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研究现状

自从19世纪初法国学者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之后，意识形态就成为西方哲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自20世纪以来，产生了一大批以意识形态为研究对象的著名学者，出版了一大批著作，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Žižek）的《图绘意识形态》（Mapping Ideology）和《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 ect of Ideology）、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The End of Ideology: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狱中札记》（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乔治·拉伦（Jorge Larrain）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与第三世界的在场》（Ideology and Cultural Identity:Modernity and the Third World Presence）、约翰·B．汤普森（John B.Thompson）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恩特斯·拉克劳（Ernesto Laclau）、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等。综观国外学者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

1．把意识形态看作否定意义或者是消极的精神现象或心理行为

有的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幻的社会意识，掩盖了社会存在的本质，不可能正确反映社会存在。这种观点误解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对“意识形态”概念使用的原意，只看到马克思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虚假的概念进行批判，而忽略了马克思把意识形态作为反映客观存在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概念来使用。

2．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信仰形式或信仰体系的范畴

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 G．罗斯金（Michael G.Roskin）等在《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An Introduction）里认为，意识形态源自一种信念，即事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好。美国学者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等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套连贯且成系统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大体与“信仰体系”范畴相同。这些学者把意识形态与信仰的因素联系起来，为我们研究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视角。

3．把意识形态当作一定阶级统治的工具

政治学家罗伊· C．麦克里迪斯（Roy C.Macridis）在《当代政治意识形态》（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le）一书中从七个方面对意识形态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其中包括意识形态也可能是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工具。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都认为，意识形态始终支配着人的思想和行动。马尔库塞提出“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为政治的合理性”，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工业社会里意识形态以更强大的无形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

4．对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的研究

雷蒙德·戈伊斯（Raymond Geuss）将意识形态分为三种不同的概念，即肯定意义上的意识概念、泛义的意识概念和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提出了意识形态的七种模式，即意识形态是有局限性的意识、意识形态是物化意识、支配权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语言异化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卡尔·曼海姆则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把意识形态分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

（二）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

1．从揭示话语的内涵和本质来探讨意识形态话语权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话语的秩序》（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一书中指出，话语即权力。“话语模式与其说是假设和观察或理论和实践之间进行自主交流过程所形成的产物，不如说是在一定时期内决定哪些理论和实践占上风的基础”。他认为，话语蕴含、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实现。英国的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在《话语与社会变迁》（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福柯的话语权理论。他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话语，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话语实践利用了那些孕育了特殊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习俗，而这些习俗本身，以及它们得到表达的方式是斗争的焦点。”

2．从话语霸权的角度来探讨意识形态话语权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关于后冷战世界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人类文明总是在不断的矛盾和冲突中得到发展，而且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著名学者罗宾·洛克夫（Robin Lakoff）通过研究认为，在20世纪末，无论国际社会还是一个国家内部，地位和权力之争即是对话语权的争夺，因为“这种基于语言的争执实际上就是在问，哪个集团在步入新的千年的时候掌握着对社会和政治的控制权，谁对事情的理解才算数，谁为我们大家确定事物的含义，也就是谁去创造和定义我们的文化。”

3．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探讨意识形态话语权

国外学者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大致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将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对立起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明确区分了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和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而实证主义学派主张将科学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其代表人物孔德（Comte）认为，人类智力发展的前两个阶段都属于虚假的意识形态范畴，第三个阶段的科学才是实证的。齐泽克认为技术社会使人降格为技术性动物，人的本质同人自身相疏远，守护意识形态则可避免技术合理性所导致的无家可归的困境。另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紧密相连的，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就强调“技术的合理性已经转变为政治的合理性”，并具有一种以自身为核心和基础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中指出，科技不仅成了第一生产力，也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这种观点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里，科技实力雄厚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必然会占据优势话语权地位。

4．从文化本质的角度来探讨意识形态话语权

在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那里，文化被看作价值、利益和政治权力角逐的场所，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中性的概念被置于文化的视域之中，这样文化就具备了意识形态本质。同时，他把权力结构、阶级关系和话语理论等内涵注入意识形态的概念之中，使它成为文化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意识形态，“认知测绘”是他的初步尝试。在他看来，文化现象就是被思想体系中介了的意识形态，并发明了“认知测绘”的方法来解读意识形态。他说：“‘认知测绘’实际上只不过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它的意义仅在于提出需要一种新的和到目前为止还未想象到的阶级意识。”

（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研究

葛兰西确立了一种既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从否定意义上界定意识形态，也与法兰克福学派从控制的角度考察意识形态的理论路径有所不同，他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意识形态的肯定性功能，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个体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这样他就扩大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范围。特别是他在1926年撰写的《南方问题笔记》（Notes on Southern Issues）中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认为无产阶级“能够成为领导的和统治的阶级。在意大利，在这种现实存在的真正阶级关系中，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它成功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赞同”。葛兰西在此提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虽然还比较狭窄，仅从政治意识上说明统治阶级只有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才能获得领导权，此后他在《狱中札记》中进一步拓展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概念，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领导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者往往会清除或者以武力来制服敌对集团，他领导这些同类的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样，葛兰西将“领导权”的概念扩展到政治领导权和智识与道德领导权，他同时指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则是制定和传播统治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私人和民间机构的总称。

