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通天与敬天：欧洲科学在明清之际的传播

欧洲在新航路发现之后，各国国力日益增强。从15世纪开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在全球进行探险活动。1514年，葡萄牙人到达中国，西班牙人紧随其后。这些活动促进了欧亚之间的相互了解，拓展了欧洲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对近代欧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入华，揭开了中西交流崭新的一章，之后传教士接踵而来。在16世纪至18世纪，耶稣会士起到了中西文化传播者的作用，是当时好奇的欧洲人了解中国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明末清初，中国科学开始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耶稣会士来华时，历算之学发展缓慢，一些传统著作甚至湮没无闻。因此，传教士传入的西方科学，特别是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为停滞的明代科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西学的传入，使得士人重新审视传统学术，促进了传统科学的复兴。如何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综合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阐述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将是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我们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耶稣会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耶稣会士通晓欧洲科学，又怀着强烈的宗教热情，欲归化中国，传播天主教义。在他们眼里，科学作为了解上帝的重要手段，在万物中发现上帝，以“愈显主荣”（Ad Majorem Dei Gloriam）。来华耶稣会士为达到传教之目的，深入研究中国典籍，并和士人广泛接触，促进了欧洲宗教、科学和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同时通过他们的翻译和介绍，欧洲学术界开始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科学。当利玛窦发现儒家文化根深蒂固之后，采取了适应政策，如学习汉语，身着儒服，结交士绅，尊重中国礼仪，研究古代典籍，以调和古代经书和天主教义。同时耶稣会士也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手段，即通过介绍西方科学，特别是历算之学，来达到吸引士人入教之目的。

耶稣会由西班牙人罗耀拉（Loyola，1491—1556）创立，目的是重振天主教会，维护教皇权威，1540年获得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的批准。《会宪》《神操》《研修计划》（Ratio Studiorum）是耶稣会士的基本文献，多由罗耀拉撰写，后来经过多次修订。早在耶稣会创建之初，受意大利大学的启发，罗耀拉就把数学的学习与教育写入会规。在1586年的《研修计划》中，更强调了数学的重要性。耶稣会注重教育，在Claudius Acquaviva（1581—1614）担任会长期间，《研修计划》最后成型（1599），一直被视为权威之作。此《研修计划》可说是一个法典，由一系列规定组成，包括对哲学、物理、数学老师的规定。其中不仅注重文学的训练，也注意哲学和科学的训练。在欧洲，像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等人都曾受到耶稣会《研修计划》的影响。

耶稣会士的教育机构，最重要的是学院（college）。这种教育继承了以前的人文传统，被分为三艺（Trivium），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四艺（Quadrivium），包括算术、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1551年，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建立，不久成为耶稣会教育的范本。1556年，教皇承认它为一所大学，但它和别的大学很不相同，缺少法律、医学两个院系。除了神学之外，罗马学院对哲学尤为重视，但哲学作为神学的“侍女”，要教授三年，第一年逻辑，第二年自然哲学，第三年形而上学。逻辑学的传授在16世纪晚期已比较固定，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数理科学是作为第二年自然哲学课程的一部分传授。

在罗马学院任教的最著名的是耶稣会士天文学家丁先生（Christoph Clavius，1538—1612），他被誉为16世纪的欧几里得（Euclid，330BC-275BC）。其一生大多数时间担任数学教授，在《研修计划》建立详细的规则之前，他已于1566年在罗马学院给出了一个大纲，传授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算术、天球论（如Sacrobosco的《天球论》）、宇宙论、天文学、行星理论、光学和记时等知识。丁先生写下了大量的教科书，包括耶稣会士数学、天文课程的每个方面。他还详细注解了《几何原本》。他有关Sacrobosco的《天球论》的评注，以及实用算术和代数方面的教材，成为耶稣会传播数学知识的基础，其中有《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此外，他还著有有关日晷的著作。丁先生融合传统的托勒密天文学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体系，为教会所接受，其作用功不可没，他还是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时代改历的功臣。在16、17世纪的欧洲，丁先生享有盛誉，其著作作为学生的标准教科书，影响深远，连笛卡儿、伽桑迪（Pierre Gassendi，1592—1655）等人都读过他的著作。耶稣会学校曾培养出不少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科学家，对16至18世纪科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作用。17世纪初，在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支持下，为年轻的贵族陆续设立数学讲席；路易十四时代，以皇家的名义，也曾设立数学讲席，以便发展航海事业，这都与耶稣会有关。耶稣会士在欧洲所受的教育，是他们在中国从事科学活动的基础。

