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玄烨对三藩之乱的反思

要想深入认识康熙十八年魏象枢独对一事的意义，须将其置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中来理解，具体地说，即对三藩之乱予以玄烨的心理影响作出充分的估计。

（一）三藩之乱中的汉人动向

三藩之乱爆发于玄烨亲政四年之后，距康熙三年清廷完成对大茅山农民军的围剿尚不过十年。大规模的武装对抗虽已结束，并不意味民族矛盾已经缓和。这里涉及清初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及三藩之乱基本性质的认定，本文不深论。但我不能赞成目前清史研究中流行的观点，即以武装抗清斗争的结束，作为清初社会主要矛盾已由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的标志。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荒谬以及在史实解释上的危害，都是显而易见的。

康熙八年以前鳌拜集团执政，清廷的大政方针及各项政策，其宗旨在于巩固满族的统治民族地位，政治体制以恢复关外旧制为准则。这一时期的社会弊端，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较之顺治一朝并无改善。民族征服政策的继续，必然使清政权中的满汉对立进一步加深。康熙六年，储方庆于殿试对策中公开批评清廷当局，“信满人之心，常胜于信汉人”，“汉人有所顾忌而不敢尽忠于朝廷，满人又有所凭藉而无以取信于天下矣”。这正是满族统治者目光短浅，为征服所陶醉的反映。玄烨逮治鳌拜，辅政体制结束，终止了四辅臣时期的倒行逆施。“于是世祖皇帝时旧章次第酌复，中外称便云”。但就汉化的程度和规模而言，充其量不过在制度、条例上恢复到顺治后期的水平。至于四辅臣时期在部院衙门中大量充实满洲司员及笔帖式，使满洲官员在比例上进一步压倒汉官，则未予任何纠正。从现有史料，看不出玄烨亲政后曾对清初满汉矛盾根源及现实中的民族对立有过深刻的思考。

玄烨在宣扬所谓“朕满汉一视”，“朕于满汉内外总无异视”的同时，仍坚持“不忘武备”，“安不可忘危”，谨遵开创之初的“甚重骑射”，即恪守满族马上治天下的传统。《起居注》虽有玄烨询问民生的记载，但此时的玄烨却“粟麦不辨”，其所热衷者，乃频频出游巡幸。熊赐履《请止北征疏》云：“兹道路传云车驾将幸关外，……而乃忽有边疆千里之役，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万万不可也。”“且目今水旱频仍，流亡遍野，而乘舆一出，扈从千官，骑乘糗刍，供亿匪易，是亦不可不为之念也。”然玄烨充耳不闻，置四海于水火而不顾。十年，又远赴关外谒陵。其告祭祖宗曰：“天下底定，盗贼戢宁，兵戈偃息。”随后颁诏天下：“继述无疆，永著显承之盛；升平胥庆，益彰乐利之休。”完全是一派意满志得的虚矫辞令。先前预定的十年秋季日讲，十一年初的经筵大典，皆已置诸脑后。次年，熊赐履再次面陈：“昨年皇上谒陵，大典也；今年同太皇太后幸赤城汤泉，至孝也。但海内未必知之，皆云万乘之尊，不居法宫，常常游幸关外，道路喧传，甚为不便。嗣后请皇上节巡游，慎起居，以塞天下之望。”玄烨甚不以为然。值得注意的是，玄烨在提出“与民休息，道在不扰”的同时，断然禁止言官风闻言事，实则拒绝群臣议论朝廷政治得失。他满心以为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便可自然进入太平治世。这种为史家所盛赞的无为而治，其本质不过是因循苟且。三藩并撤的轻率之举，即为对现实矛盾毫无认识的盲目心理的驱使。本文强调这一点，不仅仅是为补充对三藩之乱爆发原因的认识，更在于说明，玄烨在三藩叛乱之前的这种思想心态，必然会影响他后来对三藩之乱的反思和总结。

《起居注》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玄烨却群臣上尊号，曰：

吴三桂背恩反叛，天下骚动，伪檄一传，在在响应，八年之间，兵疲民困。幸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逆贼遂尔荡平。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

今幸赖天地祖宗之灵，剿灭逆贼，方为此言。倘逆贼未能殄灭，其咎岂不尽归朕身！

可见叛乱平定之后，玄烨仍心有余悸！

《实录》采录此谕颇有删改。“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改为“倘复再延数年，百姓不几疲敝耶？”而将“倘逆贼未能殄灭，其咎岂不尽归朕身”一段完全删去。“将若之何”，暴露出玄烨当初对战争胜负并无把握，“倘未能殄灭”，又正好是其注脚。若清廷一方失败，玄烨将不得不为自己的轻率撤藩承担全部责任。玄烨此谕不仅公开承认吴三桂叛乱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尤可注意的是，他在无意中流露出，清廷赢得这场战争是出于侥幸。

玄烨类似的言论，我们还可以在其他地方捕捉到。诸如：“朕听政二十余年，阅历世务已多，甚觉慄慄危惧。前者凡事视以为易，自逆贼变乱之后，觉事多难处。”“回思前者数年之间如何阅历，转觉悚然可惧矣。”十七年的永兴之役，是平藩战争的转折点。玄烨回忆道：“吴三桂兵围永兴城，破在旦夕。吴三桂一死，其兵皆退。此亦天意也。”就连他的身边大臣也说：“皇上若如此，则懦怯不及祖宗矣。”然玄烨死后被追尊为圣祖，“六十余年，手定太平，论继统为守成，论事业则为开创”，以平定三藩与歼灭噶尔丹为玄烨开基创业两大功绩。其实，就对玄烨的思想心理冲击而论，其他任何事件都远不能与三藩之乱相比。玄烨自云：“三逆之事，非终身可忘者也。”《起居注》、《实录》中所载玄烨对三藩之乱的回顾与评论比比皆是，直至去世前一月尚在论及，确实是终身不忘。

本文不拟全面分析战争双方的成败得失，而是关注这场战争对玄烨的影响。必须指出，清廷之所以如此艰难，根本原因在于未曾料到人心的向背具有那么巨大的力量。清廷定鼎北京三十年之后爆发的三藩叛乱，迅速扩展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反清斗争，实出于满族统治者意外。明末镇将在社会动荡中逐渐形成为各地的军事集团，是社会的赘瘤，又是不安定的根源。他们本无确定的政治目标，投靠满洲贵族，甘为其效命疆埸，不过欲换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利益。而清廷正好借他们来弥补八旗兵力的不足，彼此相与为用。质言之，三藩势力的膨胀，既是满族征服全国的产物，也是清廷统治者自己培殖的逆种。当全国财政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影响到社会秩序稳定时，满族统治者决定断然抛弃三藩，以保证其征服者地位的巩固。在我看来，玄烨撤藩仍含有民族歧视和民族征服的目的。三藩本身的兵力，远不足以与八旗及绿营抗衡，清廷敢于贸然三藩并撤，很可能就因只看到这种表面的兵力对比，而忽视了各地官吏将士以及广大民众的政治倾向。

