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象枢密奏请杀索额图考辨

（一）有关魏象枢的上谕及其流传

《碑传集》卷12，韩菼《文靖王公熙行状》：

公能持大体，有远虑。菼为学士，撰《平定三逆方略》失上指。一日，上谕阁臣曰：“当三桂初反时，汉官有言‘不必发兵，七旬有苗格’者。又其时，汉官尽移其妻子回家，何也？”即顾菼曰：“汝为朕载之！”菼退而皇恐，语公曰：“当奈何？”公奋曰：“待缚我之东市，君乃载耳！”公大言于阁中曰：“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蔚州语，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然若如其言，岂不是误国！汉官移家故有之，亦多有否者，日久何从分别，岂不是背主！汉官负此两大罪之名，复何颜立于朝乎？”因语大学士明公：“幸好为我执奏也。”翌日入见，明公为上言，略引其端，公即继之，恳恳如阁中语。上微笑曰：“朕固知此两事载不得也。”事遂寝。

清修《平定三逆方略》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至二十五年。韩菼任学士在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年二月乞归，则《行状》所述之事当在二十四、二十五年间。魏蔚州即魏象枢，字环极，与柏乡魏裔介石生均以正色立朝，称清初“二魏”。象枢二十三年以刑部尚书休致，三年后去世，玄烨论此事时，象枢尚在家居。明公即满大学士明珠，势正灼。韩菼记玄烨所言两事，于《康熙起居注》（下简称《起居注》）、《清圣祖实录》皆能印证，可视为实录。

一、《起居注》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玄烨与群臣议论风闻言事，语科臣姚缔虞曰：“尔等皆以风闻为言，朕亦何尝无风闻，姑举一二端言之。君臣分义，休戚相关。当吴逆初叛时，诸臣中有一闻变乱，即遣妻子回原籍者，此属何心？视国如家之谊，当如是耶？”

二、《实录》三十三年闰五月癸酉，谕大学士等有云：“原任刑部尚书魏象枢，亦系讲道学之人。先年吴逆叛时，著议政王大臣议奏发兵。魏象枢云：‘此乌合之众，何须发兵。昔舜诞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今不烦用兵，抚之自定。’与索额图争论成隙。后十八年地震时，魏象枢密奏：‘速杀大学士索额图，则于皇上无干矣！’朕曰：‘凡事皆朕听理，与索额图何关轻重？’道学之人，果如是挟仇怀恨乎！”

三、《起居注》四十五年三月初八日，玄烨谓阁臣曰：“汉朝灾异见，即诛一宰相，此甚谬矣！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可竟诿之宰相乎？……康熙十八年地震，魏象枢云有密本，因独留向朕密言：‘此非常之变，重处索额图、明珠，可以弭此灾矣。’朕谓：‘此皆朕身之过，与若辈何预。朕断不以己之过移之他人也。’魏象枢惶遽不能对。”

四、同书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玄烨谓阁臣曰：“昔三藩叛逆，将自京师发兵。原任尚书魏象枢力言不可：‘圣人舞干羽而有苗格，何必劳师于远。贼至，我以逸待劳，即可以消弭矣。’满大臣面嗤之曰：‘贼逼城下始出兵御敌，有是理乎？’”

上举第一条即王熙所云背主一罪。十八年玄烨尚承认得自风闻，有汉官遣妻子回原籍，属个别现象。待修《方略》时，则为“汉官尽移其妻子回家”，语势斩截，故王熙不得不提醒他，“亦多有否者”。第二、三、四条皆有关误国。魏象枢“有苗格”之言，非玄烨所亲闻，乃“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经王熙力争，不但明珠能明其原委，玄烨亦自知其言无据，只得改其初衷，承认“固知此两事载不得也”。王熙为汉官中追随满洲之最积极者，曾受命草拟世祖遗诏。康熙十三年首倡诛吴三桂子应熊，效忠清廷无贰，不曾给自己留半点余地，故深得满洲君臣信赖。但他懂得玄烨之言的分量，关系到汉官能否于朝廷立足。

今本《平定三逆方略》无此二事，当是王熙据理直言的结果。但“事遂寝”却非实情。二十六年，汤斌辅教皇太子以得罪告终，自此之后，玄烨不能信任汉官，即不绝于言辞。而魏象枢误国一罪，亦屡屡出自玄烨之口。可见，玄烨当初迫于事实，表面对魏象枢等汉官表示宽容，然其心中却始终铭刻着汉官“背主”、“误国”两大罪。玄烨所见与事实相符若何，为另一问题。但其思想上抱此成见，且一经认定，即终生不改，则可确信无疑。

魏象枢“有苗格”一语经王熙申辩，玄烨既已辞穷，何以终未释之于怀，一遇波澜，便腾诸于口？此必玄烨心中另有郁结，不能因王熙一番言辞而消除。回顾前引第二条三十三年上谕，即可明了玄烨心中症结所在。据《实录》，玄烨此时于畅春园听政，拟“理学真伪论”一题考试翰林起居注官员，就考试结果而谕随侍阁臣，不知王熙是否在侧。玄烨将数年前审阅《方略》时为王熙翻驳之论，重申于众。依玄烨所言，魏象枢之倡“有苗格”，乃在议政王大臣议奏发兵讨逆之际，意在阻挠清廷出师，因而“与索额图争论成隙”，其后遂因十八年京城地震密请杀索，以报其私怨。玄烨此语，较审阅《方略》时更为严重。魏之密奏，他人皆不曾预闻，即使王熙在场，恐亦感兹事体大，时异势非，不敢造次。发兵争论为因，借地震请诛索为果，前引第四条五十六年上谕再补证其因，第三条四十五年上谕又强调其果，并将象枢欲杀之人由索泛及明珠。玄烨言之凿凿，魏象枢因前出兵与满大臣争论成仇，遂于十八年地震密请玄烨诛杀满臣，则几成铁案。

然清廷发兵讨逆，魏象枢是否参与议论，其争论的对方是索额图一人，抑众满洲大臣？又，十八年魏象枢密陈速杀之满臣究竟为索一人，还是索、明二人？上引玄烨上谕皆未交代确切。但玄烨认定魏象枢报复泄愤，却为后人所尊信不疑，辗转传述，愈说愈详。

