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病因病机探析
草园学记：文章作者探析了中医病因与病机，试图说明病因为“体”，病机为“用”；中医学关心的是“用”之病机，西医学关心的是“体”之病因；受中国文化影响，“象思维”是中医思维的主要形式，中医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是所呈现的“功能象”而不是实体本身。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是病机，而不是病因。因此，中医要发展，就要从“体”思维转到“用”思维上来。中西医结合的正确途径应是西医治病因，中医治病机。
哲学思想与医学经验是构成中医理论的两大支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象思维”成为中医思维的主要形式，中医学认知与思维方法的特点为援物比类，司外揣内，辨证施治。也就是说，中医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是所呈现的“功能象”而不是实体本身，注重的不是“体”而是“用”，是据“用”来推“体”。中医无论是藏象学说还是辨证论治，都是以“用”为根本，而不是以“体”为依据。病因与病机同样是一对体用关系，病因为体，病机为用。所谓“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此处的“风”讲的不是病因，而是病性（病机），是一种“用”的偏态，而不是“体”的实物。“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中医关注的是“之化之变”后的反应状态（具有某种病机的证），而不是“风寒暑湿燥火”。感受风寒，中医治病不是治风寒之邪，而应据“证”治之，表寒、表热、外寒里热者，用药是不一样的。如果感受风寒就辛温解表，如果遇到炎症就清热解毒，必不是真中医。治疗肿瘤也是一样，必须据“证”治之，而不应简单地解毒活血化痰。现在中医临床疗效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医生不明病因病机的区别，以所谓的病因学说和中药药理为依据，而不是以中医病机理论来辨证施治，导致患者使用中药后不仅疗效差，而且产生了较多的副作用。现代中医的混乱常出在“病因”二字上，不可不引起重视。
我们对“病因”二字的怀疑缘由一次教材编写，随后写了一篇内生“五邪”与“内生五邪”发表在《时珍国医国药》上，当时觉得内生五邪既是病因也是病机，后来感到“风寒暑湿燥火”何尝不是呢？直到最近对“道、器”“体、用”有所感悟后，才发现原来中医思维关注的是“用”，而不应纠缠于具体之实物，由此一个多年解不开的“病因”包袱终于放下。
“体用”属古代哲学范畴，最先为思想家提出。历代思想家对“体用”的含义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在中医学领域也有将“体用”用来描述对象，如早在《内经》中就有“体”“用”两字，“在体为皮毛……其用为固”；“在体为骨……其用为燥”（《素问·五运行大论》），“体用”则用来描述人体、脏器、药物等物质实体及其功用。“体用”本为哲学概念，且有不同的含义，或以“体”为本质，“用”为现象；或以“体”为内容，“用”为形式；或以“体”为实体，“用”为作用，等等。医学上出现的“体用”概念当属于“以‘体’为形质，‘用’为功用”这对范畴。唐代崔憬在《周易探玄》中注解《易·系辞》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以“形而上”为“用”，“形而下”为“体”，并认为：“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体，则是道也。其体比用，若器之于物，则是体为形之下，谓之器也。”这对“体用”概念在医学中运用最广。体即形质，用即功能。
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道。西医重“体”，故有解剖、微生物、病生、病解，治疗的重点也是消除病因和病灶，恢复“体”；中医重“用”，故只讲藏象而无解剖、微生物、病生、病解，治疗的重点不是消除病因和病灶，而是以偏治偏，达成常态，恢复“用”。西医重形态，中医重偏态，故西医要找到病因，而中医可以不管病因。西医从体上去认知，说中医经络不科学，因为找不到实体，却不知中医认知是从“用”中去感悟。犹如电线与电流，西医关注“体”，一定要找到电线；中医关注“用”，研究的却是电流。
中医理论认为，疾病发生与否以及发生形式、轻重缓急、病证属性、演变转归等，主要受到当时正虚邪实关系的影响或制约，正邪相争导致平衡失调而发病，机体出现虚和（或）实的病理状态。“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岐伯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此段文字很明确地告知人们，百病的产生都是风寒暑湿燥火（病因）“之化之变”（病机）所导致的，故要“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机”者，《说文》曰“主发谓之机”，意指发动的枢机。病机，即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病因与病机，一个为体，一个为用。风寒暑湿燥火是病因，而“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中的“风”则为病机。病机是“病因”这个“体”之“用”！其实，张仲景等先贤很早就认识到病因病机不是一回事，故只有发病途径分类法而非病因分类法：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但后世医家不明中医乃象医学，千方百计想要弄清实体，先有陈无择的三因分类，后有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特别是中医近60年之困惑，皆是不能从“体”中走出来所致。
其实，人们常讲的“扶正祛邪”也是因为不明这个道理。扶正祛邪与补虚泻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一个是体，一个是用。社会上有人养生却不明体用的区别，用人参、六味等来扶正而造成不良反应者众多。正虚才可补虚，否则气有余便是火，过分滋阴则助湿生痰，扶正不成反而生邪了。此中道理就是以西医思维理解中医，不明体用差别而乱用扶正祛邪，却不知补虚泻实乃为正法。
中医疾病发生的因果关系并非病因—病证，而是病机—病证，这就像一个小孩感受风寒得肺炎高热休克，厥因热生，而非寒起，寒为病因，热为病机。
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是病机，不是病因。这是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中医思维重“用”轻“体”，故中医治病不应说“扶正祛邪”，而应说“补虚泻实”。中医关注的重点不是邪气，而是正邪相争导致机体处于何种反应状态。临床治疗肝炎并非针对温邪，而是有是证用是药，或滋阴，或温阳而获效者甚多，其中可以没有一味消除病毒之药。
中医要发展，一定要从“体”思维转到“用”思维上来。中西医结合的正确途径应是西医治病因，中医治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