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金军顺利破关与蓟镇防御再检讨

（一）蓟镇三协分布失当

据《清实录》《满文老档》，天聪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丁丑夜，金军突破长城隘口，左翼克龙井关，进至汉儿庄，招降潘家口；右翼克大安口，继克马兰营、马兰口。次日戊寅，皇太极进入洪山口。各处皆未遭遇明军有效抵抗。然后歼灭山海关援兵，合军克遵化、三屯营。诸口由东迤西，为汉儿庄、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马兰峪。汉儿庄在迁安县西北，其余皆在遵化县，并属蓟镇三协之中协。龙井关内数里即中协驻所三屯营，在遵化县以东。三屯营东北外缘为喜峰口。皇太极得以瞒过袁崇焕，实因原拟由蒙古地区西进攻略察哈尔，南下攻明乃中途改变。祖大寿言：“臣在锦州，哨三百里外踪迹皆知。讵意（皇太极）忌臣知觉，避臣邀截，乃从老河北岸离边六日之程潜渡入蓟（镇）。”而不知其中缘由。

皇太极大军之所以轻易破关，一时所向无敌，实由于明蓟镇防御非但薄弱，而且失调：“蓟镇边分东、中、西三路。东路帅驻台头营，所急者四：曰山海关，曰石门砦，曰燕河营，曰建昌营。中路帅驻三屯营，所急者四：曰太平砦，曰喜峰口，曰松棚谷，曰马兰峪。西路帅驻石匣营，所急者四：曰墙子岭，曰曹家砦，曰古北口，曰石塘岭。”此即三协所辖十二路。“蓟州自山海关而西，至居庸（关）之灰岭，隘口共一百二十处，相去约二千一百里。”防守殊为不易。境外为朵颜驻牧地。“三协各关口，虽无处不险，而平原大川，可容数十万大举入犯；又当贡夷出入之路，则喜峰、潘家口为最。皆中协地也。”

蓟镇于九边中号称雄镇。“山川之阻，墙台之坚，独甲于诸镇。迩以抚赏之故，苟且目前，一切据险修边之政，都置而不问。”然蓟镇边备废弛，并非始于察哈尔部讲款。万历间即有“蓟镇实神京肩背，藩篱一决，则烽火达于甘泉。徒驱无衣无食之卒，以当十方方张之虏，所谓腐肉之齿利剑，必无幸者也”之说。日后虽疏奏屡屡，总无改作。天启初为防辽，蓟镇更为削弱。兵部尚书王象乾疏言防秋：“蓟、昌拥护陵京，与各镇虏情原不同。近滦水以东，视蓟门为家当，闻惊设防，倍于各边。即神器、火药，大半乌有。贡夷来往，不改鸱音。东西二协，虎酋乞炭孩妄觊加赏，中协骆驼遗孽，窥伺喜峰诸口，燕河、建昌二路，以扒墙传烽，不一而止。”经略辽东王在晋述沿途险要，于蓟镇尤为担忧：“关门以内，隘口甚多，守军徒挂虚籍，营马皆下驷，有可守之地，而无可守之兵。先是，见蓟镇总兵许世臣，一一讯各边武备，谓各边铳炮器械火药弓箭，皆挪借援辽。辽不能存，而各边有阽危之势，甚以辽民充塞，酿成腹心之患。”直隶巡按御史潘云翼疏言：“近据塘报，东夷假道谋犯，已有情形。至于喜峰诸口，言之殊可寒心。夫喜峰一口，可通万骑，夏秋时河水作金汤，冬来冻结，即无所恃。且青山口、□家口、董家谷、铁门关，处处皆冲。本路主兵合马步应援官军，仅六百有奇。秋防分布，合主客南北官军，仅六千有奇。若不亟议搜调，严为设防，倘误事机，噬脐何及？”防御薄弱，可见一斑。孙承宗经营辽东之后，以蓟镇“精锐尽调以东。关内单弱，不得不募新兵，乌合之众，未习操练，不逃则盗。先年有墙台烽堠，明暗尖哨，近来水面倾圮，班军尽赴山海，三年未筑”。“蓟镇军士，年来虚耗于援辽，逃亡于粮簿，精锐几空”。至天启六年：“山海关太监刘应坤巡边查阅兵马数目奏报：因言桃林口等处城堡倾颓不堪，喜峰等口又无水门可恃，万一东西告警，声东击西，山海虽坚，恐无所赖。”而朝廷经费难继，一味裁减，兵丁马匹粮草短缺，实不忍言。故虽形似严关，实则内里腐朽，不堪一击。