最早为魏象枢作《墓志铭》的陈廷敬，作《神道碑》的徐乾学，均未提到魏象枢与索额图争论及密请玄烨杀索之事。《铭》、《碑》撰于二十八年以前，玄烨三十三年的上谕尚在腹中。而自玄烨一系列上谕之后，魏与索之事便广泛见于私家记载。方苞《记徐司空逸事》云：“康熙十有七年，京城地连震。上昼夜坐武帐中，魏公环极直入，奏天变若此，乃二相（按：即索额图、明珠）植党市权，排忠良，引用佥壬，以剥黎蒸之应。继之者则德公（德格勒），用此名震天下。”方苞于康熙末年交好满洲掌院学士徐元梦，魏象枢、德格勒说玄烨惩办索、明，当得自徐元梦所述。其后彭绍升《魏敏果公事状》云：“京师地震。时大学士索额图、明珠方树党招权利，廷臣莫敢言。公奏言，……圣祖立诏见。公伏地流涕，言时政缺失，乃索额图、明珠挟私市权所致，乞重谴二人以消天变。圣祖寻下诏切责诸臣，二人皆惕息。”其史料来源，《事状》交代得很清楚，即四十五年上谕。至于以索、明二人先后罢相，乃魏象枢“最先有以发之”，则以象枢所奏为玄烨深然，纯属一厢情愿。方、彭皆以象枢请杀者为索、明二人，可以肯定，他们都没有见到《起居注》。而乾嘉时满洲宗室昭梿对魏象枢笔诛尤严，《啸亭杂录》云其“及复召后，以撤藩事请诛明、米二公，乃蹈袁盎故辙；又以地震请诛索相以应灾咎，亦有违宋景之心；至吴逆叛时，首建招抚之策，有‘七旬苗格’之语，虽曰持重，几误国事，尤非大臣之所用心。”魏源《圣武记》完全承袭昭梿此说，且曰：“使用其言，大事几去。”皆判定象枢为清廷之蠹虫，平藩之罪人，且以辅佐玄烨撤藩平叛的另一重臣米思翰，亦成为象枢之仇隙。章太炎接受象枢曾请诛明、米之说，而别作异解。其云：“会吴三桂以湘蜀滇黔拒命，欲割地，称帝号。仁帝玄烨问象枢，象枢曰：‘尧、禹之师，舞干羽于两阶，七旬而有苗格。本谋撤藩者，明珠、米思翰，今势糜烂，当诛二臣以谢诸藩。’不省。”并引谭献语，认为象枢此议，旨在存汉种：“汉种有分地，则王土幸无全制于满洲。故象枢假为阔语以谲上。”拟如郑泰、孔融“和光同垢，与象枢而三”。依太炎所述，象枢请诛明、米当在康熙十三年之后，正所谓“顾第弗深考”，想当然耳。

以上诸说虽有异同，而论魏象枢请杀索额图，自方苞之后，其史源皆一本于上谕。故本文首先面临的问题，即在于辨别玄烨上谕的可信度如何。

（二）魏象枢阻挠发兵纯为诬辞

玄烨一再咬定魏象枢反对清廷出兵讨逆，已如前所述。当初王熙已向玄烨指出，魏象枢倡“有苗格”是在会议时所言，且为人曲解。王熙所说的会议，乃满汉廷议甚明。而三十三年玄烨却说，象枢此议发于“（满洲）议政王大臣议奏发兵”之际，使后人无从质证。但问题也由此而生，魏象枢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阻挠发兵的。

现据《实录》，将清廷得知吴三桂叛乱的应对措施列举如下：

一、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辰，奉命撤藩的使臣党务礼、萨穆哈从云南逃至北京，向玄烨报告吴三桂已于上月起兵。玄烨召议政王大臣面谕，今吴三桂已反，荆州咽喉要地，命前锋统领硕岱率军兼程前往，进驻常德。议政王大臣议奏所派兵员。

二、二十二日丁巳，湖广总督蔡毓荣疏报吴三桂反。谕兵部：调云南提督桑峨为湖广提督；授孙延龄为将军，线国安为都统，固守广西。命西安将军瓦尔喀进驻四川。京城内杨起隆称朱三太子叛乱，当日被镇压。

三、二十三日戊午，谕吏、兵二部，吴三桂背恩叛乱，原属吴三桂藩下文武官员概不株连。谕户部拨给出征八旗兵丁银两。

四、二十四日己未，命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议政王大臣议奏拘拿吴应熊。

五、二十五日庚申，谕议政王大臣等，发兵驻兖州、太原。

六、二十七日壬戌，诏削吴三桂王爵。命都统赫业为将军，同瓦尔喀由汉中入蜀。

七、二十八日癸亥，硕岱启行赴荆州。

据《平定三逆方略》，党务礼等逃至京城，玄烨即“命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出师”，即《实录》二十一日丙戌玄烨与议政王大臣之面议。又《方略》己未日，命勒尔锦为大将军云：“先是，议出师时，上命勒尔锦为帅。”亦定于二十一日玄烨与议政王大臣面议，应无可疑，二十四日方正式授勒尔锦职衔。《方略》癸亥日，硕岱赴荆州，明书“上谕议政王等”。

由是可知，清廷得知叛乱在二十一日丙戌，当日即由玄烨与议政王大臣面议决定出兵。这就彻底排除了魏象枢在议政会议中阻挠出兵，并与索额图争论的可能。按清初定制，“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大举出征，议政会议更由皇帝主持。玄烨此次会议出兵，即谨守满洲传统，且所发之兵为禁旅八旗，岂容汉官厕身其中。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王熙。韩菼《王熙行状》：“十二月，闻吴逆之报，即赴内朝集议，至除夕始归。”此所谓“内朝集议”，即议政王大臣会议无疑。正因王熙参与清廷发兵会议的全过程，所以，他为象枢辩诬才格外有力。此其一。

那么，是否存在清廷定计出兵之后，又遭魏象枢阻挠的可能？上列第二条二十二日丁巳所记三事，即调桑峨为湖广提督，命孙、线固守广西，命瓦尔喀进四川，皆为前一日议政会议的结果。《实录》、《方略》皆书谕兵部，即奉命行事。揆之惯例，绝无大举出征既定而又于具体调动任命之时再集满汉群臣会议之理。另据《王熙行状》，“丙辰（十五年），奉谕专管密本。前此汉官不与闻兵机，盖异数也”。王熙以兵部尚书的身份，至康熙十五年方破例参预军机。可见叛乱初期，清廷军事调动皆对汉官保密，魏象枢根本无从得知其情，更遑论挺身而出阻挠。此其二。

二十二日以后的情况又如何。从上引第二条可知，二十二日当晚，京城中爆发了颇具规模的杨起隆叛乱，旋为清廷镇压，逮捕数千人。《方略》记杨起隆案于二十四日，乃逮捕后进行审理的综述，细谷良夫已经指出。而魏象枢则立即卷入到杨起隆案的审理之中。《寒松老人年谱》癸丑年（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旨升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甫到任，即同三法司会审放火大盗杨起隆一案。除夕，乃出署。”也就是说，至迟从二十三日起直至三十日除夕，魏象枢一直封闭在衙署中审理案情，无从分身参与朝廷议事。即使他能通过某种途径获知吴三桂叛乱，以及清廷二十三日的上谕和二十七日的诏文，也绝无可能在会议中阻挠发兵。除夕之前，王熙在宫中，魏象枢在都察院衙署，二人不可能相接。故可断言，王熙于会议中所曾闻知象枢“有苗格”的议论，必不在商议发兵的议政会议。再看十三年初的情况。《实录》十三年正月戊辰（初三日），遣都统巴尔布，护军伊尔度齐先赴荆州，又命副都统扩尔坤将兵往西安。壬申（初七日）谕湖广总督蔡毓荣调兵守沅州。对照《起居注》，自元旦至初八日，玄烨一直在宫中宴请、祭祀，未接见汉官，初九日方御门听政。又可证戊辰、壬申两日的三次调发军队皆为宫中密议。满汉部院大臣概不得预，魏象枢岂有例外。此其三。

