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与繁荣

一、社会心理学美国传统的形成

如果说社会心理学的诞生主要是欧洲学者的功劳的话，那么，在它诞生之后却主要是在美国确立自己的影响和地位，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由此，社会心理学的确立、成长和发展还伴随着一个由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转变的过程。事实上，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也即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时，美国的一些学者即开始将社会心理学的薪火从欧洲传到美国，这不仅是指1908年出版的两本最早的社会心理学教材中有美国社会学家罗斯的一本(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后来麦独孤也移居到了美国)，还包括其他学者如莱斯特·F．沃德(Lester Frank Ward)、雷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Gittings)、威廉·G．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mer)等人的功劳。沃德兼收并蓄孔德和斯宾塞的思想，并将斯宾塞的“生物还原主义”推演为“心理还原主义”，认为支配社会运动的根本力量是心理力量，而欲望是最根本的心理力量，人类通过他所说的“社会导进”，按各种社会实用方式对自己的种种欲望加以限制、控制和引导，从而使社会进化成为一个有目的的过程。吉丁斯接过沃德的心理还原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涂尔干的观点，从而发展为一种群体的心理还原主义，认为：“一切真正的社会事实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心理事实。”作为斯宾塞的忠实信徒，萨姆纳则在其《民俗论》一书中指出，社会习俗和个人习惯的产生，根源在于人的生物学基础。导致习俗的形成有两个直接的因素，一是个人和集团的生存利益，二是饥饿、性欲、恐惧和虚荣四种本能欲望。而社会群体则可以根据人们对某一社会习俗是否遵从而划分为内群和外群。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这些美国社会学家所从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沿着欧洲学者的思想理路和研究模式而展开的，在他们那里，我们还看不出有多少美国风格。真正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开始形成美国传统并逐步取代、压倒欧洲传统而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导模式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随着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的转变，社会心理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套用霍兰德的说法，总的来说就是由“社会经验论”阶段过渡到了“社会分析学”阶段。具体说，则主要表现为：在研究的方式方法上，从经验描述转变为科学实证，从定性研究转变为定量研究；在研究的取向上，从偏重理论转变为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并重；在研究对象上，从注重大群体分析转变为注重小群体和个体的社会心理的研究。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当然和勇于进取、注重经验、强调实用的美国精神有关，可以说，正是这种美国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美国的学者们在其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建立起了美国的风格。

在为促进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美国式研究传统的形成做21出过历史性贡献的学者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心理学家F.H．奥尔波特(Floyd Harry Allport)。虽然，由于具有极端的个体心理学的倾向，F.H．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已不为今人所重视，但他综合前人成果而创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实验方法及有关的实验成果却在社会心理学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16至1919年间，F.H．奥尔波特在其同胞特里普里特关于他人在场与竞争对个人行为影响的实验以及德国人W．莫德关于群体对个人行为影响的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的实验，并在后来将这些实验成果写进了他的那本于1924年出版的影响深远的教材《社会心理学》，从而将心理学的实验方法正式引进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从此以后，实验社会心理学便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主流。

F.H．奥尔波特对心理学实验方法的引进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之小群体研究和个体社会心理研究的开展。这当中比较著名的包括瑟斯顿和李凯尔特的态度测量研究、谢里夫关于社会规范形成的实验研究等。不过，在此特别应该提到K．勒温的贡献。勒温是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裔心理学家，希特勒上台以后为避难来到美国，并于194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许多学者把勒温看作是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他为推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杰出的，并且是全方位的。他的学生、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甚至说：“我们今天95%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都属于勒温和他的群体动力学所激发的研究范畴。”他提出了“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人本身的需求、人格、能力等特征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用他的公式表示即B=f(PE)；他“为社会心理学划定了比前人更加广泛而又清晰的研究范围”；他“第一个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建立和分析方法论的逻辑问题，并且至今为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所使用”；他所创立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一方面围绕着人际关系、群体的形成、群体凝聚力、领导作风、种族歧视、社区关系等等展开了大量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吸引、培养、造就了许多杰出的社会心理学人才，包括费斯汀格、李皮特、道奇、凯利、蒂博特、佩皮通、卡特赖特等等，这些人后来成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中坚力量；勒温还推动了社会心理学应用研究的发展以及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互促进，他认为：“理论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的紧密结合是可以完成的，……如果理论家们不是带有‘高级趣味’的反感或对社会成员的恐惧去看待实际问题，而应用心理学家们也认识到没有一种东西会比理论更具有应用意义的话。”