皇太极大军得以顺利入关，又与三协布置变动有关。山海关行政区划属辽东都司广宁前屯卫，而地望属永平府抚宁县东北，防御上为前屯与蓟镇东协交接点，蓟辽兼辖。中协三屯营为蓟镇总兵所在，东协尤须兼顾关门之外。两协兵力虽不为不多，而彼此之间却呼应不灵。万历末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攻陷抚顺，明廷调集各镇援辽，山海关新设总兵，即曾以蓟镇东协四路隶属山海。至天启初年，边情更为紧迫，顾虑金军从关门、蓟镇之间偷袭，故又有主张“山海、蓟门首尾联络，以成常山之势。此备御之急著也”。于是有蓟门三协如何分布协调之议。承宗以枢辅阅师，提议蓟辽分设大将。以三协仍各辖原四路，但东协升为总兵，移驻山海关，东协四路尽为关门之用；中协驻遵化县东之三屯营，而以西协移驻遵化。

而经略王在晋、总督王象乾对此有疑义，以为东协原驻永平府属之台头营，本为山海关之援，今改移山海关；而中协升为总兵驻三屯营，却去山海关有四百里之遥，于应援为疏。西协移至遵化，“去三屯仅六十里之近，于建牙为赘”。于是提出将东协四路分为二，分驻山海、永平；而将中、西两协合并设一总兵统之。部议时，署兵部事张经世与侍郎陈邦瞻赞成王在晋、王象乾。然承宗坚持原议：“盖臣之意，欲聚天下文武豪杰于东北，以相机挞伐，而先严防守。假奴窥山海，我当厚集其阵以直塞之。奴知山海有重兵，而捣瑕于桃林、冷口诸冲，我又当密布其势以横塞之。故棋布三将，各握重兵。”后因原拟西协总兵许世臣被劾，改任孙寿祖时仍驻密云之石匣营，算是一点妥协。朝廷最终采纳承宗之议，亦顾全在晋、象乾的意见。

象乾坚持西协不调往遵化而仍驻密云境内东北之石匣营，或有护卫总督府所驻密云之意，遽难断言。石匣营与昌平镇互为掎角，固自有一层保障，然距三屯营约三百里之遥，彼此很难及时照应。孙承宗也承认：“关门之议虽同，蓟门之见未合。”后来皇太极大军破遵化、三屯营，却未见石匣营来援，或以此。而就中协而言，由永平西移至遵化三屯，显然是在加强关门的同时顾及蓟镇中段的防御。但与驻关门之东协山海关相距约四百里，较之与西协应援更难。

（二）蓟辽总督驻所东移与总督暂缺

蓟镇中、东二协既相距辽远，即三协各升为总兵，一旦事有缓急，能否及时呼应，谁来协调，也都是问题。即如潘云翼所言：“三协原属一体，旧制互相应援，总隶三屯镇守，居中而调度之。顷以协守改镇，遂至权并势分，调度不行，策应何望？甚至烽火断隔，畛域攸分，非旧计之得者。今后有警，乃互相应援，协力拒剿，尤为今日蓟门要务。”得旨：“所奏深切边防，该部作速议覆。”即指出三协原由中协调遣，而改镇之后，彼此不相属，只能由蓟辽总督统辖。所幸者天启年间蓟镇尚无重大边警，迨天启六、七年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度兵犯宁锦，辽东为众目所注，蓟辽总督所重便更在山海关一线。

