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意识形态话语权

“概念的形成是推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它是我们进行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任何科学的研究都必须以明晰的概念作为其逻辑起点，意识形态问题也不例外。意识形态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多种要素、丰富内容和强大功能的庞杂体系，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的那样：“过去两百年间，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外一直在辩论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如果说存在着有争议的概念，并且给最有争议的概念颁奖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会当之无愧地名列第一。”一直以来，许多研究都紧紧围绕着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展开，几乎每个试图给意识形态下定义的理论家都试图将自己排除在意识形态范围之外，但事实上都无一例外地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此，如果要对意识形态做一个清晰完整、颇具说服力的概念界定，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笔者结合学术界其他专家学者的观点，尝试性地对意识形态的概念加以概括阐明。

意识形态是一个涉及哲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要研究范畴。意识形态概念是随着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而出现的。不过，迄今为止，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各方学者仍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甚至存在着较为激烈的争议和明显的学理分歧。第一次提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特拉西伯爵（Count Tracy）。他在1796年提出用“ideology”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特拉西指出，作为观念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研究的是认识的起源、界限，以及认识的可靠性程度的问题。除了理论上的、哲学认识论上的意义之外，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特拉西还赋予了意识形态学说以实践的意义：“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意识形态是负有社会使命的，它的目标在于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基于这一主旨，特拉西和他的“信徒”们曾设计了一种国民教育制度，以期把法国改造成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特拉西伯爵的这个定义并没有成为意识形态概念的唯一定义，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界对意识形态的界定也发生了改变。

（一）什么是意识形态

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使其成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不可回避的开创性人物，但他热衷于从观念到感觉的还原工作，而忽略了对意识的社会历史本质的研究和思考。相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未曾袭用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很少提到“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但他以批判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将“异化”和“教化”概念引入意识和精神发展领域，阐述了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意识形态，揭露和说明了现实世界的异化现象和教化的虚假性，为“意识形态”概念的根本转折指明了方向。在激烈的理论与实践斗争的“炼狱”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应运而生。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创立者，但却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人。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学说，是其哲学思想史上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侧面。

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

与西方其他学者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具有自身特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主要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晚期的著作中，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并走向成熟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1）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由不同观念组成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社会的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将意识形态视为观念的上层建筑。

（2）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

在马克思看来，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的理论基础，因而其又以“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这一形式出现。

（3）意识形态是生活过程反映于人脑中的结果

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所决定。“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der ideologischen reflexe und echos）。”在这里，马克思将意识形态视作社会的产物。

（4）语言是表达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载体

“‘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本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根据这一原理阐释了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结构关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诞生之日起就比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更具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非常深刻，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

第一，社会意识不仅被社会存在所决定，而且是人类社会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就是其存在的具体体现，意识在无论何时均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故而，“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形态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具有决定性功能，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社会存在主要包括某个具体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及政治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意识形态被马克思视为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他形成的结论性看法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由宗教、哲学等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做了详尽而深刻的阐释。他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出发，立足唯物史观，深入阐发了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一观点，从而走出了把意识形态看成人们随心所欲的观念这一认识误区。在他们那里，建立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社会物质生活是诸种意识形态的源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之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社会关系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矛盾，即前一对矛盾是后一对矛盾的实践本质。这样一来，他们就在唯物史观的范畴体系中将“意识形态”容纳了进来。

第二，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鲜明的阶级性，是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集中反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对此做了精锐的剖析。他们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对他们的这一经典论断加以推演可以发现，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划分依据，并与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容相结合，意识形态可以划分为奴隶主意识形态、封建主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也集中地反映了意识形态演进的四个阶段。当然，我们对特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之考察不能简单地与上述四种类型意识形态中的某一种进行简单的直接对应，而应注意到每个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都有其高度复杂性，并呈现为一种混合体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混合体往往由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组成，即体现这一特定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意识形态，体现被消灭的过去的统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意识形态残余，体现当下该社会中正在出现的新的社会因素甚至是新的阶级之利益和要求的新的意识形态。这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既存在着相互争夺思想阵地的斗争关系，同时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渗透关系。列宁在充分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又将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的一个典型体现就是，他率先实现了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统一，从根本上区分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对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之不可调和性进行了深刻阐述：“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列宁的这一论断旗帜鲜明地给意识形态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其阶级性特征异常明显，其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化规律的分析又是非常科学的，这就将科学性与阶级性有机地整合到了一起。由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严格的科学性，因而其必须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彻底划清界限，并持之以恒地与之展开斗争，直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取得最终胜利，这一斗争才会结束。