然而吴三桂进军之速，出乎清廷意料之外，起兵不到一年，即八省俱陷。如果考虑到河南和安徽等地的叛乱，最严重的时候，叛乱竟蔓延十五省，半壁河山非清廷所有。西起陕西，经湖北、湖南东至浙江，皆为双方反复争夺、僵持数年的前沿阵地。形势之严峻，实自顺治二年以来所未有。《清史稿·田六善传》康熙十四年疏言：“臣昔为河南知县时，孙可望、李定国尚据云贵四川，其势不减于吴三桂。金声桓叛江西，姜瓖叛大同，亦不异耿精忠、王辅臣。而当日民心，未若今之惊惶疑惧。”他的历史对比，不一定准确，但无疑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看法。多年以后，玄烨与李光地论及三藩，李光地坦言：“方三藩播乱，民心摇摇，未知所归。”最为清廷所担心的，是各地民众重新蓄发易服，以反清复明相号召武装起来，与三藩鼓桴相应。清军处处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各地民众武装的掣肘，虽官方《实录》亦不能完全掩盖反清势力的浩大及玄烨的惊恐。面对各地民众的反清及大量地方官员附逆，玄烨内心反应如何，由于史料限制，使这方面的研究难以深入，在此略作钩稽。

叛乱初起，御史宁尔讲曾奏言：“外官宣布皇上德意者，曾无一人。”玄烨表面虽说：“外官中岂无一二公忠者？尔此言太过。”但其内心失望不难想见。魏象枢为李光地母撰寿辞，说耿精忠反福建，“一时封疆大吏守节无亏者仅二三人耳”。此言肯定得自曾在福建身历的李光地。康熙十五年底，左都御史陈敱永疏云：“陷贼之员，偷生者多，尽节者少，因而展转煽惑，所在胁从。”可见叛军所至各省情况略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二十二年三藩之乱后清廷的首次大计。依《起居注》所记，各省布政使以下，依八法处置者凡783名，其中从贼官员522名，近70%。其比例之大，令人瞠目。如果考虑到此次大计包括叛军未曾进入的各省，则叛乱地区从逆官员的比例必将更大。所以，后来清廷纂修《实录》不得不对此数据进行修改，将从逆官员按“不谨”处理，以掩盖各地绝大多数官员倒向叛军的真相。据上述材料，玄烨对各地从逆官员的数量比例应该是了然于胸的。而以密丸上书为玄烨青眼有加，破格授内阁学士的李光地，自述其上密丸的动机，实由于对清廷镇压叛乱后滥杀政策的恐惧。即便如此，玄烨后仍疑其曾受伪职，谓明珠曰：“（李光地）不过是乡绅，又无城守之责，何必死？所争者，受伪命不受伪命耳。”对乡绅尚须鉴别其曾受伪命与否，至于地方官员的进退顺逆，在玄烨心中是何等严重，即可想而知。二十一年，御史王自修条奏：“凡曾受伪职之人，已经补用及注册候补者，一概罢斥。”吏部议覆准行。玄烨当即曰：“此等人其可用耶？此议甚当，着依议。”其对从叛官员内心深处的憎恶毕现无遗。当初“一概赦免”，“照旧供职”的虚伪诺言已抛到九霄云外，这就是次年大计的基调。而当大计结果呈奏玄烨时，亦必令他铭记终身。

在地方官员首鼠两端，甚至大批叛清附逆的形势下，如何笼络控制朝中汉官，使之与清廷休戚与共，便成为玄烨面临的重要任务。“曩者三孽作乱，朕料理军务，日昃不遑。持心坚定，而外则示以暇豫，每日出游景山骑射。朕若稍有疑惧之意，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未可知也。”外示镇定闲暇，只可安人心于一时。为了真正体现“我太祖、太宗、世祖相传以来，上下一心，满汉文武，皆为一体”的“祖宗之家法”，“常以家人父子之意相待”。汉大臣有丧，派满大臣赐茶酒致祭，汉大臣有疾，派满大臣前往私第问候，皆起于此时。后来破例许汉臣入宴乾清宫，亦是此类手段之拓展。玄烨最富象征意义的举动，还是坚持经筵日讲，显示崇儒重道，以满足汉族士大夫的理想追求，实现所谓“君德成就在经筵”。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他明确宣布：“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遵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中原王朝正朔的继承者。

然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玄烨始终未曾消除对汉官的猜疑，心中牢记着汉官“背主”和“叛国”两大罪。不只如此，玄烨甚至怀疑朝中汉官为叛逆暗通机密，不啻又加“通敌”一罪。玄烨既如此神经过敏，其对汉官处处防范监视，亦势所必然。苟明乎此，玄烨对九卿詹事科道宣称：“朕于诸臣素行，无论在官在家，一举一动，罔弗知之。”也就不是虚声恫吓，而是实有所指的底牌。这就是玄烨的真实心态。汉官聆听此言，能不惕然自警！对汉人官员外表的亲昵与内在的猜忌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了玄烨心理上极大的紧张。而且正因有表象的缘饰，其内在的真实倾向才愈加顽固隐蔽，更难消除。

在对玄烨的基本思想和心理略事剖析之后，我们再来展示魏象枢独对引起的波澜。

（二）地震之后的政局波澜

1．清军暴行与朝廷汉官的反应

魏象枢借地震独对之所以对玄烨造成心理震动，绝非一人之力所能致。由魏象枢力陈之后为玄烨所颁示的六事，应是汉官的普遍反映。早在十七年正月，左都御史宋德宜即疏言：“各处领兵大将军、王、贝勒及将军、大臣等亦有玩寇殃民，营私自便。或嘱托把持督抚各官；或有越省购买妇女；其尤甚者，抢夺民间财物，稍不如意，即指为叛逆。”宋疏直为满洲统兵大帅而发，故玄烨以“疏下议政王贝勒大臣，申饬严禁”。《实录》十七年正月戊戌，谕议政王大臣等：各地将军大臣，“甚而干预公事，挟制有司，贪冒货贿，占据利薮；更有多方渔色，购女邻疆；顾恋私家，信使络绎；尤可异者，新定地方亟需安辑，乃于所在攘夺焚掠。种种妄行，殊乖法纪”。此谕即宋德宜疏奏的结果。可见满洲统帅军队的暴行已引起朝廷重视。次月，玄烨又令两广察明被掠人口，“令人民识认，悉皆发还”，或“遣还原籍”。凡此似不能说玄烨对此毫无认识。

问题是玄烨自发布这几道谕令之后，便认定满洲将帅大兵必将痛改前非。“自吴逆叛乱以来，命将出师，虑其在外骚扰，无不痛切告戒。前岁（十七年）江西大军抢掠民间，朕心切痛恨，但以方在用兵之际，姑示宽容，未即正罪。此后朕更加严饬，闻诸路禁军（按：即八旗禁旅）无有敢仍前犯法者，此尔等所知也。”玄烨既心存此见，自不愿汉官再行渎奏。然而满洲大兵并未稍有收敛。就在十八年地震之前不久，御史蒋伊疏言其回籍常熟时，途经淮安、京口、江宁，目睹江西、浙江难民惨状：“匍匐千里，哀号乞钱，求赎妻女。”“臣目击领回难妇，细加询问，皆搜之深山僻落，并非得自贼营。向使其夫与父果为贼也，即诛锄何恤焉。今其夫与父间关跋涉，俨然于通都省会之中哀鸣道路，则其为良民可知矣。”“至于某地转贩，某地寄放，一则江南青阳县之详文可据，一则安徽藩司之牌票可凭。臣有刊版簿籍，凿凿现据，非与风闻者比也。”这是蒋伊亲对其所绘《游民图》第一幅的解说，即《题为恭绎第一图以严军政事》。这位御史真是一位有心人，他似乎预料到玄烨会以传闻无据之辞而置之不理，是以特准备了“凿凿现据”呈上。然蒋伊的苦心非但未能感动玄烨，反而引起玄烨厌恶。七月二十八日的地震，显然给汉官提供了一个进言的机会，而魏象枢直请独对，又无异于当面给玄烨施压。