以上三点，足证玄烨所谓魏象枢阻挠议政王大臣会议发兵平叛，且与索额图争论成隙，洵属诬辞。且可知，王熙所说魏象枢于会议时“有苗格”之论，必在十三年初清廷发兵已成定局之后。《年谱》甲寅（康熙十三年）首记：“是时吴逆变乱，人惊风鹤。余凡有奏疏，皆从地方人心起见。因邪教煽惑勾连，则有《谨陈要地当设之道员以资弹压等事》一疏；因湖广、四川大兵屯集，供应浩繁，则有《用兵之地钱粮暂宜缓征等事》一疏；因逆贼蛊惑，人心披靡，则有《密陈申明法纪鼓励人心之大端等事》一疏：皆系密奏。”因系密奏，例不收存于文集，非专为避某人之嫌。而象枢积极为清廷献策，殚精竭虑，以尽其愚诚，则可以想见。象枢登清廷首科进士。康熙十三年初，“奉上谕因大兵进剿逆贼，指日荡平，地方恢复，需人甚急，着臣等虚公举荐”。象枢即举顺治朝擿发吴三桂在四川观望不前，不亟进攻西南，而遭反噬流徙塞外的郝浴。云其“当三桂身居王爵，手握兵柄之时，因从封疆起见，不附其势，不畏其威，致三桂成不共戴天之仇。三桂之所仇，正为国家今日之所取，何忍终弃之”。观此则知象枢效忠清廷，与叛逆势不两立，绝无丝毫瞻顾之心。积极支持玄烨撤藩平叛的满洲户部尚书米思翰于十三年底去世，象枢挽诗有云：“持筹共念输将苦，切齿难忘寇贼频。社稷忧劳惟此日，朝廷依赖少斯人。”象枢引其为同志，即非自外于清廷，亦证昭梿、魏源以象枢欲杀米，适为无根浮谈。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象枢会议时“有苗格”的议论，是在十三年初清廷大兵征发之后，提醒清廷需申明纪律，维护其王师形象，并大修文德争取民心，以瓦解叛军之类。此与当时谕令大军出征，“务令秋毫无犯，安辑地方”，“统兵主帅各宜体朕为民除叛用兵之意，申明纪律，严加钤束”等谕旨一脉相承。而后来玄烨所谓“不必发兵”，“力言不可”，并为“满大臣面嗤之”等等，与象枢本意风马牛不相及。

魏象枢于十三年初连上三密疏为清廷积极进策，次月又举荐吴三桂的宿怨郝浴复出。按说，象枢对三藩的态度已甚明朗。但如果此前象枢曾在其他场合，因反对发兵而与索额图相争，为玄烨所闻，又恰为王熙所未闻，果尔，则后来玄烨上谕只不过是魏、索二人争论的时间、地点之误，而于象枢基本立场的判断并无偏差。那么，有无可能象枢得知清廷出兵已成定局之后，急忙调转立场，以求得玄烨及满洲统治集团的宽容呢？

欲解除此一疑惑，可以考虑如下数端：首先，从象枢人品而言，不是趋附形势、依违易变之辈。清朝开国名臣范文程为象枢座主，顺治十一年宁完我弹劾陈名夏致死，诬象枢为名夏一党，赖文程力为辩解得免，是文程于象枢有知遇与再造之恩。然直至六年之后，象枢以养母乞归，方肯“力疾一谒。吾师乃延入园亭，命之坐，曰：‘十余年，师弟今日才见一面。’象枢起而谢曰：‘吾师未受象枢一瓶酒，象枢未领吾师一杯茶，何独于四百门弟子中知象枢之深邪？’吾师曰：‘尝在会议处，见丈有直气，是我国家可用之人，不欲他人诬害耳。’”康熙十一年象枢起复补御史，由大学士益都冯溥之荐，以象枢“居谏垣，赫赫有直谏声，此人所共知也”，又“深信之，知为至诚君子”。冯溥立朝亢直敢言，李光地许为康熙朝第一人，其于象枢引重若此，则象枢非长袖善舞可知。康熙朝前期，象枢与汤斌、崔蔚林并以理学著称。后来玄烨攻击“假道学”不遗余力，象枢亦在其列。若象枢果曾先阻挠清廷发兵并与索额图争论成隙，旋又因出兵已成定局，遂见风使舵，改头换面，岂能不被玄烨引为口实，又岂能见重于朝士。其次，从象枢的居官履历来看，康熙十二年“冬十二月擢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明年二月拜顺天府府尹，四月除大理寺卿，七月升户部右侍郎，十一月转左侍郎，一岁五迁”。若象枢对叛乱所持立场与清廷稍有违异，安能迁升如此之速？亦证明所谓象枢阻挠出兵为必无之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在发兵平叛的问题上，魏象枢与索额图的立场是否对立且争论成隙，这是判断玄烨三十三年上谕是否可信的关键。

三藩叛乱起于清廷撤藩之举，已是治清史者的共识。前引细谷良夫一文据清初海外史料《华夷变态》，有“吴三桂在三十年前已有叛乱企图”一说，尚需更有力的史料来证明。清廷撤藩时曾有赞成与反对两议。平藩战事甫毕，玄烨曾说：“尔时惟有莫洛、米思汉、明珠、苏拜、塞克德等言应迁移。”总之，主张撤藩者居少数，但为玄烨所支持。玄烨之主张三藩并撤，是其对形势错误估计所致。至于玄烨所谓“撤亦反，不撤亦反”，是事后的自饰之词，吴伯娅已辨之甚晰。

还可以补充的是，玄烨屡次申明议撤藩时，无人曾预言会导致叛乱，“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亦曾两议，未有议及吴三桂必反者，亦未有议及吴三桂必不反者”，显然又是谎言。《碑传集》卷11彭绍升《熊文端公事状》：“时有诏撤三藩，圣祖举以问之。（对）曰：‘国家方太平，以无事为福，道在休养绥定之而已。今无故徙数十万安居乐业之众，移置穷荒不毛之墟，仓卒逼迫，势逐刑驱，未有不生怼怨。众怒不可激，一夫称乱，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与？’圣祖以语诸大臣，皆言吴三桂仅一子，质于朝，可勿虑，其它又安能为？未几，三桂反。”熊赐履已明确发出警告，但玄烨惑于诸人怂恿，终于激起大乱。二十年、二十五年玄烨两次宣称无人曾言吴三桂必反时，熊正罢官闲居金陵。即便其在朝，敢披露玄烨私下询问之事乎？朱彝尊《曝书亭集》卷80《征士李君行状》：“时曹侍郎申吉出抚贵州，引君为助。既闻三藩同撤，君曰：‘乱将作矣。’遂力辞归为母寿。既抵家，云贵告变。”李良年为作者多年挚友，非道听途说之辞。良年以书生方入幕黔抚，即能预见三桂必反。另据徐乾学《高层云神道碑》，“留蜀二年，策滇黔必乱，势将及两川，乃亟归。放船滟滪，浮江而下，抵家而吴三桂反，川途梗塞，人咸服其先见”。是知吴三桂反情，已播于邻省矣。迨吴三桂反时，云南一省为清廷殉节者尚有数人，岂能说无一察觉三桂情状，并得以诉诸朝廷？清廷或自讳之，以掩玄烨之失耳。所有这些都与本文主旨无关，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玄烨善于文过饰非，绝不像他自诩的那样坦荡诚实。

