤怒和自我厌恶需要宣泄口。需要爆发的理由。需要一次抢劫未遂。没有警察会怪罪自卫的人……
但他把这个念头收回脑海深处，就这么平安地回到了家中。在他打开正门之前，楼上的号叫声——就像是指甲不断刮过石板的尖鸣——便传入了耳中。
他进门时，丽芙对他染血的脸未置一词。她脸上的表情令他羞愧，而且比任何话语都要有效。他闯的祸甚至已经不配得到她的蔑视了。她想当然地觉得，他是个被时代淘汰的失败男人。
他也这么认为。
这是从何时开始的？他还记得最后一丝爱意从丽芙眼中消失的那个瞬间吗？世界是在何时像熄灭蜡烛那样熄灭最后那团褪色的爱意余烬，并用冰冷的阴影与污秽的蒸汽取代它的微弱光芒的？
不。没有那么个瞬间。历史不会给出“如果……那么”的安慰，也不会提供“要是……该多好”的慰藉。其中的迂回曲折复杂到无法记述的地步。对他来说，家庭生活的恶化与梦想的堕落源于这段漫长而痛苦的岁月。格蕾特尔杀死了他们的女儿，但开始新生活的失败尝试杀死了他们的婚姻。
马什艰难地走向花园棚屋，血管里的酒精此时已太过稀薄，无法在他心智失常的儿子的号叫声中带来令人安心的麻木感。
1963年5月11日
英格兰，伦敦，苏联大使馆
苏联帝国将法国酒庄集体化的时候，世界失去了上好的葡萄酒，却以里海鱼子酱的形式得到了更胜于此的补偿。威尔——他的嘴唇数十年来没沾过一滴葡萄酒——发现这笔买卖非常划得来。而且那块孔泰产的格鲁耶尔干酪棒极了。他跟格温多琳提到了这件事。
“瞧见没，亲爱的？酒庄是个可怕的失误，但他们认识到了这点。他们没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乳制品。”
她小口吃下一块蘸上咸黑鱼子的吐司。在擦拭嘴唇的时候，她用餐巾掩住嘴巴，然后说：“威廉，我亲爱的小傻瓜。奶酪可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我敢打赌，李森科和他称之为‘同事’的那些学院派死产儿对它根本不感兴趣。”
她的用词让威尔一如既往地猝不及防。他喝光了剩下的汤力水，想要压下不由得逸出的笑声。但为时已晚；他的大笑引来了侧目与关注。
费多托夫大使穿过房间，来到他们身旁。在他身后，在几块随风飘舞的半透明窗帘后面，奥布里和他在政治局的对等角色正在俯瞰马蹄铁形车道的阳台上聊天。在冰冷的壁炉旁，外交部部长与他妻子（那女人叫什么来着？格温多琳应该知道）听着比利时共和国的党总书记概述他将俄语义务教学引入全共和国的学校的计划。在一盏巨大的切割水晶枝形吊灯下（威尔说它“堕落”；格温多琳的形容则是“可耻的沙皇风格”），两位上议院成员在和使节团的成员之一讨论板球的优点。威尔士亲王殿下正和大使那位灰色嘴唇的文化参赞——切卡辛[23]——讨论一张油画（色彩以黑色和红色为主，描绘了一群高尚的农夫在高尚的起义中的高尚时刻）。
弦乐四重奏乐团结束了休息。他们开始演奏另一首由现代苏联作曲家创作的曲子，威尔根本听不出那些作曲家的风格差异。他觉得这首曲子比起跳舞更适合行军。
大使牵起格温多琳的手，“尊贵的夫人。再次感谢您大驾光临我们的集会。”他的个子不算高，比威尔矮上一个头，甚至比格温多琳还要矮。他的嗓音带着古怪的颤音，那是在西方生活多年后软化的俄罗斯口音，就像多年的浸润在英格兰雨水中变得柔软的一块花岗岩。
“很荣幸，大使，”她说，“但我必须纠正您。我虽是夫人，但并不尊贵。我丈夫在其他方面几乎有求必应，但在这个领域，他实在令人失望。”
费多托夫一脸困惑。
“这是我哥哥的错，”威尔附和道，“那个自私的家伙，把头衔都留给他自己和他妻子了。”他指了指同样在阳台上的薇奥拉，后者正和大使之妻友善地聊天，“当然了，她可是‘尊贵的埃尔雷德公爵夫人阁下’。”
“但我只是‘格温多琳·博克莱女士’。”
