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尚的人 白求恩同志片段

林金亮 1965年3月

我有幸和诺尔曼·白求恩同志朝夕相处一起工作了约十八个月。我们之间，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为了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反法西斯战争的现实，把我们从思想感情上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我们夜以继日地在手术台边紧张地工作；有时不避艰险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有时冒着严寒在深山峻岭里行军。这一切使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感情，我受到了他莫大的教益。他离开我们二十六年了，每当回忆起和他一起生活工作时的情景，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特别是他那种“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

同甘共苦，克服困难

1938年春天，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成立不久。我们驻在山西省五台县松岩口村。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日寇不断向我晋察冀根据地“扫荡”，边区环境十分艰苦，技术干部和药品器械都比较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挥了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器械不足就自己动手做，买不到西药就用部分中药代替，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大批伤员的治疗任务。

白求恩同志刚到后方医院，还没有顾得上休息，就提议要到病房里去看伤员。我们说服不了他，只好带着他穿过农村的街道，走进老乡的住房，逐个细致地检查伤员。看到我们处理的伤员合乎要求的，他就点点头表示赞许；发现处理得不合理的，就不客气地指出来。当时我觉得，这老汉还怪不客气哩。就这样紧张的一上午过去了，他却毫无倦容。

下午继续检查伤员。将要吃晚饭了，他问我：“你们都可以做些什么手术啊？”我说：“因为条件困难，现在只能做四肢伤的扩创，也会做截肢手术。”他沉思了一下，说：“你带我看看你的器械好不好？”我答应了，并立刻带他到手术室。

手术室设在一个小学校的教室里，墙壁用石灰粉刷了一下，顶棚是用白布蒙成的。那时我们的手术器械大部分是破旧的，止血钳子，几把剪子、刀子，还有自己做的一把骨锯、一把骨凿、一把骨槌和一个麻醉罩，手术床也是自己用木头做的。他看了后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问道：“就是这些东西？”我说：“是的。这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他摇了摇头，仍然不大相信，说：“我来了以后，咱们要一起工作，你可不要瞒我呀。”当时我们的总支书记在场，他向白求恩同志证明确实就是这些器械，丝毫没有瞒他。这时，他惊讶得再一次把那些器械一件一件地拿起来，仔细端详了一番，然后转过身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激动地向在场的同志说：“同志们，你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做这么多工作，真是不容易啊！”接着他参观了药房。看到我们自己采集和炮制的中药，用棉花和纱布自制的脱脂棉和纱布，自制的羊肠线……他详细地询问了制作方法。最后，他无限感慨地说：“八路军真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很快地，他就适应了这里非常困难的环境。组织上尽可能地对这个国际友人在生活上加以照顾，但他一再要求降低自己的生活待遇，和大家过一样的艰苦生活。甚至把发给他的津贴费交给医院，补助伤员的伙食，把送给他的水果、香烟转送给伤员吃。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生活的确是苦一些，但我不是为享福而来的。我能够和这样一些在如此艰苦环境中仍然保持高度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人在一起工作，感到非常幸运。”以后在工作中为了节约敷料，充分利用旧纱布、棉花，他和护士一起研究制定了一套回收、洗涤、进行严格消毒的规则。在他的主持下，医院组织了木匠组、铁匠组、锡匠组、缝纫组，他亲自指导大家制作一批医疗用具，如托马氏夹板、各种牵引架和靠背架，为了使伤员吃上热饭热菜，他亲自设计和指导制作了一种两用送饭桶，中间一格盛菜，周围盛开水，利用开水的温度，保持饭菜的热量。就这样，他从实际出发，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不断地改善了医院的设备。

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他来到医院的第一周，就详细地检查了重伤员五百多名，第二周开始做手术。经过他高明的技术处理，许多重伤员很快就恢复了健康。短时间内，就有大批同志重返前线。他的名声立即传到前方，使抗日杀敌的指战员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平时一般是早晨五时起床。洗漱完毕，先学习一个小时的政治，让翻译读报纸上的国内外重要新闻，或自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接着巡视一次病房。吃过早饭后，八点钟就到手术室做手术。下午再到病房检查伤员，指导换药或护理工作。晚上，研究一下第二天的工作后，就给医生和护士讲课。工作中，他要求非常严格，对别人和对自己都是如此。