索额图不属主张撤藩之列，已见前引《起居注》。得知吴三桂叛乱，索额图态度如何，于魏象枢是否与之“争论成隙”至关重要。《起居注》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阁臣“将《方略》内舛错七处改正呈览”，玄烨在上引无人预料吴三桂必反那段话之后，即曰：“后索额图曾云，主议当迁移之人应当处斩。此事举朝悉知。”同书四十五年三月初八日，玄烨谈及魏象枢借地震密请诛索额图、明珠，又曰：“吴三桂叛，索额图奏曰：‘始言迁徙吴三桂之人可斩也。’朕云：‘欲迁徙吴三桂者，朕之意也，与他人何涉？’索额图甚惧而退。”同年七月初二日，玄烨谓马齐等曰：“索额图常奏言，当斩议迁三逆之人，朕不准行。”可见不主撤藩者虽多，但请诛撤藩者则似唯索一人，玄烨于此前后无异辞。问题是，索额图具体在何时何地提出此议。

首先可以肯定，索额图提出处死主撤者是清廷闻知吴三桂起兵，即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之后。但还有一点也可以立即肯定，索额图此议也只能在清廷定计出兵之前。道理很简单，清廷一旦决定出兵，就已经断绝了退路，如同吴三桂既已反叛，就不可能再为清臣一样。是以当吴三桂进兵长江与清军相对峙，达赖喇嘛建议清廷“裂土罢兵”，为玄烨断然拒绝，亦势理之必然。苟明乎此，即可确定索额图请杀迁藩之人，不可能在清廷定计出兵之后。据上引《起居注》，索之奏请应在与玄烨面议之际，遭玄烨斥责，故有索的“甚惧而退”。故又可断言，索额图绝无可能继续坚持己意，有第二次谏请杀撤藩之人。玄烨的态度一经表明，索若再行妄请，就不仅是对清军自毁长城，更是对玄烨的地位和权威的挑衅，也就无可能日后作为玄烨平定叛乱的主要谋臣。如果上述推断可以成立，那么，索额图谏请杀撤藩者，必在二十一日玄烨召集议政王大臣面议时所言，而且仅此一次而已。上引二十五年玄烨说“此事举朝悉知”，只能是后来玄烨自己或入议者宣泄于他人。二十五年索虽仍以内大臣兼议政，但罢去大学士已达六年之久。宠信远不如往昔，故玄烨不惜将其“妄请”载之《方略》。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十二年年底，玄烨召集议政会议决定发兵时，索额图的身份是保和殿大学士，未兼议政大臣，是否可能参与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会议？

清初内三院大学士首次兼任议政大臣，是清世祖福临亲政之后的顺治九年（1652）三月，且全以满洲和汉军大学士为限，汉大学士不与。十三年八月，福临停止大学士兼议政，随后于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这一变化，反映出顺治朝从议政会议全面干预国家机构，到内阁走向皇权下的独立行政中枢的发展趋势，拙文《评清世祖遗诏》说较详。康熙初年四辅臣执政伊始，即将内阁改回内三院，并宣称“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既一切制度以关外为准绳，自不容大学士预议政。玄烨亲政恢复顺治末年规模，内三院重新改为内阁，但大学士并不议政。

然而三藩叛乱爆发，情况又有了变化。玄烨为迅速处理军情，特命满洲内阁大学士同兵部大臣一并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随着时间的推移，连会推总督这类事务，议政王大臣也奏请满洲阁臣共同参与，详见《起居注》十八年十一月初五、初七两日。另据《起居注》二十年十一月初六日、初八日及十二月初九日、十六日记载，明珠亦参与议政会议，则满大学士皆有此项权力。议政会议与御门听政是玄烨分别处理军机和行政的两个系统，议政会议的结果若按正常的题奏、票拟等程序，显然不适应处理紧急军机的需要。玄烨“因军务孔急，凡有会议，俱用白本启奏，不拟票签，故令阁臣得预议军机，原出自朕旨”。即为简化程序，将会议结果由阁臣直接呈奏玄烨，并将玄烨的谕旨迅速下达，使政令军务更为统一，效率更高。在这一体制变化中，显然不能排除所有的汉大臣参预军机。除上文提到的王熙外，大学士李霨，“上所依任，参预机密。天子尝口授公起草谕统兵亲藩将帅方略，退食或至夜分，或留宿阁中。出，或问以时事，默不应。其慎重不泄，识者谓得古大臣体”。李霨、王熙参与军机，是汉官中的特例，但充其量只能说深蒙玄烨信任，未因民族歧见被排斥于本身职任之外，与满大学士参与议政性质迥然有别。值得注意的是，任左都御史的魏象枢至十八年似仍不了解满大学士参与议政的原委，以至在九卿会议此事时云：“阁臣原不预会议。（山东巡抚周）有德系外臣，想不知此例。”阁臣参与议政起自于何时，《起居注》、《实录》等官书均无记载。

故宫博物院所编《文献丛编增刊》专集《清三藩史料》，多载康熙十三、十四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题奏，其中最早出现大学士署名的，即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领衔的题本，署名大学士的依次为：中和殿大学士图海、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文华殿大学士对哈纳、中和殿大学士巴泰，清一色的满员。勒德洪未见，乃因其十六年方任大学士。明珠、米斯翰分别以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在列，亦沿顺治九年的成例。可见，满阁臣预议政于十三年已成定制，上距叛乱爆发仅仅半年。但我们毕竟没有直接证据，说索额图参加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议政会议。历史考证往往会面临这种尴尬，我们明知已经非常逼近目标，可就是无法获得“现场”证据。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不妨将以下两点考虑进来：第一，凡一制度的形成，必有相当过程，多是先有既成事实，然后形成定制。况且，顺治朝已有大学士议政的先例。第二，索额图是清除鳌拜集团的最大功臣，又是玄烨皇后的亲叔，其与玄烨关系之深，受玄烨依任之重，远非议政王大臣所能相比。虽在撤藩问题上与玄烨所见不同，但非独持异议。事实上在平藩战争前期，索仍是玄烨最得力的辅佐。至于后来说“昔吴三桂之乱，索额图时参谋议，从未发一善策”，乃索依附皇太子被玄烨处死三年之后所言。此刻索在玄烨心中已是“本朝第一罪人”，玄烨愤恨之余，不惜过甚其辞。总之，玄烨在获知吴三桂叛乱紧急召开议政会议，势无撇开索之理。基于这两点，我宁愿推断索以大学士参与了二十一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并以此开启康熙朝满阁臣预议政的端倪。如前所述，索额图杀撤藩者的妄请，正是在这次会议中提出来的。