“当然，也就是从前的‘格温多琳女士’。”威尔说。
费多托夫来回看着他们俩，就像网球比赛的观众。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这样。
大使眉毛之间加深的鸿沟鼓励了威尔，而他装出一副坦白心声的模样，“相信您也能想到，我们的婚姻在当时可是很大的丑闻。伯爵之女居然嫁给像我这样没有头衔的平民？”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当然了，不是因为头衔；格温多琳本人也不是贵族。从威尔和奥布里还是孩子的时候起，嫁入博克莱家就是许多家族的终极目标。但威尔的个人历史——而非他的出生顺序——成了金字招牌上的污点。
大使皱起眉头。
格温多琳轻轻摇头，“要是你允许他们在公告里使用你的头衔，这就算不上什么丑闻了，”她转向费多托夫，“我指的自然是‘威廉·爱德华·格斯里·博克莱勋爵’，但他不肯。所以公告才会显得相当不平衡：‘威廉·爱德华·格斯里·博克莱与那位[24]格温多琳·韦尔斯利女士’。”
“但你到头来还是妥协了，亲爱的，”这下轮到威尔对费多托夫推心置腹了，“在我们的婚礼过后，她终于答应放弃头衔前面那个可怕的‘那位’了。”
“妥协？我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亲爱的。”然后她转过头，对费多托夫说：“我的丈夫只是个勋爵。这还只是出于礼貌给予的。所以我今天就只是格温多琳女士。你瞧，就这么简单。”她总结道。
片刻过去。费多托夫额头上专注的皱褶逐渐松弛，而他露出微笑。他抬起一根手指，朝他们晃了晃，“你们在耍我。两个人一起。”
威尔摇摇头，“我们哪敢。”
费多托夫大笑起来。“我们苏联就没这么复杂的事，”他说，“所有人都可以自由结婚，不用考虑头衔和地位。这一点，朋友们，正是我们如此繁荣的理由之一。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格温多琳再次抬手擦拭嘴角，并在同时说：“可你却住在宅邸里。”
“抱歉，您说什么？”
“我妻子在赞美你漂亮的住处。”威尔打起了掩护。
文化参赞切卡辛注意到了这场对话。他拂开盖住额头的那缕头发，匆忙走了过来。格温多琳绷紧了身体。切卡辛和大使不同，没有闲聊方面的天赋。他的笑意也从来都传不到眼睛。那是波将金式[25]的微笑。
又是一轮介绍和礼节。切卡辛对着大使耳语起来。格温多琳对上了威尔的目光；他不明白她心神不安的理由，但他朝她眨了眨眼，试图安抚。
费多托夫点点头。他用俄语答复了切卡辛，然后将注意力转回威尔和格温多琳那边，“威廉阁下，有人提醒我说，我先前打算趁你到来的机会——”
恐慌的鱼钩刺痛了威尔的脖子。拜托，别当着格温多琳的面，他心想。
“——敲定一个事务方面的小小细节。格温多琳女士，能请您耐心等一会儿吗？”
格温多琳笑着说：“当然可以。”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用的是忍受薇奥拉时的口气。
威尔说：“很快就好，亲爱的。”
他看着格温多琳映照在饭厅墙壁上的镀金框长镜里的身影。她转身想和切卡辛说话，动作一如既往地优雅，仿佛他们的交谈从未中断过一般。但他却抛下了她。在威尔身后，她找回了镇定，但恼火依旧令她脸色阴沉。
威尔跟着费多托夫下了楼，前往大使馆的深处，苏联的外交事务会在那里私下进行。他从未去过入口通道和接待厅以外的地方；只有苏联外交使节团的成员才有资格踏入这些走廊。这是友好与谄媚的表现，但也有些令人担忧。
他们经过一扇用钢箍加固的结实胡桃木门。和他们经过的其余房门大为不同。威尔暂停脚步，不由得涌起了好奇心。坐在门边的守卫怒视着他。
