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到的白求恩

刘小康 1965年3月

火一样的革命热情

我第一次见到白求恩同志是1938年6月18日下午，在山西省五台县耿镇。

头天，我接到军区司令部的电话，说有一位加拿大医学博士、共产党员要来我们医院指导工作，全院同志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当时我们技术力量薄弱，医疗设备也较差，多么希望有个技术高明的同志来指导啊！我们连夜打扫宿舍准备迎接他的到来。从军区司令部到后方医院要翻两道山岭，走六十多里路，第二天下午他就赶到我们医院。我们见到他胡须都灰白了，是位半百的老人，又走了一天山路，风尘仆仆的，就请他先到宿舍休息一下，再向他汇报工作。可是，他和我们热烈握手后，一开口就问：“伤员在哪里？伤员最重最多的在哪里？”我们告诉他伤员分住在河北、河西、松岩口三个村，重伤员大多住在松岩口，离这里还有一二里。他说，我们就去看看伤病员吧。我们就陪他到河北村的后方医院去看伤病员。

后方医院当时共有五百多伤病员，有一些是平型关战斗中下来的。白求恩同志见到伤病员，紧握着他们的手，说：“我在加拿大就听到了八路军在平型关的捷报。到延安，我问毛主席后，才知道平型关在晋察冀边区，就要求到你们这里来了。”他又问伤员：“亲爱的同志，你们的伤口还痛不痛？吃得下饭吗？睡得好觉吗？”伤员说好，他脸上就有了笑容；伤员说不好，他眉头皱起来了。就在说话之间，他已仔细检查了几个伤员的创口，亲自一一包扎好了。只因我们担心他的健康，一再请他回来休息，他才勉强离开病房。回来后，就向我们提出意见，他说：“医生应该和伤病员在一起，我要和伤病员一块儿住。”我们一再要求他休息，他只好说：“在这里住一天还可以，明天就不行了。”第二天，白求恩同志就搬到松岩口村住下了。

当时医院的大部分病房分散在许多民房内，白求恩同志不顾自己疲劳，走东村串西村，一个一个伤病员都经过他非常细心的诊查。他每天从早忙到晚，晚间还召集各科医生护士汇报，查问每个伤病员的治疗与生活情况，督促大家要周密地检查。这样他还不放心，常常半夜三更，一个人提着自己带来的汽灯亲自到病房去看病人。到病房后，一面安慰伤员，进行复诊，一面亲自给伤员盖被子，端水喝，倒屎倒尿盆。他对每一个轻微受伤的伤员不轻易放过，不因创伤简单而忽略治疗；也不把任何简单的创伤处理轻易托给不能胜任的人。以前由于药品和器械的缺乏，技术也不够高，有些伤员的创口好得很慢。自他来到的第二周开始，就对应该施行手术的伤员不分昼夜地施行手术。经过四个星期的连续紧张的工作，施行过手术的一百四十七个伤员，经短时期的疗养后，很快就带着健康的身体重返前线去了。

白求恩同志不但关心每一个伤病员的治疗，而且关心院里的每一件事。他到来不久，就亲自到伙房问炊事员，怎样给伤员做吃的。有个同志回答：“病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白求恩一听就摇头了。他说：“这样工作不行啊！你们应该了解伤员，懂得他们的病情。重伤员应该吃什么，轻伤员应该吃什么，在物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必须分别照顾。吃不好，就要影响治疗，影响伤员的健康啊！”他叫人把管理科长找来，要他马上调查伤员情况，写出具体计划交事务长办理。他又找到我批评说：“你应该好好教育工作人员，加强他们的革命责任心，使他们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工作，这样，工作才有效率，工作才做得好。”事后，我们召开了干部和工作人员大会，认真检查了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了改进办法。他看见他的意见被采纳了，脸上浮起了微笑，并且抱歉地说：“请你们原谅我的脾气不好。不过做卫生工作，不这样严格认真是不行的啊！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希望你们批评我，我将百分之百地在工作中改正。”

