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精神之浙商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发展态势令人瞩目。究其原因，浙江文化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中，浙商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形成的浙商文化，是浙江文化极具价值、耐人寻味的部分。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曾经指出，“浙江商人最大的优势在于精神优势”，独特的商业文化造就了浙商闪亮的财富奇迹。如今，曾经文化程度不高、“草根”出身的浙商已经创造出了非凡的成就，而高学历、新思维的新生代浙商也开始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崭露头角。

（一）浙商文化的精神底蕴

浙商以独特的创业实践创造了独有的浙商文化。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浙商以其一贯的敏感和迅捷，用新兴文化中蕴含的崭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想象力，对浙商文化进行着新的演绎。“浙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现象，更是上升为一个文化现象。

当代浙商文化与浙江文化已经互相融合、互相促进，而且是无法简单克隆的。这是因为浙江经济背后有着许多浙江独有的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浙江商人有着自强、坚韧、务实、开拓等精神，更是诞生了诸如“冯根生与正大青春宝国药传统坚守”“鲁冠球与万向集团国际化思维”“马云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理念”“宋卫平与绿城房产文化细节和气质”这些浙商企业的文化力和商业哲学思想。

浙江文化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系和动力。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滋养着浙江商人，造就了浙江的经济奇迹，培育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义利兼顾”的精神遗产，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浙商群体。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全面激活了浙商的“文化基因”，他们凭借着“走遍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以勇气、智慧、汗水和担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浙江模式”“浙江经验”和“浙江现象”，也孕育和造就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

浙江商人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创新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并且对浙江的人文精神有了新的提升。它的独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胆尝试，常常是非禁即入，觉得一个差的结果也比没有结果好；二是善于创新，常常是无中生有；三是善于创造“创富模式”，最典型的就是遍及各地的块状经济产业生态链。

当前，世界经济风云变幻，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如何发挥先发优势，铸就企业灵魂，提升竞争力，实现浙江经济的持续发展，成为当代浙商们新的历史考验。在文化的时代，需要有文化的企业家。当代浙商在传承传统浙商吃苦耐劳、敢于开拓等精神的同时，提升素质，增加学养，增强文化自觉，努力成为负有历史使命感、能够运用辩证思维、站在战略全局高度把握企业管理规律的经营家，成为胸怀大志、具有开拓创新意识、勇担责任的开拓者，成为有文化、有知识、诚信经营的现代儒商。

思想、文化的力量，可以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更能左右一个企业的发展前景。在现代经济中，经济与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浙江文化所具有的重和谐、尚兼容、谋创新、求实效的特点，越来越多地融入浙江企业的精神中，形成了以创新为发展动力、以科技文化和人才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文化经济，成为企业高速发展的动力。当代浙商更要善于探本溯源、取精用宏，把文化的“精气神”融会于企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与时俱进求创新，开拓进取谋发展，推动企业不断实现新的跨越。

文化，不仅是国家腾飞的软实力，也是科学发展的硬支撑。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文化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商品和管理的构成要素中，成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创新性强，附加值高，品牌效应显著，竞争优势明显，开拓和占领市场的能力强，渗透力大，具有很强的扩张能力和持续发展力。当前，浙江制造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以文化为驱动力，为浙商企业注入永葆生机活力、始终与时俱进的文化因子，为浙江产品增添文化附加值，形成可持续发展和持续创造财富的能力，再创新奇迹，再筑新辉煌。

当前，文化产业正以其含金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以及可持续发展性强的特点和优势，成为真正的朝阳产业和低碳产业。文化产业具有“反经济周期”增长的规律，因而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国家已经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摆在浙商面前的又一次发展机遇。睿智而富有远见的浙商们，应当乘势而上，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进军文化产业，推动转型升级，培育新型业态，占领市场的制高点。以先进文化铸就灵魂的当代浙商们，一定能切实担负起社会责任，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浙商名声在外，关键在于其已经形成了一种品牌、一种性格和鲜明的独特品质，成为当代工商文明的重要体现。深入研究、传承、弘扬浙商文化和浙商精神，显得极为重要。浙商精神是浙商文化高度凝练的内核，浙商文化是浙商精神成长的根基。浙商文化相对而言较为宽泛，涉及浙商特性的方方面面，包括浙商的精神风貌、理念行为、经营风格、企业文化等；而浙商精神是由浙商文化熔炼而成的，最终转化为浙商文化的一种符号与标志，也是浙商文化的核心体现。

