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史学并未山穷水尽——代序

令我惭愧的是，本书只有第一篇《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是新写的，其余三篇《多尔衮与皇权政治》《评清世祖遗诏》《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都是多年前的旧作、明日黄花，设非责编先生诚恳鼓励，我是绝没有勇气拿出来的。

明清嬗替的历史过程曲折而漫长，故使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后的几位满洲统治者皆带有开国之君的特征，清代庙号于太祖、太宗、成宗之下，复有世、圣二祖，昭彰史册，绝无仅有。只是我学力微薄，一向不敢写“全传”。四篇文章写作的间隔很长，视角和问题也不尽相同。好在皇太极入关、多尔衮摄政、福临亲政改革和玄烨结束四大臣辅政，都可视作满族入主中原的重要片段，撮合到一起，取名《定鼎中原之路》，或也差强人意。

我本无改写旧作习惯，三篇旧作且带有与前辈学者和时贤商量的味道，以现在的认识水平来作修改，于对方显然不公正也不尊重。当初落笔，只求彼此会意即可，故不多交代过程，注意的是文章气贯，致使段落过长，不熟悉背景和缺乏耐心的读者难免生累。后来收入《清初政治史探微》作过些微调整。此次结集，对一些长段子分得更细，添加小标题。史料校对中发现的问题，一并改正。

重温旧作，难免感慨。1989年，我年至四十方投入王锺翰师门下改习清史，真正是半路出家。三年后以《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完成博士论文，对清入关前八旗制国家的形成和本质特征以及汗权（皇权）与八旗的关系演变作了初步清理。错过了人生最好的年华，思维方式基本定型，难有大的变化。我没有锺翰师的眼界和语言能力，虽然对国外清史研究中的新史观、新思维有所关注，实际上做起来，大体还是遵循锺翰师教导的实证路数。

近代实证史学不同于古代中国名物制度考证，而逐渐发展为对重大事件的辨析，以至于对某段历史趋势的概括，具有史论和解释史学的味道，思辨色彩也越来越浓，可以说是思辨指导下的实证，但其基本特征仍然是依据文献史料来确证事实。从此立场而言，政治史研究是一个充满遗憾的领域。若文献不足征，就得望而却步，许多问题始终是一个谜，在我们对历史连贯性的理解中留下大大小小的空洞。我以为，最明智的态度是承认实证史学的这种缺憾，不必在具体问题上强作解释，所能稍作弥补的，只是以可用史料确认的某些重大关节点为基础，前瞻后顾，确定一段历史的特征和趋向，并以此来推断其间那些无法证实的事件可能具有的含义。这无疑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却也是政治史研究的魅力之所在。

三篇旧作从个案入手讨论清初政局演变。历史上的疑案或具体的事件其价值如何，在史学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不可一概而论。同样一件疑案，研究者的需要和目的不同，其价值亦迥异。价值判断的前提是确认事实，后者必须建立在史料的鉴别和分析之上，即属于实证。清代历史上的许多疑案，原因不外是与统治者利害攸关，其原始过程和直接证据被当时的记录者或后来的编纂者有意湮灭。若能还其本来面目，不仅可以揭示当时复杂的政治关系，往往也是破解历史表象背后深层原因的关键。

政治史若仅从所谓大势着眼，回避个案，无视具体史实，历史叙事就很容易落空，变成概念和逻辑的演绎，政治制度演变的内涵也无法得到显示，而且极有可能发生误解。这实际上是研究乏力的表现。比如说明清嬗代，如果我们不了解其复杂过程，而仅获知明朝失败和清朝胜利，那和朱子所说的“看人相打”有什么两样？或者跟着胜利者说本朝如何英明、失败者如何腐朽，那岂非一部成王败寇史，如何启迪后人？又如明清两代都设立内阁，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清承明制”，那么，何以明朝皇帝饱受臣下訾议，而清朝皇帝则绝对不容置疑，其间的差异如何解释？同样是皇太子的立废，康熙皇帝视若儿戏，阁臣绝不与闻；而万历皇帝则唯恐群臣怀疑其有私意，苦苦乞援于大学士出来担当，两者大异其趣。其中的原因虽可以继续探讨，而明后期兴起的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的呼声因清朝定鼎而中绝，则是可以由实证确定的基本背景。明后期士大夫党争对朝局有极大的影响，但能否左右皇权，则又另当别论。某位海外明史权威认为，万历皇帝进行“浑河之役”（即“萨尔浒之战”）是迫于党争的压力。其实，当时“朝政日壅，人情久郁，大僚半缺，言路几空”，明廷的危机并不在党争，而是君臣决裂，大举征剿纯属万历皇帝宸衷独断。此种误会，即因对史实缺乏切实的观察。再如，康熙皇帝祭拜明孝陵，亲题碑文“治隆唐宋”，本意是极力推崇明代。国内有学者见“唐宋”以下缺一“元”字，便断言玄烨认为明朝代表中原王朝体系的延续，而以其本朝大清属于辽金元另一系统。倘若对清前期诸帝如何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是明朝的继承者稍有了解，大约不至于闹出这样的笑话。