史料表明，象枢此举又非单纯发自个人一时冲动。《汤子遗书》卷5《上总宪魏环极先生书》云：“近复辞司寇之命，请留总宪，以汲黯自拟，皇上亦嘉悦而留之。君臣相信无间，三代而后不多见也。先生正色立朝，百僚严惮，所谓猛虎在山，藜藿为之不采，固不在条举一二事，纠参一二人，遂足尽职掌称报效也。而都下缙绅以及儒生，不能尽明斯意，以为翘首跂足，愿闻谠论。而两月以来，未闻有所论说，议论纷纷。”最后又说：“总宪非久居之地，壮往直遂，非大臣之道；而委蛇顺时，非自任之谊。盛名难副，晚节难保，先生详审之。”象枢辞刑部尚书留任左都御史，《实录》及《寒松老人年谱》皆在十八年五月初二日乙未，则汤斌此书当在七月，正地震将发之前。书中所谓京城士夫“翘首跂足”、“议论纷纷”、“委蛇顺时”、“盛名难副”等语，必给象枢以强烈刺激。他借地震固请密奏，直陈无隐，以至于涕泪俱下，实有感而发，亦可谓不负众望。

玄烨于地震次日命李霨、宋德宜、魏象枢三人参入奉诏颁示六条，当然也明白象枢的独对代表汉官群体的意志。他虽然以“不诿过臣下”化解了象枢惩办首恶的意图，但不作一番表示是说不过去的。谕中首云“地震示警，实因一切政事不协天心”，即承认平叛战争六年以来用兵行政的全部过恶。其所颁六事：“民生困苦已极，而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此皆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槖”；大臣“朋比徇私”，推用非人；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多掠占小民子女”，“每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实则陷民于水火之中”；外官隐瞒百姓疾苦，“百姓不沾（赈济）实惠”；刑狱官员“枉坐人罪”，“恐吓索诈，致一事而破数家之产”；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有司不敢犯其锋，反行财贿”云云，毕竟是战争以来满族统治者的首次全面检讨。十天之后，九卿集议即拟定严格的处治条例，似乎汉官的意见取得预期效果，朝廷的气氛也确实为之一变。“近阅章奏，更张者甚多”，“条奏纷纭”，“各部事例，言官条奏更改者良多”，“外廷诸臣连章累牍”。可见借地震上言的汉官为数甚多，大有冲破风闻言事禁令之势。他们不仅指陈弊端，而且泛及战争期间的各种制度。此种局面为平藩战争以来所未有，实由魏象枢独对所启之。玄烨之所以深衔象枢，盖由于此。

2．玄烨与汉官的三次交锋

玄烨当然不能容忍汉官肆言无忌，他要将朝局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就在九卿议奏六条处置条例的第二天，玄烨便开始反击。《实录》康熙十八年八月甲戌（十二日）谕吏部等衙门：

今各部院办理事务大小汉官，凡事推诿满官。事之得当，则归功于己；如事失宜，则卸过于人。至于入署，不待事毕，诿于满官，只图早归，宴会嬉游，不为国家尽力担当，料理公务。至科道各官，平日章奏内将一二可行之事，隐附私情，希图作弊。凡有条议，鲜非无因。多以己为至公至廉，其嘱托公事，肆行妄为，外播威势，挟制多端。地方督抚等官莫不畏惧，小民困苦未必不由于此。作何惩戒，著九卿詹事科道详议具奏。寻九卿等议覆：嗣后汉官推诿满官，瞻徇延挨者，革职；科道条奏有嘱托挟制等弊者，革职提问；至大臣科道官原籍子弟有挟势妄行者，照律处分；父兄不约束，督抚不提参者，皆革职。从之。

此谕纯为汉大臣而发。魏象枢独对，玄烨颁示六事及九卿议奏处分条例既然针对满洲权贵和统帅将卒，则玄烨此谕报复意图甚明，且急不可待。诏示六事既为玄烨“勤思精求”所得，明言地方官吏敲剥下民，通过督抚司道转馈朝中大臣，朝中大臣则徇私推举，故地方长吏便无所顾忌，尽情搜括以媚上官。然而此谕非但不鼓励言官揭发，反而认定科道挟持督抚，以至“小民困苦未必不由于此”，更是一“莫须有”。究其心理，无非因“六条”迫于一时压力，将满洲王贝勒统帅士卒及内府包衣种种过恶暴示于众，而玄烨内心实不能平，故亟以汉官不与满官同心，推诿卸责于满官，致使满官代为受过。总而言之，地震天谴表面虽由满洲权贵将士贪虐所致，夷考其实，根由却尽在汉官大臣科道。这才是玄烨精心构思的结论！

就史籍所见，这是玄烨亲政以来第一次公开指责汉官。其直接原因，正是魏象枢独对之后在朝廷内外掀起的波澜。广而言之，是三藩之乱引起的反清形势，使朝廷中的满汉分歧呈现表面化。值得注意的是，玄烨先以“不诿过臣下”化解了汉官惩处首恶的要求，继则以此谕指责汉大臣科道，企图扭转六事专对满洲的矛头所向。巨贪大憝既不绳之以法，六事处分条例的所谓“国法俱在”，又其谁与欺？满洲将士残害地方屠掠生灵，何尝见玄烨处分一人？所有谕旨禁令皆为欺人之谈。正如潘耒应诏条陈所言，玄烨虽“赫然震怒”颁示六条，但“立法而行之不断，守之不坚，与无法同”。

《实录》甲戌日载上“谕吏部等衙门”之后，又载有九卿议覆吏科给事中李宗孔条奏，其中弹劾江西总督董卫国“失民心”，浙江巡抚陈秉直“察吏无能”，并言“良民男妇子女身陷贼营，官兵败贼后，应令亲属认识，酌量给价取赎”。玄烨批旨董留任，陈解职，余依议。九卿既于当日议覆，则李疏应上于甲戌日之前，玄烨已阅览过这份条奏并授意阁臣票拟。《起居注》唯记当日玄烨“御门听政”一语，内容不详。但从《起居注》反映的题奏及上谕的程序来看，《实录》甲戌日的“谕吏部等衙门”应在听政之后。也就是说，《实录》所载甲戌日的上谕和九卿议覆的顺序，与实际情形正好相反。李宗孔的条奏更在甲戌日之前，很可能是应地震次日下诏求言而上的。澄清这一细节，有助于我们理解玄烨甲戌日上谕的动机。上谕中的科道“凡有条例，鲜非无因”云云，显然包括李宗孔。说明玄烨在看过李宗孔等人题疏之后，即开始酝酿甲戌日的上谕。而甲戌日的前一天癸酉日九卿议覆六事的处置条例时，仍在遵循上月末玄烨颁示六事时的思路。玄烨与九卿双方的思维发生错位，使九卿在甲戌日议覆李宗孔条奏时，未能及时跟上玄烨的思想转向。或者说玄烨的转向过于迅速，紧随前一日九卿议覆六条处置和当日议覆李宗孔条奏之后，立刻就颁布了警告汉大臣科道的上谕。从不诿过满洲权臣到指责汉官，不到半月，玄烨已两次转向，表明他决心以攻为守，要将朝议的方向彻底扭转。