索额图参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决定发兵的议政会议，并提出杀撤藩之人；而魏象枢的“有苗格”之议既为王熙所闻，则必发于十三年以后的满汉集议之中：二者在时空上邈不相接。而且，索额图既不主张撤藩，且欲杀主撤者，则当初绝无可能赞成发兵甚明。若按玄烨所说，魏象枢亦阻挠发兵，则索、魏二人所持立场岂非一致？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说魏象枢因阻挠发兵与索“争论成隙”，皆无法成立。玄烨上谕所云，不应属误记，而是诬辞。

欲进一步探讨玄烨的这种混淆和诬蔑何以产生，必须分析康熙十八年地震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波。

（三）魏象枢独对之真相

前引“十八年地震时魏象枢密奏速杀大学士索额图”一语，是玄烨十五年之后的回忆。《起居注》、《实录》于十八年皆记载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发生大地震，却不载魏象枢密奏事。但其他史料表明，魏象枢确于地震当日独见玄烨，这一点玄烨并没有记错。

《碑传集》卷8，陈廷敬《魏公象枢墓志铭》：

一日拜三疏，疏甫入而地震。公言：“地，臣道。臣失职，则地反常。臣总风宪，咎实在臣。”是日，独被召对，近御座前语移时，或至泣下。其言秘不传。

同卷，徐乾学《敏果魏公神道碑》：

京师地大震，公与副都御史施公维翰入奏。（中略）上即召公入内殿。公伏地涕泣，请屏左右，语移时。是时用事大臣为之股栗。然公之语，近侍皆莫得闻。施公迎于后左门，见公泪流颊未干也。

《碑》作于象枢殁后二年。《铭》更在前，且言象枢之子“学诚以《状》来乞铭”。故从史源而论，《行状》、《铭》、《碑》不免父子证之嫌。但我们必须了解，徐、陈二人同与魏立朝多年，为当时人记当时事。更何况象枢死后安葬，“有司以天子命襄其事，于是谕祭有碑”。既奉玄烨之命，《铭》、《碑》又皆将示之于人，如此大事，岂敢随意杜撰。故魏独对一事，《碑》、《铭》记载应无可疑。而最权威的史料，还当属《寒松老人年谱》，其云：

七月二十八日，具有三疏。……是日拜疏归寓，书斋独坐。忽于巳时地大震，有声如雷，尘土蔽天，垣屋倾圮。余凝神立于窗下。移时少定，余即立奔入朝，躬请圣安。司禁门者曰：“满官请安已毕，汉官一人未至，不便启奏。”余大哭曰：“此事天翻地覆，异常大变，若不面见皇上，恭请太皇太后、皇太后、皇上、皇太子尊安，死不敢回也。”乃转奏。蒙宣至乾清门，请安毕，奏曰：“臣罪当先死，以回天变。”圣心恻然者久之，即蒙召对而出。奏对语失记。

三家记载详略不同，可互相印证。《铭》、《年谱》记象枢于当日地震之前曾连上《直纠不法司官》、《抚臣因循溺职》、《督抚实政当修》三疏，收入《寒松堂全集》卷4，皆署七月二十八日具题。《起居注》记当日听政，三疏即听政时所陈，玄烨左右皆闻之，故三家所记大意相同而措辞少异。至于地震之后象枢独对密奏，《碑》曰：“召公入内殿”，“公之语，近侍皆莫得闻”。《铭》曰：“近御坐前语移时，其言秘不传。”《年谱》曰“即蒙召对而出”，亦透露独对之处在内殿御座前，三家记载相合。而独对之内容，陈、徐二人不得其详，象枢本人亦不敢记载。《年谱》记“奏对语失记”者凡三处，另二处为同年八月二十九日、九月十三日，稽诸《起居注》，此三日玄烨均曾与臣下讨论地震之后的应对措置，象枢皆为当事人。凡玄烨有关地震之后具体处置，《年谱》一一讳之，略可体会其中利害轻重，非同一般。

《碑》与《年谱》之重大差异在于，《碑》虽云象枢独被召对，却是与副都御史施维翰一同赴朝的。而且象枢独对出宫之后，“是日，公与施宿署中”。而《年谱》对施维翰只字未提，此为何故？《清史稿》卷273《施维翰传》：“浙江巡抚陈秉直荐举学道陈汝璞，为左都御史魏象枢所劾，秉直应降调，以加级抵销。维翰言：‘秉直与汝璞见闻最近，乃徇情妄举，非寻常诖误可比。请敕部定议，凡保举非人坐降调者，不许抵销。’上然之，因著为例。给事中李宗孔继劾秉直，坐左迁。”《传》末云“施维翰在台敢言”，于象枢当属同志。象枢劾疏见《寒松堂全集》卷4，题于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在地震之前。《实录》十八年八月甲戌（十二日）九卿议覆李宗孔条奏，其中有“江西总督董卫国不能料理政务，致失民心，浙江巡抚陈秉直察吏无能，贤否混淆，俱应解任”。则陈之解职，又在地震之后。据《八旗通志》卷123《直省大臣年表》，董卫国正白旗汉军，陈秉直镶黄旗汉军。又知陈秉直之落职，为象枢首劾，施、李继之。玄烨惩办满族封疆大吏，是象枢地震日独对后的余波，详后。而可注意的是，玄烨公开斥责汉官结党，与满洲立异，正是始于此次地震。象枢不独于《年谱》地震当日隐去同施一同赴朝，《全集》亦不见有与施之任何酬答文字，极可能是震慑于玄烨的警告，特地消除了与施“结党”的痕迹。但徐《碑》却似有意留下一段文字，让读者玩味：

（独对之后）公与施宿署中，语施云：“今民生困苦已极，而大臣之家日益富饶，皆地方官吏谄媚上司，朘削百姓，督抚司道转馈送在京大臣。以天地有限物力，民生易竭脂膏，尽归贪吏私橐。小民愁苦之气，上干天和，致召水旱、日食、星变、地震、泉涌之异。又，会推选择，徇私不公；行间将帅，复无纪律；蠲免钱粮，灾黎不沾实惠；刑官鬻狱，豪右罔利；等威荡然，贵贱倒置：皆为可忧。”施公曰：“公何不极言之？”公曰：“圣明烛照，何待吾言。吾侪负国，万死不足塞辜。”明日，上以六条宣廷臣集议，大略如公指。于是朝士或谓出于公造膝所请。公之密友与子弟，究不知公所陈何语也。

此条材料既非采自《年谱》，亦不见于陈《铭》，乾学当另有所闻，故尤为可贵。《碑》中所记象枢与施语及种种弊端，与《起居注》、《实录》以及《御制文集》所载地震之后玄烨颁示诏旨之六事一一相合。可见“出于公造膝所请”，绝非虚语。但徐乾学偏偏要加上象枢说“圣明烛照，何待吾言”，明明说“大略如公指”，又特补“朝士或谓”一语。乾学文章典雅简洁，叙事赡详，玄烨每每叹赏不置。何以此段叙述闪烁其词，必其心中有所瞻顾，不敢直书其事，其要害究竟何在？