由是可见，即使一个具体判断，也需要对大的历史脉络成竹在胸。个案研究若缺乏宏观的历史视野，其意义很难得到完全的展示。而历史宏观理解的形成，又有赖于具体个案的深入和积累。叔本华说：“整个思想通过各个部分而显明。而不预先理解全部，也不能了解任何最细微的部分。”这大概是对整体与局部关系最好的说明。然而史学却不能像哲学那样预先构造一个先验的总体概念，史学的宏观只能得自大量“经验”的积累，即具体史实的综合概括，而史实的准确把握又只能来自实证。我们将清初旧案重提，当然不全是满足趣味性追求，而是通过吸收、借鉴以求改进前辈学者已有的考证成果，在一定的视域之内，力图以这些具体事实来深入解释清初政治的演变，故不仅要细致分析满洲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而且必须以朝廷中的满汉关系以及全国抗清形势作为大背景，这自然对实证史学提出更高的要求。

《多尔衮与皇权政治》发表于1996年，是我博士论文的延续，视野也由关外时期进入中原。以往多尔衮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因为传说中的孝庄“太后下嫁”，而“太后下嫁”又起因于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清史泰斗孟森先生《太后下嫁考实》一文认为，既无太后下嫁诏书，故下嫁之说即不可信；太后既未下嫁，则多尔衮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皇父，故将“皇父摄政王”拟之如中国古代的“尚父”“仲父”。质言之，福临与多尔衮的关系是君臣关系，并无父子关系。多尔衮虽有“皇父摄政王”之称，仍只相当于臣。孟森考史，基本原则是“证”无有即“事”无有，虽然严谨，却不无武断之嫌。殊不知历史上的无证之事指不胜屈，焉能事事有证？孟森所著《明元清系通纪》一书于明清史有开创之功，而“皇父”的误释，却又表明对满族传统缺乏了解。故胡适读罢孟文，致信孟森明确表示心有未厌，孟森也未作进一步申说。

继孟森之后，郑天挺先生推出《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宗旨一遵孟森，唯考证更为详密。其结论是“皇父摄政王之一切体制均下于皇帝，与太上皇固不同也”。而“皇父摄政王既为当时之最高爵秩，多尔衮之称皇父摄政王复由于左右之希旨阿谀，且其称源于满洲旧俗，故绝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晦原因在”。然而“满洲旧俗”并无称“皇父”者，唯努尔哈赤曾称为“父汗”，满语为“阿玛汗”。“皇父”满语为“汗依阿玛”，与“阿玛汗”虽有一间之隔，但已甚为接近。而清初国史院满文档案，乃有径称“皇父摄政王”为“父王”者，且非只一见，几与“父汗”无异，最符合多尔衮凌驾福临之上的意图。实则多尔衮欲改称“皇父摄政王”最好的注脚，就在《清世祖实录》中：一则曰“以我为君，以今上（福临）为储位”；一则“亲到皇宫院内，以为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位原系夺立”。此岂“左右之希旨阿谀”推为“最高爵秩”所能解释？

