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孟河医学的繁荣

孟河医学的发展在道光帝（1821—1851）、咸丰帝（1851—1862）和同治帝（1862—1875）统治时达到鼎盛时期。孟河医者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孟河作为地方运输中心的有利地理位置相互促进，孟河迅速发展成为地区医疗中心。据后世的一位学者说：“孟河一小乡镇，舟泊盈河，旅舍溢满，如是凡五十年……”另一位评论者记录：“孟河故多良医，有声振环曲、为名公巨卿所倒屣者，有一时喧恭、舳舻衔接数十里者。”

孟河医者不只是优秀的临床医家，他们还精通于发掘已有社会网络的潜能，并擅长建立新的网络。他们曾经为一些极富权势地位的王公贵族诊病，包括道光皇帝和慈禧太后。很难说孟河成为蜚声全国的医疗中心是因为有了这些著名患者的影响，还是孟河医者的名望吸引了这些患者，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些患者、他们的疾病和他们为求医不远千里奔波的事实决定性地促进了孟河医学的发展。

孟河医者通过参政、慈善活动和社会网络扩展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来自费氏、马氏和巢氏的医者凭借亲属、师徒和婚姻关系交错联结在一起，构成强大联盟，排挤竞争对手或迫使他们离开孟河，来自这3个家族的医者开始逐渐在孟河医学中占领统治地位。尤其是费氏家族和马氏家族中出现了那个年代最为杰出的两位医者——费伯雄和马培之，使得他们的统治地位得以延续。

在本章开始，笔者先介绍费伯雄与马培之的传记，然后简略描述其他医者和医学家族。这些记述证明，在此阶段，优秀医者仍然把自己定义为行医的学者，而不是归属于职业医者。事实上，正如笔者将要在本章第二部分向读者展示的，这些医者可以统治医疗领域，是因为他们把其社会关系与上流社会的习俗成功地转嫁到了医学领域。在不危及社会等级制度的情况下，他们与其他可以相互交流信息的医者形成了新的联合体。他们一面把自己表现成道德与文化的复合体，另一方面成功地积累了文化与经济资本。

然而，随着儒家价值观与社会关系转嫁到医学领域，随之而来的，还有所有对以谱系为基础的社会阶级形式——父系组织结构造成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在本章的最后部分，笔者将叙述这些紧张关系在个人努力成为医生的过程中，在个体医生、医学家族和谱系之间是如何表现的。这些叙述证实了笔者的理论，我们对中医的分析必须从对医学领域中的社会人所承担的多重身份来着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