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郑维嘉家族商帮

郑维嘉家族商帮，是十七房郑氏宗族第四支家族商帮，创业始祖郑维嘉。

郑维嘉家族商帮是十七房郑氏家族商帮进入鼎盛时期的标志，主要活跃在清乾隆至同治年间，由经营渔盐业起家，后以经营钱庄业达到鼎盛。

一、创业始祖郑维嘉

十二世郑维嘉（1716—1788），字我宾，号汝为，十七房三房后代，三房始祖郑文瑞长子郑廷宾后世孙。郑维嘉是十七房郑氏宗族中最成功的商人，他在宁波靠经营渔盐业起家，创下基业。郑维嘉育有二子，长子学濂出继给维善为继子，而次子学泗则常年远游在外。晚年时，考虑到自己创下的基业无人继承，于是，郑维嘉便命长孙郑德标“弃儒学贾”，以便将来继承家业。乾隆戊申年（1788），郑维嘉去世，这时，郑德标已长大成人，从祖父手里接过了家业。

二、第二代代表人物：钱业巨子郑德标

十四世郑德标（1770—1849），官名锦章，字建霞，号浦山，立房始建人。在十七房郑氏经商人士中，郑德标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堪称宁波钱庄业巨子。郑德标从小习文业儒，后尊祖父之命弃儒经商，从祖父手里接过基业后，开始走上了经商业贾之路。

郑德标生活的时代，恰逢宁波钱庄业进入鼎盛发展时期，宁波钱庄集中开设在江厦街一带，江厦街乃有“钱行街”之名称。郑德标看准了钱庄业前景，于是，除继续经营祖父创下的渔盐业外，开始将眼光投向了钱庄业，他靠经营祖父所创渔盐业的积累资金，在宁波开庄号设钱肆，以权子母，生息图利。经营钱业之人，如同各业之领袖，掌握着金融之机关，所以必须具有审时度势、善于洞察市场风向的高瞻远拓之才能，还要具有沉机观变之识力，而非一般人所能任之，郑德标就具有这样的潜质和才能，所以，他在钱业界做得风生水起，措置裕如，大获成功，一跃成为宁波钱业巨子，蛟川巨富。

郑德标的钱庄生意越做越大，急需人手，于是，他将自己的兄弟子侄都拉来助阵。原本这些人当中有几位都是习文从儒之人，后来，皆遵郑德标之命弃儒从商，以加强家族商帮的力量。郑德标的二弟郑德权（1775—1809），字巽行，号巽山，国学生，负责钱庄会计账务，“君资性沉敏，喜读书，虽日操会计，暇辄展诵四子书”。三弟郑德楹（1782—1817），字巨梁，号巨山，国学生，“佐伯兄建霞综理外务，能身任其劳，事无巨细，必请命而行，未尝自行己意”。当时钱庄中负责“外务”的人，叫作“跑街”，就是放账员，他所负责的工作是承担贷款发放，存款兜揽，出入银钱市场，进行钱市交易等，与账务会计一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所以，一般都是由家人或信得过的人承担此项工作。

发家致富后，郑德标在十七房老家大兴土木扩建立房宅院承德堂，还在宁波城区水凫桥营建寓所。水凫桥即今天的孝闻街宝兴巷，当年这里是富人区，小小的一条街弄住满了达官显贵。

中年以后，看看自己的子侄都已能独当一面，郑德标便将宁波钱庄业交给他们去打理，自己则回十七房养老。

郑德标富甲一方，却为富不淫，乐善好施。他的人生座右铭是：处己也朴毋华，待人也厚毋薄。所以，他散尽千金怜贫恤孤，赈灾济困，捐田助祠，建桥铺路，筹集军饷，热心公益，好义而不倦。在郑氏宗族中，并不是人人都是大富翁，也有很多贫穷之人。郑德标每看到族亲因无力殡葬，死后其棺曝露于风霜雨雪之中，他都为之心恻，于是命子孙出资置地帮助安葬，以使孤魂归有所处，甚至在弥留之际还不忘留下遗愿，要子孙后代出资置地，以用来聚葬那些无力安葬、无地安葬的贫苦族亲。嘉庆十九年（1815），年头歉收，郑德标开仓储捐米粮赈济饥民，后又向萧山养济堂施寒衣数百套。