第三，意识形态作为由观念构成的上层建筑，存在能动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将其视为物质世界的被动分泌物。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不是社会存在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被动反映，其能够积极地加入社会关系建设中来，并为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提供思想支持，有时甚至可能演变为一种“物质力量”。从恩格斯晚年的那些书信中不难发现，他非常睿智地发现了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所能产生的能动作用。他强调，一直以来，马克思和他本人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经济基础而非上层建筑。然而，意识形态作为由观念组成的上层建筑，既存在相对独立性，又能够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恩格斯在1890年给约·布洛赫写了一封信，其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能动作用的理解一直立足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维度。关于该维度，还可以从他们的这一论述中获得印证：“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列宁、毛泽东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前述的重要观点。列宁认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总是高度地评价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强调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历程，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相伴着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文化，对人类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属于精神世界的东西进行了有效的改造，并由此对物质世界的改造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通过能动地作用于该社会中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造就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精神动力。

第四，要对工人阶级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武装。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阶级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具有反映着客观真理的科学性和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指导无产阶级为获得解放而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列宁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增强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教育的自觉性。在列宁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列宁非常敏锐地发现，无产阶级意识在自发形成的工人运动中无法自动出现，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开展意识形态教育才能实现。列宁曾非常深刻地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这恰恰导致了工人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由于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灌输。这种灌输，就是“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意识形态具有三重含义，即作为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史观，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动力的意识形态。当前，人们大多从“思想上层建筑”层面来理解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反映特定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具有相当程度流行性的，对社会、政治做出根本性规定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为观念、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态。概言之，无论对意识形态概念做出怎样的界定，它都是一种具有阶级属性、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理论体系，只要有阶级和国家的存在，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终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中包含的重要思想属性与阶级特性，是指导我们研究网络意识形态的“伟大认识工具”。

2．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定义

在近现代西方学者那里，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大多立足社会学或政治学的学科视角，并主要关注意识形态的功能。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则将意识形态看成“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

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Duverger）将意识形态界定为“一种维持或摧毁、维护或批判一种社会所采取行动的依据”。德国知名学者弗朗克·菲德勒（Frank Fiedler）、奥托·苏格尔（Otto Sogel）则指出：“意识形态是阶级意识。它是一切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美学的和其他思想的总和。这些思想是一定社会形态中一定阶级的历史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状况，它同其他阶级的关系和矛盾的观念表现。意识形态表达了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德国哲学家阿·科辛（Alfred Kosing）在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词典》一书中则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并把社会意识理解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一个确定阶级的社会观念的总体，意识形态所表达的是这一阶级的历史——社会状况和利益，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匈牙利著名学者卢卡奇（Lukacs）认为，“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对现实的思想描述形式，它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和有活力”，他还指出，“社会斗争的工具”之一就是意识形态。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葛兰西深受卢卡奇的影响，概括出了“有机的意识形态”和“任意的意识形态”这两个术语：“有机的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持肯定态度，即将意识形态视为反映社会结构的一种形式，并为现代生活所必需；“任意的意识形态”则对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即将意识形态看成一种个人思辨，是关于社会历史的歪曲的反映形式。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贝尔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观点。在他看来，那些“原本能够让激进的知识分子产生革命冲动的意识形态，那些原本能够与幻想性观念互换使用的意识形态，那些原本能够成为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都走进了死胡同”。与贝尔观点相似，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社会学研究是有可能摆脱意识形态价值的，也只有当其祛除意识形态偏见时，社会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福山于1989年夏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当西方国家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之后，人类的意识形态可能就走到了终点，而人类统治方式也走到了最后一种。几年以后，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指出，在“自由、民主”发展到顶峰之后，人类对于合理社会制度的探求到此已告一段落，人类社会进入了“天下大同”的新时期。苏联解体后，福山指出：“专制主义国家是建立在一个明确的、能全面了解人生活的意识形态之上的。专制主义试图完全摧毁文明社会，寻求对其公民的生活实行完全的控制……专制主义国家希望通过控制新闻媒体、教育和政治宣传来改变人的信仰和价值结构”。美国哈泼·科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意识形态进行了解释和界定，其中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人与社会本质的政治信念的综合体系；是一种最好生活方式和最佳社会机构安排的观念的有机集合体。”还有的西方学者从贬义或否定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如美国学者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认为，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组系统的僵硬的教条和信条，人们根据这些教条和信条试图了解世界，并试图保存或改变整个世界”。

