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长江三角洲南翼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市际竞争

本节以浙江省市域或县域为分析单元，首先定性刻画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市际差异，随后采用定量方法分析县际人才引力、文化资本等的差异。

一、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市际差异定性刻画

国内外学者提出，文化创意产业是以文化为生产对象和灵感来源，经过创造力和聪明才智的“加工”，同时借助高科技手段，生产出具有较高市场价值与经济意义产品的产业。不难发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至少需要有文化、人才、科技和政府支持等。其中，文化是创新的支撑点，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可为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多以地方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俗的精神内涵和物质形式呈现。人才是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条件。与区域社会人口相比较，高校师生是具有高素质的人才，他们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能够为地方政府或企业提供科研方面的帮助和贡献，故高校数量可以反映一地区人才资源的情况。然而，仅有文化和人才条件还不能支撑一个产业的发展，科技和政府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创意产业园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园区建设和发展往往会得到地方政府的资金、技术、基础设施、政策等支持，故本节用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来体现科技资源和政府支持度。

（一）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概况

首先，具有丰富的专业人才。浙江既拥有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宁波大学、温州大学等综合类高等院校，又具有中国美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等艺术类院校，还有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师范类院校。这些院校开设有书法、雕塑、动漫、设计、表演、传媒等各类艺术专业。截至2013年年，浙江高等院校本专科及研究生在校生人数101.74万人。充足的人才资源为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其次，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浙江不仅有越剧、婺剧、瓷器、丝绸、刺绣、剪纸、木雕、根雕、米塑等大量传统文化资源，亦有“吴越文化”“良渚文化”“商帮文化”“港口文化”和“海洋文化”等特色文化。截至2013年，浙江拥有6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个全国历史文化名镇、2个全国历史文化名村，深厚的历史底蕴为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创意资源。

第三，具有数量众多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浙江有70多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多数位于杭州、宁波、绍兴、温州等市。这些产业园有着完善的基础设施、大量的创意型人才，且类型多样、各具特色。

（二）各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比较

浙江省11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各具特色，主要从文化资源、人才条件、科技政策条件和其他条件四方面进行梳理如表2-3-1-1。

文化资源方面，浙江省11市的文化创意资源在历史文化、民间工艺、特色传统三方面各有所长，不分伯仲。①杭州、绍兴、宁波、金华、衢州、嘉兴和湖州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均已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杭州拥有“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和“南宋文化”；绍兴以其酒文化、桥文化和越剧闻名；宁波的商帮文化及港口文化是其特色；金华是婺剧文化的中心；衢州文化有吴越文化和徽派文化的综合特点；嘉兴的马家浜文化源远流长；湖州是丝绸文化的发源地。②温州、舟山、台州和丽水的历史文化资源虽不及上述地区丰富，却依旧独具特色。温州有瓯绣、黄杨木雕等丰富的民间工艺资源，被誉为“百工之乡”；舟山的海洋文化、宗教文化、军事文化将其与浙江其他地区区分开来，个性十足；台州有发达的民间工艺，其玻璃雕刻和刺绣等9项传统工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丽水有独特的瓯江文化和青瓷、宝剑、油画等丰富的民间工艺资源。

人才条件方面，浙江省11市均有高等院校为其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人才支撑，但地区差异大。①杭州拥有浙江大学等综合大学以及中国美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等艺术类专业院校为其提供创意专业人才，2012年底杭州有38所高校，在校生人数共计45.9万人。因此，不论是创意专业人才还是人才数量，杭州均是浙江的“第一”。②2013年底宁波拥有宁波大学等高校16所，在校学生15.3万人。在全省11个市中，宁波的人才数量仅次于杭州，但因缺乏艺术类院校而创意专业人才不足。③金华、温州、嘉兴和绍兴的高校在校生人数虽不及杭州和宁波，却明显优于浙江其他市；其中，金华有浙江师范大学和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为其提供充足的创意专业人才。④湖州、衢州、舟山、台州和丽水的高校在校生人数少，人才资源缺乏。