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即特定的社会集团和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表达所属阶级和集团利益的知识分子，是重要的主体。通过非强制的方式，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开展阵地战，最终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在他看来，一个社会集团要体现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主要有两种途径，即“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不过，政治霸权的伦理基础是公众认同，而不能弃这一基础于不顾，他甚至将“政治霸权”与强权政治相混同。“文化霸权”则是要依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相互谈判、磋商这一手段，把对方的利益普及为一般民众的常识，而不是由统治阶级采用强制灌输的方式将其所认同的意识形态传递给被统治阶级。葛兰西明确提出，将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加以彻底颠覆，从而将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夺取回来，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必经之路。这种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影响了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思考，拉克劳和墨菲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话语领导权”的理论，将领导权概念建立在话语理论上，将意识形态的批判转移到话语领域。他们认为，阶级内涵仅仅是在一个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将那些“要素”进行接合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对某一意识形态阶级属性进行分析的前提是对构成这个意识形态话语的“独特联合体”开展“问询”。这样拉克劳和墨菲将“接合”的概念引进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他们指出：“政治分析的核心范畴是领导权……人们可以把领导权看成是包括在非决定性领域的决定性。更深层次上的偶然性所需要的领导权，是偶然的链接。”也就说，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的领导权理论是一种话语领导权理论。他们认为，社会是话语的世界，通过话语链接，由话语建构的社会是异质性的、多元性的和偶然性的，因而话语领导权的获得并不是永恒的，它随话语链接的变化而不断地革新和变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领导权理论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实现了意识形态研究的话语转向。虽然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领导权理论，实现了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转型，但是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客观性的观念，抛弃历史唯物主义，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极其错误的，需要加以分析与批判。

（四）关于意识形态的特征与作用的研究

1．技术理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的政治社会学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上。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提出了技术理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被科学广泛渗透，科学所带来的技术成为社会控制的主导形式，过去的那些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已经无法对社会形成控制。正因为如此，“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学术上的行为主义和社会上的行为主义在共同的基础上汇合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接受并发展了马尔库塞的思想，并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做出了更加细致深入的理论阐述。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观点已为人们熟知，但是在当下，科学技术亦成了社会意识形态。之所以会出现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因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技术与科学已融为一体，工业研究与工业利用也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现代科学技术由此成为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的维系工具，并日益演化为一股对社会系统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自主性力量。哈贝马斯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科学技术本身已经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

2．意识形态与宗教关系的研究

美国的著名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把宗教与意识形态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宗教道德、宗教信仰文化的研究。他以心理学、社会学为视野，从宗教的内在要素和外在要素论证宗教信仰的凝聚力。他的著作多达30多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1996年出版的《基督教的兴起：一位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反思》（The Rise of Christianity:A Sociologist Reconsiders History）、2000年出版的《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的人性面》（Acts of Faith: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2009年出版的《上帝的军队：以十字军东征为个案》（God's Battalions:The Case for the Crusades）等。在《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The Victory of Reason:How Christianity led to Freedom Capitalism and Western Success）一书中，斯达克经由对中世纪以降的西方历史进行系统的回顾和分析，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其扎根于基督教的土壤中。基督教对理性的遵从和弘扬为西方国家科学研究的进步、个人自由的获得、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量。

3．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

以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着重探讨了意识形态与科学（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新概念。此外，路易斯·阿尔都塞在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马克思的著作从结构主义角度做出了新颖的解释，并对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做出了批判性学术解构，由此形成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独特的思想体系，进而在法国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他也因此被称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

4．关于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的研究

德国学者汉斯·巴尔特（Hans Barthes）、法兰克福大学教授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等做了关于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的研究；德国学者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奥地利学者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等做了关于意识形态和心理分析理论关系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做了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研究。

（五）关于网络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关于网络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埃瑟·戴森（Arthur Dyson）的《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Release 2.0∶A design for living in the diittal age）、巴雷特（Barret）教授的《塞伯族状态：因特网的文化、政治与经济》（The State of the Serbs:Culture, Politics and Economy of the Interne t）、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的《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The Global Media :the New Missionaries of Global Capitalism）、E·雷迅马（Michael E.Latham）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Nation Building"in the Kennedy Era）、奥托·纽曼（Otto Newman）的《信息时代的美国梦》（AmericanDream in the Information Age）等，这些著作主要从网络发展对民主的影响、对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方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六）国外有关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国外有关意识形态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话语权”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派是以福柯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学派的话语权观，他们拒斥本质主义的、元叙事的、主体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关注个体的、碎片化的话语权；一派是以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话语权观，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持批评态度，或主张争夺话语权，或倡导话语民主权；一派是以赛义德、斯皮瓦克等人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权观，他们深受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反对帝国主义或强势群体的话语霸权，主张平等包容，消解西方话语霸权，认为弱势群体也要发出自己真实的话语。这三大流派之间或相互承接，或相互批判，砥砺融通，极大地丰富与拓展了话语权理论。”可见，以上三大话语权观的流派都深受福柯的权力话语的影响，渗透于话语背后的权力和与权力勾结的话语，是型塑性的话语权或话语霸权。

西方学者利奥塔（Lyotard）批判元叙事话语霸权，倡导异质多元的话语，其用意就是反对元叙事话语权利对其他话语权利的遮蔽，进而实现对其他异质话语权利的尊重。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主张被统治阶级要争夺话语权，但也认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源于被统治阶级的持续同意，其潜台词就是被统治阶级也拥有话语权。很简单，若被统治阶级没有话语权，又何来同意？只不过是统治阶级要利用自己占主导的话语权来规训被统治阶级，不是禁止他们的话语权。后殖民主义对“东方不能说话”“贱民不能说话”的批判，实际上就是要伸张被压迫种族、被统治阶级、被歧视性别的话语权。可见，有话语权保障的话语才有权力，无话语权也就遑论话语权利了。

总之，国外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西方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新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基于认识的局限，国外学者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受所在国家、理论流派和代表的阶级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研究特点，特别是国外大部分学者所持的“西方中心论”，所形成的话语偏见和话语霸权，歪曲、丑化和肢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试图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因此，在研究中，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进行分析和批判，以期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和建设提供域外经验与比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