苏联科学院的哲学教研室在1981年编写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一书中指出，意识形态是通过阶级或整个社会的利益、理想和目的的棱镜而反映社会关系的观点、思想和理论原则比较完整的体系。意识形态包括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及宗教的观点和理论。苏联学者费·瓦·康思坦丁诺夫（F.W. KOHCTaHT'HOB）在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一书中强调，意识形态是“直接或间接反映社会的经济特点与社会特点，表现社会一定阶级的状况、利益与目的，旨在保存或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观点的体系”。

如果“洞穴比喻”和“理念世界”可以看作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意识形态问题最初的猜测和思索，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培根的“四假象说”被称为意识形态概念的“催化剂”也是当之无愧的。培根在《新工具》（1620年）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假象说”，即：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成为意识形态概念诞生的第一个先兆。所谓“假象”，即种种先入之见和错误观念盘踞在人们的脑海中，不仅难以克服，还容易形成各种偏见或成见，时刻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使人难以形成新的、科学的观念。只有克服这四种假象，才能让真理住进人们的内心深处，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认识。

20世纪20年代，意识形态研究开始在西方社会复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遗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成为其复兴的重要助推力，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社会学、实证主义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家和活动家们纷纷开始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葛兰西明确拒绝贬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是第一个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的人，他认为学校、教会、宣传媒介、团体、党派或组织等都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主张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另外，葛兰西还提出著名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以及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新的战略等理论，对西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年）中系统介绍了知识社会学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新见解，提出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即“特殊的”意识形态是指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虚伪地掩饰自己、丑化对方的意识形态；“总体的”意识形态是指“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具体的历史—社会群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曼海姆是站在纯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来谈论超阶级、超党派的意识形态的，因而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两大阵营冲突和斗争的一个经典缩影。但不可否认的是，曼海姆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问题，并显现出从“描述性”或“中性”立场理解意识形态的认识趋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泰德·溢格尔将意识形态理解为认识批判的一个概念，既摈弃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又坚持了与曼海姆意识形态概念不同的研究方向，他认为意识形态既然是虚假的，就应该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形成符合现实的科学的理论认识。但泰德·溢格尔淡化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对意识形态采取否定的态度，把意识形态变成一种纯粹的知识形式，偏离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立场。

综上所述，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国外学者存在着多种解释，且这些解释之间具有很大差异。不过，无论他们对意识形态概念做出肯定性界定抑或是否定性界定，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又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因此，他们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难免会带有种种局限甚至是偏见。总的来说，在西方学者的理论系谱中，“意识形态”在使用时主要有褒义的、描述性的、贬义的三种性质。意识形态在被看作褒义时，通常是指意识形态是在为实现某一既定目标时，而使利益相关者采取统一集体行动的强大“驱动力”。大多数学者将意识形态看作一个实体性概念，即“描述性的”或“中性化的”含义。在这些相似或迥异的思想理论中，既包含着一些积极的成分，也包含着一些消极因素，如否定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误读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等。所有这些理论，都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认真研读各种意识形态概念所蕴含的真正内容，在批判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对意识形态概念比较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3．国内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定义

在我国，学术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界定，虽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性的概念，但大多大同小异。根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词典》关于意识形态的界定，意识形态可以“称‘社会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总和。它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以特定的形式和较为严整的体系反映社会存在，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意识具有阶级性，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认为，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辞海》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亦称“观念形态”，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促进的或阻碍的作用），在特定的经济基础改变后，反映该基础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并发生一定的影响。自从阶级产生以来，社会意识具有阶级性，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代表先进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对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而先进的社会意识是在同旧的社会意识做斗争中产生的。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20世纪90年代，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形成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学者大多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进行研究。学者俞吾金教授在认真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后，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指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树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特征就是自觉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俞吾金教授侧重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将意识形态看成是上层建筑，其体现为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学者侯惠勤教授将意识形态界定为以政治信仰为核心的关于社会生活的思想体系。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阶级、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认识现实社会关系的结果。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系统，包括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和观点。可见，侯惠勤教授同样从阶级分析着手，将意识形态看成是一种以政治信仰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俞吾金教授和侯惠勤教授都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意识形态加以考察。宋惠昌教授亦将意识形态看成是上层建筑，是代表一定社会阶级利益的理论体系。著名学者邢贲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具有较深层次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自觉而系统的反映。与宋惠昌教授相同，邢贲思亦立足社会政治哲学学科视角，把意识形态看成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学者王缉思强调：“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有学者也提出：“从概念上讲，意识形态是指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涵盖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和艺术等各个方面，是特定社会集团与群体对外部世界和社会所持的一整套紧密相关的看法和见解，它至少包括三个范畴：信仰、价值观和理想。”综上所述，在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阈中，意识形态概念大致包含三个方面：①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思想上层建筑；②意识形态是一种包含政治、哲学、道德、法律、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和观点的理论体系；③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理论依据，具有较为鲜明的阶级性。