锺翰师《释汗依阿玛》一文问世，已晚至数十年之后。针对孟、郑二人的“尚父”“酬德报功”说，锺翰师分析“皇父摄政王”的满文结构，指出“皇父”“摄政王”两个主词各有所指，而前者并非来自后者，意即“皇父摄政王”不是一个逐渐提升的爵位。并据当时档案臣工疏奏皆将“皇父摄政王”较“皇上”抬写一格，揭示出多尔衮实已高居于福临之上。这是锺翰师胜于孟、郑之处。可是锺翰师的思路也因此出现一个跨越，即认为“皇父摄政王”既高于福临，故太后下嫁则为可信；且推断“多尔衮受封皇父之日，即是太后下嫁摄政王之时”。而其理由，仅据满洲婚姻有不遵行辈的习俗和南方张煌言的《建夷宫词》，尤其是轻信“太后下嫁诏书”曾于清末民初惊鸿一见的传言，又成为许增重先生《太后下嫁说新探》一文诘难的起点。

许先生的最大贡献，即从史源学上对太后下嫁说进行全面清理，其中揭露所谓“太后下嫁诏书”曾经流传于世的种种疑点，实为锺翰师而发。许文的另一贡献，即将太后下嫁、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之事置于当时的政治角逐中来分析。其中贯穿一条主线：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目的是篡位；而史实表明，多尔衮又终未篡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遭到两黄旗大臣的抵制，而两黄旗背后的支柱或核心就是太后；太后若果真下嫁多尔衮，即不啻投降，必使两黄旗分崩离析，更无从阻击多尔衮篡位；欲保住福临的皇位，太后势不能下嫁。故其最后的结论是，多尔衮最后选择了放弃篡位而归政于福临。许文逻辑严密，可谓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我初读许文，深为其论述的精彩、识断的高明所折服，似无懈可击。静而细思之，其论证的许多依据又与我所体会的史实相违戾，引起我的困惑：首先，两黄旗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吗？在多尔衮擅称“皇父”之前，两黄旗大臣大多投靠多尔衮，而对抗多尔衮之少数中坚，图赖早死，索尼被发遣关外，剩下鳌拜已无所作为。其次，许先生构想太后为两黄旗的核心，且在宫中形成一个与多尔衮相抗衡的集团。而太后之所以成为核心，是以福临继位得力于太后为先导，又以多尔衮最后准备还政于福临，甚至是以顺康之际太后设计四大臣辅政为后援的。但前两者均无明确史料，只是推断的结果；后者即或成立，也并不等于能证明前两者一定成立。因为清军入关前后，形势可谓天翻地覆，多尔衮摄政期间与福临亲政十年之后政治结构已发生了极大变化。至于许先生提出的多尔衮还政于福临一说，又是以其终未废黜福临而自称皇帝为根据的，其前提显然是遵循孟、郑所认定的“皇父摄政王”地位不如皇帝。然若如锺翰师所证明的“皇父摄政王”已高于皇帝，其所欠者仅仅是皇位世袭，则对于并无子嗣的多尔衮是否有此必要？这又涉及对“皇父摄政王”含义的进一步理解。我为此久久纠结于胸，焦虑不安。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头诉诸史实，苦思一年有余，方有《多尔衮与皇权政治》一文。

检讨先行者们的研究，我愈益相信历史研究必须严格地以史实为根据，万一无从获得史料证据，不得已而需要推断，如前所说，也只能在某些已经史料确定的、无可动摇的基点之间稍作弥补。而一旦越出这些基点，无论其逻辑多么缜密，都是危险的，甚至导向完全错误的结论。历史运动是复杂的，充满变数，不见得都有逻辑可循。破解历史中的疑案，在史料纷繁、互相抵牾的情况下，确实需要某种灵感。灵感一来，很容易令人喜不自胜。但我们必须牢记，获得一个思路，只是提供了一条途径，是否能沿此走到底，则须戒慎恐惧，履薄临深。研究过程中经常是进一步柳暗花明，再进一步则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甚至是悬崖绝壁。不另辟蹊径，很可能身陷谷底，越是自圆其说反而越不能自拔，毋宁暂时搁置为好。研究既然是探索，就有风险，若是指望每一点思考都能体现出成果，则未免夸大了研究者的主观意识，终将力不从心。明清史料浩如烟海，层出不穷，个人所及极其有限，所以，我们必须在自信之中又有一种不自信，以平和的态度来等待新说。用何龄修先生警告我的话来说，就是“要随时准备被驳倒”。