甲戌（十二日）诏谕之所以对科道横加指责，也起于给事中姚缔虞请求重开风闻言事。姚缔虞疏言：“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原期知无不言，有闻则告。已故宪臣艾元征有请禁风闻条奏，从此言官气靡，中外无顾忌矣。试观世祖章皇帝时诸臣奏议何如鲠直，即未禁风闻以前诸臣奏议，亦犹有可观。伏乞敕下在廷诸臣会议。得旨：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具奏。”《实录》载此疏于八月二十四日丙戌，似在甲戌日之后，但这是玄烨批复下发之日。据徐乾学《姚缔虞墓志铭》：“十八年七月地震求言，公以科臣疏言，疏留中久不下。至八月某日下廷臣会议。某日宣旨，令面对。敕令九卿台省集殿廷，且命内阁以世祖时章奏上。次日，上御乾清门，问公疏意云何”云云。则姚疏应上于七月底，“留中久不下”者，以稽迟二十日有余也。其间玄烨不但于甲戌日示以警告，且为面质姚缔虞作了充分准备。“某日宣旨”，即二十六日戊子；玄烨面质姚缔虞，《起居注》、《实录》皆载于二十九日辛卯，《铭》微异。《实录》戊子日谕九卿，先斥科道“徇私好名”，然后就姚疏“言官气靡，中外无忌”予以反驳，“如今之章奏，已见施行者，虽不明言为风闻，何尝不是风闻”。但玄烨之要旨在绝不开风闻言事之例，故又云：“倘生事之小人，恃为可以风闻，但徇己之好恶，必致擅作威福，以行其私。彼言之者既无确见，听之者安能问其是非？”此又与甲戌日诏谕中“督抚畏惧（科道），小民困苦未必不由于此”一语相呼应。玄烨再次强调此一宗旨，当然是警告九卿切不可为姚疏所惑。随之玄烨就要面折姚缔虞了。

《起居注》二十九日辛卯，集群臣于中左门，命满侍郎折尔肯、屯泰入内殿奉召谕：“朕亲决机务十年余矣。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每览章疏，实能为国有裨政事者甚少，草率塞责者甚多。”命将谕旨传示九卿，九卿“少顷进见，朕将面询得失”。可见玄烨早已成竹在胸。二人宣读谕旨篇幅甚长，更足见玄烨已与阁臣作过充分酝酿。在对科道一番指责之后，玄烨便大谈科道与部院、督抚之间的矛盾：“今日之所谓是，明日又转而为非，朝更夕改……茫无成宪，难取信于天下。”随后以“举人才、核销算”二事设难，皆为风闻不可开之理由。实际上，这又是对甲戌日上谕的具体补充，进一步证明吏治之所以败坏，弊端之所以丛生，盖由于科道，当然咎在汉官。

经过上述两次转向之后，现在玄烨必须进行第三步，杜绝风闻言事这一危险的企求。为此，他不得不周密准备，甚至不惜与汉官当面交锋。其内心之紧张，说明他不啻将与汉官的较量视为另一战场。甲戌日上谕既已将种种弊端归于科道，此时却又说“朕曾处分几言官来”，实不过证明玄烨手中并无任何把柄，但非如此不足以震慑言官，转移方向。玄烨既将问题转到风闻言事，九卿的乾清门会议亦只得就此议论纷纷。多数人自然迎合玄烨，论现状则曰：“原不禁其风闻”，“人人原可尽言”，“未尝不是风闻”等等；论危害则曰：“亦无典故”，“亦非好事”，“恐有借称风闻挟私报怨”等等。唯魏象枢“另为一议”，仍赞成开禁。于是，玄烨只得亲自结案：风闻言事“系明末陋习，若此例一开，恐有不肖言官借端挟制，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诬害良善”。此即前二日与阁臣所说的：“明末一切事例，朝更夕改，全无一定，以致沦亡。此皆尔等所亲见，亦众所共知也。”总而言之，在玄烨看来，第一，言官中公忠者绝少，所有条奏，不属空言，即挟私念；第二，若开启风闻言事这道闸门，局面必将不可收拾，以至于重蹈亡明的覆辙。

在人才、奏销问题稍事敷衍之后，会议本当结束。但不教训一下姚缔虞，玄烨心有不甘。他两度召姚近前面质：“尔去年差往江西，闻所行不善，朕亦未必即信。此亦是风闻，果可信耶，否耶？”姚对曰：“臣（去年）八月初五至江西，九月初即行，并未有不善之事。”玄烨说：“若要钱，原不在时日多少。”后一次问姚：“尔可见世祖章皇帝本章来？”姚答曾见几参本。玄烨曰：“尔之意，恐朕未曾览世祖章皇帝时本章耶？”“尔亦知世祖时科道官有互参之事乎？”玄烨情急失态，已顾不得君臣之体。《姚缔虞墓志铭》记此事：“时群臣跪立者，骤闻严命，无不胁息震悼。”玄烨对自己表演的这一幕肯定得意之极，故“令以所言宣付史馆。次日，复命公入起居注（馆），授纸笔记之”。故我们今日方能稍稍窥见玄烨的真面目。当时战争虽未结束，但大局已定，开放言禁以供玄烨斟酌取舍，无疑会有助于由战时状态到承平阶段的转化。然而，汉官的视焦集中在吏治贪腐和军队暴行，却触痛了玄烨紧绷的神经。在玄烨心目中，这将使满洲统治集团极为被动，甚至会导致满汉的主客易位。这就是他所谓的亡明覆辙，也是他何以要对开风闻大动干戈的原因。玄烨确实将问题提到有关本民族存亡的高度。而指责汉官不肯“实心为公”、“意见偏执”、与满洲论事“不能和衷”，这是玄烨发明“伪道学”之前，满族统治者用以治服汉官的不二法门。

需要指出的是，玄烨虽以势压人，但姚缔虞并未屈服。针对玄烨的威胁，姚仍坚持：“皇上亲政以后，原未禁风闻，因故宪臣艾元征条奏，始定此例。”这无异于是点明玄烨放弃了乃父世祖福临所继承的“明末陋习”。无怪乎玄烨恼羞成怒，以为姚讽刺他未阅世祖时章奏，是数典忘祖。为此须稍作追述。