由于利玛窦在罗马学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师从丁先生，在科学方面已颇有造诣。来华后，他凭借非凡的语言才能，很快掌握了汉语，并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博得了士大夫的好感。1601年，他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到达北京。他与徐光启等人过从甚密，以《乾坤体义》《几何原本》之翻译为开端，西方科学陆续传入中国。

明初以《授时历》为基础编成《大统历》，但不久推算日月食就有差错。在利玛窦到达中国之前，已有一些人发现《大统历》预测日月食不验，并酝酿进行历法改革。万历年间，改历的呼声显得更为突出，范守己在万历十三年（1585）所上的“十二议：历法”中即提倡改历，后来与周子愚、徐光启一起参与历法改革，他对历法改革的论议，为《崇祯历书》的编纂打下了舆论基础。1595年，朱载堉进《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提出改历的建议。稍后，邢云路也曾建议修改历法，但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利玛窦来华，传播科学，可谓适逢其时，但他觉得自己并不擅长天文理论，因此向罗马发出了呼吁，迅速派遣精通天文学的耶稣会士来华，以迎合中国改历的需要：

最后我有一件事向您要求，这是我多年的希望，迄今未能获得回音。此事意义重大，有利传教，那就是派遣一位精通天文学的神父或修士前来中国服务。因为其它科技，如钟表、地球仪、几何学等，我皆略知一二，同时有许多这类书籍可供参考，但是中国人对之并不重视，而对行星的轨道、位置以及日、月食的推算却很重视，因为这为编纂《历书》非常重要。我估计，中国皇帝每年聘用二百人以上，花费很大钱，编纂历书，且成立钦天监专司此职；目前中国使用的历书，有《大统历》与《回回历》两种，对推算日月食，虽然后者较佳些，但均不准确。宫里宫外各有两座修历机构，宫内由太监主持；宫外则设在南京雨花台，由学人主持。可惜他们除遵循先人所留下来的规律进行推算外，其它可说一概不知。

1610年，钦天监推算日食，职方郎范守己上疏指出其误，礼部官员请求访求精通历法的学者。1612年初，礼部获知大西洋归化之臣庞迪峨（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等带有彼国历法，于是上奏皇帝，请求按洪武年间译修西域历法的事例，让他们和徐光启等人翻译成书。钦天监五官正周子愚提出：

大西洋归化远臣庞迪我、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乞视洪武中译西域历法例，取知历儒臣率同监官，将诸书尽译，以补典籍之缺。

于是礼部推举邢云路、范守己以及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改历。天启三年（1623），钦天监监正周子愚再次提出改历，并请葡萄牙耶稣会士阳玛诺（Manuel Dias，1574—1659）参与其事。

翻开明代改历的奏疏，可发现多与日食、月食有关。这是因为，预报日食、月食是钦天监的活动之一，也是皇帝和国家事务的重要部分。为什么到了崇祯年间，皇帝才作出修历的重大决定？其原因也与日食有关。

崇祯二年（1629）五月初一日，因为发生日食，钦天监用大统历、回回历所推有误，而徐光启用西方的天文学方法推算，与实测相符，于是被皇帝委以修历重任，开设历局，大规模编纂《崇祯历书》。最初参与的有龙华民（Niccoló Longobardo，1559—1654）、邓玉函（Johann Terrenz，1576—1630），而以邓玉函的贡献最大。次年，邓氏去世，罗雅谷（Giacomo Rho，1592—1638）、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随即被召至北京，使得改历得以顺利进行。徐光启还推荐了一些对西学、天主教有兴趣的学者参与修历，崇祯二年七月，李之藻被举荐到局工作，但次年即因病过世。他还力邀精通历算者或奉教士人（如金声、王应遴等）到北京历局工作，以续成《崇祯历书》。1633年徐光启死后，由山东参政、天主教徒李天经（1579—1659）继任，主持历局工作。