讨论浙商精神体现了浙商继往开来的血脉传承问题。曾经的“四千精神”是浙商的标志和光荣，侧重于体现浙商的苦干、实干精神。今天讨论浙商新精神，要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要遵循“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指导思想。浙商新精神的总结要坚持两条原则：既要有传承，又要有引领；既要有浙江企业家的特色，又要代表现代工商文明、企业家群体的普遍特性。

（二）传统浙商文化的内涵

1．工商皆本的亲商理念，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历史上浙江的许多著名思想家都有倡导功利、注重工商的新思想。例如南宋时期的永康学派代表陈亮指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主张农商并重的政策和有利于富民商贾的措施。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率先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直接针对重农抑商的农业文化价值观念，强调了经商贸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些思想集中反映了浙江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浙商文化的重要源流。

改革开放后，浙江人凭借深厚的经商传统经验和对求利的经济文化的认同，在全国率先搞起市场经济，大力开拓市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在20世纪80年代所采取的一些经济体制的创新模式，如前店后厂、沿街成市的专业市场、开办钱庄、成立互助会等，其实并非完全是新近的发明，在浙江的工商发展史上都曾或多或少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浙江历史上较发达的工商制度在沉寂多年以后的后续效应，是浙江人对历史上的工商制度的创新与发展。这说明浙江重视工商的传统地方文化精神具有较强的历史承袭性。正是这样一种放下包袱、勇往直前、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使浙商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创造性的伟大实践中，如鱼得水，创造了许许多多全国第一。如全国第一批发放的个体工商执照，第一座农民城，第一批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私人包机公司，等等。可以说，浙商之所以能够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是与富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世俗主义气息的文化精神传统的长期熏陶分不开的。

2．四海为家的奋斗精神，吃苦耐劳的敬业态度

自然资源缺乏造就了浙江人自立自强、顽强拼搏的精神，艰辛的生存环境磨砺出了浙江人自己救自己的精神品质，削弱了对外界的消极依赖心理。为了摆脱贫困，寻求生存出路，浙江人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为了积累原始资金，他们情愿从事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江人。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配钥匙、理发——正是从这些不起眼的活开始，浙江人在全国各地创办起了一个又一个的专业市场。不论山地还是高原，不论内陆还是边疆，到处都有操着浙江口音的人，到处都可以找到“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路”“台州街”。在外闯荡的浙江人不仅每年带回几百亿元资金，还开发了各地的市场，培育出了无数个市场主体，而且学到了许多崭新的市场理念和经营技巧。同样，自然资源的匮乏和严峻的生存压力也逼迫浙江人在市场竞争中不得不比别人花更多的心思去寻觅和捕捉商机，逼迫他们去争喝头口水，抢先一步去赢得市场竞争的优势。正是凭着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一批又一批的浙江农民走出家门甚至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艰苦创业，开拓市场。在不断积累财富的过程中，浙江人逐步学会和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同时走到哪里就把市场开拓到哪里，让市场经济的种子遍地发芽。今天，许多成功的浙商都是从艰辛的创业历程中走过来的，这种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如今仍然推动着他们事业的发展，激励着他们脚踏实地、务实发展、大胆创新，闯荡在各个行业和领域。

3．乐观开朗的开放心态，博采众长的学习意识

浙江是个海洋大省，有着相对发达的海洋文化传统。早在先秦时期，浙江就同朝鲜、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国内其他沿海省份有海上贸易往来。到了宋朝，杭州、明州(即现在的宁波)、温州已经是全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海外贸易相当频繁。鸦片战争后，宁波、温州、杭州相继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盛极一时。历史悠久的海外贸易实践和广泛的跨文化交流，不仅拓宽了浙江人的视野，而且培育出了他们开拓创新、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的海洋文化心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浙江的经济文化发展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但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文化思想在客观上也为浙江经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洋务运动对西方文明的引进和推崇，近代教育的开办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都使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地接触到了近代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接触到了大量同资本主义文明相关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行为模式及生活方式。此外，大批在海外谋生的浙江人也成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浙江由此也成为近现代中国同西方经济文化会通的前沿阵地。这些对于进一步发扬浙江人敢于创新、勤于探索、勇于开放的精神传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说浙江的改革开放实践真有什么特殊资源的话，那么长期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以及由此塑造形成的浙江人的开放心态和对市场竞争的顽强适应能力，应当是一个重要因素。