记得在一次研究工作的会议上，有两个同志精力不集中，在小声讲笑话。白求恩同志严肃地说：“研究工作的时候，必须严肃认真，集中精力。你们如果愿意讲笑话，请到屋子外面去，不要影响别人。”他这种严厉做法，虽然使当事人有些难堪，却给在场的同志以深刻的教育。事后，白求恩同志解释说：“做医疗工作，必须严格要求，不然你们就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我批评的方法是有些粗暴，但我是为工作，没有别的意思，请同志们原谅。”

他一来医院，就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凡是伤势比较重的伤员，一定要他亲自检查。他严格地遵守这条规定。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来了伤员，随叫随到。凡经过他检查和处理的伤员，他都亲自逐个详细登记。一天半夜里，送来一个轻伤员。我们考虑到他白天紧张地工作了一天，刚睡下不久，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就没有喊他起来。第二天查病房时，他发现了这个伤员。问我：“这个伤员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回答说：“昨天晚上。”

“为什么不通知我起来检查？”

“因为看你白天已经很累了，就没有惊动你。”

他十分严肃地说：“我休息不休息有什么要紧。以后这样不行，就是我睡了，来了伤员也要通知我。”

白求恩同志常说：“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要对一切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一天夜里，他刚刚给一个膀胱负伤的伤员做过手术，指派一名军医值夜班，指示他每两个小时给伤员排一次尿，及时观察病情，有什么变化随时报告。结果这个军医打了瞌睡，很长时间没有给伤员排尿，膀胱胀得很大，额外增加了伤员的痛苦。白求恩同志发现后，严格地批评了这个军医。他常常对大家讲：“一个医院，有一个人很负责任，大家都会得到好处；有一个人不负责任，大家都有可能得到坏处。一个战士，在前方奋勇杀敌，负了伤来到医院医疗，我们如果对他不负责任，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阶级友爱，不分国籍

不要看白求恩同志工作时间很严肃，有时甚至很严厉，平时却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常和大家一起饶有风趣地说说笑笑，对同志充满着阶级感情。他说：“阶级友爱是不分国籍的。”

我们常常和他一起带着手术箱、药驮子串东村走西村地检查伤员。每到一个村子，总是男女老少地围上一大堆人，看这个外国来的大夫。有一次我开玩笑地说：“白求恩大夫，你看这么多人围着你看，我们简直像一个马戏团了。”他俏皮地看了我一眼，诙谐地说：“大家围着看我，实际上也是送给我看的。这么多老乡，我要是挨门逐户地一个一个拜访，要多长时间。这样一来，你看，”他环视了一下人群，“不是全都看见了吗？”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天，我们在查病房，正好是伤员开饭时间。有一个护士在给伤员分菜。白求恩同志发现这个护士的手上生有脓疱疮。他转脸向我说：“这个小同志就是病人，为什么还让他给伤员打饭？”我知道这个护士是生疥疮。当时因为伤员多住房挤，工作人员都睡在草铺上，比较潮湿，所以有人生了疥疮，院部还没来得及组织治疗。就回答说：“他是生了疥疮。现在有一部分护士生疥疮，如果都让他们停止工作，照顾伤员就会困难。”他听了后，点了点头，很关切地拉起护士的手，仔细检查了一番，怜惜地问：“痛不痛？”那护士笑着说：“痛倒是不痛，只是痒。”白求恩同志转向我说：“现在护理工作很繁重，护士同志都很累。生了疥疮，晚上痒得厉害，休息不好，这样下去怎么能行？毛主席不是告诉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吗？我们应当关心每个同志的健康。”我听了后，觉得很惭愧。

当天，他要我把全院的护理人员集合起来。他逐个询问检查，把所有生疥疮的都查清了，又亲自制订了一个突击消灭疥疮的计划。在村边找了一块隐蔽的场园，周围用草帘挡起来，中间生起一堆火，把生疥疮的男同志集合起来，脱掉衣服，白求恩同志亲自给大家擦药，一面擦，一面烤火。他一边擦药一边说着笑话，一会捅这个一指头，一会拍那个一巴掌。场园里飞起一阵阵笑声，充满了革命大家庭的欢乐气氛。经过几次突击治疗，疥疮被消灭了。护士同志一致表示，白大夫像父兄般关怀我们，我们必须以积极工作的实际行动来答谢他。此后，他每到一个医院检查工作，总要关切地询问工作人员有生疥疮的没有，如果有，就依此法亲自组织突击治疗。