明代的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外国使节——如周边的朝鲜、越南、琉球，乃至东南亚国家——来华，都以朝贡的方式，这些使臣被官方文书称作“陪臣”。当传教士来华之后，也被冠以“陪臣”的称谓，有时前面还加上“归化”两字。用“陪臣”来指代传教士，在明刊本《熙朝崇正集》一书中就已出现。1601年初，当利玛窦进京时，向万历皇帝“贡献方物”，其奏疏就自称为“大西洋国陪臣利玛窦”。到了崇祯改历时，“陪臣”字样屡屡出现。如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人，都被列入“陪臣”。这种称呼的背后，隐含了中华文化高于西方文化的优越感。

那么，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要向传教士学习，要把西方的历法引入中国，无疑会充满阻力，引起士人的反弹。这里就不能不提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徐光启。

事实上，明代不仅在传统历法方面，在传统数学方面也处于衰微时期，“算经十书”及宋元算书在当时已几乎成为绝学，这一时期的数学著作大多是复述以前的工作，很少有所创新。宋元数学家使用的天元术，至明代已很少有人理解，顾应祥在《测圆海镜分类释术》中称：“虽径立天元一，反复合之，而无下手之术，使后学之士茫然无门路可入。”宋元时期的增乘开方法、四元术已无人知晓。明代数学的主要成就表现于珠算著作的出现和珠算的广泛使用，但数学的总体水平还比不上宋元时期。

早在1600年，徐光启就在南京和利玛窦相识，由此认识到了西方的实用之学。徐光启1603年入教，次年赴北京参加会试，与利玛窦过从甚密，开始合作翻译丁先生注解的《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的逻辑推理大加赞扬。接触到了欧洲文明之后，徐光启开始用新的眼光对自己的文明加以审视和批评，并通过比较，考察彼此的优劣。他对中国科学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在《刻〈同文算指〉序》中颂扬了西方数学，写道：“大率与旧术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旧所未之有也。旋取旧术而共读之，共讲之，大率与西术合者，靡弗与理合也；与西术谬者，靡弗与理谬也。”而对传统数学则十分鄙弃，认为“虽失十经，如弃敝矣”。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徐光启接触的数学典籍不多，对传统数学的了解有限，这种偏激、夸张的说法也就在所难免了。他还认为“算数之学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分析了数百年来数学不能发展的原因，并宣告了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徐光启的反思目光敏锐，颇有启发意义。除了对西方数学的翻译、介绍，乃至对传统历算的批评和反思之外，其科学活动主要在于对历法改革的领导和组织。

我们看到，崇祯改历正式开始之前，在赞扬西方数学的同时，徐光启对传统数学的现状作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其措词之严厉，在明代士人中并不多见。与此相反，作为改历的组织者，他职掌礼部，管辖钦天监，呈送皇帝有关历法的奏折，语气则温和得多。

然而，天文历法是皇权的代表、天子的象征，因此，当耶稣会士介绍西方天文学，要改变传统的正朔，势必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徐光启被誉为明末天主教的三大柱石之一，也是历法改革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面对明代停滞不前的传统历算，如何说服一些保守的士人推行历法改革？他采取的方法、策略如何？

在历议中解释为何要学习西方历法时，徐光启援引前代的例子，即搬出洪武初年借用回回历的经验，作为明末改历的榜样，为改历制造舆论。在崇祯二年七月十一日的礼部奏折中，徐光启提到明太祖朱元璋“尝命史臣吴伯宗与西域马沙亦黑翻译历法”。在同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中，他又强调“修历用人三事”，首先要利用李之藻这样的“中外臣僚”；其次要用西法，重提朱元璋命人翻译回回历法之事。此外，他在担负历法改革的重任之后，在多种场合对如何接受西学进行了宣传。崇祯四年（1631），在所上“历书总目表”中，他重提明初学习西域历法之事，并感叹没有大量翻译西域历法著作，使大统历法不能完备，于是提出：

