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交流：那一出80年代秀

特朗普实施里根经济政策最终会付出比当年更高昂的代价

目前看来，特朗普候任政府的政策重点还是一篮子未知数。无论是废除奥巴马医改，还是再次放宽对美国金融部门的监管，尽管都颇合共和党的心意，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并不像在竞选演说上表态那么容易。“离全球主义远一步”是特朗普最为一以贯之的竞选主题，但考虑到小部分共和党人拒绝过于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可能会是一步拙劣的开局。另一方面，减税且增加基础设施开支对于新政府来说看似一场简单而又聚拢人心的胜利。其实自特朗普获胜以来，市场动向似乎意味着美国有望转向里根式的财政政策；政府债券收益已经上涨，似乎预计赤字更大、增长更快、通胀更高。但是特朗普的计划与里根经济政策的每一点相似之处都既让我们担忧，也令我们乐观。

当选总统的税收计划无疑是自里根政府以来最大胆的。特朗普的计划将大幅削减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削减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的税率，并且彻底取消联邦遗产税和赠与税。根据智库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re）的分析，该计划会令年度联邦税收降幅约达GDP的4%。与此相比，1981年税改法案实施之后的首个四年，年度联邦税收降幅大致为GDP的3%。而与此同时，特朗普似乎还热衷于增加政府支出，其过渡团队网站上公布拟投资5500亿美元用于兴建新的基础设施。即便经国会通过的立法会更为温和（似乎很有可能会是这样），大规模减税和新的支出看起来也正在酝酿之中。

财政刺激有其好处。通货紧缩直到最近仍在富裕世界阴魂不散，因而更高的通胀率会是一项值得欢迎的转变。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让经济“热”起来，热到需求超过其生产潜力的程度，这样能够培养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让处于劳动大军边缘的工人重新就业就是个好例子。但是再次实施里根经济政策几乎必然会弊大于利。上世纪80年代的经历反映出人们担忧的三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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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金融不稳定。上世纪80年代美国利率非常高：起初是因为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降低通货膨胀的努力，后来则是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加快、政府债务沉重（见图表）。高利率吸引了海外资金，推高了美元价值：从1980年至1985年，以贸易加权计美元升值约40%。结果，包括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发现自己已无力偿还以美元计价的贷款。主权债务危机损害了受影响国家的经济；与此同时，债务违约和重组也让美国大型银行背负了极大的损失，甚至将其中一些推向了破产边缘。今天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公共债务都要比那时少得多，但仍十分脆弱。美联储已经让市场对逐步收紧的货币政策有所准备。如果更高的通胀水平让美联储确定需要更快加息，那么新兴市场的很多投资者也许会措手不及。一轮资本混战可能会威胁到摇摇欲坠的银行，或是促使政府采取资本管制。之前美国最终介入，帮助管理拉美债务危机，而如今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很可能会更慢才伸出援手。

特朗普鼓吹的涓滴经济学

特朗普式里根经济政策第二个副作用的结果是美国的慷慨或许会尤为稀缺。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元飙升，美国的经常账户从略有盈余转而成为赤字严重。美国公司发出了怒吼。80年代初劝诱贸易伙伴限制出口的尝试被之后更严重的干预措施取代。1985年，时任财政部长的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与英国、法国、日本和西德协商签订了《广场协议》，以使美元贬值。1987年因日本在半导体贸易中未能履行一项协议的条款，里根对日本实施了经济制裁。

特朗普，作为一个并非天生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他可能要面临类似的时局。增长更快、利率更高可能会吸引国外资本，推动美元升值，而大选之后美元的确在上涨。这将有助于对美国出口，却阻碍了那些帮助特朗普获胜、现正苦苦挣扎的城镇里制造业的复苏。其实大选之后墨西哥比索兑美元已经下跌了约10%，这提升了墨西哥公司相对于美国公司的竞争力。但是特朗普会发现应对这些变化比里根时期要棘手得多。四处扩展的供应链意味着惩罚性关税对国内公司的帮助不会像之前那么明显。中美之间的汇率战可能最终会比贝克时期的磋商更危险，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地缘政治上。

也许最重要的是第三个教训：由减税和自由化带来的增长推动力不需要均匀分散到整个经济当中。一代人之前合乎情理的良方现在看来并不合适。现在最高的边际税率比那时低得多；再减税可能最后对增长的助力更小。而且，现在的不平等程度比上世纪80年代高得多。大幅降低富人的税率，同时放宽近来的金融监管，可能会将经济差距推向空前的水平，在政治上危害巨大。毫不夸张地说，全球经济可以有更多的财政刺激。由倾向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政府提出的大规模递减税削减来提供刺激可谓是一招险棋。

（选自《经济学人·商论》2016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