4．灵活变通的思维方式，勤于思考的精神品质

浙江人在长期的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探索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技能手艺外出谋生的生活传统。外人评价浙江人时总会说浙江人脑子聪明、会做生意，其实就文化素质而言，浙江人并没有多少优势，真正能够体现他们特色的是勤于思考、开拓创新、灵活变通的精神素质。为了积累创业的原始资金，再苦再累的活浙江人都愿意干，他们边打工边揣摩商机，一旦发现有利可图立马着手抢占市场。正是这种开拓创新、善于思考的精神激励他们很快从修鞋匠、打工仔，发展成为创业的“小老板”。强烈的自主意识和谋利赚钱的动机，使得浙江人能够挣脱条条框框的束缚，调动所有思维去捕捉商机，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及时调整思路和策略，开辟新的发展领域。正是这样一种勤于思考、灵活变通的精神品质，使得浙江人在市场竞争中能够游刃有余，如鱼得水，表现出比其他人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

在东阳庞大的泥水木匠队伍中，涌现了一支现代建筑大军；在“百工之乡”的永康，崛起了中国五金城；在“日出华舍万丈绸”的绍兴，建起了称雄全国的纺织产业基地；“红帮裁缝”的故乡宁波，则成了闻名全国的服装之都……正是这些世代相传的专业技能，加上头脑灵活、开拓创新的个性，使浙江在改革开放之初便迅速形成千家万户办企业的创业浪潮，而且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本土产业，为浙江的区域特色经济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新浙商对传统浙商文化的创新

相对于传统浙商而言，新浙商在继承传统浙商文化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突破和飞跃。

首先，新浙商群体的文化素质有了提高。如果说浙商第一代大多出身于农民，文化水平比较低，是在生存条件逼迫下走上创业道路的，那么浙商第三代则都是经过正规教育的高学历者，他们的创业是建立在一种激情和自觉基础之上的。“鲁冠球们”成为浙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选择，而“陈天桥们”成为浙商，则是在创业激情下的主动选择。新浙商的成功是建立在文化张力的基础上，靠的是一个“概念”或“理念”。他们的出现，预示着“草根”浙商已经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积淀在浙商文化传统里，现实中的浙商已经逐步向高文化素质群体迈进。

其次，新浙商给传统浙商文化掺入了更多现代科技文化。新浙商视野更加开阔，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理念、思维和战略运筹能力在不断提升，努力把握国内、国际市场竞争趋势。他们把先进科技作为市场竞争的武器，与传统浙商相比，所涉及的产品更加高端、科技含量更高，虚拟产品、电子产品层出不穷。例如美特斯邦威的虚拟服装工厂，雅戈尔的移动仓库，都把先进网络信息技术用到了企业管理中，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

新浙商与传统浙商相比还有一个突破，就是发展模式更加多样化。以前零星生产的个体经济发展成了有地域特色的块状经济，形成了一个个专业化产业区，建立了很多大型的专业市场。一些当初只从事简单产品生产的浙商，现在已成为国内乃至国际名牌产品的厂商。很多浙商意识到要做优做强企业，务必要做到产品经营、品牌经营、资本运作三位一体，于是他们借助证券交易所和地方资本市场两个平台，正在逐步完成从产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转型。

浙商的成长过程就是浙商文化不断丰富创新的过程。浙商文化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继往开来，不断接收新内容，博采众长，不断进取突破，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与时代发展相一致。

从传统浙商到新时期的新浙商，浙商文化在丰富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使浙商能应对各种不同的外部环境，能在各个商帮中脱颖而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浙商顺势而上，以海纳百川的魄力和胆识除旧迎新，积极应对国际国内新变化，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

文化不仅需要历史的积淀，也需要时代的创新，只有循着时代发展的脉络不断吸纳，不断沉淀，不断创新，才能被人们所接受，才能长盛不衰。浙商发展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浙商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充实、不断革新的过程。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一直是浙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浙商很少拘泥于条条框框，总是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商机，哪里有机会就往哪里钻。浙商的发展不只局限于创业时所涉足的行业，他们善于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不断向新的领域进军。比如，浙江的人民电器集团十多年前从生产电器起步，到开发各种成套电器设备，现在已经是一个集科技、工业、商贸金融、信息、房地产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大型集团了。浙商的眼光从来不只局限于国内，他们把视野投向全球，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相一致。比如，鲁冠球和汪力成已经开始摆脱家族制，放眼全世界，在美国收购了多家企业和上市公司，将事业真正做大做强。