一次，我们在给一个股骨骨折的伤员作牵引，我不慎把一只脚踏在身后的消毒锅里，滚烫的水把脚上烫起了一个大水疱。大家立刻把我抬进病房，白求恩同志亲自为我敷药，包扎。当晚，夜深人静了，他披着一件大衣，走进病房，俯下身轻声问我：“林大夫，怎么样？痛得厉害吗？要不要吃一点止痛药？”我说：“不用了，现在痛得轻一点了。”时间很晚了，我就劝他早点休息。他摸了摸我的被子，把大衣盖在我身上。我挣扎着说：“不要。”他轻轻地把我按倒在床上，摆摆手，笑着走出去。脚老是火辣辣的痛，已经是半夜了，还是睡不着。忽然我听到门外一阵脚步声，白求恩同志第二次推开房门走进来。他检查了一下包扎的敷料脱落了没有，见我没有睡，就说：“大概是痛得厉害，还是服一点止痛药吧。”就把随身带来的一包止痛药亲自给我服下，又整了整被子。我说：“谢谢你，这点小病，不要劳累你一再看望。”我恳求他快回去休息。

服下止痛药，疼痛减轻了些。我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似睡非睡，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隐隐约约地觉得耳边有一阵声音。我猛一睁眼，见白求恩同志又一次站在我的床前。我望着他那双慈祥的、因过度劳累而布满血丝的眼睛，一股阶级感情的暖流，注满了全身，两眼止不住涌出了感激的泪水。我忘了疼痛，只盼望能早点站起来，和他一起工作。

关心群众的疾苦

1939年9月，我随他到三分区（河北唐县一带）检查工作。那时，这一带的村庄的群众正流行疟疾。根据分区首长的指示，分区休养所抽出一定人力物力积极帮助地方抢救治疗。白求恩同志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每天都抽出一定时间，参加这一工作。当地群众都知道他技术高明，每天慕名而来找他看病的很多。他对待病人态度和蔼，检查得耐心仔细。有的病人在确诊后，他亲自给注射奎宁。记得有一天下午，看病的人特别多，有些还是从外庄赶来的。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他的小勤务员几次来催他吃晚饭，休养所的同志也劝他暂时停止工作。他说：“这些老乡有的是从外庄赶来的，今天不看，又要累他们再跑一趟。回去后还说不定发生危险。吃饭晚一点有什么要紧。”他一直坚持到把病人全部看完。经他亲自治疗的病人，都很快恢复了健康，当地群众深受感动。他每次走在街上，总有许多老乡主动上前和他打招呼，都亲昵地称他“白大夫”，有的还热情地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坐坐。

有一天，我们夜宿在于家寨。半夜里，白求恩同志突然把我和翻译喊醒。我翻身坐起来，见他上衣已经穿好，像在床上坐了好久的样子。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你们听——”我们侧耳细听，远处隐约传来一阵阵悲切的哭声。“走，”他说，“咱们去看看。”我们一起穿好衣服，走出门来。那天夜里没有月亮，我们摸黑，顺着哭声，走进一位老乡家里。他温和地问这位老乡为什么哭。老乡指着炕上一个大约六七岁的男孩子说：“孩子病重，刚刚死了。”他着急地责怪老乡：“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我们医院去治疗？”我对老乡解释道：“我们医院为老乡治疗是不收钱的。”老乡叹了口气，表示很懊悔。白求恩同志对这位老乡表示深切的同情，亲切地安慰了一番。后来，邻居告诉我们，这个老汉因为有迷信思想，对新医不大相信，所以，没有把孩子送到医院来治。白求恩同志在一次对医院工作人员讲话时，曾提到这件事。他说：“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必须把群众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离远的我们没法照顾，可是对驻地群众的危急病人，我们必须主动早发现，早治疗。”

言传身教，培育新人

白求恩同志看到我们边区技术人员不但少，而且水平也较低，不适应工作发展的要求，于是就开始一面工作，一面培养技术干部。他把医院的工作人员分为两个班：一班是医生、医助，学习野战外科基本技术；一班是护士，学习战伤护理技术。两个班都由他亲自授课。白天没有时间，讲课都是在晚上。他常常晚上讲完课后，又为明天备课写讲义，直到深夜。日复一日，毫不懈怠。

