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洋历法的改编与杨光先反教案

崇祯年间，在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的组织下，朝廷邀请邓玉函、罗雅谷等人编译《崇祯历书》，但未及颁行，明朝就告灭亡。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崇祯时应召至京，参与其事。清兵进入北京之后，汤若望向多尔衮进言，希望继续为清廷服务，采用西方天文学，编制《时宪历》。他屡次向清廷上奏，强调西法密合天行，比明代《大统历》更为优越，并通过日食等天象来验证西法之准确。

顺治元年，汤若望对钦天监进行了诸多改革，整顿监规，裁汰冗员，并新制仪器，试图改变钦天监不好的名声，并请求给予督理钦天监关防一颗。二年十一月，汤若望上奏，十二月进呈《西洋新法历书》一百卷。此后，他对历书进行了概括和简写，完成新编《新法表异》《历法西传》《新法历引》，在顺治十三年八月上呈皇帝，以便“皇上万几之暇留神披阅”。十四年，朝廷又装潢先后完成的历书共十四套。汤若望对《崇祯历书》作了改编或重写，除新增顺治十三年上呈皇帝的三种书之外，还收录《远镜说》《新历晓或》《测食》《学历小辩》《浑天仪说》《几何要法》，后六种都是明末就已刊印或编纂完成的。在汤若望等耶稣会士的苦心经营下，使用了二三百年之久的《大统历》和回回历被排挤出去，《西洋新法历书》从此被清朝官方正式采用。

《西洋新法历书》介绍了第谷的宇宙体系，也包括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天文数据；在推算日月五星的视位置等问题时，引入了周日视差和蒙气差的数值改正；介绍了黄道坐标系，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经、纬度及其有关的测定和计算方法；还传入了球面三角、平面三角的基本公式及相关算表，对清初历算发展有重要影响。汤若望有《奏疏》两卷，记录了顺治元年至康熙元年历法改革的过程与波折。

在顺治初年不长的时间内，汤若望对钦天监进行改革，重用奉教天文学家，从而奠定了在钦天监中的绝对优势，钦天监遂成为天主教的中心。从汤若望执掌钦天监开始到道光六年，传教士始终担任监正。汤若望等奉教天文学家在钦天监排斥异己，又未能协调天主教义和传统文化之冲突，因此遭到一些保守人士和回回天文学家的反击，酿成了影响清代科学发展的历法之争。

顺治十三年，杨光先来到北京；十五年，他见到钉死耶稣之画像，又见历书上有“依西洋新法”五字，于是上书礼部，并专门写了《不得已》一书，对西方天文学和天主教义进行了抨击。此书主要包括《辟邪论》（顺治十六、十七年），对天主教义进行批驳；《正国体呈》（顺治十七年）指出“大国无奉小国正朔之理”，攻击历书上所写“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摘谬十论》（顺治十六年）则指责西洋历法的问题；《选择议》则对钦天监选择的顺治帝第四子荣亲王葬期进行了批评。杨光先本人不通历法，只知抱残守缺，沿用旧历。他对新法妄加指摘，并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康熙三年，杨光先控告汤若望等私传邪教，阴谋不轨，掀起一场公案，案件十二月在刑部审理，涉及人员主要包括汤若望、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1610—1677）、利类思、南怀仁、李祖白、许之渐、杨光先和钦天监的一些奉教天文学家。四年正月、二月，礼部和康亲王杰书则专门审理汤若望、杨光先和钦天监官员，对杨光先《正国体呈》和《摘谬十论》中所提出的历法诸问题，逐一作了询问。三月，清廷下旨，汤若望因效力年久，免死，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五位奉教天文学家立即处斩。之后，从各地押解二十五位传教士到京，七月底之后，又将他们押回广州关押。杨光先成功地削弱了钦天监的天主教势力，后来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钦天监不用西法，或用大统、或用授时、或用回回诸历，出现了倒退。

南怀仁是继利玛窦、汤若望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1623年出生在比利时皮特姆（Pittem），曾在鲁汶大学求学，1652—1653年在罗马，接受神学训练，认识了博学的耶稣会士开意吉（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1655年，南怀仁请求到中国传教，1657年，与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同行来华，其间在葡萄牙科因布拉（Coimbra）学院教授数学，1658年7月17日到达澳门。1659年，南怀仁在陕西西安府传教，经汤若望推荐，作为天文学家，于1660年2月26日应召至北京，协助汤若望在钦天监工作。1664年反教案后，南怀仁也因此入狱多时。然而，正是南怀仁通过其良好的科学素养，最终证明西法更为精确，使“历狱”得以翻案。钦天监于是仍用西法，采用《时宪历》，奠定了欧洲天文学的钦定地位；杨光先被罢官，耶稣会士又在钦天监处于主导地位。这起反教案是清初政治史、文化史、科学史上的重要事件，直接影响了西方宗教和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进程。

历法之争在清初反响极大，梅文鼎在《中西算学通》自序中曾道出了当时中学、西学争论双方的情形：

万历中，利氏入中国，始倡几何之学。……读者每难卒业，又奉耶稣为教，与士大夫闻见龃龉。其学者又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两家之说遂成隔碍，此亦学者之过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使自己能明断欧洲和传统科学的优劣，平息争论，康熙开始向耶稣会士学习西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