如果说《多尔衮与皇权政治》是就某些具体问题展开争论，以确认入关前后清初皇权的本质变化，《评清世祖遗诏》则是对《遗诏》方向性的理解进行辩诘。孟森《世祖出家事考实》一文，本旨在考证福临溺佛，欲遁世出家，就此而言，可谓凿凿有据。陈垣先生悟性独高，甚至窥测出世祖实已剃发，与孟森相得益彰。孟文论《遗诏》公布，经太后、诸王更定，非福临之本意，大致可以成立。然而奇怪的是，福临的溺佛、纵情、奢靡、任用宦官，却成为孟森理解《遗诏》的出发点。太后之所以用《遗诏》深责福临，旨在剔除福临生前的乱政，使清代政治恢复正常轨道，故其言：“就遗诏全文观之，未必世祖能彻底悔悟至此。而既有此遗诏，则清祚之所以灵长，太后、诸王之所以能为宗社计也。”又以福临死后清廷清除宦官为补证，以此“实为清一代最惩覆辙之高见”，“为清永抑宦官之始”。

我读《世祖遗诏》，第一感受是惊讶其对世祖从施政方针至个人品性行事否定无遗，其措辞之严厉，为历代遗诏所少见。而其要害，却并非如孟森所言，在世祖“溺佛纵奄，两擅其胜”，而在于世祖疏离满洲亲贵而亲近汉人，故《遗诏》视世祖为本族之叛逆。不难看出，《遗诏》的基点是急于中止世祖的汉化，并为四大臣辅政规定大政方向。在太后“安排”四大臣辅政的八年中，康熙皇帝竟然未曾拜谒世祖陵墓，亦足见太后与满洲权贵集团对世祖的态度。孟先生见不及此，使我难以服膺其论断。其次，《遗诏》针对谁而发？孟森说：“当时汉族新服，满族方张，柄国者所惮在满不在汉。”即是说，《遗诏》是为解决满洲内部的威胁，而满洲内部之威胁，又莫过于宗室诸王。孟文引征《清实录》，以《遗诏》颁布之前，先呈太后，而后出示诸王贝勒，即认为《遗诏》经太后、诸王共同改定，已颇含糊。随后又以太后命四大臣辅政，四臣以为无此先例，故跪请宗王，迨宗王表示辞让，方就其任。此不过一形式而已，而孟森则断言《遗诏》之所忌惮者在宗室诸王。果如孟森所说，则必以限制宗室诸王为目的，然而《遗诏》却处处为其不平。这里孟森的思路出现矛盾混乱。其实，令太后和四辅臣不安的不是宗室诸王，而是世祖的政治倾向。正是世祖亲信任用汉人，逐渐剥夺满洲亲贵对政权的垄断，故令《遗诏》的制作者深致不满，决心立即扭转这一危险的趋势。而四大臣辅政期间，多倒行逆施，民族矛盾又趋激化，即因沿袭关外遗轨。

孟森之所以有上述误判，以我的揣度，原因有二：其一，众所周知，孟森的清史研究目的之一，即在于纠正清末民初以来反满浪潮中所挟带的偏见，力主清代为中国正统王朝，可谓居功至伟。但孟森于纠偏之中又不自觉对清初弊政多所回护，其《清史讲义》中即有明显表露。而此处“汉族新服”一语，无意中显露出其低估了清初尖锐的满汉矛盾，显然没有认识到顺治一朝在皇权确立绝对权威之后满汉联合统治之迟迟不能实现，即在于受到明末农民军联合南明政权抗清这一总体形势的制约，更未能认识到康熙朝爆发的“三藩之乱”迁延八年之久，同样是满洲统治者实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的产物。简言之，孟森对满族定鼎中原这段历史的宏观理解中，忽视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满汉两个民族仍处于对抗状态。清世祖福临之所以远胜于满洲亲贵，即因其察觉出民族对抗对满族和大清政权的危害，故欲在保证满洲统治地位的同时尽量缓和朝廷中的满汉分歧，在制度上承袭明朝，以建立满汉联合统治，但却被目光短浅、固守征服传统的满洲亲贵视为莫大危险。在这一点上，太后、四辅臣和宗室诸王贝勒并无分歧。

