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息不对称：秘密与代理
1970年，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发表的论文《柠檬市场》堪称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2007年，美国华盛顿州出台了一项旨在令劳动力市场更公平的新规则：禁止公司审查求职者的信用评分。拥护此举的社运人士额手相庆，认为这是迈向平等的一步，因为信用评分较低的求职者多为穷人、黑人或年轻人。此后，另外十个州也纷纷效法。然而两位经济学家罗伯特·克利福德（Robert Clifford）及丹尼尔·施奥格（Daniel Shoag）最近对该禁令的研究发现，该法规反而使黑人和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变少，而非增多。
换在1970年前，经济学家们在其研究范畴内似乎并不能找到太多理据以解开这一谜题。事实上，他们在过去根本未曾细想信息所扮演的角色。以劳动力市场为例，教科书大多假设雇主了解员工（或求职者）的生产力，并会在竞争的作用下按其产生的价值来支付相等的报酬。
你或许以为颠覆上述论断的研究会立即被奉为重大突破。但上世纪60年代末，乔治·阿克洛夫撰写的《柠檬市场》一文就已做到了这一点，他随后更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然而，该论文当初却遭到三家权威期刊的拒绝。当时，阿克洛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教授，1966年才刚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认为他的论文见解浅白不值一提。《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也持同样的观点。《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疑虑却是出于几乎截然相反的原因：它难以接受这篇论文如果结论正确可能带来的影响。阿克洛夫如今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退休教授，妻子是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他回想起当年期刊编辑的抱怨：“假如你这是对的，经济学就是另一回事了。”
某种程度上，那些编辑们都没错。阿克洛夫的想法最终于1970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内容简单而又具革命性。假设二手车市场的买家对好车（“桃子”）的估价为1000美元，卖家估价稍低一点。而问题二手车（“柠檬”）对买家而言只值500美元（同样，卖家估价相对低一点）。假如买家能分辨出柠檬和桃子，那么这两类车的买卖都可以很兴旺。但在现实中，买家却可能难以区分好坏：刮痕可以被修补涂饰，引擎问题可以隐而不宣，甚至里程表数字也可被篡改。
为防买到的车是“柠檬”，买家会压价。比如说，他们可能愿意付750美元买一辆感觉上“柠檬”或“桃子”几率各半的二手车。但经销商若深知手中汽车实为“桃子”，就会拒绝这一出价。结果，买家只得面对“逆向选择”：只有知道自己要脱手的车是“柠檬”的卖家才愿意接受750美元的出价。
聪明的买家会预见到这一问题。他们知道买到的只会是“柠檬”，因而只肯出价500美元。如此一来，“柠檬”卖家的最后所得和能够明辨好车坏车的情况下是一样的，但“桃子”却积压在车库里。这是个悲剧：有的买家还是乐意按要价购买“桃子”的，只要他们能够确定汽车的质量。买卖双方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扼杀了市场。
观察到市场上部分人比他人更了解实情，真的只凭这个就能获得诺贝尔奖？一位记者向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与阿克洛夫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因有关信息不对称的研究共同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奖。那位记者的怀疑可以理解。《柠檬市场》一文甚至还算不上是对二手车市场的准确描述：显然并非每辆售出的二手车都是问题车。保险公司早已认识到顾客也许最清楚自己面临怎样的风险，因而投保最积极的人大概也就是风险最高的。