《大统》既不能自异于前，西法又未能必为我用，亦犹二百年来分科推步而已。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翻译既有端绪，然后令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

徐光启认为，在《大统历》不能满足天文观测的需要时，有必要大规模翻译西书，为“超胜”作准备，并主张借用西方的天文知识为“材质”，来重新研究和改造《大统历》，而不是照搬西法。西方历算知识传入之后，徐光启等士人为接受西学，打出维护传统正统性的幌子，“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即是典型的例子，此举看似保守，实则是西化的有效手段，其目的显然是为西学的合法化开道。

从崇祯二年到六年（1629—1633）的五年间，徐光启从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升为大学士，积极投入了历法的改革。不论是西方天文学著作的翻译，仪器的制作，还是人事安排，乃至日常的经费开支，他都作出了通盘的考虑，为《崇祯历书》的完成打下了基础。

明朝末年，由于朝纲日坏，社会危机四伏，满族在北方崛起，一些有识之士忧心时艰，主张经世致用之实学。而此时耶稣会士借欧洲科学来传播天主教义，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徐光启等人出于主实用、求富强之宗旨，试图借用西学达到拯救朝廷之目的。徐光启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提到历法修正十事、修历用人三事、急用仪象十事、度数旁通十事。在度数旁通十事中，他陈述数学是研究气象、水利、乐律、建筑、理财、机械、舆地、医药、计时等国计民生大事的基础。熊三拔编写的《泰西水法》、邓玉函与王徵合著的《远西奇器图说》，以及崇祯年间汤若望翻译的《坤舆格致》《火攻挈要》（《则克录》）等书，涉及水利、机械、矿冶、造炮等，均为了满足当时的实际需要。

徐光启作为朝廷重臣，提倡改革，得到了明清之际绝大多数士人的认同。但也有反教人士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杨光先（1597—1669）认为徐光启为“名教罪人”，并说“邪臣徐光启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荐于朝，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谋渐张”。乾嘉学者阮元对徐光启也有微词，在《畴人传·利玛窦传》后论曰：“自利玛窦入中国，西人接踵而至，其于天学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礼失求野之义也。而徐光启至谓利氏为今日之羲和，是何其言之妄而敢耶。”到了晚清时，西学再次传入，徐光启在引进西学中的角色也被再次提及，保守派人士王仁俊提倡西学源于中国说，对徐光启提出严厉批评：“自万历中利玛窦、熊三拔以西法入中国，其时徐光启不学无术，诧为绝诣，不知其衍中土之绪余。”对一个伟人的功过，因为时代的不同，评价也大相径庭，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明末改历之前，西方天文学正经历一场革命，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受到了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日心说的挑战，但因宗教因素，日心体系的传播受到限制。《崇祯历书》主要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的宇宙体系，该体系基于许多天文观测基础之上，折中了日心说和地心说，但仍然以地球为中心，并认为地球是静止的，书中虽然提到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的某些成就，但耶稣会士并没有把日心说完整介绍过来。除了宗教的原因之外，日心体系的观测精度并不及第谷的地心体系，而天象的精确预测，是编制历法的重要基础。耶稣会士之所以采用第谷的天文学说，其重要原因是该体系能够更为精确预报日月食，推算行星位置，满足了明末改历的需要。这些因素综合的结果，使第谷体系得以在中国流行。《崇祯历书》未及颁行，明朝就告灭亡。入清之后，汤若望把《崇祯历书》作了修正和订补，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并用来编纂《时宪历》，西洋历法从而代替《大统历》，成为清代正统的历法。