透过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看科技政策条件。浙江11市中，杭州和宁波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最多，其次为温州、金华、嘉兴、台州、湖州、绍兴；而衢州、舟山和丽水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最少。这间接反映出，杭州和宁波市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科技政策支持力度最大，衢州、舟山和丽水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其他支持条件方面，对于杭州、宁波、温州、金华、绍兴和台州而言，雄厚的民间资本和产业基础为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奠定扎实的经济基础；杭州、丽水、衢州、湖州和舟山具有良好或独特的生态环境优势；而湖州、嘉兴和舟山的优越区位条件，为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极大的便利。

二、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人才条件地域分异

省域竞争即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引力的强度决定了各省未来发展的高度。通常一个区域人才环境的优劣决定了区域的人才引力强弱，可通过刻画区域人才环境予以体现。国外人才引力研究集中在影响人才流动的因素和产业集群对人才的引力方面。博格提出了人才为了改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推拉理论”，指出人才的流动是由于流入地有利于人才改善生活环境的拉力和流出地不利于改善人才生活环境的推力共同造成的；斯托特从心理因素角度分析了人才流动原因；马金斯基从工作关系、个人、经济机会三因素讨论了人才离职的原因。马歇尔指出较大规模的产业集聚可以为工人提供集中的、更有保障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吸引人才聚集；波特认为产业集群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会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区域集中在省级区域人才引力比较、城市人才吸引因素；研究内容聚焦在人才引力因素及其评价指标体系、产业集群的人才引力差异、人才引力现状与提升策略。梳理发现新兴产业集群较传统产业集群人才引力强，经济因素是影响制造业集群人才引力的最重要因素；人才引力受多维因素的影响，可以围绕“数量—素质—培养—流动”或“经济发展—生活服务—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就业保障”两种视角构建指标体系，关键在于厘清人才引力与其变量的相关特征；人才引力现状评价与提升对策以“吸引理论”或“人才二次吸引”为基础，采用因子分析法、系统动力学建模、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等方法进行定量评估，从而提出政策调整措施。

总体而言，国内外人才引力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是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实证和定量分析依然比较缺乏、区域人才引力评价指标争议较多，县域层面的研究较少。市域、省域的人才环境评价宏观性、综合性强，然而不够精确。县域人才环境评价不仅具有综合性、定量性、宏观性、指导性强的特点，而且能够精细反映省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质量，以及培养人才、发挥人才潜力的各项客观条件。因此，通过县域人才环境因素变化分析全省宏观人才环境构建中的得失日益受到重视。

（一）研究方法

1．人才引力影响因子选择

美国心理学家勒温的人才场论指出，人才环境对于人才能力发挥有很大的影响。宏观层面看，影响人才聚集的环境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生态、政治制度等；微观层面看，区内收入、消费、文化、治安、交通、教育、医疗、工作、生活、政策和市场等都对人才向区域聚集有一定影响。考虑到指标的可操作性、可比性和可获得性，本节构建了包括经济实力、科研教育、人才发展、城市发展的人才引力指标体系（表2-3-2-1）。

（1）经济实力：是一个地区竞争力评价中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吸引人才、促进人才成长的根本因素。只有拥有良好的经济实力才能够为人才提供优越的研究环境和生活条件，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人才潜力。此外，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有利于本区域人才的培养，同时也有利于区域稳定流入人才。人均GDP反映了区域规模的扩张；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反映了区域内职工的收入水平，收入越高对人才吸引力越大；人均进出口总额反映了区域内外经济的联系程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了区域内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住房是人才最关心的因素之一，人均购买商品住宅面积可表示区域的住房环境。

（2）科研教育只有是提供给人才的优秀科研和工作环境，能让人才发挥出他们的最大价值。对于高素质人才来说，他们都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能否让后代接受优质的教育也是人才选择居住地点的重要因素。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重反映了政府对科技研究的重视程度，教育从业人员占总职工数、教育投入占GDP比重、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反映了区域的教育质量，每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反映了区域的专业教育水平。