明设蓟辽总督，驻密云，蓟、辽两镇皆受其统辖。天启六年三月，阎鸣泰任此职，次月疏言：“祖宗设立总督一官，开府檀云，节制四镇。”自有辽事以来，明廷防御尽在关门以东宁锦方向，于是有经略、督师之设，而总督仍称蓟辽，职责未变，颇有叠床架屋之嫌。为人所忽视的是，万历四十六年辽东事起，即有“督臣出关调度，事出创见”。而自天启六年初，蓟辽总督驻所已从密云移驻关门。《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二月壬寅，总督蓟辽王之臣疏言：“臣驻宁远，与镇道诸臣图善后之策。”王之臣以总督移驻宁远，或以次月改任经略督师，自当在关外。阎鸣泰继任总督，试观四月筹备辽东防御诸事宜，亦必身历辽东，而无株守密云之理。卷70，四月己亥，辽东巡抚袁崇焕疏：“奴贼狡然思逞，我之应防，亦维此时。臣待罪此方，只有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惰以为用。关内则有督师及镇守内臣、道协为守，隐然虎豹在关，不患后之不劲矣。总兵赵率教尽带关内兵马出壁前屯，以捍关门，以援宁远，精密坚饬，臣无可虑。”时崇焕驻宁远，所论皆为辽东之布置，疏中“关内则有督师”，当指督师王之臣驻山海关，与蓟镇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所辖各路驻扎在此亦称“关内兵马”，为同一意思。又可知兵部尚书王永光谓经略、总督与巡抚“关门内外”，仅山海关一门槛之隔，蓟镇总督随时可赴关门。《国榷》卷88，天启七年正月己卯，御史智铤建议：“调王之臣于密云，专御西虏；调阎鸣泰于关门，责之御东虏。下部议。”《明通鉴》卷80，天启七年二月：“朝议以崇焕、之臣既不相能，召之臣还，罢经略不设，以关内外尽属崇焕，并便宜从事。”经略虽去，而崇焕亦不欲总督掣肘。《明熹宗实录》卷81，二月癸卯：“吏兵二部会议关宁督抚事情。得旨：关宁重镇，近因督、抚二臣形迹不化，议论相掣，……今依卿等会议，召还督臣，资其筹策，关门兵马，听宁抚兼制调度，受其成算。蓟督（阎鸣泰）无事则照旧驻扎，有事则移驻关门。”同卷，二月乙巳：“蓟辽总督阎鸣泰疏言：臣闻警来援，行次北平，接巡抚袁崇焕手书，云：‘奴子之遣兵，为护送夷使过河，原自无他。’臣乃提兵回镇。然中途揽辔揣摩，寻思累夕，殊有未敢即安者。”即不欲从关门回驻密云。五月，皇太极大军来犯，宁锦之战方酣，崇焕欲身赴锦州，“且敕督臣阎鸣泰移镇宁远”，则鸣泰又当在关门之外。此战结束，袁崇焕即罢职，朝廷以“王之臣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驻宁远”。而总督阎鸣泰一时总辖关外诸军事，批评巡抚袁崇焕种种布置不当，不可能返回密云，实已移至关门。总督驻扎关门，中、西两协总兵总需有人协调，不致各自成为孤垒，稽诸史料，实以顺天巡抚刘诏代理蓟镇防务。而天启年间陆文献的疑虑和建议，“倘奴假道于虏，分兵数枝，从义院、界岭、马兰、喜峰、片石诸口，直达郊原，或恐两军不相应，自合于中路择其最冲之口宿重兵二三万，为大帅建牙之地”，竟无人重提，这当然与崇祯继位之后以进取为大计有关，此不具论。

