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真理绝不会装饰好了来到世界上，绝不会头戴王冠，在敲锣打鼓的欢迎声中而来，而总是在偏僻的暗角落里，在哭声和叹息声中诞生。受到世界史的浪潮的冲击的，常只是职位卑微的人，而绝不是“高官显爵”，就是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历史学家有一种习焉不察的教条，误导人心莫此为甚：他们把强大国家的建立说成是文化进化的顶峰，其实这经常标志着文化进化的结束。研究早期历史的人完全被那些掌权者留下的遗迹和文献所左右，因此也受到了它们的欺骗。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这本书稿最终能受到三联书店的青睐，而且无须出版津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退休前是名副其实的“三无教授”，非但一文不名，还简直一名不闻，故我不能不由衷佩服三联的襟怀，同时感谢关心和促成本书出版的朋友们。
目前高校各种科研经费激增，出版资助途径不少，但我多年来从不申请任何科研项目，这不单是害怕束缚，更因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毋庸讳言，高校经费日益充裕的同时，是权力体制日益强化，与之相伴的考核制度和评估系统，已将传统学术价值体系推向瓦解。学术腐败的滋生，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精神塌陷，也就不足为怪。层出不穷的著述，虽不乏苦心钻研的成果，但大多数倒像是“计划产品”，是出自权力的赏赐和金钱的刺激。当初为扶植科研而设置的各种项目基金，而今已变成贫富差距的推动器和学术新贵的助产婆。对权力体制的迎合和屈从，不仅是从事教学科研的前提，更是各种头衔、荣誉和利益的保证，乃至跻身权势的捷径，从而成为人们奉行不渝的信条。于是人人都在振振有词地诅咒体制的弊端，实际上又无不接受或利用这种弊端，无人能独善其身。而像我这样患有体制适应不良症的人，几乎注定就是失败者。所幸我尚有自知之明，习惯于站在潮流之外，宁愿葆有内心的一点自由。若为出一本书而违心地去乞讨一笔扶贫似的津贴，万一不幸被误归入与学术大腕同享科研资助之列，岂不自惭形秽？今三联书店慷慨出版此书，在我固然有梦游“黄金台”的幸运感，因此受到鼓舞的人或许更多。
我自1989年追随恩师王锺翰先生改习清史、满族史，二十余年来，除2008年集结为一本《清初政治史探微》之外，剩余的成果就是这本论文集，合起来也只80万字左右，即使脸皮再厚，也难以自我解嘲。
我的兴趣在政治史。政治史在传统史学中被认为是“脊梁”。在中国古代专制王朝，政治主宰着一切社会领域，清代尤其如此。清代前期政治史的研究看起来几题无剩义，稍稍阅览，即知差不多都陷入一种“盛世”模式，改头换面地重复清代官修史书。要想揭示清代政治的本质特征及其特定形式的隐秘，研究者首先必须有一种批判精神，并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来进行研究，否则无法突破以往的框架。虽说问题意识是研究的前提，但也不是说有了问题意识就一定能成功。历史研究很像案件审断，不止需要怀疑批判的眼光，更有待于证据，而证据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机缘。清代史料看似浩如烟海，真实可靠的记录却很有限，辨析之功至为繁重。随意找一条史料都有可能引起疑问，一旦追寻下去，原来的线索又往往湮没在不相干的新的疑问之中，结果是汇聚了一大堆零散的疑问，仍难以完整地构成问题。
问题有真问题和假问题之分。刻意标新立异的那些类似“画鬼”的问题，我不敢置论。真问题亦有具体问题和核心问题之分。只有关切政治核心问题，个案研究结论才能逐层提升，获得透彻的说明。孔飞力先生的《叫魂》一书就具有典范意义。而我所谓的政治核心问题，是指统治者一切举措的基本指导思想所指向的目的何在。不言而喻，要研究这类真正的核心问题，思维方式就不能停留在具体的考证上，而必须作相应的转换：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应围绕核心问题展开，即“身处草野，心存魏阙”；当具体结论有了一定积累，并发现有贯穿始终的线索之后，接下来就进到类似于“神游”的建构阶段；而且必须自感在思想上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完满和透彻，才能转化为成果。当然，研究没有绝对的完满透彻，是否如此，取决于研究者的自我约束。由于问题的性质所决定，这种结果很可能仍带有推论性，不能如具体考证那样有望定谳，而需要随时等待后来者的修正。
我转入摸索康熙朝近十年，不自量力，试图从各个方面逼近康熙朝的政治核心。积攒的史料加上批注即有数百万字，最后能成型的就是这几篇文章，数量不及十分之一，有些地方尚自觉欠缺。许多辛辛苦苦修筑的“道路”都中途搁浅，未能通达罗马。愚钝如我，只能说，失败或不成功，本身就是探索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大部分，作为“为己”之学，不必懊恼。
本书的五篇论文先后发表于《燕京学报》和《清史论丛》。我的文章不知裁剪，因此很感激两位主编徐苹芳先生和李世愉先生的宽容，不吝篇幅，使我得以从容表达。徐先生是我的前辈，于我有知遇之恩，我竟未曾拜望过一次，他的故去，令我极其感伤。今特将徐先生当年鼓励我的一信予以发表，以示纪念。锺翰师过世之后，这些文章没能呈送先生审阅，聆听教诲，深为遗憾。