“走这边。”切卡辛说。他用一只手将威尔推离门口，用另一只指着走廊另一头。
费多托夫的办公室位于这栋屋子的后部，能看到皮卡迪利大街对面的格林公园；白金汉宫的灯光在远处闪烁。这间办公室的陈设不像楼上那样颓废——那是为了取悦重要访客而特意布置的——但仍旧算不上特别朴素。胡桃木、皮革、黄铜、甚至有个小酒吧。和奥布里在贝斯伍德宅邸的书房并没有太大分别。威尔险些轻笑出声。说真的，贵族和党的高级官员有什么分别？
切卡辛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
“你的办公室昨天送来了下个月的贸易代表团的行程表。”费德托夫说。
威尔忍住了一声释然而欢快的叹息。他担心的不是这个。
“我记得这事，”他说，“希望你们还算满意？”他坐进一张扶手椅里，皮革嘎吱作响。
费多托夫坐进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他看起来有些羞愧。“不完全满意，”他从几乎空无一物的桌上拿起一张打过字的纸，扫视了一遍，“我熟悉卡卢金部长，所以我就跟你说实话吧：他不会喜欢在周三观看王尔德的戏剧的。”
威尔拿起那张纸，“如果你们希望与大不列颠有更深的文化交流，就没有比奥斯卡·王尔德更合适的人选了。《认真的重要性》[26]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此外，他还是社会主义的提倡者。”
“尽管如此……虽然我钦佩他的才智，当然还有他的政治观，但他生活方式中的某些问题恐怕是卡卢金难以接受的。”
“噢，”威尔思索起来，“好吧，西区的好剧向来不少。或许可以来一场萧伯纳？他也是个忠实的社会主义者。”
“这就交给你来判断吧。”
“很好。”威尔从他那件萨维尔街套装的胸口内袋里拿出一支钢笔，在行程表上做了个笔记。大使在他自己那份上用西里尔文做了相似的注解。
切卡辛自己翻起了食品柜。威尔认出了上好水晶特有的叮当响声。“我能给您倒点喝的吗？”他问。
“不了，”威尔说，“谢谢。”
切卡辛打了个响指，“我都忘了。你是个禁酒主义者，对吧？”
他的用词让威尔大吃一惊。有时候，切卡辛对英语的掌握远比他表现出来的更老到。威尔没有纠正他；他的过去错综复杂，而且不足为外人道。“可以这么说吧。”
费多托夫又看了看行程表，“星期三看戏？你哥哥那天晚上要主办社交集会。”
威尔看了眼自己那份行程表，然后叹了口气，“该死。我还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又划掉了几行，在页边空白处加上了另一条注解，“真不明白我是怎么犯下这种疏漏的。”
“没关系。”费多托夫在他那份上做了相应的标记。切卡辛坐在角落里，手拿酒杯，清了清嗓子。
费多托夫在做笔记的同时开口道：“说到疏漏，我有另一件更加敏感的事务要提请您注意。这件事对我们来说相当难堪，能否请您保密？”
“当然可以。”威尔的用词和警惕程度都与他妻子刚才的发言相同。
“最近，有两名病人逃出了乌拉圭的一座精神病院。一对兄妹。他们很粗暴，还有产生幻觉的倾向，”费多托夫悲伤地摇摇头，“我猜是家族遗传。他们正在接受减轻反社会倾向的治疗。”
威尔说：“而且你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要来这儿？”
“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去哪儿。但我们的确有理由相信，他们在过去十天内经过了法国。”
威尔皱起眉头，“那儿离乌拉圭可有好几百英里路呢。我很难想象你描述的那对疯子能跑这么远的路，而且还没有暴露身份。”