除了F.H．奥尔波特、勒温这些心理学家的贡献，在社会心理学的成长发展时期，在由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转换的过程中，同样如在诞生之初那样有社会学家的贡献。在理论方面，乔治·米德(George Mead)吸取威廉·詹姆斯、查尔斯·库利、威廉·托马斯、约翰·杜威等人的观点，将原先欧洲社会学家所偏重的对社会的宏观分析转换为微观分析，把社会行为看成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的互动，而把社会看成是互动的模式与过程。乔治·米德的兼有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色彩的思想为后来被赫伯特·布鲁默命名为“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直接孕育了日后的诸多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包括角色理论、参照群体理论、社会拟剧理论、社会标签理论等等。在经验研究方面，社会学家此时有关社会心理问题的研究也可与心理学家的实验研究相媲美。如关于社会心理和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调查，代表性的成果有罗伯特·林顿的《中镇》，沃纳的《扬基城》，乔治·盖洛普于1935年运用分层抽样法进行的民意测验，等等。

在推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走向繁荣的动力方面还不能不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爆发以及在战争中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使“许多人开始认识到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希特勒是怎样篡权的？我们怎样才能避免战争？实际上，人们为进行战争所做的努力也刺激了一般心理学家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例如，怎样鼓舞军队的士气，怎样说服人们吃廉价的食物，以便节省牛肉支援正在战斗的士兵”。此时许多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直接服务于战争的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包括信仰、偏见、说服、宣传、态度改变、大众传播等。其中比较有名的研究有：霍兰德进行的沟通与说服和态度改变的研究；勒温与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及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其他人员进行的改变美国公民饮食习惯的研究；美拉扎斯菲尔德对1940年大战时美国总统选举进行的调查，他在此调查的基础上于1944年出版了《人民的选择》一书，提出了“二级传播理论”；塞缪尔·斯托夫等人对美军人员的素质和心理状况的调查研究，在由此写成的《美国士兵》一书中提出了“相对剥夺”的概念，丰富了由海曼提出的参照群体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心理学在美国开始逐步出现繁荣的局面。研究的课题领域更加广泛，举凡个体的社会心理、人际社会心理、群体社会心理等社会心理学的基本领域均已涉及，基本奠定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体系。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队伍也空前壮大，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达五千多人，占全世界社会心理学者的90%以上。1968年，由林泽、阿伦森主编的皇皇五大卷共计约250万字的《社会心理学手册》可以说是美国社会心理学鼎盛的一个标志。与此同时，社会心理学理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乃至于左右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倾向、发展方向的各大主要理论流派于此时基本上发展成熟了。

二、西方社会心理学诸理论

关于西方社会心理学究竟可以划分出多少理论流派，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可以划分为十大流派，也有人认为主要只有三大理论。在此我们主要根据理论至今所具有的影响力和解释社会行为的角度的不同而介绍四个流派，即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

(一)精神分析理论

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说：“不考察精神分析的影响，就不可能理解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整个面貌及其某些根本特征和方向。”精神分析理论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创立的，但是这种学说由学院外进入学院内，并且由一种单纯的临床精神病学理论发展演变为一种一般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乃至广泛运用到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历史发展的各个领域的一种社会文化理论，则和美国有关。1909年，弗洛伊德和他的几个亲密的追随者应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克拉克大学校长G.S．霍尔之邀而赴美在该校举办系列讲座，这标志着弗洛伊德开始获得学院的承认；第二年，弗洛伊德将这些讲座的讲稿汇编成《精神分析引论》一书出版，这标志着精神分析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分析的对象由精神病患者扩大到整个人类。