此次结集，无意修补得完善光鲜，只是订正了史料引用中的一些错误，并作了适量的删减，原来一些置于注文的考证不得不割爱。自知浅陋，故无意求序名家以光大眉目，对那些出于情面的虚言褒奖，我亦缺乏心理承受力，两相违心，不如自序。
本书主题只有一个，即批判玄烨提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研究历史，不论是从宏观上考察，还是具体论证，历史主题必须始终存之于胸。只有把握住历史主题，才有可能厘清历史发展的主线，确定各个阶段的特征，各种具体研究才能因此获得合理的安顿。为大清王朝争正统，这是康熙朝的政治核心，也是清前期的历史主题。正统之争可以追溯久远，然贵为天子，亲自披挂口诛笔伐，舍清代而外，还别无他朝。中国古代帝王中，像玄烨这样被戴上层层光环的并不多见，而“康熙盛世”所受到的推崇似也无以复加。大清得天下自古最正出自玄烨之口，本身即带有极大的权威性，故其声教所被，非止有清一代，至今仍余音不歇。
清代是满族统治下的王朝，其基本前提无疑是要确保满族征服者居于统治地位。但这并不是清代统治者的唯一目标，甚至不是其核心任务。否则，满清王朝充其量亦不过是第二个蒙元。这一概括上的差异，暗含着我与国外某些学者在如何定性清王朝上的分歧。我以为，满族定鼎中原具有民族征服的性质，不但引起主体民族汉族的激烈反抗，而且满汉双方都存有严重的对立心理。清代统治者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保证满族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也不仅在于避免满族被汉人同化，更在于竭尽全力使主体民族，即被统治民族汉族，接受满族统治承继中原历代王朝的正朔，并承认这种统治的最大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宣传或欺骗，而是切切实实地以此作为统治者的最高使命，乃至不惜代价地营造盛世，这又是清前期所以能超越以往各代王朝的关键。而最先自觉意识到这一任务的，即首倡本朝为盛世，且以“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相标榜的玄烨。因此，康熙朝的一切大政方针必须紧紧围绕着这一政治目标而展开。
在常人看来，这一历史主题或政治核心似乎不言自明，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则需要严格的论证。我开始悟到这个思想，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也仅是一个“混沌”的表象。这一“抽象”是否成立，只有回到史料中，经过多重复杂的史实验证，才能在最后呈现出一个带有丰富规定性的“具体”。为此，我不得不就康熙一朝的各个方面，如经筵日讲、义理史学、巡游视察、治河蠲免、立废皇太子、平定叛乱、对外征伐等等，分别进行考察与思索。要得到昔人所谓“自家体贴”，没有一番“百死千难”的经历恐怕是不行的。
三藩之乱及各地反清势力的时伏时起，暴露出清初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导致满汉之间的深刻对立，这对清廷统治者是一场严峻挑战，给玄烨的心理蒙上浓厚的阴影。满族贵族虽自清初入关即善于利用汉族官员，但直至康熙朝，才算真正意识到被统治民族汉族的巨大潜力。为使广大汉人接受清廷的统治，并驱除自身的心理压力，重拾满洲统治集团的信心，玄烨必须证明大清政权的最大合法性。为证明大清立国即正，玄烨就不能不干预《明史》，证明天命所归在清，明朝之亡始于万历，清太祖、太宗有可取天下而不取之仁；清之代明，既非“征诛”，亦非“禅让”，而是明朝官民的急切“迎请”。欲令天下臣民信服大清得天下之正为自古之最，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以本朝成就为证，为此玄烨势必要维持高额赋税，最大限度地集中财政，借此演出种种活剧，然后不断施行蠲免的“德政”；为证明大清王朝的正朔所承，玄烨就必须厘正历代各朝的统绪，重新安排历代帝王庙；为使汉人在思想意识上承认清朝统治超越往古，玄烨又必须兼道统与治统于一身，成为裁断学术的最高权威，牢牢控制话语权；而对于皇太子出阁读书的设计，非但要超过明朝，亦应垂之久远；即玄烨本人的在位之久，得寿之长，孝道之纯，无一不是大清得天下最正的明证。即使在父子矛盾无可收拾、储位久虚的晚年，国内已是危机频现，玄烨仍在鼓吹承平盛世，家给人足，乃至冀图侥幸，大举兴兵准噶尔；而当战事受阻，海内虚耗，被迫走下无往不胜的神坛，却又能迈向道德纯粹的圣殿，依然是自古最正的天子。
就以上事件展开论述，构成本书的基本内容，可见本书的主题是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而逐步明确的。本书虽然以分析为手段，但基本取向则是综合。是以必须结合表象与本质、客观环境与内在动因，将具体考辨串联于主线之中，才有可能展现出康熙朝一幅较为真实的历史图景。也惟其如此，我才敢说，玄烨所有的重大举措，其目的皆在于证明清廷得天下最正，而且也确实体现出这一特征。以今天的话说，即一切服从于政治。