方面大员的人事更变，也进一步影响到蓟镇三协。天启六年初，宁远之役期间，辽东两总兵赵率教与满桂失和，崇焕亲率教而疏满桂：“既称（满桂）群情欠调，暂准回府候推别用。其宁远防御事务，着左辅以原官管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给印信缴进。关门内外大小将领俱听赵率教调度，以便责成。”而督师王之臣偏向满桂，故深致不满，疏言：“若抚臣有不足满桂之心，当与臣早一商之，或将两将互相更调，或以满桂用之山海，听臣调遣，似亦无不可者。乃去之唯恐不远，似稍欠宽和。”朝廷只得以满桂“暂准回府。既称将才难得，山海需人，应何委任，着兵部酌议来说”。崇焕寻悔之，乃以满桂为山海关总兵，“兼辖四路”。《明史》卷271《满桂传》与《熹宗实录》大致相同，且有“命桂挂印移镇关门，兼统关外四路及（蓟镇）燕河、建昌（二路）诸军”，系此事于当年闰六月。同卷《赵率教传》：“（率教与桂）两人遂有隙。中朝闻之，下敕戒谕。而桂又与崇焕不和，乃召还桂，令率教尽统关内外兵，移镇宁远。”即改任宁远总兵，以山海关总兵属满桂也。次年五月宁锦大捷，满桂率山海关大军赴宁远，与率教并有功。

迨崇祯元年袁崇焕起复为督师，八月赴任，即更议“全辽昔只总兵一员。自发难，更设无定。臣向为巡抚时，议关内关外各设总兵一员，与督臣王之臣见合。……终不若臣前议关内外各一员为妥”。具体而言，即以原蓟镇东协之山海关、石门营二路合关门前屯隶属于平远将军，驻山海关；同时以征辽前锋将军统辖关外宁锦，实则两总兵皆在防守关、宁，即所谓“内肘不掣”，“关内外不分两见，外援而内愈坚”。而还东协之燕河、建昌二路与蓟镇，故蓟镇中、西二协八路加燕河营、建昌营二路，凡十路。然山海总兵此时全力支援关外宁远，毕竟加强关门而削弱蓟镇。《明史》卷271《满桂传》：“崇祯元年七月，言官交劾之臣，因及桂。之臣罢，桂亦召还府。适大同总兵渠家祯失事，命桂代之。”其山海关总兵则由率教继任。《赵率教传》：“崇祯元年八月移镇永平，兼辖蓟镇八路。逾月，挂平辽将军印，再移至关门。”即是崇焕坚持之结果。率教改镇关门，遂与三屯相去四百余里之遥，其间再无重镇。而就兵力而言，关门与宁远相去甚远，“宁远人心殊壮”，“至榆关（即山海关）人情则异于是。将不习于斗而习于奢，卒不善于攻而善于掠”。岂知次年抗击皇太极入关的并非宁镇，而是山海关总兵赵率教。而蓟镇方面则迟至七个月之后，方任“朱国彦镇守永平蓟镇，专管马、松、喜、太、石、曹、墙、燕、建十路，兼备倭（当作‘奴’）总兵官”。驻所在蓟州东百二十里之遵化县境内三屯营。西协则仍旧置副将，分辖原属四路，隶属于三屯营总兵。同时以尤世威为昌平总兵官，以从西面配合西协。

三屯营、山海关各设总兵，彼此不相隶属，原并受蓟辽总督统辖协调。然而颇可注意的是，当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大军入关之际，蓟辽总督一职似属空缺。此前，崇祯元年六月，蓟辽总督阎鸣泰以建祠媚珰削籍，尔后总督张凤翼为时甚短，八月喻安性接任，皆史有明文。至次年二、三月间蓟州兵变，安性仍在任。然何时卸任，史籍失载。