不过，有的学者分别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进行了理解。农华西等人在其所著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归纳指出：“广义的意识形态是指与物质世界相对应的精神世界或精神文化和思想观念或指一定阶级和利益集团为自身的利益而表达出来的价值观、思想和主张。狭义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提出来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主张。”

也有学者从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视角加以分析。我国的哲学教科书一般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肖前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该书对意识形态做了这样的解释：意识形态是社会观念的上层建筑，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以及由经济形态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自觉反映。林国标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中把“哲学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认为哲学是意识形态的基础性观念，意识形态以哲学为论证和表述方式，他反对将意识形态泛化为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思想的集合”。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作为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视角对意识形态加以分析。朱兆中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中指出：“意识形态是以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一定价值观为核心，以一定政治目标或社会理想为标志，以一定的话语系统表达出来并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确立起来的系统的思想观念。”还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思想体系，是它们对现存世界及其秩序的‘整体性’反映与判断，是政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观点的表达方式。”学者宋惠昌教授则立足社会政治哲学维度剖析了意识形态的含义，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包括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观点；意识形态是该阶级、该社会集团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的思想理论依据。”

另外，郑永廷等人的研究还指出：“意识形态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又是一个政治学范畴，还是一个社会学范畴，所以我们把它表述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

由于受学者自身的学科背景、研究视角和所掌握资料的限制，以上各种观点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暴露了我们在把握意识形态概念方面的局限，但也为其他学者进一步探索和解读意识形态的概念内涵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可以界定为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是体现一定阶级、集团和阶层的利益，通过普遍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将其“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它存在于各种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之中。只要包含反映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的内容，能够为人们提供一套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都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二）什么是意识形态话语权

意识形态是反映不同阶级、社会集团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对现存社会关系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所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指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本质、规律及其运行机制等问题的实然性探索和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及过程的评判、扬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和理想形态的应然性价值追求和思想纲领。在进行国家统治和管理社会过程中，统治阶级必然会通过政治权力等一切可能的方式使其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占据主导性地位，并为被统治阶级成员所接受，以主导和引领社会发展。因此，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之争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意识形态一旦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必定会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对其他文化形式进行影响、侵略和渗透，迫使它们接受并显性或隐性地反映主体的意识形态，进而取得绝对优势话语权。

意识形态总是与理论和实践、价值和理性、维护和批判等多维度地交织在一起，具有实践性、阶级性、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它总是寻求与国家权力相结合，通过对其他文化形式进行影响和渗透，来达到统治和管理整个社会的目的。而话语则是一定集团和阶级表达自身意识形态的工具和载体，被深深地打上了特定集团和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痕迹和烙印。“话语‘说什么’‘怎么说’‘以什么身份说’，即它的内容、形式和倾向内蕴着权力，而这种权力关系的系统再现，则成了意识形态。”—定社会的话语在其具体生成过程中必然会打上特定阶级或集团的意识形态烙印，而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意识形态也总是会通过某种具体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出来。通过对一定社会的话语或话语体系的塑造和掌控，个人或社会组织可以为其他团体所认识，并确立其社会地位。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必然会努力与话语权结合在一起而形成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统治集团来说，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以巩固其统治，维护其根本利益；对于其他利益集团来说，为了获得本集团的利益也必然要影响并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从而使意识形态的建构朝着有利于本集团利益的方向发展。

因此，在现实社会中，意识形态话语权必然成为不同群体或利益集团争夺的目标和实现其利益的工具。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主义之争、意识形态冲突，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思想观念之争，而是由谁执政、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的制度选择，是领导权之争。”