从草根起步，从最传统的制造业起家，到现在的网络浙商、虚拟工厂、电子商务，浙商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沿。从开辟国内市场到进军国际市场，从家庭作坊到上市公司，从体力劳动到信息技术，浙商一步一个脚印，大胆创新，紧紧跟随时代步伐，走在潮流的前端。浙商文化也在浙商不断发展壮大、开拓创新的过程中不断积淀、不断丰富，体现着强烈的时代性，同时又引领着浙商向更高的台阶迈进。

（四）浙商文化带来的启示

浙商能实现原始积累，掘得第一桶金，除了头脑灵活、有胆有识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在浙商中“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极普遍的现象。浙江东冠集团从老板到员工吃住在工地、车间，在贫困中奋发，使企业不断壮大，就是个极好的例子。有学者曾用“四千精神”来概括浙商的创业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浙商才能够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善于发现和抓住一切机会，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在浙商眼中职业无贵贱、生意无大小，别人看来毫不起眼的东西，浙商都能做得红红火火。打火机利润微薄，温州商人却将这一市场做得很大；温州的“五把刀”，即菜刀、剃头刀、剪刀、皮鞋刀、螺丝刀，大部分人是不屑一顾的，但温州人却借以闯荡世界，使其成为致富的一条途径。可以说，吃苦耐劳、奋发图强的精神是浙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商人必备的精神。

浙商勇于探索、勇拔头筹，敢为天下先，争做时代弄潮儿。中国的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第一条民营铁路，都出在浙江。浙商敢于远离家乡四处闯荡，他们不仅走向全国，还走向世界，甚至去战火纷飞的地方。创业成功除了要有强烈的个人自主意识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要敢于冒风险，敢于突破。

浙商不喜欢张扬，不喜欢抛头露面，他们做事低调，讲究实效，能在创业成功后继续保持艰苦朴素、节俭理财的好作风。在经营中，他们求真务实，讲求效率，不图虚名，真抓实干，珍惜和认真对待创业成果，努力将其发扬光大。许多浙商致富不忘社会责任，积极回馈社会，报效国家。他们不仅捐钱、捐物、建希望小学等，还将企业的发展与扶贫结合起来，在贫困地区建立企业的生产基地，带动当地就业。

浙商信奉“以和为贵”，重视团队精神、合作共赢。浙江人结伴在外创业，团结互助意识很强。在欧洲，中餐馆大部分都是浙江人开的，带亲戚、带朋友，队伍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发展壮大。从亲友真心帮衬到同乡会、商会的有力支持，从个人、家庭持股到员工、社会持股，浙商把一个人的事业办成了多个人的事业，把多个人的事业办成了一群人的事业，把一群人的事业办成了社会的事业。目前，浙江商圈内，一种“经济共同体”的合作模式正悄然兴起，逐渐成燎原之势。许多浙江民营企业完成了第一次创业后成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但是当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进行二次创业时，光凭一己之力可能做不成，便产生了“抱团”合作的想法。如今，“抱团发展”成为浙商们的一个共识，也成为浙商的一个显著特征。浙商通过各种各样的商会来促成合作发展，商会主要承担行业自律、维权、组展、服务、协调、管理等职责。在企业诚信方面，商会起着非常大的约束作用。近年来，依托商会形成的诚信担保投资更是成为浙商“经济共同体”的一种特有形式。积极“抱团”，有助于浙商抓住我国深化改革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大机遇，有助于浙江产业整体升级换代。

浙商文化发展中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始终保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心态。浙商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当地文化和平相处，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与它们融为一体。这种带有中庸和谐的思想使浙商能快速打开并占领市场。当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需要这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心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地区发展的不竭动力。谁能率先冲破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式、树立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谁就能抓住市场先机、赢得竞争优势。浙商能够成长发展到今天，就是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结果。浙商以灵活、善于突破著称，从“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到“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充分反映了浙商的强烈创新意识。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浙商正是依靠着这股闯劲和冒险精神创造出了财富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