1938年9月下旬，日寇就开始“冬季扫荡”。白求恩同志建议带领我们医疗队上火线，在炮火下抢救受伤的指战员。他恳切地对我们说：“我虽年纪大，可身体比你们还强。参加前线救护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应尽的责任。要战士的伤口好得快，全靠初步疗伤做得好。拖延了会变成顽固性创伤，治疗就困难了。你们不要太顾虑我，伤员第一！”他又说：“一个革命医生，坐在家里等着病人来叩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医生应该跑到病人那里去，而且愈早愈好。”就在忽东忽西的游击战争的环境里，白求恩同志披星戴月，昼夜奔忙，从这个战地到那个战地，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战斗。

11月天，崇山峻岭的雁北更觉寒冷了。有一天，白求恩同志披雪行军，走了一天山路，黄昏才到达灵丘河淅村。他还是在早上出发时吃的饭，这时，大家劝他休息一下，吃完饭再去看伤员。他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说罢，就去检查伤员，一口气检查了三十多个伤员。接着，又去给几个需要立即动手术的伤员施行手术。直到深夜12点才把手术做完，又到病房去看了一遍刚施过手术的人的反应，这才回来吃饭。到睡觉差不多1点了。我们都感到他老人家工作一天，这么晚才睡，第二天应该让他多睡一会儿。可是，到4点多钟，他的屋子里已经点好了灯，他早就穿得整整齐齐地催人开饭了。当他赶到另一处重伤员多的曲寺时，天才放亮。这天上午，他又检查了一百多个伤员，接着又施行手术，直到傍晚。第二天又是4点起床，到前线救护伤员去了。

当时还传颂着一个白求恩“跃马百里救伤员”的故事。在一次战斗中，一个伤员胳臂受伤，流血不止，神志昏迷，生命十分危险。这个地方离白求恩同志的医疗队有六十里路。白求恩同志知道这件事后，就背上挂包，带一点手术器械，连翻译也等不及带，就骑马飞奔而去。快到时，那匹棕色骏马的臀部淌着雨样的汗水。由于白求恩及时赶到，把这个同志从死亡线上救活了。他施完手术，包扎好伤口，旋即又骑着汗水还没有干的马往回跑。因为这儿还有伤病员等着他。由于医疗队上火线，缩短了伤员运输时间，大部分伤员手术后没有感染化脓，更多的伤员减少了痛苦和死亡。我们和白求恩同志一起工作的同志，没有不被他那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和认真精神所感动的。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风格

白求恩同志生活非常艰苦，自己毫无所求。他来边区以后，住茅屋、点油灯，吃中国的蔬菜便饭，穿八路军的布衣草鞋，跟一个八路战士一样生活着。他到火线去救护治疗，不管冰天雪地，寒风凛冽，照样行动。他从不讲究生活享受，不要求组织照顾。组织上和同志们对他的照顾，不论多少、大小，他总是婉言谢绝。当时军区每月补助他津贴费晋察冀边币一百元，他坚决不要，转送给后方医院管理科给伤员改善生活。我们再三劝他买些营养品吃，保重身体，白求恩同志说：“我从延安来，我知道你们毛主席、朱总司令津贴都很少，八路军官兵只有几分钱菜金，我愿过中国革命队伍普通一兵的生活。”“我是来支援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我要钱做什么？我要穿得好吃得好，就留在加拿大不来中国了。”我们知道，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医科大学曾相继聘请他去讲授胸部外科治疗学，英国皇家学院外科学会邀请他去做会员，他个人收入也很可观……然而，他毅然抛弃这一切，来到了中国过战场生活。他还向组织上提出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说是钱用多了，要取消组织上配备给他的炊事员，并且要和战士一样生活。他在一封给毛主席的信中热诚表示，“我在此间不胜愉快，且深感我们应以英勇的中国同志们为其美丽的国家而对野蛮搏斗的伟大精神，来解放亚洲。”