西方地圆说的传入是明清科学史上的大事，最早提及地圆说的中文文献是多明我会会士出版的《辩正教真传实录》（马尼拉，1593），此书主要在菲律宾华人中流传。真正把地圆说传入中国的是耶稣会士，为了吸引士大夫，利玛窦开始传入西方的自然哲学，并通过三棱镜和世界地图等物品交结士人。1584年，利玛窦应王泮之请，绘成《山海舆地全图》。1599年在南京期间，利玛窦对地图作了修订。而最为常见的是1602年李之藻在北京刊刻的《坤舆万国全图》，图中标明了五大洲和九重天的宇宙体系，明确指出天地俱为圆体，图旁还用大量文字介绍了西方的自然哲学知识。地图不仅介绍了地理知识，还包括了宇宙论和历算方面的知识。对士人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作用。为改变当时中国人的地平观，从而接受地圆说，利玛窦给出了很多证明。地圆说的传入对明清之际士大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潢《图书编》即收录了世界地图。后来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也介绍了地圆方面的知识。熊明遇（1579—1649）之子熊人霖（1604—1666）所著《地纬》主要取自《职方外纪》，也讨论了地圆说。

礼物是人际馈赠和交换的物品，礼尚往来，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不例外，连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也深谙此道。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后，正是将自鸣钟、世界地图作为礼物送达宫廷，引起了万历皇帝的兴趣，于是取得在北京的居住权，开启了传教的新时代。此后，科学仪器作为欧洲的礼物，与历算知识一样，在科学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耶稣会士带来的科学仪器中，三棱镜、沙漏、日晷、地球仪、七政仪、显微镜、温度计、气压计等，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兴趣，而望远镜的传入，更改变了中国人的宇宙观。1615年，葡萄牙耶稣会士阳玛诺的《天问略》就提到望远镜，并介绍了伽利略和木星之卫星等天文现象。1626年，汤若望则专门写了《远镜说》，崇祯改历时中国人还利用传入的玻璃自制了望远镜。

耶稣会士来华，其主要目的当然并不是传播科学，而是为了传教。但是为了传教的便利，他们有时借助科学，以此为手段来获取中国人的信任。为迎合部分士人对西学的浓厚兴趣，传教士也常常翻译科学著作，或是与他们一起编纂，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崇祯历书》是明末历算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书共一百五十卷，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基本五目包括法原、法数、法算、法器、会通等。法原部分有四十卷，数学理论著作包括在这一部分内。《崇祯历书》中的数学主要为天文学服务，大多是关于几何学和三角学的内容。其中邓玉函著《大测》二卷（1631），主要介绍三角八线的造表及使用方法，最为重要的是“六宗”“三要法”“二简法”“四根法”。所谓“六宗”是指求内接正三、四、五、六、十、十五边形的边长，亦即求60、45、36、30、18、12度角的正弦值；“三要法”是指正弦与余弦的关系式、半角与倍角公式，由此可以造出三角函数表。“二简法”则是根据托勒密的方法，用以计算“三要法”不能计算的正弦数值；“四根法”是平面三角的一些定理，包括正弦与正切定理。罗雅谷著《测量全义》（1631）介绍了更多的三角学内容，包括同角的三角函数关系、积化和差公式及余弦定理，还介绍了球面三角的基本公式。这些三角学公式是15世纪意大利数学家若翰王山（Johnnes Regiomontanus，1436—1476）所发明和增补的，这些数学内容首次介绍到中国来，有助于国人对球面天文学的认识。《测量全义》和邓玉函编的《测天约说》还介绍了圆锥曲线。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编译的西学著作中，除历算和地理学之外，还包括以亚里士多德学说为基础的自然哲学，其内容则以宇宙论和自然知识为主。利玛窦在《山海舆地全图》中曾加以介绍，后来利玛窦的《乾坤体义》（1605）、熊三拔的《表度说》（1614）、阳玛诺的《天问略》（1615）、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1589—1653）和李之藻的《寰有诠》（1628）等从天文学和神学的角度，对宇宙的结构和天体的运行规律作了解释。熊三拔的《泰西水法》（1612）、龙华民的《地震解》（1626）、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8—1640）的《空际格致》（1633）和《斐录答汇》（1636）等书则以自然知识为主，主要论述了各种自然现象及其原因。