精神分析理论主要从人的原始冲动、本能欲望和文化理想、道德要求之间的冲突的角度来解释、理解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在其早期著作中，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世界主要划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大部分。意识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有关心理内容；潜意识则包含了人的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其内部以沸腾的性驱力(“力比多”)为动力源，是人的自我意识所意识不到的部分。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又有一个前意识，其作用是将人的原始欲望压迫于意识之下，并能召回在潜意识中的一部分。根据这一设想，弗洛伊德后来提出了三个相应的人格组织结构，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心理能量的基本源泉，它奉行“唯乐原则”而不受理智、逻辑、道德的约束，不顾一切满足本能的需要；自我位于本我和超我之间，主要对两者加以控制和统辖，它遵循“现实原则”，其作用是将“唯乐原则”现实化，以此调整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达到真正能满足需要的作用；超我是人格的最上层，主要以道德和理想为原则，代表着社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对抗冲突，因而人时常处于焦虑之中。为了摆脱化解焦虑，调节个体的情绪，人又不自觉地发展形成了各种心理防卫机制。弗洛伊德对于人格结构的这种说明，后来成了社会心理学中阐述人的攻击行为、态度的形成和改变、人际关系的形成和改善等等社会心理现象的理论基础。

弗洛伊德不仅提出了人格结构的理论，也提出了关于人格发展阶段的理论(口唇期、肛门期、生殖器期)，这(后经新精神分析学家艾里克森修正发展为八个阶段)构成了社会心理学关于社会化过程的一家之言。弗洛伊德把人的本能当成人格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提出，在人格发展的不同阶段，如果个体的需要得不到适当满足，就会使其人格的发展出现消极的状态，即固恋和退化。弗洛伊德着重强调，在人的个性发展的过程中，童年时期的经验会影响个体的一生，因此，在解释青年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的心理行为习惯和方式时，常常需要追溯到童年时的生活经验。这后来成了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在分析人的行为模式的来源时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1921年，弗洛伊德出版了《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一书，把精神分析理论直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分析研究，揭示群体联系实质和群体动力的本质。他从家庭这种初级群体入手探讨这些问题，进而推及各种人类群体的心理机制。他认为，情绪性的、“力比多”性质的联系系统构成了群体联系的本质。个体心理在群体中会发生变化，其原因在于以“性”为目的的“力比多”在群体中转化为“爱”，群体中的情绪联系是靠“爱”来维系的。弗洛伊德还指出，领袖在群体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是群体成员情绪取向的共同对象，是他们的父亲形象的转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其后继者荣格、阿德勒、霍妮、弗洛姆那里经历了较大的修正。有人特别将后三者的理论看作是“精神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理论”。阿德勒开始将兴趣更多地集中于社会力量对个人心理产生的影响上，他还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地并不是由过去(童年)经验所决定的，而是决定于为克服原始自卑而不断追求超越的意向，因而行为的动力在未来，而不在过去。霍妮以基本焦虑概念为基础，也强调了社会文化对于人格的重要影响，由此开创了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弗洛姆可以说是新精神分析理论的集大成者，其理论全部命题的中心在于人和社会的关系，认为人的个性化是在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实现的。他提出了“社会潜意识”的概念(从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到荣格的“集体潜意识”再到弗洛姆的“社会潜意识”可以说是潜意识理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认为“理解个体的潜意识必须以批判地分析他那个社会为前提”，“从而把心理分析学从原先主要是一种‘个体心理学’改造成一种‘社会心理学’”。

(二)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主要关注个体社会行为模式的学习获得过程和机制，强调外界环境刺激对于个体行为的塑造作用。