玄烨颁布六条令群臣集议，徐《碑》记在地震之“明日”，魏象枢《年谱》亦曰：“次日，因地震示警，下诏修省，特召臣象枢同大学士臣明珠、臣李霨、尚书臣宋德宜捧出诏款六条，颁行天下。”二者皆以颁布六条事在七月二十九日。而稽诸《起居注》、《实录》，却又不然。对此须加细细考证。先迻录《起居注》如下：

七月二十八日庚申，早，上御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巳时，地大震，上复诣太皇太后、皇太后宫问安。未时，奉旨传内阁、九卿、詹事、科道满汉各官齐集。召大学士明珠、李霨，尚书宋德宜，左都御史魏象枢，学士佛伦入乾清宫面奉上谕，曰：“兹者异常地震，尔九卿大臣各官其意若何？朕每念及，甚为悚惕。岂非皆由朕躬料理机务未当，大小臣工所行不公不法，科道各官不直行参奏，无以仰合天意，以致变生耶？今朕躬力图修省，务期挽回天意。尔各官亦各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痛改前非，存心爱民为国。且尔等自被任用以来，家计颇已饶裕，乃全无为国报效之心。尔等所善之人，即以为善而奏闻；尔等所不合之人，即不行奏请。此等不公事情，朕闻见最确。欲即行处分，犹望改过，虽知之，不行议罪也。今见所行愈加贪酷，习以为常。且从前遇此等灾变之事，朕亦屡曾申饬，但在朕前云钦遵申饬之旨，究竟全不奉行。前此大奸大恶之人，朕重加处分，尔等亦所明知，此即榜样也。再，科道各官向来于大奸大恶之人未见纠参……此后科道各官如有确见，即行据实参奏，若依然虚饰，……或事情发觉，或经朕访出，虽欲宽免，国法具在，决不饶恕！着即传谕齐集诸臣，咸令知悉。”

《实录》此谕亦载于二十八日，除个别字词之外，内容完全相同，唯将五人入宫奉面谕，改为“命大学士明珠等传谕”。此谕之前，《实录》还载有数谕，依次为谕户部、工部，谕大学士等，又谕大学士等，谕吏部等衙门，皆处理震后具体事宜，为《起居注》所无。

而令群臣集议的诏旨六事，《起居注》、《实录》皆载于三十日壬戌。据《起居注》：

是日早，命满汉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各官，集左翼门候旨。少顷，上遣一等侍卫捧谕旨出，仍口传上命，曰：“顷者地震示警，实因一切政事不协天心，故召此灾变。在朕固应受谴，尔诸臣亦无所辞责。然朕不敢诿过臣下，惟有力图修省，以冀消弭。兹朕于宫中勤思召灾之由，精求弭灾之道，约举大端，凡有六事。尔等可详议举行，勿得仍前，以空文塞责。”传旨毕，宣读上谕。（即六事，文长不具录，《实录》略同。）

于是，私家记载的徐《碑》、象枢《年谱》，与官修《起居注》、《实录》便出现两点差异：第一，明珠、魏象枢等五人所传面奉上谕及宣布诏旨六事，《碑》、《年谱》以为一事，而《起居注》、《实录》则分为二事；第二，就时间而言，《碑》、《年谱》所载传谕以及六事在地震次日，即二十九日，而官方记载则分别以五人传面谕在二十八日。而六条则为侍卫所传，在三十日。究竟孰是孰非，值得认真对待。

我们先看《起居注》、《实录》二十八和三十日的记载传达了哪些讯息？二十八日，《实录》于明珠等传谕之前曾有数道谕旨，谓“京城内外军民房屋多有倾倒”，“穷苦兵丁出征在外，房屋毁坏，妻子露处，无力修葺，更堪悯恻”；“其摧塌房屋、压伤人口”令各御史“详加稽察”，“作何加恩轸恤，速议以闻”云云：皆在体现玄烨对京城八旗的关切，于非常之际指挥若定。象枢《年谱》记其入奏之前，“满官请安已毕”，则这些上谕当是满官请安之际的口谕，后经文饰载入《御制文集》、《实录》，此无关宏旨。

关键在于《起居注》所载五人奉面谕。玄烨的意思很明显，以前大小臣工的种种不公不法，他已经“闻见最确”，但他希望犯法行私者自行悔改，只因“屡曾申饬”，未加议罪，乃变本加厉，“愈加贪酷，习以为常”，对玄烨的告诫“全不奉行”。因此，玄烨决心对为首者重加处分，并令科道据实参奏，无得隐瞒。玄烨要惩处的是谁？明珠既在奉旨之列，自应排除在外。而向居明珠之前的索额图、勒德洪均被玄烨摒弃不见，实则为待罪听宣。此康熙朝惯例，研史者习知。索额图失势后，玄烨云其“巨富通国莫敌”。故此谕中“自被任用以来，家计颇已饶裕”者，亦以索首当其冲。谕中“前此大奸大恶之人，朕重加处分”，必指鳌拜。《起居注》二十二年三月十六日，诸王九卿议索罪行入奏，玄烨曰：“自尚书以下诸臣，谁不往来。”又知此谕直以索拟鳌拜，未将勒德洪、明珠视为索之同党。玄烨所欲惩办者索额图一人而已，固不言自明。总之，《起居注》、《实录》二十八日明珠等所传上谕，意在表明玄烨不再隐忍，决心惩办首恶，以警其余。而至三十日，由侍卫所传口谕，则风向为之一变。虽云“在朕固应受谴，尔诸臣亦无所辞责”，但其要旨却在“朕不敢诿过臣下”。而所颁六事，措辞虽然严厉，其目的自然在于惩前毖后，既往不咎。而且同时也表明，诏旨六事，出于玄烨本人的“勤思”、“精求”，非得自他人。于是我们看到：地震当日，玄烨警于天变，即欲惩治首恶，以弭灾异；经过两天慎重“思惟”之后，乃一改初衷，决定不诿过臣下，而以六事来约束内外臣工将帅士卒。这种安排，既与二十八日隐去魏象枢独对前后照应，又可以解释何以二十九日这一天玄烨无所措置的原因。似乎一切都处理得妥当无缝。

但仔细分析，《起居注》、《实录》二十八日和三十日的记载，不仅与私家《碑》、《年谱》所记难以吻合，即使是《起居注》、《实录》本身，亦难自圆其说。首先是《起居注》二十八日明珠等五人入宫面奉上谕，如果依上述解释是针对索额图而发，欲拿索开刀以警众人，以回天意，何以有兵部尚书宋德宜、左都御史魏象枢的入宫奉旨。当时汉官中大学士杜立德、冯溥、吏部尚书郝维讷等人地位都在宋、魏之上，玄烨如此大手笔，撇开杜立德等人而独钟情于宋、魏，恐无此理。所以，既然隐去魏象枢独对一事，又召魏参与奉旨处治索额图，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如果说二十八日上谕本无深意，非有特指，上文所作惩办索额图的分析纯系捕风捉影，但那么一来，由明珠、魏象枢五人入宫，不但毫无意义，简直莫名其妙。而且，二十八日玄烨既发布一系列上谕，又召集群臣由明珠等人传达面谕，似雷厉风行，按理各衙门臣工立即就应有所反应，但奇怪的是，次日（二十九日辛酉）《起居注》记玄烨乾清门听政，而《实录》却只记户、工二部给银受灾者一条。地震何等大事，亦非机密，故不存在有所隐讳的问题。即使说玄烨独自在宫中精思明日的六条，但臣工们何由而知。难道满汉大臣暗中达成默契，置玄烨的一系列诏谕不顾，一齐静候玄烨的下一步布置。此皆《起居注》、《实录》所不能自解者。