“别低估了他们。那会是个错误。如果他们来到英国，就会给你的同胞带来可怕的危险，”他面露苦笑，“如果一对儿俄罗斯疯子开始砍杀女王陛下的无辜臣民，我们辛苦赢得的缓和局面又该受到多大的损害啊？”
“你应该提醒当局。”威尔说。
切卡辛在他身后咳嗽了一声。他说：“大使更希望私下处理这件事。”
威尔说：“恐怕我没什么能做的。”
“当然，当然，我的朋友，”费多托夫摆摆手，“我们绝对不会要求你或者其他人冒险。但如果你碰巧听到了某些风声？”
威尔耸耸肩，“我猜向你们转达也没什么害处。那两个人真的很危险吗？”
“是的。”
“我恐怕会是全英国最后一个听到风声的人，但如果能让你安心的话，我会留意的。”
“我们的要求就只是这样而已。”
威尔朝加上注解的行程表吹了几口气。他满足地看着干燥的墨迹，然后将它对折三次，塞进放钢笔的口袋里。他双手按膝，“那好。没别的事了吧？”
他们回到楼上。在舞厅对面，格温多琳——她又被迫和薇奥拉聊起了天——看着三个男人，脸上挂着古怪的表情。在十五年的婚姻里，他从未见过类似的模样。威尔朝她露出微笑。他希望那笑容足够令人安心，也希望她不会察觉到侵蚀着笑容的内疚。
她在怀疑什么？她有资格了解真相，而且不止如此。
快了，他向自己保证。我很快就会告诉她的。
正如这几个月来，他反复向自己保证的那样。
第三节
1963年5月13日
英格兰，伦敦，威斯敏斯特
雨水顺着摩根、卡瓦纳与基纳斯顿律师事务所的窗户玻璃淌落。那天早些时候，它曾顺着银行的窗户流下，克劳斯和他妹妹当时正在那儿，给他们身边的现金——从好几家报亭和小生意摊位上偷来的——开汇票。盗窃行为耗尽了另一块电池。
格蕾特尔敲定和律师的安排时，克劳斯满足地看着雨幕。她递给他一个信封；奇怪的是，信封上的收件人不是莱因哈特。这是她写的两封信里的第二封。在昨天，趁着他分心去邮寄前一封信——收件人就是莱因哈特——的时候，她溜出了那间公寓。
格蕾特尔刚刚雇佣的那人穿着棕色吊裤带和蓝色细条纹西装，里面是笔挺的白色衬衫，系着红色领结。他摘下一支钢笔的盖子，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印有抬头水印的纸来。他将钢笔举在白纸上方，然后抬头发问：“我们该在何时为您将它放入邮箱呢？”
“五月十四日。”格蕾特尔说。
律师眨了眨眼。一次心跳过后：“明天？”
格蕾特尔一手按在克劳斯椅子的扶手上，“我哥哥和我明天有事要忙。”然后她身体前倾，仿佛把对方当成了知心好友，“家庭事务。”
克劳斯没有费神细想。他迟早会知道的。他妹妹的阴谋已经无法激起他的好奇心了。它们带来的只有令人厌烦的恐惧。
“噢。我懂了。”律师说。他显然并不懂。但他不需要懂。他把邮寄日期写在那张白纸上；跟格蕾特尔确认；签名；交给格蕾特尔和克劳斯，让他们会签和见证（她的签名是格蕾特尔·冯·维斯塔普，而他有样学样）；把那张纸钉在信封上；然后让秘书拿走。
在下方的街道那里，车流伴随着嘶嘶声和哗啦声穿过雨水。从克劳斯的视角来看，人行道上的人流就像是聚集成团的黑色雨伞，伴随着各自的节奏上下起伏。他时常能看到打破常规的迹象，比如闪过的一抹色彩，甚至是黑色海洋里的几道条纹。
在伦敦的这片区域，行人大都是商人和公务员：穿着西装、准备参加金融战争的突击部队，武器则是公文包和普通雨伞。那些拿着彩色雨伞的就不同了。克劳斯的目光跟着其中一把雨伞：石灰绿色伞面，搭配橙色斑点。他不时能瞥见伞主的身影。她比他要年轻，年轻得多，穿着长及膝盖的红色无袖裙子。她的胶套鞋轻轻拍打着双腿。人群中还有其他的鲜艳色彩，但这把伞令他尤其感兴趣。
克劳斯很想知道，在这种年纪能够无忧无虑会是怎样的感受。还是说那只是漫无目的？所有目标都受人安排的他是否更加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