其二，孟森高估了太后在清初历史上的作用，此于清史界影响颇为深远。而检诸《清实录》，福临即位之际，太后渺然无所闻。太后主持政局，唯有福临死后安排四大臣辅政一事。玄烨八岁继位，甚为偶然，因世祖死于天花，而玄烨已出痘具有了免疫力。顺康两朝授受之际，太后之能作为皇权的最高权源，选择玄烨即位，而不需如议立福临时八旗诸王贝勒共议，原因皆在于入关之后皇权具有绝对权威，已不再是关外时期八家分治之上的崇德皇权。经多尔衮、福临先后摧抑，诸王宗室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式微，议政王大臣会议也成为专制皇权下的议事机构。辅政四大臣皆以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又是因为福临生前试图以内阁为中枢机构、实行满汉联合专政未果而留下的罅隙，故福临辞世之际，四大臣实居于权力中心。其得以太后名义担任顾命辅政，亦因势成事，非太后别出心裁，改天换地之举。然顾命大臣既无宗王，又无阁臣，在我看来，实一仓皇琐屑之局，未见太后有何“大智慧”。更重要的是，四辅臣并不是世祖汉化改革的支持者，世祖晚年之内心寂寞，沉溺佛教，非只因爱妃骤逝，很可能还因为政治上的孤立无助。四大臣辅政八年，大政方针即对世祖设计的满汉联合政治改弦更张。至于太后与四辅臣之关系，亦全然不是孟森发明而为后人信奉的所谓以太后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四大臣名义上虽需“启奏”，实则太后仅受成而已。鳌拜嚣张跋扈，欺凌幼年天子，太后无可如何，反而让四辅臣继续执政。即使玄烨亲政之后，四辅臣权力如故。玄烨不能容忍，擒拿鳌拜，具有双重意义：结束四辅臣擅政，同时将最高权源收归于己。从此太后纯为供奉偶像。此即本书《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一文的基本内容。

孟森既肯定《遗诏》保证了有清一代之“灵长”，然非出自世祖之手，且断言世祖不能“悔悟至此”。故欲质疑孟森对《遗诏》的定性，不仅需要全面检讨世祖亲政十年的主要举措，尤其是最后几年的政治倾向，而且必须证明世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未曾放弃自己的主张，为此，又须探讨世祖改革的现实基础以作前提。故我写《评清世祖遗诏》一文，实难避免繁复枝蔓，唯以精炼剪裁寄托于高明。

同样是运用实证方法，研究者的结论可能截然不同。孟先生是明清史大家，其通识远非我所能及。但其结论何以会留下疑问，至少在我看来是偏颇的，显然不完全在于缺乏宏观视野，而在于其指导观念。实证史学一旦超出某种具体考证范围，即不可能保持其纯粹的工具性。不论研究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甚或自认为遵循纯客观标准，其思路都不可避免受到某种价值取向的引导。孟森之所以夸大太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或因未能彻底摆脱帝王史观的影响。回过头来检查，孟森及其后继者对于太后作如是观，又并无严格的考证和明显的史实作基础，可见研究观念影响作者之深以至于不自觉。

退休之前几年，有感于社会上盛世之风愈演愈烈，我开始专注于康熙朝政治的探讨，一点心得已结集于《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但我并未在清史上继续往前走，而是回头考察明朝后期的历史，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清朝前期与明朝关系紧密，而明清之际的许多重大问题至今尚未经过“两造对证”。自己以往的探索主要是立足于清朝史料，对明朝一方的记载接触很少。尽管我始终抱着质疑的态度来读清修官书，但苦于没见到另一方的“证词”，终不免有一种被清朝官方牵着鼻子走的感觉，已有的理解是否准确，亦无充足的自信。谢天谢地！及时退休！终于有时间弥补自己的缺憾。然人至晚年，精力已衰，不敢好高骛远。于是将明万历朝以下的《明实录》通读一遍，旁及时人文集，皆手自输录，附加批注，以当消闲。几年下来，电脑里居然积累上百万字。本书的《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算是重新检讨明清史的第一篇文字。