但是，他对伤员、对人民却是关怀备至，极端热忱。他曾经这样对我们说过，“伤病员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中，要将他们放在最前头。倘若你不把他们看得重于自己，那么，你就不配从事卫生事业，实在说，也简直不配当八路军。”白求恩同志就是用这样深厚的阶级感情来爱护伤病员和人民的。

那是1938年9月末，日寇正向军区腹地进攻。白求恩同志带着医疗队来到杨家庄第一所。当时从火线上下来了一百多个伤员，被子不够用，五台山区晚上又冷。白求恩同志在检查病房时，发现有的伤员被子单薄，他立刻回到寝室，把自己那床被子送到病房里给一个重伤员盖上。

1939年4月，在有名的齐会战斗中，火线上下来一个腹部重伤的伤员。他是一二〇师一六团三连徐连长。这个小伙子打得很勇敢，在向敌人冲锋时腹部受了重伤，生命非常危险。白求恩同志迅速为他施行了手术。因为伤在横结肠和降结肠，上面有十个穿孔和裂隙，虽然用羊肠线缝合了，但是手术后伤员呼吸困难。后来白求恩同志就亲自锯木板，给他做靠背架。手术后，经常看他。并且每天亲自给他做四顿饭。一二〇师卫生部曾部长看见白求恩大夫眼睛上网着一层红丝，实在太疲劳了，劝他让炊事员做，他不答应。他说：“药物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才是有用的，是最次要、最次要的，理学疗法和饮食疗法配合好，护理得好，伤病员就能够很快恢复健康。还是让我自己来做……”由于白求恩同志这样及时治疗和精心护理，徐连长在二十八天后，伤口已没有问题，这才送到后方去休养。徐连长临走时，抓着白求恩同志的衣服说：“白求恩大夫，我以后只有多杀敌人来报答你！”白求恩同志拍拍徐连长的肩膀说：“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不要感谢，大家是同志。我把你救活了，你就可以多杀敌人，保卫祖国。”

白求恩同志对群众也非常关怀。他一有空闲就去巡视群众卫生工作，关心人民的生活。有一次，他看见一位老大娘抱着个小孩，这小孩是个豁嘴。他便主动把小孩带进医院手术室，给缝合了起来。不久便长好了。这可把老大娘乐坏了。她为了表示感谢，特地送来了鸡蛋和枣子，但全被白求恩同志退回去了。他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非常同情和关怀，经常到被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地方去慰问老百姓，还常常用很不熟练的中国话对老乡说：“亲爱的朋友们，要把悲痛化为力量，坚持抗日斗争。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有边区子弟兵，会给你们报仇的。日本鬼子总有一天会被打败的，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消灭的。烧毁的房子将会盖得更好，日子也越过越甜。……”对受伤、生病的群众，他也像对受伤的战士一样认真抢救治疗。老百姓看他如亲人，简直忘了他是加拿大人。白求恩同志自己也常说：“革命友爱，不分中外。”

白求恩同志不仅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来医治，关怀受伤的战士，更使我们感动的是他为了抢救伤员的生命，把自己的鲜血输送给濒临死亡的战士。

有一个股骨骨折的伤员，必须施行手术。可是这伤员受伤时流了很多血，当时严重贫血，体温又高，精神萎靡，大小便不正常。要是不立即动手术，很快就要死亡；如果动手术而不输血，也难以挽救他的生命。这时白求恩同志说：“要输血……能输血救活一个战士，胜于打死十个敌人。我是O型血，万能输血者，我可以输。”我们劝阻无效，建议输别人的血他也不同意。就这样，白求恩三百毫升的血输到了八路军一名战士身上。三个星期之后，这个生命垂危的伤员，恢复了健康。输血时在场的同志都感动得流下眼泪。