艾元征疏请禁风闻，事在康熙十年。《实录》摘录其言：“世祖章皇帝时，于出位妄言及风闻失实者，皆立加惩处。以风闻言事，伐异党同，挟诈报复故也。嗣后果有确见关系政治及大奸隐弊，仍无论有无言责，悉听其指实陈奏外，余并不许以风闻浮词擅行入告。下部议行。”顺治朝言官得罪者，多因指陈时弊，而非由风闻弹奏，《世祖实录》俱在，不难验证。《清史列传·魏象枢传》：“（顺治）十年，会大计，连上四疏，皆言计典。其一言纠拾之旧制宜复，言官不宜反坐。下所司议，著为令。”据《圣祖实录》顺治十八年正月丁丑，“吏部议覆山西道御史胡来相条奏：科道纠参，必据所闻具奏，定有具揭之人。嗣后科道纠参，应注明身经目击，或某人具揭字样。若审系情虚，即行反坐，诬揭之人亦反坐。从之”。庚午“谕吏部、都察院：（言官）凡发奸剔弊，须据实指陈，……嗣后指陈利弊，必切实可行，纠弹官吏，必确有证据。如参欵虚诬，必不宽贷”。此即顺治朝不禁风闻之明证。福临死后，四辅臣方制定相应处分条例，亦即姚缔虞所谓“但有处分条例在，言官皆生畏惧”。《碑传集》卷52乔莱《邹给事之璜传》：“初，侍读学士熊赐履于辅臣时上疏陈时政，被恩遇，词臣因多上疏言事。至是，左都御史艾元征上疏禁词臣言事，著为令。”可知玄烨亲政初，词臣在熊赐履影响下多指陈时政，即上引艾疏中所谓“出位妄言”。亦见四辅臣虽定处分条例，但并未严禁风闻。艾元征求媚玄烨，故请将词臣指陈政事及言官风闻一并禁止，为玄烨所接受。即本文前面所说，玄烨在提出“道在不挠”的同时，断然禁止言官风闻言事。此有《起居注》为证：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玄烨召熊赐履至懋勤殿，问曰：“汉官中有以言官风闻言事请者。朕思忠爱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其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济私，人主不察，必至倾害善良，扰乱国政，为害甚钜。”熊对曰：“言官渎奏乱政，固足为害，但言路通塞，关天下治乱。……盖人主深居九重，一日万机，若非兼听广纳，明目达聪，则政事得失，生灵休戚，何由周知其故？……闻见不广，则病在壅塞；采纳不慎，则病在泛滥。”可见艾元征禁风闻，遭致汉官的不满。熊赐履主张开风闻，其意甚明，但未能说服玄烨。

自艾元征请禁风闻至十八年地震，已过八年，其间艾已于十五年去世。此时姚缔虞以顺治朝及康熙十年以前事实为据，请重开风闻。玄烨不能正面反驳，故只得诬姚刺己未阅顺治朝章奏，并以科道互参例相威胁，虽盛气凌人，实则窘态毕现。值得注意的是，从这时起，玄烨逐渐加强了对科道条奏的控制。先是命阁臣“务加详酌”，随即规定“科道官员条奏，朕将所奏本章先行披览”，绝不让科道疏奏随意播示群臣。是收是放，只能操之玄烨之手，“凡言官条奏事宜，俱朕独断”。后来玄烨欲去明珠，又自开风闻之禁，云：“今间有弹章，亦止据风闻参劾耳。苟非通同受贿，何以深知？天下岂有通同受贿而尚肯题参者乎？自来原有风闻之例，世祖皇帝时及辅政大臣停止。今再行此例，贪官似有畏惧。”命九卿确议具奏。玄烨欲达目的，又绝口不提“明末陋习”。且其不欲承担禁风闻之名，乃不惜诬及其考，不亦甚乎！帝王之言，信口雌黄，此一时，彼一时，岂可奉以为训。

地震之后，玄烨所受汉官压力非止一端。《起居注》十八年十月十二日，会议流徙乌喇人犯，两议具奏，迁延不决。至次年五月，已三年不雨。满洲大兵掳掠良民一事仍未了结，詹事沈荃又提出：“从来发遣（犯罪）原分远近，今一概流徙乌喇，恐未合皇上好生之心。倘此一事蒙圣恩停止，天若不雨，臣甘坐欺罔之罪。”数日后，九卿竟从沈荃，玄烨只得依议而行，停止发遣。据邵长蘅《沈公神道碑》：“十八年，大旱，诏求直言。时方更定新例，令罪人当流者，徙乌喇极北以实边。下廷臣集议，公独以谓乌喇距蒙古三四千里，地不毛，极寒，人畜冻辄死。今法，罪不至死者乃遣流，而更驱之死地，失好生之意，宜如旧例便。乃独为一议上之。有诏令画一。公坚持前议，又力争之上前，曰：‘此议行，三日不雨，臣愿受欺罔之罪。’闻者皆悚，上为改容纳之。越二日，大雨盈尺，流徙乌喇例竟罢。”沈荃本以书法受知玄烨，却能于掠良、流徙二事直言。虽其本人不以弄臣自甘，亦当时形势使其感奋，不觉中推波助澜。

玄烨内外交困，身心俱疲，《起居注》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太和殿火灾。初五日，玄烨谓阁臣云：“惟是今秋有地震之变，又各处饥馑荐臻，寇盗未息，此朕早作夜思，中心惶惧，寝食靡宁者。至于殿廷告灾，乃上天致警于朕，敢不夙夜祗畏，循省厥愆。”孝庄太后亦谕满大臣：“皇帝自入秋以来，未甚爽健。且此数年间，种种忧劳，心怀不畅。”此种情况自三藩乱起所未曾有，朝中汉官给玄烨心理压力之大，可见一斑。而揆厥所由，实启自地震当日的魏象枢独对。但玄烨既将此视为对满洲统治的挑战，就绝无可能作出真正退让。

3．满洲主子的本色

自地震以来，一月之内玄烨已三次扭转朝议方向。玄烨的态度逐渐明朗，满洲大臣自然也心领神会。八月二十九日会议上，兵部侍郎温代便底气十足地为满洲军队掳掠良民辩护：“江西等省人民反叛于建昌、饶州等处，抗敌满洲官兵。击败之后，俘其子女，此可谓之良民子女乎？满洲官兵捐躯杀贼，将所俘子女，有变卖取直，以疗治疮瘢者，亦有制办马匹衣服等物者，今欲径行释放及减价取赎，其可行乎？且昔年征取云南时，释放俘掠之人，满洲官兵遂至重困。”这种赤裸裸的强盗逻辑，即玄烨也不得不代为转圜。其实，温代之言正是在玄烨面斥汉官偏私的鼓动下道出的，亦是玄烨的心声。玄烨宗旨既定，汉官所有释放良民的请求则无异与虎谋皮。浙督李之芳疏陈四事，“首请给还难民子女”，称“今日第一疾苦，无如被掠难民一事”。“不意各旗营将，恢复地方之后，男女尽为俘掳。父失其子，夫失其妇，老幼呼号，不可胜计。”但李之芳的奏疏被兵部所格。满洲尚书郭四海奏曰：“兵丁所掠人口，或变卖资用，难以追求，所请不便允行。”玄烨即曰：“李之芳为总督大臣，身在地方，目击情形，尔时何不即言？直至今日，方行陈请。且册内所开被掠人口俱无着落，又从何处追还释放耶？”之芳既开列册籍，自可按图索骥，然被一口否定，玄烨的态度尚有疑乎？据徐乾学《项景襄墓志铭》，李之芳疏上，“奉旨诘责。下廷臣议，佥言非所宜言，当罢；公独明其无罪，议两上。上亦意解，竟从后议”。然依《起居注》，李之芳仍降六级。玄烨虽口口声声“岂不可怜”，“断宜严禁”，一将付诸实行，便会以各种理由拒绝。针对玄烨所说“所抢人口，时移岁久，皆不可问”，沈荃坚持曰：“人口见在，可查问者似应仍听取赎。”玄烨即颇不耐：“苟可查问，自当从民便取赎，朝廷曷尝禁止耶？”