（3）人才发展：在经济基础上，人才还关心就业、创业和发展的各种服务和保障的“软环境”。政府通过设立一系列的保障政策、搭建各种人才服务平台，使人才流动自由、交易手续简便，用法律保障人才权益。选取引进高层次人才数、人才服务中介机构数、人才市场应聘人数、累计博士（后）人才数来反映政府为人才发展提供的服务环境。

（4）城市发展：当人才在考虑是否向一个区域流动时，不仅会考虑区域的经济水平，而且会考虑区域的发展规模、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诸多因素。城市人口规模可表示城市发展规模，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废水排放达标率和废气处理率的平均值作为“三废”综合处理率可反映地区废物处理状况，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可反映城市绿化环境状况，每万人拥有病床位数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可测度区域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

2．人才引力分析模型

首先需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其中，Yj和Sj分别是第j个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n为样本容量；P为指标个数，Xij为第i个地区的第j个指标值；i=1,2,3, …, n; j=1,2,3, …, p。

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将变量分组，在保证信息不丢失的情况下，试图用最少的因子来解释繁杂的原始变量，揭示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每个城市的综合因子变量得分计算公式为

式中dj是第j个公因子的贡献率，fij为第i个城市第j个公因子的得分，z为选定的公因子个数。

3．人才引力空间变异分析模型

1）空间权重矩阵分为空间邻接标准和空间距离标准，采用空间邻接标准的表达式为：

2）空间自相关的测度，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的公式为

式中，Xi、Xj为区域i、j的观测值；为所有属性的平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表示区域i、j的空间关系。I值越趋近于1，表示正相关性越显著，即相邻空间单元相似性越强；值越趋近于-1，表示负相关性越强，即相邻空间单元差异性越强；I值越接近于0时，则表明相邻空间单元相关性越弱。通常通过标准化统计量Z-score得分检验来验证假设是否成立。Z-score的计算公式为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一个总体指标，无法准确描述局部的相关性。在区域总体差异减小的情况下，局部的差异很有可能变大，因此需要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来准确描述区域空间差异的变化趋势。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 Moran's I的数学统计式为

式中，Zi是Xi的标准化量值；Zj是与第i区域相邻接的属性标准化值；w'ij是按照行和归一化的权重矩阵。Moran散点图的横轴对应变量的所有观测值，纵轴对应空间滞后向量的所有取值。空间滞后就是该观测区域周围邻居观测值的加权平均。

（二）浙江省域人才引力空间分异特征

1．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2013年浙江省地方生产总值和人均GDP分别位列全国第4与第2位（港、澳、台除外），是全国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但是浙江省人口受教育水平却在全国排名中落后于部分中西部省份。《2013年浙江省非公人才发展报告》调查显示全非公单位（企业）高级人才比例仅为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十年是浙江省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全面实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加速与国际高接轨的重要时期，人才是其核心力量，因此提高人才吸引力、优化人才结构是浙江省的重要议题。本节以浙江69个县（市/区）为研究单元，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2014》、浙江省各县市2014年统计年鉴以及浙江省各县市统计局网站。

2．各县市人才引力评价

选取2013年浙江省69个县市单元1102个数据指标进行分析，首先根据式2-3-2-1将数据标准化，然后将标准化后的数据用SPSS19.0进行因子分析法。分析显示19个指标间的KMO值为0.787，大于0.6，这表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很高，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法；选特征根大于1的3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度为87.41%，表明这3个因子包含了浙江省人才引力因素的绝大部分信息，基本可以代表前述19个原始变量的变化，旋转因子载荷阵、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积贡献率见表2-3-2-2。

如表2-3-2-2所示，69个县市三个主成分公因子的贡献率依次为0.42628、0.23921、0.20856，由此可以得到各城市综合因子评价公式：

其中，F1、F2、F3依次为第一、第二、第三主成分的得分。根据公式，综合得分排序得到浙江省县域城市2013年人才引力排行榜（见表2-3-2-3），受篇幅限制，此处只列出综合得分前后各15名的县（市/区）。