至于《明史》卷248《刘策传》，“崇祯二年夏，起故官，兼右佥都御史，总理蓟辽保定军务”；卷259《袁崇焕传》，“时（崇祯二年皇太极大军）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似喻安性之后，蓟镇军务即由刘策接管。然两《传》同出《明史》，究竟只能作父子证，而难言兄弟证。且《刘策传》所云“起故官”是上文之兵部侍郎协理戎政，抑或巡抚山西，不明，然四品“兼右佥都御史”似为巡抚之例，与总督例带兵部尚书衔稍有未符。参照其他史料，则疑点更多，但均不能支持喻安性罢职后刘策立即接任蓟辽总督之说。今推测崇祯二年三月蓟门兵哗变，蓟辽总督喻安性受到牵连去职，此缺未即补。而仿前阎鸣泰以总督驻宁远时由顺天巡抚刘诏代理军务之例，暂以河南按察使王元雅为右副都御史，“整饬蓟州边备，兼巡抚顺天”。驻遵化，以其协调山海、三屯两总兵。则顺天、蓟镇兵马钱粮战守抚赏皆其专职，较之蓟辽总督常驻密云，更能就近节制。更有力的证明是，《国榷》卷90，崇祯二年九月己丑：“督师袁崇焕以建虏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王元雅谓虚警，遣归。”袁崇焕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为方面统帅，然但驻扎宁远，且并不具体负责蓟镇防务。设非王元雅为负责当地防御最高官员，崇焕不至于专门遣人告诫。故崇祯三年给事中张镜心弹劾吏部尚书王永光用人失误说：“即如蓟辽督抚，何等关系，乃用一王元雅，再用刘策，开门延敌。”亦见刘策之任蓟督似在二年九月前后。次年给事中吴执御言：“前年遵、永之变，袁崇焕、王元雅等皆以数百万金钱、数万兵马狼狈失守。”亦以蓟镇防御责在王元雅，而不及刘策。或因此时蓟辽总督驻密云，兼辖密、昌二镇，重在护拥神京，且不受崇焕节制之故。至于前述崇祯元年九月起复王象乾为宣大总督，职责在全力抚赏察哈尔，与蓟辽防务无与。总督、经略带兵部尚书衔，皆二品，元雅带右副都御史，则为三品，即较之万历间刘四科带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亦差别显然，且素无声望，骤膺重命，恐不副其任。参照后来孙承宗所言督抚并设诸多不便：“其督师与抚同体。而督师苦于隔抚以督镇道，抚苦于候督师以令镇道，其间反多牵制捍隔之病。”王元雅或以此未能积极任事。从后来皇太极破关的情况来看，确也如此。

综上所述，可见天启以来，蓟辽两线东强西弱的布局非但没有扭转，反而愈甚。对此，时巡按直隶御史陈睿谟已发出警告：“自有辽事以来，庙堂之上率言辽急，至蓟镇一带，宽缓视之，臣不谓然也。论他日侵轶之势，恐不中于辽，而仍在蓟。论今日窥伺之情，似迫中于蓟，更甚于辽。何也？今之蓟，非昔之蓟也。盖自南北两关并后，所与接壤者为宰赛，为煖兔，已无存矣。西为炒花五大营，为拱兔，为小歹青，亦各有所属矣。蓟东墙外散处朵颜三卫之地者，则三十六家束不的等是，今震惊于插之凭陵，一惟颐指矣。过此则虎墩兔，于诸部最大，近以仇攻哈喇称，拔帐而西。自插之西也，凡附蓟而居，如顺义（王）诸族，若赶兔、毛困等皆破毁伶仃，而伯彦台吉，而卜吉兔，皆逃徙一空矣。由此观之，自（辽东）三岔河以至宣大，长边近二千里，谁一为之碍者？大有可虑焉。彼知关宁宿重兵难扞，必疾趋蓟。当斯时也，蓟门百千余隘口，纷呈其罅漏，而合受其必趋，危耶？不危耶？臣所谓蓟镇比辽倍急者，此也。臣观近日诸臣条上边事，言备辽，言备宣大，读之凛凛疚心。臣非不知之，乃姑舍之而独言蓟，迹似涉于张皇。不知辽东、宣大犹封疆也，蓟门则关系宗社。且宁远距京师千里，宣大尚有重关之隔，而蓟何如乎？一墙之外，便与之邻，朝抵壁而夕可及于辇下。庚戌往事，其明鉴矣。”时值察哈尔西迁，明廷既感到宣大面临威胁，又憾辽东抵抗金国顿缺助力，捉襟见肘，无力增强蓟镇兵力，只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唯有加紧抚赏察哈尔。结果如前所述，事与愿违，既拆了东墙而无又补于西墙。有鉴于此，即不难理解，何以袁崇焕一闻知皇太极出兵，即料定蓟镇危险。据兵部职方郎中余大成云：“先是，督师袁崇焕有疏谓：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然朝廷置若罔闻。