但汉官并未完全放弃。十九年夏，玄烨以久旱无雨求言，宋德宜等人再次提出归还良民：“臣等窃议，大兵虏获子女，其间真正从贼者固多，无辜误掠者亦复不少。目今逆贼俱已扫荡，各处人民从贼与否，业已水落石出。请敕各省督抚查实，系良民妻子被掠到京者，准其题请给还完聚。”这一要求并不过分，根本没有提到按上年议定的六事处分条例来惩处满洲将士，而且也正是时机。玄烨若真有爱民之心，完全可以因此施恩百姓，缓和重新激化的满汉民族对立。但对战争已稳操胜券的玄烨却全不虑及，竟斥之曰：“尔等所奏，尚属肤词。”然后便大谈一番端本清源、奉公杜私的高调。宋德宜仍不死心，说若“给还完聚，则无匹妇含冤、三年不雨之患矣”。欲以感动玄烨。不料玄烨的回答更加蛮横：“如照尔等所奏，察其从贼虚实，其以前从贼官员士庶作何处治？现为职官者又何以堪？且江西之人亦有曾经受札从逆、现任在京者，如复行察，将此等人员岂可一概处分乎？”玄烨故意将水搅浑，宋德宜提出的是误掠良民，玄烨则答之从逆百姓如从逆官员，概不应赦免。可见玄烨对从逆官员切齿难忘，当初一概不究、皆为赤子的诏令纯为欺人之谈。同时也揭穿了上年他为温代遮掩时，“概加抢掠，岂不可悯。自今以后，断宜严禁”云云，何其虚伪！在残酷镇压、掠夺汉族人民方面，这位被人称颂不已的圣君仁帝，是无丝毫仁慈可言的。

清军的暴行，与入关初年并无二致。清初“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指地方稍有抵抗，即行杀戮屠城，非谓攻破之后再行鉴别。《实录》康熙十三年十一月辛未谕兵部：“凡陷贼地方，皆我赤子。念愚氓被胁截发，特一时贪生畏死之恒情。若大兵所至概行诛戮，非朕救民水火之意。嗣后大兵进剿，有乡民持械拒敌，及窃踞城池山寨，不即迎降者，仍行诛戮，其余概从宽免。至剿杀贼徒，自应俘其子女。但贼营妇女多系掳掠胁从，破贼之后，凡所掳难民子女，许民间认领，不得一概妄收。”这就是战争初期玄烨所定的原则。满洲大兵之所以肆无忌惮，放手屠掠，孰令为之，难道还不清楚吗？待清军取胜在望，玄烨连最后的虚伪许诺也干脆抛弃了。

三藩之乱的确唤起了汉族人民的反满情绪，但不必讳言，这场战争也同样加强了满洲统治者对汉族士民的仇恨心理。只要稍稍触及历史的真相和玄烨的心灵深处，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相信康熙初年民族矛盾缓和的奢谈。关于掳掠无辜良民，温代振振有词，说明是满洲生计所需，即八旗大兵的生存之道。玄烨为其辩解，当然不能不用一些虚伪的辞令，但下述史料却将玄烨的思想本质彻底暴露出来。江西底定后，玄烨谕户部：

江西旧欠钱粮，屡经督抚及科道等官奏请蠲免，朕已洞悉。但当逆贼煽乱之时，各省地方与贼接壤者，被其侵犯，迫而从逆，情非得已。故于平定之后，其旧欠钱粮悉行蠲免。江西于贼未到之先，地方奸徒辄行倡乱，所在背叛，忠义全无。绅衿兵民人等，或附和啸聚，抗拒官军；或运送粮米，助张贼势；或布散伪札，煽诱良民；或窝藏奸细，潜通消息。轻负国恩，相率从逆。以致寇氛益炽，兵力多分，迟延平定之期，劳师费饷，揆厥所由，良可痛恨！即今田庐荡析，家室仳离，皆其自作之孽。逋赋未蠲，职此之故。但思逆寇渐经歼除，地方凋敝，旧欠追比，民困愈深，朕心殊为不忍。其康熙十六年以前旧欠钱粮，著尽行蠲免，以昭朕爱养百姓至意。

将玄烨心中积蓄已久的愤恨作如此淋漓尽致的宣泄，在《实录》中确不多见。江西各地民众纷纷反抗清军，规模浩大，本应引起玄烨认真反思，但在玄烨看来，江西简直就是另一叛乱策源地，全省皆是背恩负义的暴民。两年前玄烨对“大兵所至，将蓄发者概行诛戮”了然于心，虽说过“殊非朕抚恤残黎”的门面话，对屠杀者却全无惩罚之意。在这道谕旨中，我们看到玄烨本人对附从叛逆的民众深为“痛恨”，恨不得让他们“田庐荡析，家室仳离”，无论清军如何施以暴虐，亦是他们咎由自取。“自作孽”者，不可活也。虽属愤激之辞，亦为由衷之言。免除三年以前的逋欠，为康熙初年惯例，本无任何实际意义，但玄烨仍要江西人民感激他的天恩“至意”。

还可注意的是，永兴之役结束于十七年八月，清廷底定江西全境在当年年底。蒋伊、李之芳等人疏奏满兵大量掳掠人口在十八年下半年。而上引十八年二月玄烨对江西的诏谕恰在其间。换句话说，满洲大兵的暴行是在玄烨诏谕之后才大规模发生的。这表明满洲统帅对玄烨态度的确心领神会，才敢放开手脚大肆掠夺。始作俑者为谁，难道还不清楚吗？前引温代在汉官面前的那番狂妄之辞，当然也是基于对玄烨本意的理解。玄烨这种态度，史料中也非止一见。

《起居注》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云南总督赵良栋条奏：应逼困云南省城，投诚人等不应为奴，已经掳掠在军中的民人应予释放。玄烨阅后极为不满，曰：“赵良栋乃一骄纵狂妄之人。此疏内‘殷鉴不远’之语，尤属悖谬，可谓不知礼矣。”清军进攻云南时，玄烨曾下诏招降云贵从逆官员，以显示“朕宽大好生之心”；即使叛军首领，包括后来被凌迟的马宝等人，也曾许诺不予追究，声称此诏“昭如星日”。良栋上此疏，即本自玄烨之诏，岂知玄烨本心却截然相反。玄烨之能公然呵斥良栋悖谬，乃因身边唯有满臣，故出语不需忌讳。收复云南之后，接任的云南总督蔡毓荣请蠲免荒地钱粮以苏残民，又以从贼虽受虚衔，然未曾助逆者，应停迁移。玄烨的答复是：“云南官民并无可悯。如吴三桂稍能成事，则伊等岂非有功之人、效力之氓乎？蔡毓荣此奏明系市恩徇情，断不可准。”此时云南平定已近一年，玄烨当然更无顾忌。这位高唱“丽日和风被万方”的天下赤子之主，其内心云南百姓仍为不赦之叛民奸徒。

显然，玄烨对江西、云南两省民众的憎恶，是由于两省民众支持三藩抗击清军，使清军屡遭重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实际上，其他地区的情况也与江西类似，这一点玄烨心中清楚得很。他不可能认识不到，广大地区汉族民众割辫蓄发，以恢复华夏制度、汉族衣冠相号召，附从叛军，正表明汉族民众不能接受按征服方式所建立起来的满族统治政权，不能容忍八旗大兵的残暴行径。本文前面说过，玄烨的撤藩不仅是失之轻率，更严重的是，满族统治集团对清初民族对立潜在的严重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八年战争，才使玄烨开始意识到，真正给满族统治者造成威胁的，不是三藩所凭仗的武力那一点点本钱，而是广大汉族民众对清政权的否定。