通过利玛窦、徐光启等人的努力，欧洲科学顺利达到了进入明朝朝廷之目的。崇祯十一年，因汤若望在历法改革方面的贡献，皇帝颁赐“钦褒天学”匾额，并派官员和孔子后裔送至耶稣会教堂，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并颁发各省天主堂悬挂。“天学”一词无疑包含了双重意义，即天文学和天主之学。汤若望以其出色的才能，通过天文学达成了朝廷对天主教的支持。

清朝建都北京之后，汤若望继续科学传教策略，并与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帝建立了良好的互动。顺治帝多次造访教堂，汤若望也得以随时进入禁廷。顺治十四年，御赐宣武门天主堂碑文和“通玄佳境”堂额，以表彰汤若望在历法改革中的功绩，表明清廷对天主教的公开支持。十八年，汤若望七十大寿，大臣纷纷赠言，以“博物君子，学贯天人”相称颂，汤若望之声望到达其生涯的顶峰。

康熙初年反教案让天主教陷入低谷。1668年，通过日影观测，欧洲天文学获得新生，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重获康熙皇帝的信任，并受命参与历法的修订和天文仪器的制造。1675年（康熙十四年）7月12日，在其兄弟和随从的护拥下，康熙造访宣武门天主堂，在观看了墙上的天主教内容之后，还参观了数学仪器，并讨论其用途；之后来到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的房间，拿出笔墨纸砚，写下了“敬天”两字，后来觉得写得不合适，第二天，又派人送去“敬天”两字，并说四年前就写过了，想送给传教士。加盖御玺的“敬天”牌匾，于是被赐悬堂中。此事传达了皇帝对天主教的友好和宽容，传教士将此视作莫大的荣耀，各省教堂相继得知此消息，并在堂中悬挂“敬天”匾额，康熙的题字于是成为天主教的保护伞和护身符。康熙访问教堂之际，观象台大型仪器刚刚制作完成，这无疑是对南怀仁天文学工作的肯定和极高奖赏。汤若望、南怀仁借助其才能，得以在宫廷传播欧洲天文学，颁布历法、制作仪器，为大清皇权的奠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打通了传播“天学”（天主教）之路。通天的欧洲天文学为大清统治者所专享，成为皇帝统治百姓的工具，这也是“圣神天纵”的康熙皇帝倾情于传教士的原因所在。

传教士一直通过其天文学的贡献，继续寻求皇帝的支持和庇护。在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昇（Tomás Pereira，1645—1708）的倡议下，由皇帝出资扩建的宣武门天主堂，经过多年的修建，于1711年落成，这年恰逢康熙登基五十年。5月2日，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康熙差内大臣敲锣打鼓，将御题“万有真原”匾额，以及“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对联送至天主堂：

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七日，御题宣武门内天主堂律诗曰：“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体一何终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又御书匾额曰：“万有真原。”并对联曰：“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特差内大臣送至天主堂，谨敬悬挂。二十二日，苏霖（José Soares，1656—1736）、纪理安（Kilian Stumpf，1655—1720）、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等赍折赴畅春园谢恩。奏称：“窃臣等鄙居西极，观光上国，深荷圣朝柔远之典，超越古今，素沐圣上优恤之恩，时出格外，自先臣汤若望、南怀仁、徐日昇暨众西士等无不世受恩膏，刻骨难忘，即臣等奉行天主教，非圣主周全护庇，岂能久侍阙廷，安享尧天舜日？且远臣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 1662—1720）等奉敕回西，数年以来，时廑圣虑，下询回音，如此眷顾体恤，世所罕觏。臣等梦寐顶感，无地自容，何幸皇仁浩荡，有加靡已，复因堂宇少修，不无残缺，蒙赐帑银一万两，令臣等改作重建，温纶抚慰，敕令轮奂美观，以申昭事。臣等恪遵俞旨，竭力兴工，幸逢五十载圣祚昌期，恰值亘古今旷典告就，是皆我皇上洪福所致。又蒙钦赐匾对碑文，以示优崇。由是堂构维新，藉龙章而更耀；式钦真宰，迈群后而独隆。光同日月，炳若辰星。帝鉴在兹，兆庶缘一人而笃庆；洪图遐畅，运祚与山岳而常垂。此等异数殊恩，真千载难逢，亘古未有者也。臣等居处中华，奉教贞修，至亲远隔，孤苦无依，乃叠蒙圣恩，委曲备至，臣等虽捐顶糜踵，何能酬报万一？惟有朝夕焚香，跪祝于天主台前，祈佑圣寿无疆，永享亿万斯年升平之福，以稍尽微忱而已。特此具折，叩谢天恩，臣等无任感激瞻依之至。谨奏。”本日，侍卫赵昌、王道化传旨：知道了。本内“天主”二字不曾抬头，着饬行。