这篇文章几乎纯粹是一段战争史实的考证，但也涉及一些主观判断的辨析。首先，皇太极率师出征的目的，是如《清实录》记载的“伐明”，还是中途改道？其次，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果如《清实录》所云能取而不取吗？再如，此役是否如许多权威著作所认为的那样，是清朝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的成功范例？作为发动者和“胜利者”的皇太极本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得失？上述问题都没有来得及澄清，却被视为定论和前提，研究者多复述清朝官方记载，大同小异。当我以明朝史料加以比勘，发现事实与清官方记载有很大出入，《满文老档》和《清实录》在一些关键之处有意含糊其辞。仔细考察此役全过程之后，我的结论是：皇太极得以攻破长城，固然是因明蓟辽防御体系存在缺陷以及对朵颜三卫抚驭失当，然金军深入北京城下，却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辉煌，反是从主动到被动的转折点；明援军渐集，皇太极之能脱身东奔永平，原因在于明崇祯逮系袁崇焕而导致关宁兵溃逃；金军攻山海关不克，仍有陷入明军合围之虞，皇太极仓猝出关，实不免狼狈。上述看法很可能颠覆了已有的成见，恐怕又会引起某些偏爱大清官书的读者疑惑乃至愤怒。但只有仔细检查我的证据和推断，才能进行有益的学术争论。实证史学研究不仅是个人识见的积累，也是前辈们开辟的一条可靠的路径。正是有了大量的实证成果，历史的叙述才有坚实的基础，而不至流于空泛。有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好几代人持续探索。后人所作的修补或推进，无不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又需要来者臻于完善。

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大有与各种社会学科相融合之势。近几十年来出现不少从比较史学、世界贸易、气候变迁、人口流动、货币物价、物质装备等等方面解释明清嬗替的新说，令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实证史学相对显得冷落，也很自然。然而政治史毕竟是人事的流变，政治形势无非各种势力的分化组合、此消彼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无比，人的言行与其心理动机也不尽一致，历史文献史料并不完全是真实客观的记录，往往夹杂着书写者的主观意见，皆须加以考订辩证。历史的演进是许多合力冲撞的结果，颇类似于地壳下面的岩浆活动。史学不同于地貌学，绝非仅凭鸟瞰“航拍”几张图片，即能高屋建瓴，把握历史内在的运动。只有通过史料来“勘测”史实，深入到历史表象背后的实情实景，逐层剥离，方能拨开迷雾，揭示真相。凡此多属于实证范畴，其他方法难以替代。固守传统的实证史学，拒绝引用新学科的参与，自是抱残守缺；然若离开了史料的鉴定和史实的确证，不论用何种高明的理论来解释历史，都有可能如同沙上建塔，雾里看花，甚至“弥近理而大乱真”。欲对宏大的历史主题进行综合解释，实证是基础性工作，但无疑不能单凭实证史学这一支。新方法和新学科的考察和论证，或许会为实证提供推进的思路和问题的焦点，逼迫实证史学作出更为积极的应对。

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精彩的场面都不过是小小的浪花而已。从宇宙进化观看来，全部人类文明史更如同一条随意流淌的小溪，历史人物变成为难以辨识的水雾分子。这类宏观意识无疑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我们认识到人的力量远非那么伟大。但我们在变得豁达的时候，又很容易产生一种虚无和自我否定的倾向。而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无论多么超脱，多么具有独立性，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尘世的烦恼，故必定具有另一种倾向，即要求积极寻求和凸显个人，特别是社会基层群体的价值和作用。参立于天地万物之间的是人，横亘于洪荒远古以至于今的正是人的历史，历史必须也只能以人为中心。无论历史中的文明交替伴随着多少惋惜和悲叹，人类的生生不息和不懈努力，毕竟发展到今天的繁荣。被巨大的世界历史浪潮和不可捉摸的力量所裹挟、所支配的日渐困惑的人，对于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渴求也必然愈益迫切。探索人在历史中的活动，总结他们的成败得失，即离不开史实，离不开实证。故我深信，实证史学并未山穷水尽。