蓟镇兵变，其来有自。天启以来，每况愈下，然明廷了无改作之意。崇祯即位后继续削减兵饷，裁汰士卒。皇太极破关前夕，蓟门防御薄弱，可参毕自严《度支奏议》卷8，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具题《民兵尚无确数经费未见画一疏》。其云：“先，巡关御史方大任题为‘兵实虚而议汰等事’，奉圣旨：‘兵虚饷冒，动辄危词告急，年来积弊相沿，殊可痛恨！据奏，蓟密永三协官兵虚旷名数，饷额宜（溢）而反诎！’”大敌将临之际裁兵减饷，必然使军队积怨更深，迨皇太极大军入侵，不惜反戈相向，为外敌作先导。“自王应豸为（蓟门）巡抚，务为节省，将哨兵汰其大半。而所汰台哨诸兵骤革钱粮，资身无策，相率而为盗。前日既为鼓噪之倡，近日更肆勾引之毒。百年来豢养之兵，不侦敌而反为敌用，岂不深可痛哉！”其咎在谁？此前诸臣之建议岂尽为杞忧！

（三）金军破关与蓟镇中东两协

据清朝方面记载，天聪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丁丑皇太极大军破关，至二十九日庚辰，歼明巡抚王元雅从遵化增援马兰峪诸路援军。三天之内竟似有征无战，如入无人之境。而以下具体记载则与明朝方面互异。

三十日辛巳，金军围遵化，招降明巡抚王元雅，不从。十一月初三日甲申，城陷，元雅自杀。然《国榷》卷90、《崇祯实录》卷2，遵化失陷均系于初五日丙戌。之所以有此分歧，即在于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入援被歼的时间彼此有异。这是皇太极军入关之后遭遇的第一场激战，《清实录》《老档》均系于十一月初一日壬午，其意以歼灭赵率教而后方攻破遵化。但根据其他记载，这显然是错误的。

《明史》卷271《赵率教传》：“大清兵由大安口南下。率教驰援，三昼夜抵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令入，遂策马而西。十一月四日战于遵化，中流矢阵亡，一军尽殁。”是则率教抵达遵化以东六十里之三屯营当在十一月三日。而据袁崇焕揭帖：“臣于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夜（后）所，一闻蓟警，即发援兵。而赵率教于臣牌未到之先，奉旨坐调即行。臣即以行兵方略遣游击王良臣驰书往谕，令其无轻视敌。孰知率教急于救遵，三昼夜驰三百五十里，至三屯营，而总兵朱国彦不容入城，遂纵马向遵。中途大战，遇伏中箭，坠马而死。良臣竟不能及。”三屯至关门三百五十里，而关门至中后所又有九十五里，三百五十里之程，率教急行军用三昼夜，是知即二十七日凌晨长城诸口方失，探报飞马疾驰抵关门，最早亦须至二十八日夜间。率教得报虽先于崇焕，未必奉京师之旨，即仓猝整兵启程，故不可能早于十月二十九日。经三昼夜驰行抵三屯营，然不能入，其间必有交涉，而后再西行六十里至遵化，或已在次日，即十一月初二日。《清太宗实录》卷5，金国方面闻知率教“以精兵四千来援遵化，哨兵以告，贝勒阿济格等率左翼四旗及蒙古兵奋击，率教等败走，阿济格追之。会上率数骑往遵化，环视攻城之地，遇明败兵至，随掩击之，赵率教为阿济格所斩”。记载战斗过程甚详，然系之十一月初一日壬午则显误。率教被杀，在战败逃亡之时，或在初三。《国榷》卷90系于初四日乙酉，与《明史·赵率教传》同，有其合理性。