争正统虽是清代前期统治者的共同任务，但各朝皆有其特定的历史特点。康熙朝政治及其表现形式，既有历史发展阶段的规定，也与玄烨个人的思想和心理密切相关，即带有某种偶然性或特殊性。思想意识与其背后的深层心理结构，两者之间有共通之处，亦有各自的内容。思想意识大体由社会存在所决定，而其转化成行为的内心冲动，时机和场合的选择，表现出来的形式，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和人格特征。心理人格的形成，首先是由个人早期独特的经历所决定的，又因后来各个发展阶段的环境和影响而有所改变。自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以来，社会人文科学各个领域无不受其影响。其继起者以精神心理分析运用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研究，达到空前的深度。而国内的史学研究，似未充分注意这一趋势。
本书尝试分析玄烨的心理。康熙一朝史料丰富，但需慎重选择和甄别，原则是严格以史实为依据，避免妄作推测。既然是尝试，就不能保证处处成功。尽管小心翼翼，非常笨拙，但我终究看到另有一片天地，而且也确实一脚踏了进去。在我看来，玄烨的心理基本特征是内怯和猜疑，其言谈行事则表现为夸诞和矫饰，似相反而实相成。康熙朝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其原因、过程和结局，都可以从中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在玄烨的许多看似真诚情感表达的背后，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深层意图；而每一次大的行动之前，却又几乎都能找到其内心冲突，并遵循某种固定的模式。
如果不了解康熙十八年北京大地震期间玄烨所受到来自汉官的冲击，就无法理解玄烨为何要污蔑魏象枢，批评汉人的“伪理学”。如果不懂得满汉文化在玄烨内心引起的冲突，就无法想象玄烨为何会极度苛求皇太子；如果不了解父子双方巨大的心理压力，就不能理解皇太子的两次废黜。反之，深入地捕捉玄烨的真实思想和心理，又需要对史实有准确的理解。要想证明玄烨对准噶尔军入藏的判断失误，就不仅要考证准噶尔进军的实际线路，而且要指明玄烨憧憬的蓝图是通过控制西藏而进一步争夺蒙古统治权，其对准噶尔的误判即源自对西藏和青海方面的担忧；要想说明玄烨用兵西北的意图实在青海活佛，就必须考察西部各方与清廷的关系；要想确认清军远征是虚张声势，企图侥幸一箭双雕，就不得不剖析玄烨的“盛世”心态，而这又必须涉及清廷面临的国内各种矛盾。结合心理学来研究历史，无疑使研究过程复杂化，但要达到简明、确切而透彻的结论，这种复杂化又是必须的，专业史学工作者不应表现出畏惧和退缩。只有将玄烨置身于具体的历史冲突之中，并透过其上谕的表面细细体察，发现其真实含义及其心理动机，才能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玄烨。
中国古代专制帝王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简单地以其代表和执行某个统治集团或国家全体的意志和利益的模式来理解。帝王个人的意志、性情、心理、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面貌。康熙中叶以后，朝野上下谀颂成风，并不完全是由当时的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造成的，而是出于迎合玄烨的心理需要。至康熙末年，这种风气又反过来极大地助长了玄烨的盲目自信，使其孤立于上，独断专行，社会由是陷入巨大动荡。忽视帝王个人因素的影响，对历史即难免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结果，历史的发展不是被粗暴地塞入某种模式，便是归结为帝王个人的胡作非为。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句话早已不时髦，而用于清代政治思想研究，却也再适合不过。“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是清代统治思想的结晶，也可以说是清前期的意识形态。有意思的是，当玄烨提出这个纲领，并以本朝的成就予以证明时，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解释，即如何取得统治权，而且具有使“大多数公民认为政府的统治是正当的，应当得到普遍的服从”的现代意义。这是以往历代王朝所不曾具有的。在清代政治中发现现代国家的政治特征，给我一种意外的惊喜，也增强了我摸索历史的信心。
历史学不同于考古学，其对象不是静止不动的客体，而是不断累积和变化的个人和集体的回忆。我们在力求探索历史真相时，直接面对的其实是各种观念和意识的记录，只有通过层层剥离，还原其本意，才有可能进行重构。历史研究虽不是“选择一个最接近真理的虚构”，然而我们永远也只能无限接近于历史真实。另一方面，历史研究又绝不应止于重现过去客观过程的真实，虽说这是历史研究的基点，但显然无法满足我们对历史内在动因的追求。这种内在动因不但是体现于客观可视性的物质条件及其所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更直接地体现在决定历史进程的那些重要人物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即是说，历史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客观过程，还包括作为历史存在的主观因素。历史运动总是综合各种因素而形成的趋向，并含有其意图或意义，需要后来的研究者去发掘、体味和品评，而绝不止是史实的考证。