从国际视角与历史事实来看，自二战以来，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围绕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冷战时期，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美国之音、BBC等舆论工具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互联网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和渗透的重要工具。今天，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围绕着话语权的争夺更加激烈。然而，由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强势地位，使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成为当今世界的流行话语，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学术等领域占据着话语霸权地位，而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明显地处于弱势地位。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掌握话语权的任务尤为艰巨，责任十分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国际上对我国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成就表示肯定和认同的国家也愈来愈多。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就导致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吸引力和凝聚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而且，由于价值取向、社会制度的不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抱着冷战思维，将我国的发展成就当成“威胁”，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成“幽灵”，他们不断利用其强势性地位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这种传播和渗透同国内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幵放、否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噪声、杂音相呼应，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地位构成了相当程度的挑战。因此，为了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期待，为了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在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中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切实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努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以进一步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性地位。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近年来学术界着力探讨的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它是将西方语言学和传播学中的话语权概念借用到意识形态研究领域，而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界定，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性的概念。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界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依据自身地位，拥有控制、引导或规范社会，以至足以为社会立言的权力，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理论观点有资格、有能力主导、领导、指导社会的问题。”二是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实质的探讨。有学者认为：“仅从字面上理解，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利。这样的话语权往往同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话语表达密切相关”，“现代意义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

有学者则进一步指出：“话语权有两种含义：一是说话的权利。二是一定的话语机制与话语表达的效果和力量。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主要是指一种思想统治权，即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掌握思想领导权即话语权，对于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三是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界定。“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可以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影响力，并依据其影响力将其思想形态和价值观念传播于社会，扩大社会各界的政治认同，增强其政治主导地位的政治合法性。”有学者则认为，所谓“话语权，简言之就是控制和影响公众舆论的权力。任何阶级要实现和维护本阶级利益，就要使自己的思想获得具体而普遍的形式和意义，通过话语的灌输、宣传和社会化，最终使这些话语所承载的思想尽可能得到更多社会成员的认可。”四是从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来研究意识形态话语权。一方面，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涌入，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对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为了稳定国家政权，重塑党和国家的形象，必须牢牢掌握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另一方面，根据话语权的内涵解释，西方借助自身经济和科技优势，用武力、资本、商品等物质力量征服异域，将表征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西方词汇和西方术语散布到世界各地，形成所谓的“西方话语霸权”，挤压着非霸权话语的生存空间，不断使其失语和边缘化。有学者认为：“国际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论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霸权压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寻求本国发展道路合法性之间的斗争。”还有学者指出：“当前国际上意识形态话语权争论的实质，就是少数西方国家依据其经济、文化强势地位，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并且他们还指出，西方国家主要通过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两条途径来实现话语霸权。海外有学者将意识形态话语权或领导权与“权威”结合起来研究，把“权威”分为“心安理得的权威”和“压制性的权威”，认为前者是真权威，后者是假权威，并进一步做出了阐释：“权威即是一种使自己的提议能被别人接受的能力。……在这种自愿的结合中，我们感到有一股力量促使自愿结合的发生，这个力量就是权威。……一般人心甘情愿服膺与顺从权威的原由不一定或不仅是纯理性的。但服膺权威必须来自心甘情愿的意愿，否则这个‘权威’不是真的权威。”

这就是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特征不是强制性和胁迫性，而是自愿和服膺，归根结底是一种基于公众文化权威和意识形态服膺而自然生成的意识形态中心化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同样如此。拨开话语权的层层面纱，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从内部控制、内部程序，还是外部控制、外部程序来看，话语都与权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这里，不存在‘有没有’权力的问题，而只存在权力的中心与边缘、权力的大与小的问题。从权力的关系维度来说，所有的话语中都包含了权力”。既然所有的话语都蕴藏着权力的因素，那么意识形态话语亦不例外。笔者以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话语主体凭借其意识形态自身的科学性，通过话语载体有效表达和宣传其话语内容，达到引领社会思潮，引导和控制公共舆论，巩固和扩大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与影响力的目的。意识形态用话语描述事实，用话语进行日常生活表达，用话语进行“科学”研究，用话语维护政治统治等，因此，从单纯的表面形式去认识意识形态就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旋涡”，难以看清它通过话语究竟在做些什么。概言之，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意识形态采取非强制和命令方式，通过设置议题、表达策略、宣传技巧等多种手段，运用灌输、说服、感染、暗示等各种方式，引导和塑造意识形态话语，以支配和掌握舆论导向，使人们自觉服膺并自愿按照某种既定的方式去思想和行动，以至为社会立言的资格、能力、身份和地位。