他非常重视技术干部思想作风和技术水平的全面提高，善于用非常形象的方法深入浅出地向大家进行思想教育和传授技术经验。有一次，白求恩同志正在指导医生给刚送来的一名伤员验伤，我有事从担架旁走过。忽然听到他在背后喊我：“林大夫，请你回来。”我只好转回来。他问道：“你不觉得刚才的行动不正确吗？”这时，周围围了一些医生、护士。我和大家都很愕然。他向我们大家说：“一个医生或者护士是不应该在伤员面前昂首而过的。”我们开始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我现在来做给大家看看。”接着他开始示范。他走到担架旁边，停下来，俯下身去，询问和检视了一番伤情，亲切地安慰了伤员几句话，然后起身走去。他走回来继续讲道：“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虚伪呢？不是的。对于这些负伤的抗日战士，我们除了给以最大注意、关怀和技术处理，没有别的方法来补偿他们为我们所忍受的痛苦。因为他们负伤，不仅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实现明天伟大的没有阶级剥削的新中国。”他的话，使伤员和我们深受感动。就这样，他利用我的一次小过错，给大家进行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加强爱护伤病员观念的教育。

1938年七八月间，白求恩同志脚上长了一个脓包，不能走动。他不顾自己的病痛，抓紧这个机会，编写了几本通俗实用的医疗、护理小册子，解决了大家没学习材料的困难。有一天，我给他汇报完工作，他指着脚上的脓包说：“林大夫，这个脓包你可以给我切开了。”我正要去准备器械，他喊我回来，问道：“你准备用什么方式麻醉？”因为我们那时只有两种麻醉方法，全身麻醉和局部麻醉，所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用局部麻醉呗。”“不，你准备全身麻醉。”见我显出诧异的神情，他接着说：“今天我教给你一种简单的全身麻醉法，你在我身上做一次试验。”我按他的意思准备了器械，找来了滴麻醉药的护士。他仰卧在床上，把两手举起来。他说：“现在可以给我滴麻醉药了。看到我的手倒下来的时候，你迅速切开脓包，麻醉药也马上停止。就这样，你们试试看。”我们按他讲的步骤做起来。护士开始滴麻醉药，我在开刀的部位消好毒，准备好刀子和纱布，见他的双手一倒，迅速地把脓包切了个十字口，排了脓，填塞好油布条，绷带还没放好，他就笑着坐起来。我和护士都为他配合成功而高兴。他说：“你们看这个方法怎样？在目前的条件下，一些时间短暂的手术，我们就可以采用这种麻醉的方法。”

在平时工作中，不论检查伤员或是做手术，他总是边做边讲。一天到晚手不停，脚不停，嘴不停，把病房、手术室和他的宿舍都变成教室。为教会一个技术操作，一次不会两次，两次不会三次……直到你学会为止。那股耐心劲儿，就像恨不得一天之内把他所会的全教给你。在他孜孜不倦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下，短短的三四个月，许多同志可以做一般的野战外科手术了，原来只能做一般扩创手术的同志，逐渐可以做较复杂的腹部手术了。医院的护理技术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当时我们正在筹办军区卫生学校，在白求恩同志大力督促指导下，军区卫生学校很快建成了。从此，基本解决了边区卫生干部的来源。

救死扶伤，深入前线

白求恩同志根据自己治疗战伤的经验，为避免创伤感染和缩短治疗时间，要求必须争取在二十四小时内为伤者进行初步手术。当时他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要到受伤的同志那里去，不要等受伤的同志来找我们。”每次战斗，他总是主动要求率领医疗队赶赴前线，不避危险地在离火线最近（五至八华里）的地方开展工作。有一次因为离火线太近，情况变化又快，部队转移时，差一点被日寇俘虏，但他却毫无惧色。他说：“做军医的就是要到前线去，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1938年冬，日寇对冀中地区开始了频繁的“扫荡”。冀中军民对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环境十分艰苦，伤员较多。白求恩同志听到这个情况，主动请求聂司令员，允许他到冀中帮助一个时期工作。经批准后，以他为首组成了一个十八人的东征医疗队。医疗队于1939年2月中旬出发，要通过日寇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前往冀中。

那时正值春节前后，但因为日寇的频繁袭扰，沿途村庄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氛。18日晚来到三分区司令部驻地唐县宋家庄。第二天白求恩同志要大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准备当晚趁黑通过平汉铁路。上午，忽然三分区有一位团长来找白求恩同志，说他的头部在长征路上负过伤，至今还有一块弹片留在里面。工作一累就头痛，听说白求恩同志来到此地，特赶来请求他给取出来。虽然当晚要行军，药品器械都装好箱绑在牲口驮子上，要做手术，就得把东西全部打开，但是白求恩同志决定立刻开箱，搭起临时手术室为这位团长取弹片。他对我们医疗队的同志讲：“这位团长是经过长征的老党员，为革命负过伤，流过血，我们要很好地爱护他。一定要把他的伤治好，让他更好地工作。我们虽然麻烦一点，也是应当的。”一上午就这样紧张地过去了。他笑着向大家道：“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咱们‘休息’得有意义吧！”