三、第三代代表人物：红顶商人郑勋、钱业精英郑熙

在十七房郑氏宗族的经商人物中，郑勋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位。十五世郑勋（1810—1863），谱名士景，官名勋，字南琴，号竹溪，别号简春，又署小花屿农，钱业巨子郑德标第四子。郑勋青年时遵父命弃儒经商，接过了父亲郑德标创下的钱庄业，成了郑维嘉家族商帮第三代领军人物。在郑勋的打理下，钱庄规模越做越大，据说，最鼎盛时曾蓄资高达数千万。

致富后的郑勋，因慷慨好施，热心公益事业，屡建功勋而受到清政府敕赠议叙光禄寺署正，加府同知衔，加一级运同衔，加五级晋道衔，诰封朝议大夫，例授奉政大夫。“咸丰九年（1859）一月，经浙江巡抚胡兴仁保举，郑勋被咸丰帝诰授正二品资政大夫，叙议道台，盐运司运同衔加五级，顶戴红珊瑚，坐绿呢轿子”，成为第一代宁波帮领军人物，宁波帮历史上最早的“红顶商人”，比胡雪岩成为“红顶商人”要早14年，当时，十七房成了名流荟萃之地。而郑勋的曾祖父郑维嘉、祖父郑学泗、父亲郑德标，均因郑勋而受清政府诰赠正二品资政大夫衔。

谱载，郑勋“自幼厚重不好弄，父钟爱之”。其父郑德标常对人说，“我这儿子器识过人，将来定当恢廓我家祖业”，于是，便命郑勋“弃儒业贾”。郑德标中年以后，便将“甬江旧所设钱肆”交给了年轻的郑勋打理。郑勋果然不负父之所望，初时“每事必咨禀而行，筹算屡中，屡获倍息，家日隆隆起”，后来“生计益饶”，事业更加红火。为了扩大经营，郑勋派遣其弟郑熙前往绍兴、上海等地“别营居积”，开辟新的业务，而他自己则“仍居甬江以综其纲”。由于经营有方，筹划得法，钱庄收益“获利无算”，即无以计数。继其父郑德标之后，郑勋一跃成了宁波钱庄业的巨头，在商界可谓呼风唤雨。

郑勋的钱庄业最辉煌时期，当在五口通商前后的20年里，其业务范围不仅涉及甬地和外地的商人，还涉及洋人。“甬江同业者皆倚君为重，由是声望震一郡。自当道、群公、荐绅、乡彦，下至牙侩、杂流及泰西各国诸夷商，无不信服仰赖君者。”业内人士甚至以“君之进退卜阛阓之兴衰，盖屹然为甬江之砥柱者二十年”。在20年中，一郡（宁波）经济之兴衰，皆以一人之进退来预卜，足见郑勋在当时的商界以及钱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与其父郑德标一样，郑勋也是一位有名的大慈善家。见郑氏大宗祠年久失修，他主动出资维修。维修中途，突遇太平军攻陷甬城而被迫停工，待太平军平息后马上重新开工，而此时建筑材料和工人工钱已涨了好几倍，但他仍信守承诺，续资续建，直到建成。若族中亲戚朋友有危难困乏，只要向他张口，他必慷慨答应，即使千金万金都不吝啬。为周济孤寡困乏者及建宝田庄，他先后捐田200多亩。

宁波曾遇大饥之年，看到道旁累累遗骸曝露于野外无人掩埋，郑勋恻隐，于是率先出田110亩以安葬道旁遗骨，并与蔡藜生先生等共同发起创立了宁波文仁局，每年舍棺敛尸无以计数。郑勋等发起者去世后，文仁局改建为广仁堂，仍以舍棺敛尸为主。宁波体仁局是宁波城里为舍棺施药而专设的慈善机构，郑勋也曾向体仁局捐资数千两以助之。上海及浙江两地均设有四明公所及四明义园，均为宁波人所建，四明义园是专门用来帮助安葬那些侨旅在外亡故他乡却无力安葬的宁波人，郑勋又各捐助四五千两银子，先后近万两。至于捐巨资“恤鳌贩饥，修桥梁，平道路，施寒衣药物”等善行义举可谓数不胜数。

