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单一农户模型框架下农户模型的应用

随着农户理论模型的发展，农户模型被应用到更广泛领域的经验研究中。张林秀（1996）认为随着农户模型应用范围不断由微观向宏观层面拓展，农户模型一般可用来描述和分析三大方面的政策问题，包括政府政策对农户本身利益的影响，政府政策对除农户外农村其他部门的作用，农业政策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第一次对农户模型进行估计的经验研究是由斯坦福大学的Lau、Yotopoulos和他们的合作者以及世界银行的Barnum和Squire完成（陈和午，2004）的。Barnum & Squire（1979）通过构建一个包括生产和消费的完整农户模型，来研究政策变化对马来西亚农户的农业产出价格、劳动工资率、家庭劳动力规模等的影响。

将农户模型扩展为包含多种生产活动（作物），可以使我们了解某种产品政策对该产品本身、对农户其他产品生产的影响、对农户资源分配的影响，这有助于农业政策，特别是价格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Singh & Subramanian（1986）在种植多种作物的经济环境中，将农户模型应用于韩国和尼日利亚两个发展水平完全不同的农业国家，根据经验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是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因而厘清相关农业政策对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营养和健康状态的影响非常重要。尽管Deolalikar（1988）发现每日能量摄入不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工资和农业产出，但与营养的长期作用结果体重—身高比高度相关。Strauss（1986）证实个体的营养和健康状态直接关系到个体的劳动生产率。在农户模型中加入健康函数就可以来评价产品价格变化对农户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影响，以及农户健康状态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Strauss（1986）在包含多个生产活动农户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农户家庭成员对各种食物能量的摄入函数，来研究食物价格变化对食物能量摄入量的影响。在Strauss（1986）模型的基础上，Pitt & Rosenzweig（1986）在农户模型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中分别纳入健康变量，认为健康影响农户生产。因而，健康间接影响农户的效用。此外，Pitt & Rosenzweig（1986）并在模型中引入健康生产函数，由产品的消费、闲暇和其他影响健康的因素决定。Behrman, Foster &Rosenzweig（1997）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情境下，考虑了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时，能量摄入是否影响劳动率，进而影响农户收入的问题。作者在巴基斯坦农户的经验研究中发现，能量摄入—收入的关系依赖于具体的生产阶段。

农户模型可以使我们了解贷款条件和利率水平会对农户的生产和消费产生何种影响，从而连接到政府的宏观政策，如贷款或利率政策。Iqbal（1986）在农户的决策系统中引入借贷、储蓄和投资等决策，设定借贷利息取决于借贷的数量，并开创性地将以往静态的农户模型扩展成包含两个生产周期的决策系统，转变成动态的农户模型。Iqbal（1986）应用印度农户的数据实证发现借贷数量随利率的提高而减少，且这种影响随农户家庭规模大小而变化。他认为消除或减少农业信贷项目的补贴不仅会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同时也会提高公平程度。de Janvry, Fafchamps & Raki, et al.（1992）对摩洛哥农户的研究发现，信贷限制使农户不能充分利用自由贸易政策伴随的谷物价格上涨的机会；相反，信贷受限会激励农户增加劳动供给来缓解资金约束。Feder, Lau & Lin, et al.（1990）用中国农户的数据进行研究后也发现了这一情况。Vakis（2002）在秘鲁发现信贷限制会抑制农户采用高产土豆品种，农户通过丰富农业生产活动，增加收入来源来应对资金约束。

Braverman, Ahn & Hammer（1983）和Braverman & Hammer（1986）通过在基础农户模型中加入一个主要投入品和产出品的市场出清条件，来研究农业价格政策对外汇和预算收入的影响。他们认为，由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农户个体层面的消费、生产或劳动供给的变化，可以通过加总纳入市场出清方程中。市场出清可以通过数量调节，保持价格固定不变，但引入国际贸易，或者通过价格调节来达成。Braverman & Hammer（1986）在塞内加尔用该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Löfgren & Robinson（1999）在不可分的农户模型中纳入交易成本，因而市场选择包括农户出售劳动、自给自足或者雇佣劳动是内生的，并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用非洲撒哈拉国家的数据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降低交易成本能缩小购买价格和出售价格之间的差距，增加农户的市场参与程度和价格变化带来的收益。

Rozelle, Taylor &de Brauw（1999）将不可分的农户模型应用于检验农村劳动力汇款收入对农户面临市场限制的影响。认为汇款收入能缓解农户面临的市场限制。同时，汇款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收入和产量。

此外，农户模型也被用于分析食物价格风险和产量风险对农户粮食生产、储备行为的影响。存在食物价格风险时，投资组合理论认为一个风险规避的生产者会减少食物生产。但是，Finkelshtain & Chalfant（1991）发现，在农户消费全部或者部分自己生产的食物，且仅有这样的农户参与市场的环境中时，农户应对价格风险的措施是减少食物生产。但食物生产减少的程度小于农户消费的食物全部通过市场途径购入时的情况。同理，农户将粮食自给作为防范粮食市场价格风险的一种途径。在同时存在价格和产量风险的框架下，Fafchamps（1992）研究一种经济作物和一种粮食作物的竞争性生产情况，解释发展中国家农村的小农户更高比例的土地用于粮食作物生产，而大规模农户更高比例的土地用于经济作物生产的现象。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农村粮食市场不完善，而粮食作物对于生存的重要性决定了粮食作物有更低的收入弹性，因而粮食自给成为保障家庭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Renkow（1990）、Saha & Stroud（1994）和Buschena, Smith & Di（2005）建立模型分析了农户粮食收获后，粮食在家庭消费、家庭储备和市场销售之间的分配决策过程。将作物选择和粮食自给结合起来，同时应用简化形式和结构方程。Kurosaki &Fafchamps（2002）在巴基斯坦农村检验价格和产量风险对作物选择和粮食消费的影响。发现生产选择受风险影响，农户并不能有效应对影响单产和投入品价格的集体冲击；食物价格风险存在会使农户减少20%的香米种植面积，造成9%的福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