而《国榷》以遵化城破、王元雅自经系于次日初五丙戌，似稍晚。据兵部转呈袁崇焕疏言：“臣初五日行至抚宁县，知遵化城被克。”崇焕大军十一月初三日方进山海关，初四日出发，则行经两天一百八十里，方至永平府抚宁县。而遵化至永平府迁安县一百五十里，迁安在永平府西北四十里，抚宁在永平府东八十里，则遵化、抚宁间至少有两日程，故知遵化陷落、王元雅自经不当迟于初四日，似初三日更准确。至于三屯营陷落，《国榷》卷90以“三屯营副总兵朱来等夜遁，总兵朱国彦忿甚，同妇张氏自经”，系于初六日丁亥。可与上引袁崇焕疏印证：“初七日至沙河驿，闻三屯营官军径开门自溃。”自抚宁已续行两日，崇焕二万大军马步混杂，行军速度不能与率教骑兵相比。自关门行进六日五百里，初十日到蓟州，亦不可谓不快。此沙河驿必在蓟州与抚宁之间，非关外辽东之沙河驿。而三屯营在蓟州以东一百余里，以哨探间道飞马驰报至沙河驿，估计一日可至。三屯距遵化六十里，若与遵化同于初三或初四日失陷，则应初五日与遵化一并报知抚宁袁崇焕所在，不至于初七日方报至沙河驿，故其失陷应晚于遵化，《国榷》属之初六日较准确。《崇祯长编》卷28，初五日丙戌，“大清兵分围三屯营、遵化”。皇太极分兵是可能的，但以围遵化系于初五日，则误；而以“遵化破”，王元雅死，系于初七日戊子，更误。

澄清这段史实，可以对明金两方面多一层理解：明军的溃败是长期布置失当、缺乏呼应的恶果。赵率教急切从关门长途赴援遵化，乃其职责所在，义不容辞，也说明率教清楚关门与中协四百里之间防御薄弱。而当率教抵至三屯营，竟被中协总兵朱国彦拒绝入城，即使解释为朱国彦防止金军假冒，但无疑也暴露了两镇平日没有联络，以至于缺乏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声援的有效方式。西协副将与昌平镇合兵亦有五千余人，然而对于中协的溃败全无反应。若赵率教、朱国彦、翟从文、尤世威等能彼此支援，合军固守三屯，安定人心，则三屯、遵化未必在袁崇焕大军到来之前即告失陷。虽三屯营之溃，内因在副将朱来同等临阵逃脱、朱国彦孤力难撑，可归结为明朝军队腐朽，但中协与山海关两镇及诸路守军轻易地被金军各个击破，则不能不追究防御体系上的缺陷。更须强调的是，明朝防御体系不能健全，蓟辽两线顾此失彼，又与明朝对蒙古抚赏失误、情报不灵相关联。当一个高度专制集权制度弊端丛生、病入膏肓之时，往往是一步错则步步错，很难在全局甚至各个局部上作出及时而正确的调整。

就金而言，皇太极大军十月二十七日进关，十一月初四日击溃明赵率教援兵，破遵化，初六日三屯营兵溃，前后十日。《老档》初八日己丑，皇太极尚在遵化为各军颁赏，十三日甲午，方从遵化向西推进一百二十余里到达蓟州，对蓟州明守官诱降，此距攻克遵化又有十天。金军的进程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迅速向纵深推进。与明关宁劲旅不同，中协各路明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很可能出乎皇太极意料。当然，满洲大军初入明境，人地两生，必须谨慎，既要扫清左右各口驻防明军，安抚所得州县卫所官民，同时也须四处侦探，提防明朝各处援军。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皇太极何以在遵化久久盘桓。倘若皇太极此刻有意直逼燕京，威胁明朝都城，即当趁明朝援军未集，率大军疾驰西进。然而计不出此，原因何在？试观皇太极在遵化一带招抚，令汉人剃发受降，任命官员，约束军纪，却又不类出师之初衷，纯粹以掳掠为目的。颇似有先巩固所得明边境州县、带有征服其地土人民的味道，即向金国内宣扬的“入关克城之捷”。然后西进，走一步，看一步，能进一步拔城略地固好，否则在近畿富庶州县大肆劫掠一番，总之先在明境内打下一个楔子，令明朝有切肤之痛。而皇太极之所以萌生此念，很可能是他目睹了明军的无能。次年二月皇太极返回沈阳，依然以大军留守永平四城，也是此预想之残梦。但后来的进程说明，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切实际而必然遭到失败的战略意图。皇太极低估了他的对手袁崇焕和明朝的潜力。袁崇焕宁锦兵先于金军抵达蓟州，肯定出乎皇太极意料。而明朝虽已腐朽，却还并未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