谱载，自“粤匪”侵扰以来，军需屡屡告急，每次政府下达捐款号令时，郑勋都是第一个带头捐以巨款。清咸丰三年（1853），“粤匪”攻陷上海，沿海城市也纷纷失守，本乡的不法之徒乘机肆虐劫掠，无恶不作。为保家乡安宁，郑勋第一个站出来与族众商议，并带头捐款，倡议富户出重金招募乡勇成立乡团，从此一方安定。咸丰十年（1860）、咸丰十一年（1861），“粤匪”两次攻陷上海，宁波城开始人心惶惶，恐大祸临头。又是郑勋第一个到宁波府官员那里倡议，由鄞县、慈溪、镇海三地富绅联合出巨资成立宁波保卫局，为护守宁波出力。

历朝历代，富人常见，但像郑勋这样慷慨好施、大行善为义举的富人则并不多见。“世之豪门巨族以赀财雄乡里者，……见亦多矣，乃夷考其行，类皆侈于自奉，薄伦纪，忘名义，至或溪刻纤啬，视一钱如车轮大，任呼号乞救者于其旁而不曾一顾”，相比之下，郑勋这样富而不淫的商人实属难得。

顺带说明一下，上文中关于“粤匪”的称呼，指的是1851—1864年的太平军。当时对立的双方（太平军与清政府）对这段历史有不同说法，清政府称太平军为“粤贼”、“长毛”、“粤匪”、“粤逆”、“粤寇”等，而太平军则称清廷为“清妖”、“胡妖”等。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规定“嗣后如有记述太平史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应之名称”，太平天国从此被写入正史。而民国版的十七房郑氏宗谱重修于1920年前后，即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规定之前，再加上郑氏宗族本来就属于正统的封建大家族，立场当然是站在清政府一面，所以，族谱中称太平军为“粤匪”就可以理解了。

郑勋不仅乐善好施、热心公益，对家人也是至亲至爱。郑勋虽经商成功，富甲一方，却屡遭家庭人伦悲戚，除早年其长兄郑士昂病逝外，郑勋中年时连遭不幸，十来年时间里，相继失去了父母兄弟嫂侄等13位亲人，郑勋哀号悲恸，连年忍受殡葬之痛，无日不见面有泪痕，特别是弟弟郑熙的病逝，给他的打击最大。郑熙是他的胞弟，也是他的好兄弟、事业上的好助手，兄弟俩从年轻时起就弃儒经商，共同经营着祖业，并肩在商海打拼。咸丰七年（1857），郑熙积郁成疾，在上海身染重病。郑勋接到信后焦急万分，痛心得手都在发颤，即刻以重金专门雇用外国船只去上海接弟弟回宁波。船快到宁波时，他一大早天不亮就等在了江北岸，船到后，郑勋立即进入船舱，看见弟弟郑熙仰卧不能起，但问答如平常一样，郑勋稍微放下心来，立即背起弟弟徒步送归，并对几个儿子说：“你叔叔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我看他的目光炯炯，神清气不促，这个病尚可医治。”于是，每天请医调药，照顾备至。然而，最终还是回天无力，第二年，郑熙不治病逝，郑勋哀号悲痛，每日以泪洗面，甚至到死都泣念不忘。

郑勋连失亲人，致使数个失亲家庭残缺不全，留下孤儿寡老，嗷嗷待哺，有的正值习文从儒之年。悲痛之余，郑勋将各个失亲家庭的重担一人扛起，他将宁波、绍兴、上海的生意所赢之利全部拿出来分赡各家，奉养各位长亲，供抚遗孤寡孀，为子侄请师课读，并为各失亲家庭经理大小家政，没有一丝一毫自肥自用。郑勋是个大孝子，他的父母均高龄而终，按理说是自然法则使然，属生老病死正常现象，可郑勋却时时痛憾自己没能留住二老，哭尽哀，居丧尽礼，既殡即力，为求葬地“虽数十百里外，山川险阻，必躬自涉历，往还审视不惮劳，后得地于慈东孙陈陆家庄，营葬毕，曰，‘吾今始得安寝矣’”。念其两个叔婶张氏、周氏（即郑德权、郑德楹之妻）青年时就守寡，其志可嘉，便为之请旌于有司，获朝廷赐建双节牌坊。二哥郑士暹的长子郑芳均病逝后，没有留下子女，见其妻陆氏孤苦一人十分可怜，又矢志守节，不肯改嫁，所以，郑勋特意为她在宅院旁另建三间别屋，让她诵经居住。