表2-3-2-3显示综合人才引力前三名是舟山市辖区、杭州市辖区和宁波市辖区；经济科研和人才扶持引力因子评价结果中得分前三位均为杭州市辖区、宁波市辖区和舟山市辖区，得分最低的后三位分别为云和县、景宁县、松阳县和文成县、磐安县、庆元县；城市生活因子得分最高的前三位为舟山市辖区、平湖市和温岭市，得分最低的后三名依次是开化县、泰顺县和浦江县；经济科研因子、人才培养扶持因子、城市生活因子得分高于均值的县域单元分别有27个、31个、50个，综合引力得分高于均值的县域单元有32个。此外，在各项单项因子评价中标准差结果中，综合引力标准差最小，人才扶持培养引力标准差最大，这表明浙江省各县域城市人才扶持培养引力差异最大、综合引力差异最小。

3．各县人才引力空间分异特征

（1）人才引力的全局空间分异

空间分异能够准确地刻画县域人才引力强弱的空间分布，因此利用Moran's I定量分析浙江省各县人才引力的空间差异（表2-3-2-4）。全局自相关三个因子值及综合因子的Moran's I都为正值，呈空间集聚现象，表明浙江省县域人才引力存在十分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即人才引力强的县市和人才引力强的县市相邻接、人才引力弱的县市和人才引力弱的县市相邻接的现象十分明显。因此可以推测出整个浙江省内区域人才引力空间分异明显，存在人才引力“两极化”空间。

（2）人才引力的局部空间差异分析

使用表2-3-2-3中各因子得分及人才引力综合得分建立数据库，借助ArcGIS10.0的自然断点分级处理数据，得到2013年浙江省人才引力各因子的空间分异图，并计算得到2013年浙江省人才引力各因子的空间分异的Moran散点图（图2-3-2-1）。运用ArcGIS10.0自然断点法和Geoda0.9.5-i软件作出2013年浙江省经济科研因子Moran散点图，如图2-3-2-1（a）所示。散点图有76%的点落在一、三象限内，表明浙江省县域的经济科研引力在空间上有高值簇和低值簇的现象，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分异格局。LISA集聚图显示，在经济科研引力上，宁波和舟山形成高高集聚，在丽水几个县市和江山、仙居及岱山形成低低集聚，分异明显。由此可知，浙江省科研经济引力格局呈南北两翼高、中间低、浙东北经济科研水平高于浙西南的格局，与自相关分析结果相符合。

2013年浙江省人才扶持因子Moran散点图如图2-3-2-1（b）所示。人才扶持引力的空间差异较大，绝大部分点落在一、三象限内，占78%，呈明显的集聚性。Lisa集聚图显示宁波和舟山的自身和周边水平都比较高，衢州市辖区和丽水市辖区的人才扶持引力高于周边县市，有利于带动周边县市。人才引力分布图显示浙江省11个市辖区人才扶持培养引力较高，但是强度总体偏低，市辖区向周边辐射力不是很强，总体上浙北地区明显强于浙南地区。

2013年浙江省城市生活因子Moran散点图如图2-3-2-1（c）所示。由图可知，大部分点落在一、三象限，第三象限的点多于第一象限，低低集聚现象明显。观察LISA集聚图可知，浙南、浙中和浙北共有10个县市显示为低低集聚，分布较为均匀。江山市和东阳市城市生活引力高于周边县市，呈高低集聚，舟山群岛呈高高集聚。观察城市生活因子分布图可知，浙江省城市生活引力格局相较于前几项格局分布较为均衡，这和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吻合，其原因是因为东部县市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服务相较于西部县市较好，西部县市的自然环境优于东部县市。

为了进一步明晰分异趋势，本节利用浙江省69个县市数据来聚类分析表2-3-2-3中各主成分因子得分，得到表2-3-2-5，显示2013年浙江省县市人才引力区域类型差异：浙江省人才引力环境优劣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地带性格局，强人才引力县市主要集中在浙江东部及东北部地区，引力较弱的县市主要分布在浙西南地区，形成以湖州、嘉兴、杭州、宁波的市区为核心，温州、台州的市区为次核心，南北两头较强，中间较弱，东边较强，西边较弱的地理格局。