传统史家将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政权称为前三藩，而以吴、尚、耿为后三藩。前后三藩的本质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从满族征服中国的历史进程来看，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因果联系，即以后三藩之兴是前三藩之亡的结果；而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类比或历史的重复，那就是广大汉族民众并没有选择持有八旗铁骑和满口德义的清廷，却倾向于劣势甚明的三藩。或许人们以为，如果清廷统治者能及时吸取历史教训，就不会有后三藩战争这一幕。其实这种谴责含有明显的道德伦理意味。而历史分析的意义，其重要性并不仅在于指出历史反思的必要，而更在于引导人们关注，只有或者应当具备什么客观条件和环境，才能形成正确的历史反思。

平定前后三藩，造成了清入关之后相继出现两位守成兼开创的君主。世祖、圣祖二祖相承，艳称于清朝史册，这也恰恰是清初的历史悲剧。长期的战乱和杀戮，当然会促使统治者的反思，但战争和杀戮无疑加深了满汉民族之间的对立和仇视。对汉族民众士庶积淀着一层深厚憎恶和恐惧心理的玄烨，恐怕很难以一种冷静的思维和豁朗的心态来反思历史，并以此指导其政治实践。尤其是当他清楚看到满族军队处处暴露出来的懦怯无能时，玄烨的心理阴影无疑会更加浓重。

（三）八旗梦幻的破灭与玄烨的心影

八旗是清朝的开基立国之本。一向以武力自豪的满族统治者绝没有料到，清初所向披靡的八旗铁骑竟然长时期在叛军面前一筹莫展。这不能不使玄烨错愕惊讶，焦虑万分。

战争初起，清军前锋抵达荆州，“所率前锋护军，每佐领下五名，兵力不为弱矣。乃不急渡江，耽延迟误，而常德、澧州遂叛。王（勒尔锦）亲率大兵至荆州，又不即渡江进取，致令吴三桂一至，而常德等处遂为所据。都统朱满率兵至武昌时，岳州、长沙尤未叛也。又不急趋镇守，逍遥武昌，六百里之程，行逮一月，而岳州、长沙又陷。且糜费粮饷，倍于他处，究之寸步不能前进。因贼渠与我精兵相持荆、岳间，而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遂相继变叛，贼寇蜂起”。正是湖广方面八旗军的畏缩延宕，使清军陷入全面被动，叛乱遂成燎原之势。玄烨对前方将领的不满愤怒之情，其后便屡屡见诸谕旨：“我国家自创业以来，克敌攻城，必主帅奋勇先登，军士效死戮力，方能速建肤功。今闻尔等凡与敌遇，率皆乘间伺隙，观望不前，但令士卒前驱冲突。”“今出师三年，未获尺寸，坐失机会，使疆圉日逼，贼势鸱张。”至十七年下半年，湖南、江西主战场仍呈胶着，玄烨对前方统帅极为愤怒，甚至以亲征岳州相挟。战争期间及其结束之后，除安亲王岳乐、将军赖塔之外，几乎所有的统帅将领都受到玄烨的斥责惩处。《起居注》二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户部议云南凯旋官兵马匹令于常德喂养二十日，玄烨说：“从前所回官兵，俱系无功中途而返，故不曾令其喂马。今云南凯旋官兵已成大功，非他兵可比。”此句前后两处“官兵”，皆指撤回北京的八旗兵。这段史料之可贵，是因当时只有满族君臣相处，玄烨才会袒露些许真情。其实，大将军章泰、赖塔以数十万满汉军队围攻云南省城，自二月至十月与叛军相持，不敢紧逼。而川陕一路赵良栋一至，即刻率先攻陷昆明。然赵良栋于平叛后郁郁不得志，实由玄烨有意贬抑，不欲其凌驾于满洲之上。

上引《起居注》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即清廷虽与叛军鏖战八年，但随着形势逐渐好转，部分满兵已有步骤地撤离前线，返回北京休整。《实录》康熙十六年二月丁卯，玄烨遣人至岳州劳问将军大臣满汉官兵云：“陕西官兵戮力成功，今并获休息。诸将士倘能奋勇奏效，亦与彼同。”十七年八月吴三桂死后，江西、湖南次第为清军收复。从次年四月起，清廷即开始逐步将蒙古、乌喇、宁古塔及八旗禁旅回撤，福建满兵开始回撤，亦于此时。清廷此举，固有“恐满兵不耐水土，因而挫锐”，需要番代休整的考虑，但“不忍官兵惨罹锋镝”，担心满洲士兵这点家底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消耗殆尽，则是玄烨的深意所在。

十八年初吴军在湖南已呈溃败之势，清军却未能紧紧追击，迅速进入贵州，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战略上考虑，玄烨后来采纳川陕、广西和湖广三路大军对云贵合围的意见，固然获得成功。然若湖广满汉大军紧追不舍，不给吴军以喘息之机，或许战争结束得更早。此非故作悬揣，而有玄烨的话可以为证。其斥大将军勒尔锦：“逆贼从湖南败遁日久，我大兵即当尾击。若推诿逡巡，不行速行追蹑，俾贼复得固守，则劳费倍多。乃顺承郡王等至今犹未亟进，殊为不合”，“不疾驱而进，致辰龙关复为贼守”。斥章泰：“若乘逆贼败走云南之际，即行追蹑，则云南蚤已荡平。乃先借秣马逗留，今复以逆贼肆犯推诿。”问题是，既有陕西满兵“并获休息”的先例，随之又有江西、湖广、福建的满兵陆续回撤，章泰的逗留观望，岂非玄烨以上举措使然。前文所叙满洲大兵在江西、浙江肆行掳掠良民，正是奉命凯旋北还时乘机攫取自己的战争补偿，而章泰、赖塔率军抵达昆明后迟迟不进攻，必待赵良栋所部冒死冲锋，理由即“皇上豢养之满洲，岂可轻进，委之于敌”，都是玄烨保存满洲宗旨的体现。

在此有必要提及玄烨著名的汉人叛乱用汉人平定的方针。《实录》康熙十八年十月辛未，玄烨遣学士禧佛传谕张勇等西北汉将曰：“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人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又云：“贼既败遁负险，无容专恃马兵。若用绿旗步兵之力，于灭贼殊为有济。况我绿旗兵较之贼兵甚强。”随后便露出了玄烨的真实意图，即“尔等官兵前进，则满洲大兵亦即相继进剿，接运粮饷”。还应注意到，同日“又遣给事中莫罗、郎中伊尔格图赍敕赴湖广，詹事库勒纳、郎中额尔赫图赍敕赴广西，其敕谕与谕陕西诸将大指略同”。可知在围剿云贵的战役中，不仅仅是川陕一路，其余湖广、广西两路都是以汉人绿旗军前驱冲锋，满洲大兵则是“相继进剿，接运粮饷”，其中显然还有保证满洲大兵粮饷自肥的用意。