最后，我想再加一点蛇足，以结束这篇拉杂拖沓的序言。

实证史学欲获得比较坚实的结论，合理的前提、可信的证据、正确的推断，是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证据是史料，不仅要尽可能广泛搜集，而且需要鉴别真伪。运用史料进行推断，是严格的逻辑程序，绝不允许做出跨越层次的结论，即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最为重要而又最容易忽视的，是指导前提，即对某一段历史综合概括所形成的综观，这是总体性的东西，决定并引导着具体的证据搜集和推理方向。但作为具体研究前提的宏观概括，只能来自已经确定的史实，而不能夹杂任何主观预设，或某种规律之类的观念。证据和推理不论多么可靠，如果指导性的前提发生偏差，即有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实证史学旨在确定史实，研究者的学力高下，即在于对史实认识的深浅；考察的问题可大可小，呈现的艺术有巧有拙，而其基本风格则大体归于平实，“卑之无甚高论”。虽然实际上每个研究者都很难完全不进行历史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但严格地说，道德价值判断不属于实证。职是之故，实证史学的一个“弊端”就是繁琐。然而历史本身是复杂的，真相往往隐蔽在假象背后。历史研究即在于分析影响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因素以及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只有当这些关系的运动得到全面的展现，才有可能理解历史的真相及其丰富含义。与此相应，历史研究成果的形式也必然是复杂的。诚然，史学撰述应该力求明晰扼要，但这不等于将历史简单化。一位已故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就曾坚决反对将其著作改写得简单明了，认为只有“复杂”的表述才能反映历史本身和研究过程的真实。历史研究带有极强的专业性质，真正的专业历史工作者必须心存敬畏，细细体味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琐事”，故其内心必然会有一种不被人理解的孤独感，历史研究者应该习惯这种孤独。

而作为滋养一个民族的精神来源，历史需要推广和普及。史学不必成为象牙塔，使人可望而不可即。某些通史、通俗化的历史叙述和历史教学，对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简明而准确的概述，使大众易于接受，是完全必要的。但其前提首先是对历史的复杂性有深刻的理解，做不到这一点，概括和简化必然是空洞甚至很可能是歪曲的。而且，我们在推广普及历史的同时，还须警惕一种倾向，即导致思想和思维方式的简单化。尤其是在商业文化和传媒文化盛行的今天，人们的心理愈来愈浮躁，缺乏阅读所需要的耐心和沉静，无暇顾及需要潜心思索的作品，仅满足于摄取零散的知识信息，却又喜好简单、新奇而耸动的结论。这种心理如同古代专制统治下的底层民众渴望奇迹救星一样，最容易被各种权威所操纵利用。如果历史从业者置历史的复杂性于不顾，一味迎合大众趣味性需求，并插进过多的意义和价值判断，则很容易让本应作为充实涵育人民思想素养的历史变成满足肤浅心理的评书、演义和说教，沦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附庸。历史一旦丧失了应有的尊严，弃绝了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其结果是人人智珠在握，高谈阔论，视真理如探囊取物；夷究其实，不过是在历史表象上游荡，把既成事实当作毫无价值的“历史规律”。一个缺乏历史的追问、质疑和沉思精神的民族，注定是轻浮、狂妄而蒙昧的民族，永远无法迈入现代文明的门槛。

历史研究的绝对原则是尊重事实，其首要任务即探求事实真相。为此，必须警惕被任何观念所支配，既不崇拜偶像，更不自造偶像；既不迷信权威，也不迎合时风和现实的需要；否则，不是误解历史，就是曲学阿世。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者之所以能影响历史进程，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智慧超群，而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几乎无所制约的权力。而极度的专制集权制度，也给那些庸主和暴君涂绘了太多的光环。按道理说，历史从业者最讲求事实证据，应该是最冷静、最不容易被蒙蔽的。可是在过往的运动风潮中，有许多人，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大学者，却失掉理性，占风望气，摇曳多姿，不惜充当“政治棍子”；即或有其迫不得已，但根本原因，仍在于不能坚守历史研究所赋予的原则，致使人格与学术分离。必须经过独立的思考以获得确切的知识，竭尽其能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既是历史研究的理性，也是我们对待历史应有的责任。

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时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凭着这种自我理性和良知，我们能够减少历史研究中的盲从和武断，以及对历史意义和历史道德的误判。实证史学不仅是研究者运用智力的一种方式，更是实行自我启蒙的最好途径之一：用以增强自信心，保持自己的思想不被外力所控制，避免堕落为他人的观念和未经独立思考的信仰的工具。具备了解、揭示历史事实真相的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需求，亦应视为我们人生的追求和幸福。

2017年仲夏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