晚饭后，我们开始向平汉铁路线行军。分区专门派遣部队护送我们。当晚，天气很冷，刚下过一场雪，路十分难走，白求恩同志只好下马和我们一起步行。半夜时分，我们走到离铁路半公里的地方，连长告诉我们原地休息，等他到前边侦察一下敌情，等待他的命令行动。他带领部队继续接近铁路。只见远处一辆敌人的巡道车，闪着两道刺眼的灯光开过来，后面跟着一列军车。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敌人的车刚一走过，连长从前面跑回来，轻声喊道：“快步前进！”白求恩同志和我们一起疾速前进，终于安全地通过平汉铁路，趁夜行军，22日到达冀中军区驻地河间县东湾里，受到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同志的热烈欢迎。

一到冀中军区医院，就立刻开始紧张的工作。三天内就检查了二百多名伤员，给四十多名重伤员做了手术。白求恩同志那种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给冀中军区医院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医疗队来到一二〇师。当时一二〇师的驻地是一个游击区，距日寇一个大据点河间县只有二十几里。河间城周的村庄，布满了敌人大大小小的据点。白天汉奸敌特十分猖獗，我们主要在夜间活动。师的救护所住在离河间城十几里路的马家庄，无法展开工作，只能把伤员分散隐蔽在老百姓的家里。医生和护士要化装成老百姓走亲戚的样子，冒着危险，每天挨户去检查伤员，给伤员换药。白求恩同志被冀中军民这种对敌斗争的英雄气概深深感动，他不顾危险，决定亲自随救护所的同志一起去为伤员逐个进行治疗。所长意识到这一行动的危险性，连忙劝阻。但他坚决要去，所长争不过他，便说：“你一定要亲自去，必须经师长批准。”白求恩同志说：“那好吧，我亲自找贺龙师长。”

他当天回到师部，找到贺龙师长。一见面就说：“师长同志，请发给我们医疗队几套便服。”贺龙同志笑着问：“要便服做什么用？”“我要化了装，亲自到马家庄一带检查伤员。”贺龙同志沉思了一下说：“不行，马家庄一带，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危险性很大，你不能去。”“为什么救护所的同志可以去，偏偏不准我去？”贺龙同志笑着继续说：“你和他们不同。他们在这一带熟悉民情。而且化了装以后，就是碰上汉奸和特务还可以应付一下。而你要是碰上敌人……”贺龙同志很有风趣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引得白求恩同志也笑起来。但是他一再坚持请求说，这些伤员如果不亲自去检查和处理，就放心不下。最后贺龙同志说：“这样吧，派林大夫和我们师卫生部曾部长带几位同志去一下，回来后向你详细汇报。你看行不行？”白求恩同志无奈，只好同意这个办法。

第二天傍晚，我们返回来。没有等我们好好喘一口气，他就急切地询问那里伤员的情况。我们立刻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听完后，他长嘘了一口气说：“我虽然没能亲自去，但听了你们的汇报后，总算放心了。”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医疗队分为两个小队，一队由白求恩同志亲自带领，随冀中军区，另一队继续留在一二〇师，并提前返回冀西。白求恩同志留在冀中，参加了几次战斗的救护工作，其中有著名的齐会战役。

鞠躬尽瘁，以身殉职

1939年7月，白求恩同志由冀中返回冀西。决定在10月动身回国一次，为边区的卫生事业筹款。在未动身前，他建议组织一个巡视团，对整个军区的卫生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10月，我们在一分区检查工作即将结束时，突然接到一分区杨成武司令员的指示，要我们组织战地救护队，参加战斗。我们紧张地准备了一个晚上，一切就绪，便离村出发。到涞源县孙家庄，就遇到了前方下来的伤员。白求恩同志连饭都没顾得上吃，决定把手术室设在孙家庄的一座小庙里，紧张地工作起来。第二天下午6时，司令部紧急指示，说日寇分几路以孙家庄为中心包围过来，要我们立即转移。不一会儿，哨兵来报告日军来了。敌人的枪声已经很近了。大部分同志都先头出发，我们都催促他先走，他坚持要为最后一批伤员做完手术。就在这次手术中，白求恩同志不慎左手中指被刀尖刺伤。把伤员处理停当转走后，我们几个人才开始转移。我们刚离开不久，日寇就冲进村庄。