（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分类

意识形态话语权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意识形态话语权根据其所发挥功能的不同，大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发挥其政治权力；引导社会主流思想文化；规范群众个体精神生活。

1．作为政治权力的话语权

纵观世界历史上下，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某个阶级一旦处于统治地位时，一定会通过相应的话语渠道来传播该阶级的意识形态，包括其基本观点、思想和态度，通过这种手段，将该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合法化和正当化，并且通过不断的传播得到广大社会成员的支持和认同。同时，还可以将那些反对的政治主张排斥在外，从而维护自身阶级的利益，巩固其社会地位。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其政治权力属性的。因此，意识形态代表的是阶级意识，它是统治阶级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集中反映，为该社会提供了合理化的辩护和论证。在当今社会中，意识形态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它）不仅是立国的先导，而且是立国之本。从权力运作的规范、制度建构和调整的可能到国家形象的塑造，意识形态都是基本依据。”可以这么说，意识形态话语权在这个角度上指的就是政治权力的话语权，在整个社会或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上，使得社会成员相信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最恰当的，从内心里支持和赞同，从而可以实现社会的稳定。

2．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的话语权

与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力话语权不同，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并不需要依靠统治阶级的权力来强制社会成员接受和认同，它是通过自身强大的解释力和论证力来吸引社会成员的认同。在今天全球化和网络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之下，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就显得格外举足轻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在人们可以获得各种各样来自东西方的，或先进或腐朽，或传统或现代的思想文化，强制灌输给人们的唯一的政治制度已经产生了动摇，这个时候，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就显示出了它的作用。它对社会问题或社会矛盾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和循循善诱的解释，从理论上和科学上打消社会成员的疑虑，以获得大众的认同和接受。简单来说，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其展现出的就是国家思想文化的软实力。它以其强大的整合力和包容力引领着社会的主流思想文化，在如今良莠不齐的思想文化中明确出整个国家和社会应该具备的思想意识，是一个民族所赖以生存的精神信仰，支撑着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奋勇向前。当全体社会成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时刻以这种思想意识为指导，长期下来就会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真正做到从心底里的认同。这样就发挥出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

3．作为规制个体精神生活的话语权

在一定的社会或者国家中，个体的精神生活不能是完全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个体的精神生活必须受到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作为规制个体精神生活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意识形态规制个体精神生活的主要场所。在这个方面上主要指的是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生产和学习的场所，例如工作地点、学校教室、家庭住址等。在习以为常的地点场所中，人们形成了一定的道德规范、道德观念、集体意识，等等，这些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其次，社会意识形态规制滋养精神生活的文化，在这个方面主要指的是社会成员的消费文化。如今社会中消费已不再是简单的产品交换，而是一种特定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消费中的意识形态除了商品本身，还包含了使用产品和服务，同时借助语言和行为的象征形式来实现。我们都知道，象征形式本身是没有什么思想意义的，但是一旦将象征形式放置于特定的社会之中，被广大群众所使用之后，那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就会发挥出其特殊的价值。

（四）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区别

意识形态领导权最先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的。国内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强调产生认同力的非强制性。”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导权强调的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影响力。有学者则认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夺取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或集团，为维护本阶级或集团的经济政治利益，遵循一定的国家权力分配管理原则，以国家机器（包括暴力机器和非暴力机器）为保障，运用计划、决策、组织、领导和控制等国家职能，通过制定意识形态政策、设立意识形态机构、配备意识形态管理人员，占有支配意识形态资源和组织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国家权力。”而话语权不仅是一种说话权，而更是对话语背后所彰显的是非判断、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通过宣传、传播和教育等形式渗透大众，从而达到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塑造乃至控制目的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就是一种控制舆论的权力。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控制社会主义舆论的权力和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能力，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价值判断、理论观点，有资格和能力主导、指导社会的发展。”

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意识形态话语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意识形态话语权不等于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种基于上下关系的强制性权力，而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种引导和控制社会舆论的非强制性权力。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目标在于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但是拥有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不必然拥有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获得在于意识形态自身的科学性，在于通过有效的话语载体和形式进行话语表达与传播，影响和感染受众，进而达到引领社会思潮，引导乃至控制公共舆论，巩固和扩大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力的目的。从权力生成机制来看，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基础，意识形态管理权是保证，有了意识形态管理权才有意识形态领导权。因此，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与主动权，首先必须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