郑勋也是一个优雅的儒商。发迹后的郑勋，在家乡十七房大兴土木建兴房宅院，正堂沿名为“敬业堂”，其豪华恢宏非一般宅院所能比。后来，郑勋曾有一段时间移居郡城（宁波城区），在宁波月湖花屿建造别墅居住，故而自号“小花屿农”。据郑氏后人郑旭先生考证：“道光二十四年（1844），郑勋归隐故里，在十七房兴房仿‘天一阁’式样，建藏书楼一幢，名‘敬业堂’，堂坐西朝东，占田十余亩，楼上通间，楼下六间，堂东南小花园称‘培园’，含培植人才之义。勋以重金购求善本，积书5万余卷。”郑勋性喜读书，善诗文，工书法，好与名人学士交游，所交游者均为学问、品行兼备之人，都是郑勋所崇敬之士，郑勋自始至终以礼相待之。鄞县的陈詠桥、张镜初、郑薇臣、徐柳泉、姚燮以及刘鹍等皆为郑勋所“最称莫逆者”，他们数次登临兴房藏书楼，披览古籍，赏玩古董，并为十七房留下翰墨丹青。

郑勋所交游的这些人皆为当时的名儒大家。陈詠桥，即晚清学者陈劢（1805—1893），字子相，号詠桥，鄞县人（今海曙区咏归路58号），清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廷试第二，建有藏书楼“运甓斋”，内藏书籍近10万卷，与小浃江姚燮的“大梅山馆”、月湖徐时栋的“烟屿楼”齐名，是甬上藏书文化的典范，著有《运甓斋诗文集》。

张镜初，即张善元（1807—1868），字保宰，号镜初，今鄞州区古林镇人，鄞西槎湖张氏后裔，晚清政治人物张家骧之父，清道光二十年（1840）副贡生，于家中设立私塾，以教授当地子弟为生。当时，鄞县内外，崇拜、追随张善元从学者众多，慈溪的冯氏、镇海十七房郑氏、曹氏、顾氏等，都真心诚意地来到他家，争相聘请之。张善元育有五子，次子便是晚清政治人物、朝廷重臣张家骧。

徐柳泉，即徐时栋（1814—1873），字定宇，一字同叔，号柳泉，人称“柳泉先生”，因排行十三，故又称徐十三，号淡潺、淡斋，别号西湖外史，鄞县县城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著名藏书家，平生酷爱藏书，于宁波月湖西建藏书楼“烟屿楼”。

姚燮（1805—1864），字梅伯，号复庄，又号大梅山民等，宁波北仑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晚清文学家、画家，曾五次考进士均落第，便绝意进取，发奋著述与讲学，其桃李满天下，名垂一方。姚燮一生著述甚丰，藏书甚富，建有藏书楼“大梅山馆”，教授、著书、校勘于此。