为了边区的医疗事业

当时晋察冀解放区医疗设备比较差，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比较低。白求恩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后，在紧张的医疗工作之余，还积极进行健全医疗设备和训练医务人才，以提高医疗水平的工作。为了很快建成模范医院，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白求恩同志从清早一直忙到深夜，他不愿自己有一分钟空闲的时间。每天除了施行手术、开处方外，一有空闲，他就指挥木匠做大腿骨折牵引架、病床和各种木料器具；铁匠做托马氏夹板和洋铁盆桶；锡匠打探针、镊子、钳子；分配裁缝做床单、褥子、枕头……他说：“一个战地外科医生，同时还要会做木匠、铁匠、缝纫匠和理发匠的工作。这样，才能算是好的外科医生。”深夜，他还坐在煤油灯或烛光下赶写一本适合我们医生和护士用的图解手册。这本书里面包括急救、急症、药、解剖、初步生理学、创伤的治疗、夹板的应用等章节，解决了医务人员学习业务时没有课本的困难。每隔一天他利用下午5时至6时，给医务人员上课，把他广博的学识和经验，倾注给我们每一个医务人员。

白求恩同志由于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所以他的工作也富有创造性。在当时敌人严密封锁，药品器材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想了许多办法来战胜困难：没有凡士林，就用猪油配药膏，做成油纱布；自制石膏绷带；自配一种治疗战伤的软膏，这种软膏，轻伤上一次可愈；他用自己带的几打刮胡须的刀片代替手术刀，用竹签滚球代替探针，用竹片代替镊子上药，等等。

经过白求恩同志一番努力，原来很简陋的一个医院完全改变了面貌。技术提高了一步，伤病员死亡率大大降低，出院人数增加了，受到了全区医务工作者和党政首长的一致赞扬。

白求恩同志并不满足于一个医院的建设。在军区领导同志和党组织的鼓励与支持下，为了配合当时战争环境的需要，他根据在火线深入观察和典型病例的分析，针对战地救护存在的问题，集中了丰富材料，系统地整理总结，而后提出工作计划和方案，写课本、造设备。他先后编著了《初步疗伤》《战伤外科组织治疗方法草案》《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等书。白求恩同志还因地制宜，创造了一个换药篮子，这个篮子上边是一个木盘，下面是个小匣，还有一个提梁。小匣放着消毒棉纱、敷料和药品，木盘装着药瓶，换药时还可以放棉纱、敷料、器材等东西。护理人员给它起了名字叫“白求恩换药篮子”。这些创造性的劳动，在当时技术力量不足、交通不便、设备缺乏的情况下，对做好战地抢救伤员的工作该有多么大的帮助啊！

白求恩同志说：“运用技术，培养骨干，是达到胜利的道路。”他还说：“在卫生事业上运用技术，就是学习着用技术去治疗我们受伤的同志。他们为我们打仗，我们为回报他们，也必须为他们打仗。我们要打的敌人就是死亡、疾病和残废。”因此，他十分重视训练技术人才。

1938年底，他刚从三五九旅前线回到后方医院杨家庄一所，就在党的支持下积极筹备特种外科医院。这里既是医疗场所，又是培养人才的医务学校。1939年1月3日，特种外科医院建成，那时白求恩同志的扁桃腺发炎很厉害，但是他仍然坚持按期开学。派到这里实习的全是边区各军区卫生部长、医务科长、医生等卫生干部，有二十多人。在这里，白求恩同志非常重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他领着学员到病房学习，做临床讲演。在他的手术室里经常挂着一块白布。当他指定某一医生施行手术前，首先要问这个手术如何执行，答对了准许做，没答对，他就在白布上绘出图来，指明神经血管的位置，如何开刀，如何缝合等，都一一解释清楚。施行手术前后，叫学员们每个人开十个处方，然后他细心地修改；同时他自己也开十个处方给大家学习。

实习结束后，学员在技术和理论上都提高了一步。有位同志的日记这样写道：“院中学七日，胜读七月书。”在白求恩同志的辛勤培育和帮助下，晋察冀边区的医疗干部迅速成长起来。

