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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名CEO共识：企业还需要使命
8月19日的商业圆桌会议(the Business Roundtable)发表了一封题为《企业使命声明》(Statement on the Purpose of a Corporation)的公开信。商业圆桌会议(BR)是美国声名卓著的商务游说团体之一，其中包括从苹果到沃尔玛等美国领先企业的CEO。质朴的题目和181个签名之间是一页宣言，结尾如此写道：“我们的每一位股东都至关重要。为了我们企业、社区和国家未来的成功，我们承诺向他们所有人传递价值观。”
就其本身而言，这句话与许多商业圆桌会议成员的年度报告中充斥着的无关痛痒的评论没什么区别。然而，对于那些积极关注这个话题的人来说，它意味着对暗中指导着商业决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世界观进行了非常公开的谴责。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弗里德曼1970年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著名文章《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于增加利润》(“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该文助长了半个世纪“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按照这种世界观，企业的事情就是经商，CEO的唯一焦点就是将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商业圆桌会议的新声明直言不讳地反对这种观点。根据该声明，企业对五大阵营负责，股东只是其中之一（其他阵营是客户、员工、供应商和社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对盛行于当今欧洲和战后不久美国的“股东资本主义”的经典表述。因此，虽然该声明本身并不引人注目，但却得到了代表美国总市值30%的公司CEO的支持。
对股东资本主义的主要批评是，股东利润之外的任何使命都会致使工作重点缺乏，并最终导致腐败。这种批评在逻辑上遵循这样的观点，认为CEO们很可能是怀有私心的社会价值仲裁者，一旦得到机会，他们会打着“使命”的幌子转移资源，用于自己敛财。贝莱德集团(BlackRock)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在2019年致CEO们的信中表达了对此种看法的异议，他用粗体字写道：“使命不是仅仅对利润的追求，而是实现利润的动力。利润与使命绝不相悖——实际上，利润与使命密不可分。”
这种争论——使命与利润是携手共进还是根本水火不容——可以通过实证研究而变得明晰。我们正在开展的企业使命研究计划所获的发现支持了拉里·芬克以及商业圆桌会议如今的观点：使命和利润往往是协同合作的。通过对数千家公司150多万员工的观察，我们将使命量化为企业员工感受到的意义与影响方面的总体感觉。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公司拥有强大的企业使命，员工就会在工作中感受到更大的意义和影响。这种观点在商业圆桌会议报告的开篇语中得到印证：“美国人理应拥有这样的经济，它允许每个人通过努力工作和发挥创造力而获得成功，并过上有意义和尊严的生活”（强调的是我们的观点）。
使命不是仅仅对利润的追求，而是实现利润的动力。利润与使命绝不相悖——实际上，利与使命密不可分
我们在数据中发现，使命崇高的企业每年跑赢大盘5%-7%，与具有一流管理和创新能力的公司并驾齐驱。它们也拥有更快的增长速度和更高的盈利能力。然而，只有当高管层成功地将使命感在企业中向下扩散，特别是在中层管理人员中，并成功地在整个企业中提出如何实现该使命的清晰策略时，使命与盈利能力之间的联系才会出现。
我们的工作也有助于解释企业在摆脱那种完全以股东为中心的观点时所面临的障碍。公司的上市地位和投资者基数就是这样一种障碍。我们发现，相对于私营企业而言，上市公司的使命感较低。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是由股东集中或股东激进的上市公司所推动的。有人也许会认为我们观察到的是一种逆向效应，激进股东刻意选择了业绩欠佳、宗旨也很低下的公司。可是这并非我们数据中的情形。相反，激进股东收购了上市公司的大量股份，然后小时工和中级员工中的使命感随之降低。对我们而言，这表明企业战略性地管理其股东基数，并将其长期战略与支持该战略的投资者类型协调一致是何等的重要。
激励措施是另一个因素。我们发现，当CEO们与中级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以及中层与下层员工之间的绩效薪酬差距较大时，使命感就会降低。这两种情形可能都源于员工的感觉，认为公司内的价值创造分配不公。
还有一个因素是领导地位。我们发现，内部提拔CEO的企业拥有更高的使命感。在考虑维护企业使命的时候，逐级晋升似乎是一个重要变量。最后，战略抉择，比如并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发现，并购往往导致使命感降低，这与认为多数并购活动没有对其将如何影响员工和企业文化进行足够的尽职调查的观点不谋而合。
所有这些模式对于讨论使命在企业和社会中的角色都很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生产日渐集中于大型企业和大型资本供应商的年代。伴随这种更大市场力量而来的是人们对更大社会角色的期待，不管该角色是否CEO们的选择。
来自商业圆桌会议的这封信会产生何种影响不得而知。一方面，它可能是对这个强大的游说团体成员企业所担忧的选举年言论和政策提议所作的愤世嫉俗的回应。另一方面，它可能反映出国家领导人对社会流动性下降、有害的两极分化以及我们今天正努力解决的传统机构信任度下降问题作出了更深层次的回应。社会的变化很少一蹴而就。它们经常表现为对一种世界观的支持逐渐弱化，而对另一种世界观的支持却在上升。通过这封信，我们或许看到了朝此方向逐渐迈进的步伐。
克劳丁·加藤伯格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管理学助理教授。乔治·塞拉菲姆是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教授，KKS Advisors咨询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希腊国家企业管理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