如果与《碑》、《年谱》相对校，则更为抵牾。地震发生于当日巳时，《起居注》记玄烨于地震后赴两宫请安。然后，未时集满汉各官，命明珠、魏象枢等人入宫奉面谕宣示群臣。但据《年谱》，象枢在巳时地大震之后，“移时（地震）少定”，即“立奔入朝”。至时，司禁门者告之“满官请安已毕”，此即《实录》一系列上谕所由出。问题是，象枢好不容易说通司禁门者，又经过乾清门启奏，玄烨“恻然者久之”，才召入便殿独对。据陈《铭》、徐《碑》，独对“语移时”。即使玄烨当下即被象枢说动，亦不可能在未时就召集满汉九卿科道。如果考虑到当时汉官皆居南城，非能闻宣立至，则未时齐集宣谕就更无可能。再者，若未时宣谕，距日暮尚早，象枢何至要当晚留宿衙署，与施维翰夜谈。独对之后，非不得已，如此行迹，岂非启人疑窦？唯有在象枢独对毕，天色已晚，不便返回寓所，才会留宿署中，与施交谈。是又知所谓集群臣宣谕于未时之愈不可信。如按《起居注》，则玄烨在象枢独对之后，即杀心顿起，且宣示群臣。以魏象枢一汉官，能对玄烨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以致仅凭一番奏对，便欲处置满洲重臣，稍稍了解清初政局中的满汉关系，恐无敢作此设想。如果独对之后玄烨态度已极为明朗，施维翰也不至于有“公何不极言”之责，魏象枢也不必说“圣明烛照，何待吾言”。前引三十三年玄烨上谕，魏象枢密奏杀索，遭到玄烨面斥，“凡事皆朕听理，与索额图何关轻重？”玄烨此语，与“朕不敢诿过臣下”如出一辙，则地震当日玄烨召象枢独对时已持此意。既然如此，又何来二十八日那道杀机毕露的面谕，又何必将“不敢诿过臣下”一谕载诸三十日？凡此，皆《起居注》、《实录》不能与他书相印证者。

事实上，如依徐《碑》，象枢《年谱》，以象枢独对在二十八日，象枢与明珠等人入宫奉面谕及颁诏旨六事均在次日，则上述种种疑惑与违戾之处皆可消除。象枢独对虽不为左右预闻，但事后必朝士传诵。综合《碑》中象枢与施之夜谈，《起居注》、《实录》所宣上谕及诏旨六事，可知象枢独对时必力言吏治败坏，军队暴行，甚至提出惩办满洲权臣。至于是否言杀索，则无从对证。玄烨于象枢直陈，不能无动于衷。但仓促之间，显然毫无思想准备。而惩处当权满洲，尤非玄烨所能从，故不能立即答复象枢。当晚象枢与施维翰于署中交谈时之所以惴惴不安，正是感到前途未卜。次日，玄烨取一折衷方式，召五人入宫面谕。汉大学士唯李霨在列，以其最为玄烨所信任且未对满洲有过正面批评，亦反映玄烨不欲多召汉人，以启满洲之嫌。宋德宜入召，乃因其对整治军队弊端所持见解与象枢相合，且为最早予以抨击者。德宜“每议朝廷事，侃侃正色而言，无或有所顾避”。这一点后文详述。玄烨所颁六事，极可能即由宋、魏二人代为草拟。而所宣玄烨上谕，我以为此即《起居注》、《实录》二十八日面谕以及三十日侍卫所传口谕。将此两谕合而读之，玄烨之意图毕现无遗。先以“大奸大恶之人，朕重加处分，此即榜样”，声色俱厉；紧随之以“朕不敢诿过臣下”一转语，即化干戈为玉帛。五人先向群臣宣读面谕，然后命群臣集议所颁六条。群臣陷于议论六条之中，何人还敢再谏请玄烨追究首恶。索额图、勒德洪之不入宫奉旨，自然是玄烨迫于压力，不得不示之儆戒，以缓解汉官的不满。质言之，若将《起居注》、《实录》中二十八日面谕及三十日口谕及诏示六事合为一体，移至二十九日，则前述所有矛盾皆迎刃而解。我以为事实真相即是如此。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那么随之而来的疑问便是，原本二十九日之事，《起居注》、《实录》何以要割裂为二，分记于二十八日和三十日之下，其意图何在？在回答此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再次排除《碑》、《年谱》误记的可能。《年谱》记事精确，前已有述。其所以能如此，象枢应有日记之类为据，绝非依晚年回忆，口授其子笔录所能致。象枢回籍之后，曾云：“每一回想仕途风波之险，危而复安者不知凡几，赖圣明在上，鉴我愚诚，卒得保全。”而借地震入宫独对，无疑为其仕途中最大的一次冒险。《年谱》于独对之前的心理和行为记载尤详，可见其事后下笔时仍不平静，自知此举非同一般。得以与明珠等入宫奉旨，实为破格殊荣，亦恐出象枢意外，且平生仅一次。此事若如《起居注》即在地震当日紧随独对之后，则不仅证明象枢能说动人主，更能体现玄烨当机立断，从谏如流。《年谱》断无将此误记于次日之理。若以《年谱》有意篡改于次日，则更无可能。因为这样篡改，于己既无所增重，且于玄烨形象有损，其中利害，象枢岂有不晓？奉诏独对如同地震一样，皆为震撼朝廷的大事件。《年谱》尚不敢稍有随意，何况示之于朝的《神道碑》。二十八年乾学撰此《碑》时，因上年牵连张汧案解任，虽蒙玄烨宽容，留京修书，但怨家丛集。象枢朝廷大臣，其《碑》必传示于朝廷君臣。乾学若在奉诏一事上不加审慎，或径依行状之误，率尔落笔，即授人口实。众所周知，玄烨对朝廷大臣不仅于其生前密加访问，即其身后如何评价，亦极其留意。二十三年，两江总督于成龙去世。当年玄烨南巡还京，谓群臣：“朕巡幸江南，延访吏治，博采舆评，咸称居官清正，为今古第一廉吏，应加褒恤。”其后，玄烨于臣下所拟祭文、碑文，“从容细阅，改定发出”。又亲撰“御制碑文，御笔贞珉，俾立墓上”。玄烨所撰《于成龙墓碑》载《御制文集》卷23，可按。又，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佟国纲阵亡，翰林编修杨瑄撰拟祭文，引喻失当，玄烨阅后极为不满，杨瑄革职，拟发往奉天入旗为奴。玄烨命掌院学士“张英及撰文者，以从前姚文然、魏象枢、叶方蔼祭文，与此祭文较看”。可见玄烨对大臣身后之论何其严格慎重，真是一字不肯轻易放过。有鉴于此，对于“亲定谥曰敏果”，“有司以天子命襄其事，谕祭有碑”的魏象枢《铭》、《碑》，玄烨又焉能轻轻放过。徐乾学历任日讲起居注官，入直南书房，内阁学士等职，当然知晓其中利害。徐乾学曾撰刑部侍郎叶方蔼祭文呈御览，玄烨谕曰：“凡祭文、碑文自应视其实绩撰拟，即一字褒贬皆有关系。嗣后撰祭文、碑文，凡同乡之人及亲戚应令回避。这祭文暂留，着另行撰拟。”后又遵嘱作李霨祭文，玄烨览毕，说：“祭文、碑文关系紧要，须相其人之行事而为文，方可信服天下。此文虽佳，尚当按其行事稍加更改。”其时徐以阁臣捧本，于玄烨耳提面命，敢不铭记于心！故我以为徐《碑》、象枢《年谱》记象枢等入宫奉面谕并颁示六事皆在二十九日，绝无可疑。

