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医妇科外治法的形成和发展1

中医妇科学是随着医学的产生和发展而进一步分化出来的。由于女性的特殊生理和经、带、胎、产的特点，产生了内服外用、风格多样的妇科疾病治疗方法。几千年来，这些方法在我国妇女保健和妇科疾病的治疗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医妇科外治法是建立在中医妇科学和传统外治法基础之上的。商朝的甲骨文中就有妇人病和产病的记载；西周时期的《周易》中就有“妇孕不育”和“妇三岁不孕”的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我国现存最早的经典医籍《黄帝内经》的许多篇章中，都散在地描述了妇女的生理、病理、诊法及孕妇患病服药问题。这些朴素的认识，使中医妇科学理论初具雏形。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也多处记载有妇产科治疗方法，而外治方面已经有用熏、熨、敷、洗法治疗内、外、肛肠疾病的记载。同时《内经》还确立了“内者内治，外者外治”的治疗法则，并在全书为数不多的几个处方中记载了“桂心渍酒以熨寒痹”“白酒和桂以除风中血脉”的外治法，说明外治法在早期的医学中是受到相当重视的。

东汉末年，出现了中医妇科外治法较完整的记载，中医妇科的治疗体系逐步形成。这个时期的张仲景、华佗均对外治法做出了较大贡献。在伟大医学家张仲景著的《伤寒杂病论》中列有《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妇人产后病脉证并治》《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三篇，详细记载了妊娠呕吐、流产、产后抽风、产后昏晕、带下、闭经、前阴诸疾等疾病的脉证和主治方药，列方36首。其中载录有妇科外治法坐药及阴道冲洗法，如“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蛇床子散方，温阴中坐药”“妇人经水闭不利，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且具体描述了冲洗药物、坐药的制作及使用方法等。此外，书中还介绍了熏蒸法、熨法、灸法、膏摩法、灌肠法、润导法等多种外治法，实开妇科外治法应用之先河。

晋及南北朝时期，中医妇科学的理论虽无大的发展，但外治方面的内容却较汉时丰富。在现存的南齐·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晋·陈延之的《小品方辑校》以及北周·姚增垣的《集验方》中所散见的妇科外治已涉及胎前产后的诸多内容。如交接出血、催生、产后胞衣不下、产后阴挺、产后阴冷、产后身肿、产后小便数、妇人阴蚀、乳中痛，乳生疮及下胎等。所用外治方，有熏洗法、膏敷法、冲洗法、热熨法、嚏鼻法、纳入法、定位敷贴法。其中《小品方》载用附子末、酒或醋调贴足心下胎，为后世穴位敷贴的内病外治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中医妇科的理论与实践得到了很大发展，中医妇科的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及王焘的《外台秘要》对前人的认识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尤其是孙思邈妇人三卷，明确提出了把妇科设立为专科，并且详细论述了求子、妊娠病、临产、产后病、月经病、带下病、杂病的证候及治疗方法，收集药方540余方，范围已较《金匮要略》及之前方书中所论述的妇科病更为广泛。其中对妇科的外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局部治疗外，脐疗已受到足够重视和应用，产生了诸如用浓醋喷面部治疗产后血晕以应急的方法。

晚唐时期，出现了我国妇产科第一部专著《经效产宝》。该书为公元852年由咎殷所撰。书中以胎产之疾为主，计有妊娠病12论、产后病25论，有论有方，理法方药完备。外治方面记述了催生、下胞衣、治产后大便难及乳痈、乳汁自出等病的方法。特别是外敷治疗乳疾的内容更为丰富，如用丁香末外敷治乳头破裂、酒调药末外敷治疗乳痈初起、鲜药捣烂外敷治疗乳痈、药方煎服后用药渣趁热外敷、或用棉布蘸药汁热敷治疗乳汁自出、以及用紫柳根皮捣烂炒热布包熨敷治疗乳痈多日不愈等。此外，尚有手握石燕催产、热石灰汁温浸外阴治疗子宫下垂、醋调灶心土纳脐、治胞衣不下等均为前人所未用。

宋代是中医妇科成熟和发展的时期。由于官方的重视，妇产专科的设立及教育机构也逐步完善，因而妇产科专著也问世较多。早期有李师圣等的《产育宝庆集》、朱瑞章的《卫生家宝产科备要》、薛仲轩的《坤元是保》。内容较为完备的是陈自明著的《妇人大全良方》，该书集宋以前妇科理论与实践之大成，概括了妇女病的全部内容，设立八门，分别论述了妇科病的病因、症状、方药，共260论，深为后世医家所称道。《妇人大全良方》广搜博采，引述百家之言，使妇科外治得到充实。其用法之广、用方之多，是前人典籍中尚未多见的。治法上除广泛地用外敷、热熨、冲洗、坐药等法外，也充分地应用“下病上取”之嚏鼻、塞鼻、吹药入鼻的方法来治疗“宫冷不孕”“倒经”“产后衄血”“胎衣不下”等病；用搓背令热，涂药于背治疗产后咳嗽、矢气等。该书所收外治方达70首之多，所治病20余种，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妇科外治法的内容，为妇科外治自成体系奠定了基础。