而刘鹍则是郑勋家塾师，课授郑勋子弟十几年，与郑氏关系甚密。

同治二年（1863），郑勋病故。郑勋去世后，兴房家业骤然衰落，他的后世子孙凋零，培园也荒芜不治。正如坊间所说，兴房兴得最早，衰得也最快。

郑勋去世后，他的生前好友贤士名儒纷纷以各种形式悼念他，缅怀他一生的功绩和他们之间的友谊。名儒刘鹍作诗一首《挽郑君竹溪观察》，表达他对郑勋的深深怀念之情：

神仙小谪堕尘寰，一笑浮云跨鹤还。

半世豪华倾北海，中年哀乐感东山。

同人如我心俱醉，造物于君寿独悭。

从此甬江颓砥柱，满城风雨黯潸潸。

培园衰柳夕阳斜，凄绝声声噪暮鸦。

砌畔香空延带草，灯前泪欲晕袍花。

平川一曲怀王墅，广厦千间忆杜家。

世事不堪翻覆易，伤心谁为恸西华。

郑勋生前与徐时栋是挚友。咸丰十一年（1861），逢匪乱，郑勋挈家避乱于上海，第二年才返回宁波。回宁波后，即前往寓所看望徐时栋，并赠送徐300支洋蜡烛。乱后重逢倍感亲切，两人畅叙避乱两地情景。郑勋说，他在上海避乱期间，曾携仆人逛市场，看到这雪白的洋蜡非常奇妙，想到徐时栋常挑灯达旦著书，最用得着，于是就叫仆人买了300支，赠送给徐时栋。郑勋去世后，徐时栋对此事感怀不忘，专门写诗一首《酬竹溪观察惠洋烛》，表达对挚友的怀念，在诗的最后，徐时栋深情地写道：“眼中蛮烛长复长，倘比君情定不及。”

钱业精英十五世郑熙（1813—1858），官名熙，谱名士昆，字玉成，号渔村，郑勋之弟，郑维嘉家族商帮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与郑勋一样，郑熙也是“红顶商人”，因热心公益功勋卓著，以国学生身份报捐府同知职衔，例授朝议大夫。

郑熙青年起就开始经商，受其父郑德标、兄郑勋之命，持资赴绍兴“别营居积”。郑熙“智慧过人，勤慎周练，屡获倍息，君在越数年，越中贤豪长者，咸乐与订交”。在绍兴数十年间，不仅商人愿意与郑熙做生意，而且贤士名儒也乐与郑熙相交往，余姚名士朱久香兄弟就是郑熙的莫逆之交。朱久香，名兰，字久香，号耐庵，清道光九年探花，历官御史、广东正考官、湖北学政、内阁中书、工部侍郎等职。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上海正式开埠的第二年，郑熙便赴沪开设钱庄，同时在嘉兴、湖州、武汉、广州等地广设分号，“各业所得益饶，家益隆隆起”。道光二十九年（1849），郑熙移居宁波城区。

智者总是先行一步。作为成功商人，郑勋在商海打拼多年，深知商界风云变幻，所以，他的商业风险意识很强，一旦有风吹草动，便提前筹划，事先安排有关事宜。清咸丰三年（1853），刘丽川的小刀会攻陷上海，很多商人均遭受重大损失，只有郑熙安然无恙。因为，在匪患未及上海时，他已预先将上海的所有财产和基业迁于宁波，所以躲过一劫，匪寇平息后，郑熙无所损失，可见其足智多谋富有远见。

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郑熙不幸因积郁成疾于咸丰七年（1857）身染重病，从上海返回家乡十七房，咸丰八年（1858）病逝，年仅46岁，可叹一代钱业精英却英年早逝。

与其父兄一样，郑熙不仅经商有道，也是一位慷慨好施、为富不淫的慈善家，实为商界楷模。他热心公益事业，生平唯以“悦亲心，笃友爱”为念，所以，他虽腰缠万贯却无一丝一毫私心，穿家常衣服，不修边幅，交友以诚，御下以宽，待人没有偏见，为人光明磊落，从来不讲人坏话，偶尔评论某人时都是讲人长处优点，所以，与他交往如遇春风。他怜贫悯孤，特别对族中的孤寡者更加慷慨恤之。道光二十年（1841），英国侵略者攻打镇海，为了保家卫国，郑熙出巨资助筑炮台。道光二十三年（1844），为重建上海四明公所，他捐银数千两，为扩建上海四明义园，郑熙率先捐出三千金，后又为宁波府筹军饷捐银万两。郑熙还在家乡捐巨资兴办义庄、义塾，疏浚城河，赈济灾民，尽行其善举，造福桑梓，其善行义举受到称赞。

除了郑勋、郑熙，郑维嘉家族商帮第三代代表人物中还有郑士旦。

十五世郑士旦（1802—1845），官名济川，字希周，号曦洲，郑德权之长子。郑士旦少时习儒，后尊伯父郑德标之命弃儒经商，帮助伯父打理宁波钱庄业。由于郑士旦勤敏谨练，在打理钱庄时事无巨细，必禀伯父之命而行，事事都处理得十分妥当。看到郑士旦能独当一面了，郑德标很是高兴，于是，便把钱庄事务委托他打理。

自郑勋、郑熙相继去世后，郑维嘉家族商帮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