学习理论发端于约翰·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在霍尔、斯金纳等人那里获得修正和发展。该理论的核心就是分析刺激和反应(S-R)之间的关系，把复杂的行为看作是一连串更简单的(S-R)之间的联合。刺激是改变人们行为的外部或内部条件。因刺激而产生的行为的改变称之为反应。如果某个反应产生了对人有利的后果，则强化，也就是说，人因其反应而获得了回报，进而他将更有可能重复这一行为。相反，对于没有回报的行动，人们一般是不会重复的。同时人们还努力避免采取那些受到惩罚(负强化)的行动。关于刺激、反应、强化的观念构成了学习理论的基本思想。1941年，耶鲁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米勒和多拉德首先运用这些概念来解释人们的模仿行为，提出了刺激—线索—反应—强化的模式，从而奠定了当代社会学习理论的基础。米勒和多拉德的基本假设是：像大多数的人类行为一样，模仿也是学习得来的；而通过利用一般的学习原理也就可以理解社会行为和社会学习。他们在解释儿童怎样学习社会性行为时，把模仿置于核心地位。社会学习理论的当代代表和集大成者是班杜拉。根据班杜拉的观点，社会学习过程可以通过直接的反应而发生，但更经常的是通过对其他人行为的观察而发生。另一个人的行为可以成为信息的来源，观察者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去产生同样或类似的行为。班杜拉认为，一个观察性的学习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四个步骤：首先是注意过程，观察者必须注意对象，一个对象会不会被注意到取决于对象的特征，也取决于观察者的特征；其次是认识保持过程，观察者将所观察到的事件变成头脑中的信息并保存在长时记忆系统中；再次是动作再现过程，观察者把以符号编码保存的示范者的行为转译成新的反应模式；最后是动机或激励过程，如果强化物(外在的、替代的或自我强化物)有可能出现，个体就表现出示范者的行为。与早期学习理论相比，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不同。一是注重认知过程，二是注意到强化形式的多样性，三是认为强化作用对于一个习得的行为是否发生有重要影响，但对于最初是否学习这种行为没有多少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交换理论，特别是乔治·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可以看作是学习理论的一个变种。霍曼斯以斯金纳的操作条件作用学说为基础，结合了一些基本的经济交换的原则，提出了一个社会交换的模式。他认为，人是享乐主义者，也是理性主义者，人们追求最大的快乐和最小的痛苦。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中，人们寻求报酬大于成本的行为关系，回避成本大于报酬的行为关系。在霍曼斯这里，成本和报酬并不一定是物质性的，像认可、赞同、服从、权威等都可以成为社会交换中的成本和报酬，因此，通过形形色色的交换人们可以寻求各自的乐趣。除了霍曼斯之外，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蒂博特和哈德罗·凯利也用社会交换模式来揭示诸如合作、竞争、婚姻关系、权利关系、谈判等社会关系和过程。

(三)社会认知理论

认知理论是作为学习理论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着重从人的内部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构来说明行为的动力。认为个体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以其对自身和特定环境的认知为基础，要理解并预测人的行为必须从了解其认知过程着手构成了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思想。

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现象学方法和勒温的场理论为认知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格式塔心理学家强调知觉和思想的作用。他们提出“整体大于各个部分之和”的关于认知的基本假设，并在关于问题解决的研究中认识到，学习并不仅仅是一个重复试错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通常会经历到包含着思想的广泛重组的突然洞察。这样格式塔心理学家就从对外部的刺激和反应的分析转向了对内部认识过程的研究。现象学的观点则认为，如果我们知道了一个人怎样看待世界，我们就能理解他的行为；刺激和反应只有在它们显现在人的意识中时才起作用。勒温的“场理论”强调“生活空间”即个体所知觉到的环境的思想，显然与现象学的方法一脉相通。在上述三者的影响下，认知心理学家的兴趣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心理表象(mental representation)和心智过程(mental processing)。表象就是用某样东西来代表另外一样东西，因此所谓心理表象就是某一事件或经验在心灵中的呈现或表达。有人将心理表象比作建筑的砖块，不过建筑的不是物理的结构，而是认知的结构。心智过程指的是心灵的作用：我们怎样知觉，怎样记忆，以及认知怎样引导行动，等等；换言之，心智过程要解决的是怎样将那些砖块组合起来，怎样储存，以及它们怎样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

社会认知是认知的一种特定形式，专门指对人以及我们的社会环境方面的认识。人的世界和物的世界是很不同的。社会认知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你看别人时，别人会回看你，但你看一块石头时，石头却不会回看你。较早对社会认知进行研究的是格式塔心理学的信徒、勒温的亲密同事海德。1944年，他在《社会知觉和现象的因果关系》一文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人们倾向于形成一种有秩序、有联系的关于世界的观念。1947年，美国心理学家布伦纳也论述了“社会知觉”的观念，不过他强调的是知觉过程受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认知研究真正在社会心理学中形成一股颇具声势的潮流是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围绕着从社会知觉到社会印象再到社会判断这个完整的社会认知过程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并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认知学说，其中较著名的有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纽科姆的“认知均衡理论”、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等，它们常常被统称为“认知一致性理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认知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具体表现在：(1)人们不再满足于对社会认知过程的笼统研究，也很少再试图建立一种能够阐明社会认知整个过程的理论模式，社会认知研究趋于具体化、微观化和数量化，这体现归因于研究，也体现在态度改变的研究中；(2)归因研究取代认知一致性而成为中心研究课题；(3)社会认知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已突破社会认知研究本身，而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潮渗透到社会心理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中。