《碑》、《年谱》不可能误记的理由既明，对于《起居注》、《实录》何以要篡改事实，将象枢等人入宫奉面谕与颁示六事断裂开来，也就不难予以解释了。

如前所述，《实录》二十八日所载一系列上谕，是召见魏象枢之前满官请安时的口谕，事后由修纂者整理润饰载入《实录》，意在表现玄烨于地震之际指挥若定，挂念在京八旗的安危。当日汉官仅召见象枢一人，且在宫中。众多汉官于天崩地陷之际，理应渴望天颜，聆听玉音。而玄烨亦不应举措失当，心中所念唯止满洲。故必须设计当日召集满汉群臣宣布上谕一幕，才更符合玄烨自我标榜的“君臣一体”、“情意不隔”、“满汉官员均属一体”的宗旨，凸显其满汉无异、天下共主的形象。而且这一举动又不能出自汉官的推动，故《起居注》、《实录》删去了象枢独对，将五人入宫奉上谕移至地震当日，以掩饰玄烨于地震之际置汉官于不顾，且于群臣无所表示的缺憾。此其一。

《起居注》、《实录》二十八日所奉上谕，可以表达玄烨对权臣腐败，怙恶不悛以及科道官员不予揭发的严厉谴责，是欲凸显玄烨整饬吏治，惩治首恶，以扭转风气的决心。而将“不敢诿过臣下”，令群臣共图修省的口谕置于两天之后的三十日，是为表明玄烨此一思想转向是经过反复考虑，慎重作出的决定。从而掩饰玄烨面对象枢独奏时，内心即已抱定拒绝处置权臣，回护满洲的立场。此其二。

魏象枢密请杀索额图，出自十五年后玄烨之口，谁敢质问？象枢又自晦其奏对语，留给他人的只是猜测。《起居注》记象枢二十八日参与召见，所奉上谕又隐含杀机，则玄烨欲杀索出于象枢怂恿，与玄烨后来所言恰好相符。《起居注》三十日集群臣于左翼门传玄烨口谕及六事，群臣奏对首记索额图之语，即玄烨不诿过臣下之体现。象枢又非传谕之人，则表明玄烨经二十九日思考，已识破象枢奸谋。如此安排，以后玄烨放言便可无所顾忌，即使稽诸《起居注》，仍可证玄烨所言不诞。即象枢复生，亦百口不能解。此其三。

最后，将所颁六事移至三十日，意在表明六条出于玄烨本人之思虑。玄烨睿智洞见，无所不照，绝非得自他人所献，由此掩盖玄烨于满洲权贵贪腐、军队暴行的长期纵容，只是迫于汉官魏象枢等人的压力，不得已而命群臣集议的被动姿态。

我以为正是出于上述目的，《起居注》、《实录》才不惜违背事实，进行篡改。官方编纂者很清楚，这种篡改虽不能质诸当时，也无须质之舆情，却可以欺瞒后世。

再检诸玄烨手定的《御制文集》，有关地震的谕旨亦为二十八日、三十日，日期与《起居注》、《实录》相同。若说三书同样篡改，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其间并非全无踪迹可寻。《起居注》二十八日明载明珠、象枢等五人入宫奉上谕，《实录》则书“谕大学士明珠等”，隐去李霨以下四人，显然是察觉到五人身份与谕旨内容并不相符。而在《御制文集》中，却标以“谕内阁九卿詹事科道”，完全消除了此为五人入宫所奉面谕的线索。更令人惊讶的是，《御制文集》中的“谕大学士明珠、李霨、尚书宋德宜、左都御史魏象枢、学士佛伦”，其内容却是恐八旗灾民“不得均沾实惠”，令各御史详加访察，与《起居注》五人所奉面谕全不相干。在《御制文集》中，五人的角色较之在《起居注》中更加微不足道，这显然不是一时疏忽所致。此外，《起居注》、《实录》载三十日侍卫宣口谕及六事，明书群臣齐集左翼门，而二十八日五人奉上谕在乾清宫，群臣却不书集于何处。《实录》既改书“谕大学士明珠等”，或可有此一失，而《起居注》凡有会议集群臣，皆明书地点，当不容有此误。《御制文集》干脆删去三十日口谕，将《起居注》“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议具奏”颁示六事，改成公文，集群臣一事便毫无踪影。此亦非《御制文集》体例使然。以上记载差异虽然隐微，但足以证明玄烨在审定有关地震上谕时曾指使编纂者作过篡改。只是各书编纂时间不同，编纂者于玄烨旨意领会不能尽合，才留下些许蛛丝马迹。

众所悉知，孟森的清史研究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其原因之一即以《东华录》校正《清实录》，故多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可惜孟森未能利用《起居注》。今人又因推崇玄烨，而对《起居注》从不置疑。较之《圣祖实录》，《起居注》自然更接近事实，但亦非绝对可靠。须知玄烨本人即不相信。仅中华书局本《起居注》，即载有四次关于《起居注》的风波，五十七年终于将起居注馆裁掉。李光地亦说：“《起居注》凡予所奏对之语，无一载者，大约有人去之。”若非亲自或托人检索，光地何得出此言？方苞为德格勒辩诬，云：“起居注故事：数易稿，然后登籍。”起居注馆虽制度严格，却不能排除君主和权臣的干扰，所记言事须时时秉承玄烨的意旨。

本文用了较多的笔墨，来考辨地震时象枢独对及奉谕之事官私记载的纠葛，不过欲证明官书的改篡更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玄烨的形象，尽量贬低魏象枢等汉官的作用。结论是否成立，有待方家鉴别。但无论如何，象枢独对一事对政坛的影响及对玄烨的心理冲击，都是不容忽视的。事隔多年，玄烨仍耿耿于怀，时时对象枢诬蔑诋毁。何以象枢一次独对会对玄烨产生如此持久的影响，下面我们就试图对此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