（三）结论

本节利用人才场论构建包括经济实力、科研教育、人才发展、城市发展在内的人才引力评价指标体系，综合集成因子分析与空间自相关，构建县域人才引力计量模型；随后以浙江省为实证甄别出人才引力的核心因子——经济科研、人才培养扶持、城市生活。浙江的实证表明本节构建的人才引力综合评判模型具有科学性、可行性。研究发现：（1）县域层面看，省域人才引力的核心因子是经济科研、人才培养、城市生活等；（2）影响浙江省县域人才引力的各因子空间分布具有正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经济科研环境引力格局呈现浙东北部城市高于浙西南部城市，人才扶持培养引力较强的县集中在各地级市辖区及杭、嘉、甬的部分县级市，城市生活引力格局呈现集聚单元均衡分布态势，自然环境质量较高的市辖区引力相对较强；（3）将浙江省人才引力各因子及综合得分进行系统，可发现人才引力强的县市大多集中在浙北，形成以环杭州湾地区为人才吸引核心、以温台沿海城市群为人才吸引次级核心的格局。

为此，应重点扶持衢州、丽水的经济低洼县的经济发展，提升产业层次，培育地区的特色产业，缩小其与发达县市的经济差距。（1）以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人才引进的环境，健全县域人才引进、流动、评价、激励的政策体系，完善人才市场运作机制；各市辖区要有针对性地向周边县市输送合适的人才，做到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互动。浙西地区县市要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化人才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地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浙东地区县市则主要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布局优化，重点开展环境整治建设，提高地区的环境质量。（2）浙江省层面看，必须协调好省内南、北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交通廊道建设，提速省内板块间相互协作；浙北地区要继续保持经济优势，同时向浙南地区输送企业和教育资源，促进产业升级；浙南地区应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着力打造合适的特色发展模式。

三、浙江省文化资本多尺度地域分异及其经济影响

区域经济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长三角地区日益严重。长期以来，学界热衷从经济现象本身去寻找答案，包括自然资源决定论、资本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学说，忽视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文化与经济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微观角度看，文化因素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有重要影响；宏观角度看，文化因素还对经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学视域经济与文化关系研究经历了“合—分—合”阶段，如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约翰·穆勒认为文化约束甚至比个人利益追求更能影响人的精神行为；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将文化因素作为经济分析的既定前提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19世纪70年代后，经济学又将文化纳入经济分析过程，集中探讨文化作为模型的外生变量（将经济和文化视为并列因素），对文化和经济在本质上是一个整体（文化只是经济现象的一个特例）进行论证。21世纪以来，文化与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不可忽视文化影响。显然，文化之于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资本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文化的传承与积累形成一种特殊的资本——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Throsby将文化资本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并把文化资本看作一种经济现象，认为文化资本变量可以和生产过程中其他形式的资本变量一起发挥作用，应用于文化和经济增长决定论模式。自2004年文化资本概念被引入中国后，有关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涌现。早期以定性分析为主，如金相郁从文化经济学角度阐释文化与经济间关系，并认为经济主体是消费者、企业与政府，通过三种主体的经济行为发挥文化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高波等认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具有报酬递增特性，制约着人们对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选择。随后的实证分析以全国尺度研究居多，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估算文化资本存量，并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现有研究仍有如下问题亟待深化。（1）文化资本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经济学领域，前者注重对文化资本的产生、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研究，后者注重对文化生产、积累以及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探讨，忽视了文化资本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2）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文化禀赋，文化资本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关于文化资本区域性的测度局限在国家、省域层面，小尺度的精细化研究仍相当匮乏，文化资本的尺度效应解析成为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动因识别的困境。为此，本节以浙江省为案例，以企业家精神衡量文化资本区域差异和动态变化，从省域和县域层面对浙江省文化资本区域差异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进行实证，以期全面解析文化资本的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丰富文化经济的区域增长分异研究。