自十五年陕西底定之后，清廷即开始酝酿出兵四川，进逼云贵，以减轻湖广战场的压力。但被玄烨寄予厚望的大将军图海，却迟迟不能付诸实行。稽诸《实录》，十八年初图海奉命回京陛见，在京凡十八日；玄烨礼遇甚隆，俱见《起居注》。图海重赴陕西，仍无所作为。玄烨大为失望：“如此懦怯易退，何时乃得破贼！”九月，再谕满洲将军吴丹：“尔等陕西将士驻扎善地，马无伤毙，人无疾病，不思速灭贼寇，支吾推诿，进取无期，又有何人代为尔等破贼耶？”正因满洲“领兵诸将咸以恢复为难”，玄烨不得已才畀赵良栋以方面重任，并令各路大军皆以绿营为前驱，满洲大兵居后继进。玄烨谓汉将云，汉人平汉人叛乱，满兵是为汉军助战。当他与满洲将领说自家子话时，却分明坦言，这场战争是汉人将士在替满人破贼！而自来治清史者对玄烨此一策略赞叹不已，以为玄烨对汉将信任无猜，故能得其死力，以收平叛全功，真令人啼笑皆非！

以绿营为前驱并以汉人独当川陕一路统帅，这一策略变化与各路满兵陆续撤离相辅相成，皆出自于玄烨保存满兵的同一宗旨。吴军虽退缩西南一隅，但困兽犹斗。玄烨既胜券在握，自不欲满兵蒙受更多伤亡。但这一策略变化的明确化，何以不迟不早，恰好发生于十八年十月，似又与京师地震有关。

《实录》十八年九月庚子，凉州提督孙思克疏言，以汉中、兴安未便进取。“又疏称八旗出征官员，今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地震，房屋倾圮，压毙人民，闻之各怀内顾之忧。臣所以暂停进取，以回天意。俟人心稍定，再议进兵未晚。”玄烨阅后大为不满，曰：“朕思八旗官兵，世受豢养，朕之加意臣僚士卒，尤为渥厚，不特房屋倾圮细故，即赴汤蹈火，谊亦难辞。”孙思克“妄言人情皆动，以惑军心”，“不思奋力前进，反煽惑满汉，动摇民心，情罪殊属可恶。”孙思克以汉军任绿营提督，出位妄言，将满洲大兵惶恐内顾之情形诸疏章，自然令玄烨格外恼怒。然玄烨虽虚张声势，内心却未必不为其言所动。庚子日为九月初八，玄烨已命人取孙思克口供回京，则其疏至京当不迟于八月底。玄烨于九月初三日乙未颁布敕令，湖广满洲大兵一半撤回京师。次月初七日戊辰，又议撤集结福建的满兵一半，旋于初十日辛未发布进剿云贵各路大军皆以绿营为前驱的决策。将这一系列动向联系起来，我们有理由推断，虽然回京番代是八旗出征的传统，且十八年四月江西、湖广大兵已开始部分撤回，但大规模回撤满兵，以及明确决定进剿云贵以绿营在前冲杀，满兵后继接运粮饷，却是九月之后。促成这一变化的，正是玄烨得知京师地震使在外征战的八旗官兵“各怀内顾之忧”。玄烨十八年十月辛未的敕谕表明，在最后围剿云贵的战役中，尽管湖广、广西两路的统帅为满洲大将军章泰和赖塔，但各路大军前驱厮杀的主力是绿营而非八旗兵，则毫无疑义。

三藩之乱使八旗武力的虚弱暴露无遗，十七年的永兴、海澄两役最能证明。玄烨自云，“永兴所有满兵，每佐领八名有余，绿旗复及三千”，“兵力不为不足”。然“于贼来攻城时，竟不拒截，坐令三面受围”，“未尝一战”。其后都统宜理布、护统哈克山阵亡。“永兴两次失利，朕心深为萦虑”。玄烨屡敕增援，但各路满洲诸将无人敢犯吴军之锋。设非吴三桂病死，前途实难预料。稍前，郑经大将刘国轩围攻海澄，城中受困满兵数千。玄烨坐卧不安，“谕兵部：海澄官兵所关甚重，非寻常比”，令康亲王杰书、将军赖塔、都统喇哈达奋力救援，“务期拔出城内官兵”。玄烨情急之下，悬出重赏，并曰：“将军以下将士，即从前屡有失利退缩之罪，俱从宽宥。不必顾恋城池，但使被困官兵得出，即为克奏肤功。”但赖塔等“所统官兵甚众，卒不能解海澄之围”。数千满兵终成战俘，实为清廷之奇耻大辱。虽南方气候地形不利于满兵，但满兵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也显而易见。即使是在八旗骑兵有利的西北，当年王辅臣倡乱，经略莫洛身死，满洲统帅董额亦束手无策。玄烨命图海为大将军，调集满汉各路军队围剿一年有余，最后仍以招抚了事。八年中，满洲将士装病逃脱有之，被俘者有之，投降者有之，此皆开国以来所未有。

入关仅三十年，满洲统治者赖以为根本的八旗兵，衰颓如此之骤，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我在对入关前八旗制度略加探讨之后，曾得到过如下结论：八旗制的建立之所以具有凝聚力，是因各旗贵族分养国人，必须履行其“赡养其民”的责任。而八旗生存的基础在于对异族人口的掠夺和奴役，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八旗贵族势必抛弃最初的宗旨，进而奴役本族部民。我还以为，入关前夕，就其本质而言，八旗制已越过了兴盛的顶点并开始走向反面。清廷定鼎北京，八旗贵族拥有大量庄园奴仆及丰厚的俸禄，恩养属人的责任已完全转卸到国家身上。八旗兵丁通过圈地投充和兵饷赏赐，同样可以优游卒岁。征战掳掠虽仍具有刺激，但已不是八旗生计的主要来源和基本保证。八旗贵族官兵享有各种寄生性特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随之而生的腐化怠惰，也就不可避免。玄烨亲政后，一再宣称不忘武备骑射，说明统治集团对此并非全无觉察。而其后不断讨论贪靡奢侈之风何由而来，也反映出这一趋势的严重性。这是八旗制移植关内的必然结果，也是其演化过程中无可避免的阶段。认为入关之后八旗制度即由盛转衰，不可复返，固然失之于简单；然若忽视八旗制入关前后的本质转变及其暴露的问题，以为三藩之乱期间八旗制仍处在生机勃勃的上升时期，则必将妨碍对清初民族矛盾和满汉关系认识的深入。

而巧合的是，今人治清史对这一盲点的忽视，恰与玄烨当时的心理期待相符。玄烨既对前线满族军队了如指掌，则其内心焦虑自不待言。然而玄烨每日景山骑射，以“外示暇豫”，并检阅演武，鼓舞满洲士气。而其与汉官品评兵法箭术，仍夸耀“祖宗制度，诚非前代所及”，目的在于使汉官折服。“自古兵制，莫如我朝禁旅最善”，“满洲弓马皆经百炼”，汉人武举“安可与之并论”。玄烨绝不能令八旗武力对汉人的心理震慑稍有动摇。更可注意的是，玄烨在三藩平定之后，公然宣称：“幸赖上天眷佑，祖宗威灵，及满洲兵士之力，逆渠授首，奸党悉除，地方平靖。”竟将平叛功绩全归于满洲大兵。这番话的关键之处，并不止是抹杀了绿旗兵及汉将的功绩，以掩盖八旗战斗力的衰颓，更暴露出在玄烨心中，这场战争就是满族和汉族之间的战争。此与上年他训斥吴丹时所说的“又有何人代为尔等破贼”，同样反映了玄烨对这场战争以及清廷政权实质的认识。与此相比，他平时宣扬的满汉无异、君臣一体，就变得无比虚伪和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