(四)符号互动理论

如果说，学习理论旨在解释人们的行为模式如何形成，认知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分别意在说明人们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基础和动力的话，那么，作为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符号互动理论则揭示了在社会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得以顺利进行和维持的文化前提，并由此说明个体与社会的连续性。

如前所述，为“符号互动理论”命名的是布鲁默，但真正奠定符号互动理论的基础的是布鲁默的老师乔治·米德。乔治·米德在美国的文化精神氛围中，兼收并蓄进化论思想、实用主义哲学、行为主义心理学方法，熔詹姆斯、库利关于自我的思想、托马斯关于“情境定义”的思想、杜威关于“精神”的思想于一炉，形成了自己关于自我、互动、社会的系统理论，而其《精神、自我与社会》一书，则成了符号互动理论的“圣经”。乔治·米德指出，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仅仅是自然的世界，而主要是一个符号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创造和维持依赖于人类通过符号进行创造、操纵和互动的能力。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人能创造并应用符号。“如果人不具备使用符号的能力，那么精神、自我和社会就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或者失去了存在的根据。”符号互动是人的心理形成的开端，精神和自我就是在使用符号特别是语言符号的过程中产生的。乔治·米德指出，符号互动与动物的生物反射不同，在此，个体的反应和他人先前向他发出的行为之间有一个中介过程，也即他要对别人的行为加以解释，确定其意义，然后才能确定自己适当的反应行为。这个中介过程离不开符号的运用。而“精神”事实上就是运用符号进行这种解释、定义、选择、预测的一种内在的深思熟虑的过程。正如“精神”能够用符号来表示环境中的其他行动者一样，他也可以用符号把自己表示为客体，即他能够扮演他人角色，从他人的角度来对自己做出反应和评价。自我正是这样产生和发展的。这种运用符号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乔治·米德认为重要的是，随着有机体的成熟，从每一个互动场合里对具体他人的扮演中所形成的暂时的“自我想象”，最终将化为相对稳定的、把自己归属于某类客体的自我概念。乔治·米德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预备阶段、玩耍阶段和游戏阶段。只有经过了这些阶段，个体才具有了扮演“概化他人”的角色的能力，以有组织的、一致的方式处理事情，以一致的观点看待自己，也就是说，形成了稳定的、统一的、连贯的自我概念。乔治·米德“扮演他人角色”的概念不仅揭示出自我的形成机制，也隐含了对自我结构的分析。自我既是主体，能主动地扮演他人角色，也可以被从他人的角度来观察、审视。于是，他吸取詹姆斯关于“主我”(I)和“宾我”(me)的划分。“主我”是思想和行动的主体，“宾我”是个体对为他人而存在的世界里的作为客体的自我的认知。乔治·米德把社会看作是不同个人之间有组织的互动或定型化的互动，这样的互动组织形式依赖于精神的作用，即使用符号进行角色扮演并选择自己的反应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个体就无法使他们的行动协调一致，也就形成不了社会。由此可见，社会不是“存在”的，而是随着互动中的人们的行动而不断地被创造和再创造的，是发生于互动中的事件之流。这样，乔治·米德也就接受了库利的观点：“社会和个人是孪生子。”

作为乔治·米德的学生，布鲁默花了大量的精力对老师的思想进行了提炼和发展。在其《符号互动论：理论与方法》一书中，他总结符号互动理论三个基本原理：第一，我们依据我们对事物所赋予的意义而对其采取行动；第二，我们所赋予事物的意义源于社会互动；第三，在任何情况下，为了赋予某种情境以意义，并决定怎样采取行动，我们都要经历一个内在的阐释过程，即我们“与我们自己交流”。

如前所述，关于社会互动的其他一些理论如角色理论(包括结构角色理论和过程角色理论)、参照群体理论、拟剧理论等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是由乔治·米德奠基的符号互动理论衍变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