同样毫无疑问，正统性之类的问题属于政治道德范畴，必然涉及价值判断。任何接触历史的人，都不可能绝对秉持所谓纯客观的态度，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主观倾向。研究者总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实则思考的内容、方式、方向及所持的准则，都是由社会所提供的。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也必然反映出某种社会观念，或某个社会阶层和集团的要求。这就是说，在具体地进入历史之前，研究者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意见”。而研究结论，实际上是主体意识与研究对象之间反复映射和校订的结果。研究者按照自己的意识发掘历史的意义，而同时又以对历史的认识来修正自己的意识和立场。或者说，我们赋予历史以意义，历史也在熔铸我们，并调整我们面临现实的角度和基点。历史倘若失去了意义，即不成其为历史，研究亦失去了光彩。
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现代人文学者立身立言的最高准的。历史工作者欲想追求此种境界，既要使主体意识进入到客观对象的情景之中，又需自觉地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还必须对支配主体意识的现实存在具有一种批判的审视态度。这对于清史研究尤为要紧，因为清代遗留下来的与政治史有关的史料，基本上是统治者的官方记录；而清前期出现的“康乾盛世”又一直为人所偏爱，甘心顶礼膜拜；更重要的是，中国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使权威主义盛行而且根深蒂固，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意识或转为潜意识，极难消除。他们虽不属于高官显爵，却习惯仰视权力顶层，并将其神化，由此妨碍了他们的透视力，无法觉察历史的真实气息。研究者如果缺乏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则其结论必然是皈依于威权。而历史上的威权，往往就是现实中威权的幽灵。作为现代的历史研究者，负有解剖自身的任务，在考察历史的同时，也需要质疑自己的良知，假如我们还有良知的话。
虽然我自以为把握住“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这一康熙朝政治的核心，但必须承认探讨还只停留于表面，粗糙和肤浅在所难免。无论如何，这一历史主题关涉清代历史的许多重大问题，则是无法回避的。如：统治民族满族和被统治民族汉族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支配着清代的历史进程？所谓清朝统治的成功和兴盛，其原因是如美国“新清史”所说的，统治民族满族始终未曾被汉族同化，并不断向内亚地区开拓殖民地？还是如国内传统史学所认为的，清代进入了中华民族融合的新阶段？以现代文明和人文主义精神来权衡，清朝统治果真是成功的吗？在辉煌与阴暗相为表里的“盛世”之下，中国人的“国民性”受到何种影响？20世纪之初满清帝制这个庞然大物崩溃之后，中国社会陷入长期动荡不安。人们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常见的是激烈与虚无并存，惶惑与顽固共生，而始终不能持有一个稳定而自信的开放心理，这是否应该追究历史上高度皇权专制及其遗存国家主义对个人自由的扼杀和对人性的践踏？凡此种种，当然不能在短期内达成共识，然而却亟需提出来探讨。这不仅涉及史实层面的深化、研究立场和视角的调整，更关乎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继承什么，每一个面对历史的人都不能不认真思考。
清史研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本书的观点很可能不合时宜，然而我探索的目的，在于清理自己的思想，所需要负责的，是个人的理性与良知。本书犹如被清史主流冲刷到岸边的一粒微弱的水滴，其命运将是干涸直至被挥发，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失掉了水珠的光润，水分子却未消亡，或升腾汇入云雾，或渗入地下滋养土壤，仍将尽其绵薄。
我把这本书奉献给远在天国的米儿。2011年初，本书最后一篇文章交出，米儿即被检查出身患绝症，无法手术，我们全家惊呆了。经过七十一个日夜的抗争，米儿终未逃脱噩运，死于我的怀中。在我最艰难的日子，米儿一直伴随在我身边。她短暂的生命给了我那么多安慰和欢乐，而我对她的却尽是亏欠。在米儿灵前，这本书黯淡无光，只表示我的深心忏悔。
2014年暮春寒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