宋代其他一些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普济本事方》《济生方》《杨氏家藏方》等书也收藏了大量的妇科方剂，其中包括许多外治方。如《太平圣惠方》治疗乳生结核用水膏、鸡蛋清药膏、生药捣汁敷贴；《普济方》治妊娠热病护胎法；《杨氏家藏方》之吴萸浴汤先熏后洗治疗妇女“下焦虚冷，脐腹痛疼，带下五色，月水崩漏，淋漓不断”等均有独到之处。

金元时期，妇科方面的见解和经验散见于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等诸家著述中，而外治方法发挥不多，仅见李东垣《东垣试效方》之“坐药龙盐膏”“胜阴丹”“坐药回阳丹”以治痛经以及许国帧《御药院方》之“麝香丸”纳阴中以疗阴冷、带下、不孕。

明代有万全的《妇人秘科》、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妇人规》、王肯堂《妇科证治准绳》、武之望的《济阴纲目》，他们虽对中医妇科理论和治法方药有较大贡献，但在外治方面却大都是记录前人之方法。然王化贞所著之《产鉴》所载的复方贴脐治转胞；椒澄茱萸汤熏淋外阴治疗冻产，其所述冻产原因及预防措施均是现代产科值得借鉴的。此外，还有张洁的《仁术便览》所述复方涂足心及局部外搽治杨梅疮；张时彻的《急救良方》用蓖麻子研敷足心催生，贴百会穴配合贴足心矫正胎位；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之芫花根、牛膝根纳阴道引产，单味吴萸研末纳阴部治阴冷等均为外治法的内容完善做出了贡献。

清代妇科名家辈出，著述颇多，积累了丰富的临证心得，充实了外治内容。如沈金鳌的《妇科玉尺》中对妇科杂病的“五瘕”外治描述最详，指出疗血瘕用“大黄、当归各半两，皂荚、山萸各50g，细辛、戎盐各12.5g，猪脂丸如指大。每一丸，绵裹纳阴中，正坐良久，瘕当下”。这显然对妇科生殖器的肿瘤有治疗作用。又如肖慎斋的《女科经论》中记载的临产时，为使产道滑利以利生产的“酥油调滑石方”对预防滞产、保护外阴、避免损伤是有价值的。《妇科秘书八种·毓鳞验方》则详细收载了治疗男女不孕症及房中补益方，是治疗不育症及妇女保健不可多得的资料。但是系统地论述外治，并广泛地用于临床各科、自成体系的，公推清·吴师机《理瀹骈文》，是我国医学史中第一本外治专书。该书不但是作者几十年临床经验的积累，而且也是清以前千余年历代医学家的经验的汇集。他参考《外科正宗》《本草纲目》《医宗金鉴》等书的有关内容，以膏药为主，改进了方剂，扩大了其膏药薄贴的外治范围，主张用外治法通治百病。每证用药，都以膏药薄贴为首选，选择性地配以点、敷、熨、熏、浸、洗、擦、坐、嚏、缚、烙、刮痧、火罐、推拿等数十种外治方法。经过20多年“月阅证四五千人，岁约五六万人”的临床实践后，他曾感慨地说：“余初亦未有敢谓外治必能得效，逮亲验万人，始知膏药能治病，无殊汤药，用之得法，其响立应。”对于妇科病外治，补前人所未备，列出治疗妇科各期病证的膏药19首，采用熏、熨、洗、敷等法10余种，所治妇科病多达30余种，极大地丰富了妇科外治的内容。此外，清代其余书籍如赵学敏的《串雅内编》《串雅外编》鲍相璈的《验方新编》《妇科秘方》，清浦诸君子的《寿世编》等不同程度地对妇科外治做出了贡献。

晚清以至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西医大规模的输入，许多开明的医学家兼收并蓄，汇通中西，在妇科理论和临证治疗方面，认识进一步深化。此期唐容川的《血证论》、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张山雷的《沈氏女科辑要笺正》、叶橘泉的《近世妇科中药处方集》都出现了不少西学为用的外治方剂。尤其是叶橘泉以一个近代药学家的眼光，提出了妇科外治剂型的改革意见，如建议把阴道坐药的绢袋盛、丸剂都改成易于崩解的栓剂，而且对前阴诸疾外治方的适应证还提出了现医学名词“阴道炎”“子宫内膜炎”，这些对疗效的观察和总结有很大帮助。此期的传统医方如王慎轩的《女科医学实验录》、竹林寺僧的《竹林寺女科秘方》《校正女科秘方》等所载外治方剂都有其独到之处。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中医妇科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医妇科学在中医院校中已成为主要的临床必修课。在《中医妇科学》教材中列有外治内容，各地的妇产医院、妇幼保健院在日常诊疗时也都大量地用到外治法，用于妇科的外治剂型不断涌现，如治疗宫颈糜烂、宫颈癌、宫外孕、附件炎、盆腔炎、不孕症、痛经、崩漏、阴道炎的外用剂包括栓剂、膜剂、敷剂、膏剂、贴剂、冲洗剂等都在临床使用。使妇科外治法成为内治及其他疗法之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些方法和药品为综合治疗妇科疾病，提高疗效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手段，从而也为中医妇科外治法研究奠定了理论及实践基础。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医妇科学，继承和发掘中医药学遗产，学习和研究当代中医妇科临床新经验、新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妇科外治法的理论和实践，为发展中医药学，保障妇女健康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