我们翻过东面的大山，趁夜行军。北国深秋的风霜，寒气逼人，他感冒了。整整走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来到一分区甘河净后方医院第一所。他的手指已经轻轻肿胀。我们都劝他好好休息，他说：“我很感谢同志们的关怀，可是，你们看，这么多需要动手术的伤员，我怎么能闲得住？”他立即又参加了工作。一连忙了两天。头一天在两个所检查伤员二百多名，第二天给十三名重伤员做了手术。伤员都处理得差不多了，准备继续出发，完成检查工作的任务。

第三天早饭后，同志们都在村边等着白求恩同志出发，白求恩同志要我和他最后一次巡视病房再走。在一个病房里，发现一名患了颈部丹毒，合并头部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头部肿得很厉害。白求恩同志给他作了详细的检查。他对我说：“这个伤员伤势很重，必须立即给他做手术！”他命令我立即把已装驮子的手术器械卸下来，马上进行手术。手术中，他因为匆忙，没有戴手套，左手中指的伤口感染了。

我们回到史家庄医院后，他的手指已经肿胀得厉害。经研究确定分头进行检查工作。我们到四分区，他留在医院，一面治疗，一面照顾这里的工作。我们正走在半路上，日寇大举“扫荡”开始，银坊战斗打响了，我们只好半路折回到花盆医院。11月上旬，突然接到从银坊前线送来的消息说：白求恩同志病重。我立即带上急救药品骑马赶至前线。

原来白求恩同志在史家庄医院虽然不断进行治疗，但手指肿胀未减。听到银坊战斗打响的消息，他又奋不顾身地要赶赴前线。经过艰苦的行军到达银坊附近时，局部症状比以前加重，左臂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疮，右腋部剧烈刺痛，全身高烧三十九度以上。虽然他顽强地坚持要参加工作，但已经力不从心了。聂司令员知道了这个消息，命令前线部队要不惜任何代价，把白求恩同志迅速送至花盆外科医院进行救治。11月10日走到黄石口病情继续恶化，他坚持不住，只好在这里停下。

11日这一天，天气格外寒冷。我们冒着严寒，一气赶到黄石口，时近黄昏。一位老乡带我们到他住的地方。我们推开门，直奔他床前。只见白求恩同志正伏在床上写他的遗嘱。他面色苍白，两颊凹陷，身体已衰弱到了极点。见我们来了，他又高兴，又感激，伸出那只好手，尽最大的力量握住我的手，连连说：“谢谢你们，这样冷的天……”声音已不像往日那样朗朗有力。我恳求地说：“白求恩大夫，我们还是马上赶回花盆医院吧，那里条件比这里好。何况这里离前线又太近。”他看了我一眼，摇摇头说：“不必了。我是医生，我知道我患的是脓毒败血症。能够做到的办法都用过了，还是让我抓紧时间完成我的书信和报告吧！”我们都知道他的脾气，继续劝说是没用的。我们几个人，我、陈大夫和他的翻译，只好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围站在他的床前。他又埋头艰难地继续写书信和报告。他在给聂司令员的信中写道：“……当前边区最严重的疾病是疟疾、痢疾，应当设法准备大量的奎宁，预防和治疗疟疾。……不要再往平、津、保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里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最近两年来，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遗憾的是，我不能再和你们一起工作和战斗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信写完了，他交给我，嘱我亲自交给聂司令员。我们帮他翻身躺下，马上给他注射葡萄糖盐水，继续治疗。他突然昏迷过去，我们立刻注射了强心剂，慢慢地他又苏醒过来。他再一次握住我的手，挣扎着说：“你要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接近火线，收容银坊战斗的伤员。……战斗结束后，继续完成四分区的检查工作。”我含着眼泪，告诉他一切都有安排，请他安心休息。他大口喘着气继续说：“非常感谢你……和同志们……给我的帮助。……多么想继续……和你们……一起工作啊。”他艰难地呼吸着，“你还很年轻。”他指着墙边堆着的器械箱说，“你可以……挑选一部分……喜欢的器械……继续更好地……工作。”他解下手上的夜光表，送给翻译留作纪念。见我们都非常难过，他安详地微笑着说：“不要难过。……你们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他又一次昏迷过去。我们流着眼泪，进行了紧急抢救，无效。清晨5时许，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结束了他光辉的生命。

毛主席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一定坚决听毛主席的话，以白求恩同志为榜样，努力加速个人思想的革命化，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