但该理念是主流经济学家前所未闻的，他们很快便意识自己的许多模型随之变得多余。随着研究人员探索如何解决不对称问题，进一步的突破也接踵而来。斯宾塞的标志性贡献是其于1973年发表的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论文《就业市场信号》（Job Market Signalling）。雇主可能难以辨别哪些才是最佳求职者。斯宾塞指出，优秀劳动者可通过积累资历及证书（如大学学位）来向公司显示自己的才能。重要的是，信号必须可信才行：假如低效的劳动者能轻易获取学位，他们便有可能伪装成禀赋优秀者。
这一理念完全推翻了传统认知。人们往往认为，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从而造福社会。但是，如果教育仅仅是显示才华的信号，那么教育投资的回报就流向了学生——他们可以比能力稍逊者赚取更高的薪酬；受惠的也可能是大学，但并不会是社会整体。乔治梅森大学的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便是这一理念的信徒，他目前正在撰写一本书，名为《反对教育的理由》（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对于他人望文生义、将其理论视为对世界的客观描述，斯宾塞本人感到很遗憾。）
“信号论”有助解释华盛顿及其他州禁止企业获取求职者信用评分后所发生的一切。信用记录是可信的信号：它们难以伪造，并且我们大致可以推断，高信用评分者比存在债务违约记录者更有可能成为优秀员工。克利福德和施奥格发现，在被禁止审查求职者信用评分后，企业会更着重关注其他信号，如教育背景和经验。而弱势群体在这些方面更为乏善可陈，所以他们若要向雇主证明自己的价值没有变得容易，反而更难了。
“信号论”可用以解释各种行为。公司分红给股东，股东必须就股息缴纳所得税。假如公司留存收益，推高股价，给股东们带来税率较轻的资本收益，不是更好么？“信号论”解开了这一谜题：分红是实力的信号，显示一家公司认为没必要囤积现金。同样的道理，一家餐厅为何特意选址在高租金地区？那是在向潜在顾客发出信号，显示餐厅相信其上乘的菜品会带来成功。
“信号论”并非解决柠檬问题的唯一途径。斯蒂格利茨与另一位经济学家迈克尔·罗斯柴尔德（Michael Rothschild）在197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展示了保险公司是如何“筛选”顾客的。筛选的实质是提供只会吸引某一类型顾客的产品。
假设一家汽车保险公司面对高风险和低风险的两类不同顾客——他们无法分辨两者，只有顾客知道自己是不是安全驾驶者。罗斯柴尔德和斯蒂格利茨发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保险公司如果向两类顾客提供同样的产品是无法盈利的。假如他们真的这么做，安全驾驶者所付的保费就会被用以补贴对鲁莽驾驶者的赔付。对手可能会提供承保范围略减而保费稍低的产品，但这只会抢走安全驾驶者的保单，因为高风险驾驶者宁愿得到全面保障。这样一来，只剩下高风险顾客的保险公司就有可能面临亏损。（有人担心另一相关问题将拖累奥巴马医改。该方案禁止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差别对待已经患病的顾客：假如因此产生的高保费令健康的年轻客户不愿投保，保险公司或许不得不进一步提高保费，进而吓跑更多健康顾客，形成“死亡螺旋”式的恶性循环。）
汽车保险公司必须提供两套产品，确保每个产品都只会吸引相应的目标客户。个中诀窍就是提供一款费用高昂的全面保险产品，同时提供另一款保费低而自负额高的产品。高危驾驶者很清楚自己索赔时很可能得自掏腰包，面对免赔项目时就可能会迟疑，转投较为昂贵但保障全面的产品。安全驾驶者会容忍高自负额，以较低保费购买相应承保范围的产品。
这并非是特别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安全驾驶者被迫接受高自负额——就如斯宾塞关于教育的模型一样，高效劳动者为证明自己的价值必须大把掏钱以获取学历。但每当公司向顾客提供各式产品选择时，几乎都存在着筛选。
例如航空公司，它们想以高价从富裕顾客身上赚取利润，但又不能把不宽裕的顾客吓跑。如果航空公司能预先知道每位顾客钱袋的深浅，便可只向富裕顾客提供头等舱机票，向其他客人提供高性价比的机票。但由于它们必须向所有人提供同样的选择，因此就得想方设法促使有实力的顾客购买高价机票。它们的手段就是故意把标准舱变得不舒适，确保只有钱包干瘪的人愿意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