教堂落成庆典之后几天，钦天监监正明图等人也到教堂表示祝贺，并送去了锦旗，赞扬汤若望、南怀仁、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徐日昇、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苏霖等人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

盖闻天主堂之建也，始自利玛窦先生欲行教中国，爰卜筑于宣武门之东焉。自有斯堂，而西士之来者，莫不静修于此，为之崇正教，明本原，使人人各知所由尊，其开示世人之功夫岂浅鲜。厥后汤先生应征而至，改定历法，几使太初太衍诸家俱不可及，乃任事之暇，常出其缮余，取天主堂巍焕之，是以世祖章皇帝不特嘉其治历之精，赠以通微教师，且喜其崇祀之诚，御制碑记以美之。继汤先生而起则有南先生焉，又能正诸表，造六仪，立万年推测之法，其彪炳之功不可与汤先生后先映耀耶？至若安、徐二先生者，种种学术亦屈指难言。噫！何西士之体用周具悉如是也。今至我闵先生暨苏先生诸君子接踵而至者有年，或治历法，或穷理学，或讲音律，或制仪器，莫不矢清矢慎，日受圣朝之宠眷，在他人未免自以为功，而诸先生则视为智巧技艺，无关乎身心性命，唯是力守其教，求尽夫昭事之功，而声名之美，皆所弗计。图等亲炙日久，深知天主之大宰制两仪，造化万物，始之无始，终之无终。其未生也，绝无声臭之可言；其既降也，遂有名象之可奉。且为之阐奥义，垂圣言，立救赎之表，开洗涤之门，诚超越乎诸教而为古今所宜遵。兹遇我皇上柔远有道，乐善无穷，见向时天主堂规模狭隘，未尽美善，特发帑金而更新之，且又洞悉其理，复御书匾额对联，以示优崇，则此一堂藉圣主之宸翰，可与日月争光，星辰焕彩，由是瞻仰者皆思矜式，闻风者咸为向慕，斯道将大行于天下。吾知诸先生传教之心慰，而利玛窦先生初入中国之心亦慰矣，其庆幸当何如哉！图等忝任同事，故历叙始末，为文以贺之。

左监副赫硕色、汤臣尹 秋官正鲍可成 春官正方亮

钦天监监正明图 中官正席以恭 等仝顿首拜

右监副臧积德、成德 夏官正孙尔蕙 冬官正何君锡

上面所列人名中，除满族监正、监副之外，席以恭、鲍可成、方亮、孙尔蕙等都是奉教天文学家。明图等作为钦天监同事，向耶稣会士表示祝贺，并希望“闻风者咸为向慕，斯道（天主教）将大行于天下”，钦天监官员的行为，无疑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许可和支持。传教士通过天文学，赢得康熙的支持，无疑达到了宣扬和传播天主教的目的。

下面将大致以时间为序，重点探讨耶稣会士与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起自顺治元年（1644），终于嘉庆十年（1805），即最后一个耶稣会天文学家索德超（José Bernardo de Almeida，1728—1805）去世，对于嘉庆十年至道光六年（1805—1826）其他修会传教士在钦天监的活动也将作简要叙述。我们将揭示近两百年的漫长岁月中欧洲天文学传入中国的社会、宗教因素，并阐述天文学传入与传教士、皇帝、大臣和士人的关系，以及不同国籍的传教士所发挥的不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