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白求恩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经常冒着炮火，不顾生命危险抢救八路军伤员。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9年10月间，日寇对冀西山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扫荡”。从摩天岭前线下来的伤员，来到了涞源县孙家庄。白求恩同志把手术室设在孙家庄小庙里，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战斗的第二天下午，一个哨兵突然跑进手术室，报告北面山上发现敌人。白求恩一面继续着手中的工作，一面问：“外面还有多少没有动手术的伤员？”大家告诉他还有十个，而且大部分是重伤员，他立刻下命令：马上在这里添两张手术台，把伤员抬上来，一次抬三个。三张手术台上，同时进行手术。几分钟以后，哨兵又来报告，至少有几百名日军下山来了。枪声仿佛就在身边响着。这时，白求恩说了一声“糟糕”，大家飞快地转过身来向着他。但他却让大家继续工作，说：“没什么，我把手指刺破了。”他把刺破的手指在消毒溶液里浸了一会儿，又继续工作。二十分钟后，只剩下一个腿部有枪伤的青年，被抬上手术台。枪声响得更厉害了，哨兵又跑进来：“白求恩大夫，你一刻也不能停留了！”我们医院医务科长林大夫扯着白求恩的胳膊说：“我来接替你……”手术台上的青年伤员也抬起头恳求说：“白求恩大夫，你快走吧。我的伤不重，把我带走、留下都可以！”枪声已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近，但是白求恩同志还是专心把手术做完了。伤员抬走后，他自己骑上马跟在担架后面，刚刚转入山沟，敌人就进了村。事后人们告诉他这次实在危险，他却高兴地笑着说：“今天打了个大胜仗，完成了任务。八路军战士不怕枪林弹雨，轻伤不下火线。我是八路军里的卫生顾问，也应该这样嘛！我们能为英勇的指战员做完手术，这是我最愉快的事。”

白求恩同志即使在病中对工作也是一样负责任。那次他抢做手术，左手中指第三关节不慎被刀刺破了，局部发炎，以后，他仍然继续给伤员动手术。在给一个外科传染病（颈部丹毒合并头部蜂窝组织炎）伤员做第二次手术时，因医疗队准备出发，他忙着动手术，手指上的创口感染中毒，手指肿胀得很厉害。但他还是不顾自己身上的病，争着到前线去。当领导同志劝他多休息几天再上火线时，他非常坚决地说：“手指这点小病算什么，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来使用……”他的中指发炎越发厉害了，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疮，而且体温已增高到三十九点六摄氏度，他躺下来了。内服了一些药后，又支撑起来，叫翻译派通讯员通知各战斗单位，把所有伤员一齐送到他这里来。同时他命令王大夫：要是头部、胸部、腹部的伤员，一定要抬来给他看，即使他睡着了，也要叫醒他。后来，他病情越来越重，浑身发冷，接连呕吐，说话也没条理了，部队抬着他转移。他还说：“我十二分忧虑的是在前方流血的战士。假使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留在前方。”就在他生命结束的前一刻，还用几乎难以识别的字迹，向聂司令员报告他最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建议立刻组织手术队到前方来做战地救护；用几乎难以听清的声音，谆谆地对他的翻译说话，勉励同志们：“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进的事业。”白求恩同志是1939年11月12日清晨5时20分逝世的。听到白求恩同志逝世的不幸消息，我们没有一个不痛哭失声的。火线上的战士，听到这个消息，喊着“为白求恩大夫报仇”的口号，向敌人的阵地冲去……连聂司令员听到这消息，也不禁潸然泪下。

白求恩同志在我们中间虽然只生活了一年多，但他给我的印象是终生难忘的。他离开我们二十六年了，而他的崇高形象，仍然活在我们的心中而且日益显其光辉。今天当我们学习毛主席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的时候，我们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

（注：作者当年担任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