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病因研究
通论
论中医病因学的形成与发展
草园学记：文章作者是一位研究医史各家学说的专家。他根据史实资料认为病因学说萌芽于春秋时期。医和对“六气致病”的论述是病因理论的发端。《内经》对多种证候在病因方面的深入研究与全面阐发为中医病因学说奠定了基础。东汉名医张仲景在《内经》基础上对病因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与归纳，提出了“内所因”“外皮肤所中”等学说，所谓“千般疢难，不越三条……”。晋唐时期，病因证候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这时期病因证候学达到了一个高峰。公元1174年，南宋陈无择编撰完成《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他将各种复杂的病因分为三类，至今仍对临床辨病别因具有指导意义。明清时期，吴又可在所著的《温疫论》中提出了“戾气学说”，他将证候学与流行病学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医病因学新的一页。作者通过严谨考证，厘清脉络，阐述了中医病因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春秋时期，人们对疾病原因的认识开始从鬼神作祟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周礼》认为，痟首疾、痒疥疾、疟寒疾、嗽上气疾，分别与时令有关。《左传》认识到狂犬病由“瘈狗”（疯狗）咬伤所致，并逐渐出现了病因学说的萌芽。公元前541年，秦国名医医和提出了著名的“六气致病说”。据《左传》记载，医和在为晋侯诊病时，就用“六气”来解释各种疾病的原因。他说：“天有六气……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医和对六气致病的论述不仅仅是关于病因理论的发端，其意义还在于明确了从自然气候变化中去探求病因的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内经》的篇章中，这种以自然气候变化为主导的病因学说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深化。《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指出“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并详细论述了风、寒、暑、湿、火为病的性质及病变（燥病由金代刘河间补入），其中以风邪致病的讨论最为详细。据《素问·风论》记载，风邪为病有“善行数变”等特点，常侵袭人体的外部、上部，产生如寒热、热中、偏枯（半身不遂）等二十余种病候，风邪还常为其他外邪的先导，可挟寒、挟湿等，如风挟寒湿，可产生痹证。
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是《内经》极其重视的另一方面。据记载，七情也可导致多种多样的病变，甚至产生如溲血、薄厥、噎膈等重症，但其致病机制主要是伤及内脏，影响内脏的气机。《内经》的经验性描述是“怒伤肝”“喜伤心”“忧思伤脾”“悲伤肺”“惊恐伤肾”，从而引发一系列疾病。另外，《内经》还具体讨论了饮食不节、房室损伤、击仆、犬啮、肠虫、药误及先天致病等内容。该书对多种证候在病因方面的深入研究与全面阐发为中医病因学说奠定了基础。
在《内经》的基础上，东汉名医张机又对病因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与归纳，提出了“内所因”“外皮肤所中”等学说。所谓“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金匮要略》）。张机之论，着眼于客风邪气，以经络脏腑为内外，而不以内伤、外感分内外，与其所创“六经论伤寒”“脏腑论杂病”一致。
晋唐时期，病因证候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公元610年，隋太医巢元方等人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简称《巢氏病源》，共50卷67门。该书分别讨论了内、外、妇、儿临证各科共1739种病候的病源和证候变化，可以说已将当时临床常见病证概括无遗。该书注重实际观察，对病因的探讨不为《内经》、张机之论所局限，基本是按照一个病、一种证候的具体情况而做具体的分析，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例如，该书提出“乖戾之气”为传染病病源，给后世从气候变化以外的方面探求病因以启发。此外，书中还记载了牛肉绦虫的感染途径，指出患寸白虫病是食用不熟的牛肉所致。该书指出瘿病与所饮水质有直接关系。“漆疮”则还关系到人的体质禀赋，提出了“人有禀性畏漆”的观点。从现代医学看来，以上这些认识是十分科学的。《巢氏病源》的问世使病因证候学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并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诚如《四库提要》所述：“其言深密精邃，非后人所能及，《内经》以下，自张机、王叔和、葛洪数家书外，此为最古，究其要旨，亦可云证治之津梁矣。”
疾病万端、病因繁复，怎样执简驭繁，便于临证时医家掌握？公元1174年，南宋陈言推出了他的论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将各种复杂的病因分为三类：一为内因，即七情，发自脏腑，外形于肢体；二为外因，即六淫，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三为不内外因，即饮食饥饱、叫呼伤气以及虎狼虫毒三类。以上三因既可单独为因，也可兼并为病，常见的情况是“或内外兼并，淫情交错”等。临证首先是别其三因，有“淫情交错”的则“推其深浅，断其所因为病源”。然后随因施治，所谓“分别三因，归于一治”，“医事之要，无出此也”。陈氏的三因分类法虽然没有科学地揭示真正的内因及其与外因的辩证关系，但他将致病因素与发病途径结合起来的分类，至今仍对临床辨病别因具有指导意义。又由于中医的特点之一是辨证论因、辨证论治，在辨证与求因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综合了外感病或内伤病的正（正气、人体抗病能力及功能活动，即发病的内因）邪消长情况，因此在临床实践中，陈氏之说仍为中医临床所沿用。
明清时期，在温病病因学上又有了伟大的创见，代表医著是吴又可的《温疫论》（1647年），他提出了关于温病病因的“戾气学说”。吴氏认为，天地间除了六淫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类重要的致病源，即“戾气”。戾气也称异气、杂气、疫气，是温病、温疫及疔疮等外科感染性疾病的病源。限于当时的条件，吴氏认为戾气是“无形可求、无象可见、无声复无臭者”，但肯定是具有传染性的物质，并认为“杂气种种不一”，“一气自成一病”。人感染戾气后是否发病或流行还取决于戾气的强弱与人体的正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皆重……；其年疫气衰少，里闾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由此可见，吴又可已经将证候学与流行病学结合起来，并提高到传染因子的高度来分析疾病，揭开了中医传染病学新的一页。
综上所述，中医病因学经历代医家的发挥及系统的阐述，为后世辨证施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