（一）文化资本的内涵与测度

1．文化资本的内涵与特征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类所能获得的才能和习惯等。文化的基本内涵由两部分组成：传统和与人们有关的价值。社会学角度文化资本总结为：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与生活方式，其具有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文化制度三种存在形式。文化能力是指具体的状态，是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文化产品是指客观的状态，如书籍、图片、工具、机器、词典等文化商品，这些文化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呈现，又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文化制度是体制的状态，是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原始性的财产，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经济行为角度文化是指人们所选择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鉴于此，将人们所习得的能够为其未来带来收益的特定价值观体系称为文化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收入的资本化。文化资本不仅是人类走出蒙昧所积累的第一笔资本，也是每个人一生中开始积累的第一笔资本。Throsby认为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它除了拥有经济价值外，还贮藏或提供文化价值。该解释兼顾了具体的、物质的方面和抽象的、精神的方面。本节认为文化资本是能够以财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作为人类劳动成果的文化价值的积累，是指能够为其未来带来收益的特定价值观念所组成的体系，文中特指浙江历史悠久的商业传统和“悯商重贾”的从商风气对企业家价值观体系所造成的影响的那部分。浙江文化资本在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企业家是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在生产的过程中企业家投入的正是这种稀缺的资源。

2．企业家精神与文化资本的测度

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文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是通过文化—经济主体行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企业家是文化—经济行为的核心构成，企业家身上体现出创新和创业精神是其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文化资本积累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它还得到大量事实证明。文化资本视角能够较好地解释企业家精神所表现出来的空间与时间的重大差异，显示出企业家精神形成与变迁的一些内在特征。因此企业家精神是文化资本的核心，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测度是文化资本量化的重要手段。

创新精神、创业精神反映了企业家价值观的不断扩展和创新，或者说是企业家文化资本的持续积累。创新精神并不只是指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发明，还指价值观的创新。无论是采用一种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还是开辟一个新市场，利用一种新资源，实现一种新组织，这些都意味着企业家价值观体系的扩展。如从需求角度看，企业家精神体现为将更多的消费者的价值观纳入自身价值观体系，使其不断扩展，发现和挖掘消费者新需求，开始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同时，从制度变迁看，浙江省制度创新源于浙江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鉴于此，本节以专利授权量为创新精神的代理变量，以私营企业单位数量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为创业精神的代理变量，对浙江省文化资本进行测度。

（二）浙江省文化资本的动态变化与空间分布

1．研究区域概况

截止到2013年，以县域为分析单元，浙江省共有67个县（市/区），包括浙江省的11个地级市区、21个县级市、34个县、1个自治县，共计67个研究单元。自2014年以后，浙江省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微调，鉴于县域数据统计和统一性，故相关行政区划仍以2013年为基准进行数据整合。相关数据源自《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以及各个市的统计年鉴。

浙江是一个依靠民营资本发展起来的经济大省。改革开放后，浙江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发展迅速，自1988年6月国务院颁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来，浙江一大批个体工商大户向私营企业发展，个体工商户规模持续扩大，至2013年私营企业单位数增至72.3万个。浙江从“资源弱省”跃升为“经济强省”。浙江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与浙江传承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浙江文化里一直流淌着一种创新冒险的精神气质，一种大气开放而能兼收并蓄的生活态度，一种理性务实的人生追求，一种“工商皆本”的价值理念。这是源于越文化，融入现代元素，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形成的“浙江精神”。

2．浙江省域文化资本的动态变化

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始于2004年，并先后于2008年、2013年进行普查，浙江省2004年私营企业单位数为21.85万个，到2013年私营企业单位数增至72.3万个，近十年增加了2倍多。这表明浙江私营、民营企业急剧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乡镇民营企业异军突起，浙江省2004年、2008年、2013年专利申请量呈现逐年递增趋势。截至2004年，累计申请专利137876件，授予专利权85770件，分别位居全国第三位和第二位。2013年浙江省专利申请总量为29.4万件，授权量为20.23万件，均保持全国第二位。每万人专利授权量从2004年的18.74件增加到2013年的41.91件。这表明从2004年国家第一次经济普查到2013年第三次经济普查，浙江省创新精神不断增强，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伴随着综合创新与创业精神的不断强化，以创新和创业为核心的浙江人文精神逐步形成，浙江省文化资本显著提高。

3．浙江省县域文化资本的空间分布

基于2013年浙江省67个县域的每万人专利授权量、私营企业单位数量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三个指标，计算浙江县域文化资本综合水平值，来衡量浙江县域以创新和创业精神为代表的企业家文化资本的空间分布；然后基于ArcGIS10.2自然断点法，将浙江省各县区文化资本指数分为很低、低、中、高和很高5个等级。由此可知，浙江省文化资本区域分布差异显著，具有南北分异、东西分异和高值东北集聚、低值西南集中的特征，且呈现以杭州、宁波、金华—义乌、温州—台州等地区为高值核心区的空间格局特征。

（三）浙江区域文化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

1．县域层面的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的计量分析

在县域层面，选择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个指标作为经济发展变量；选择每万人专利授权量、每万人私营企从业人员作为文化资本代理变量来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通过相关分析，对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描述，选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每万人专利授权数量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中度）正相关，每万人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度正相关，与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不显著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县域层面，相比于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浙江省专利授权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文化资本的增强，对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促进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表2-3-3-1）。

2．省域层面的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计量分析

在省域层面，首先运用1990—2014年浙江省私营企业从业人数、专利授权量、地区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区就业人数的数据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计算。如表2-3-3-2所示，结果表明，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专利授权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区就业人数4个变量均为高度正相关，且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与经济增长变量的相关性较强。这表明创业和创新精神对浙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且创业精神文化资本的经济效益更为显著。

3．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升量研究

为进一步实证检验文化资本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节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Yi表示总产出，用第i地区生产总值（单位：亿元）表示；Ki表示资本投入，用第i地区固定资产总投入（单位：亿元）估算；Li表示劳动投入，用第i地区就业人数（单位：万人）估算；Hi表示第i地区专业技术人员，在此用地区专利授权量（单位：件）表示；Ei表示第i地区企业家人数，用地区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单位：万人）表示；α、β、η、γ分别表示资本、劳动、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家的产出弹性。

对公式2-3-3-1取对数，即为：

对公式2-3-3-2进行适当的修正，得到以下计量模型：

式中，μ0表示常数项。本节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资本中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测度与检测。

为更精确度量浙江文化资本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以地区GDP的对数lnY作为被解释变量，以lnH和lnE作为反映区域文化资本的代表变量，以lnK和lnL来描述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文化资本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运用1990—2014年浙江省统计数据，进行向后筛选策略的多元回归分析，经过两次完成回归方程的建立，剔除的变量为代表人力资本存量的地区就业人数lnH。最终回归方程为：

模型拟合的结果表明统计量：物质资本存量lnKi为6.645；专利授权量lnHi为3.09；私营企业从业人数lnEi为2.508。最后一次筛选得到R2为0.997，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从文化资本角度看，被解释变量与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系数为正，说明文化资本对浙江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且相比于创新精神的代理变量，私有企业从业人数作为创业精神的代理变量对于浙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当以地区GDP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时，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年增加1个单位，地区GDP就增加0.259个单位。以上表明，在著名的温州模式、义乌崛起的背后，浙江敢为人先、勇于拼搏的创业精神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正是这种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的能动作用形成了浙江经济发展的特色。

（四）结论

基于浙江省县域和省域两个层面的数据，对浙江省文化资本区域差异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浙江省文化资本动态变化特征明显通过对以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和专利授权量为代表的文化资本的测度，表明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创业创新精神不断增强，且随着宏观环境的改善，文化资本增长的速率逐渐加快。（2）浙江文化资本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从总体上看浙江地区都属于越文化，但是由于自然和历史条件，形成了浙东北创新文化区和浙西南保守型文化区，故浙江县域文化资本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形成南北分异、东西分异和高值东北集聚、低值西南集中的特征，且呈现以杭州、宁波、金华—义乌、温州—台州等地区为高值核心区的空间格局特征。（3）浙江省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且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具有尺度性。在县域层面，专利授权数量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中度）正相关；私营企业从业人数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度正相关，与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关系不显著。在省域层面，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都表明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和专利授权数量对浙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且创业精神比创新精神指标的影响程度更大，表明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具有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