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战俘改写的欧洲文明史 走向世界的中国造纸术

丝路上的中国纸

所谓纸，在汉代《说文解字》里的解释是：“纸，絮（即纤维）也，一曰苫也。”这是个形声字，构成纸的植物纤维从肉眼看确像白细的丝絮，故而从“糸”。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西汉就出现由植物纤维制成的纸。考古工作为人们了解造纸术的发明过程提供了第一手史料。1957年，在陕西西安市郊灞桥出土了公元前2世纪的纸，原料主要是大麻和苎麻，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史称“灞桥纸”。该纸呈浅黄色，纸上纤维束较多，间有未松解小麻绳头，但整体而言仍以分散纤维为主，因而被判断为早期麻纸。20世纪70年代，公元前1世纪的麻纸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汉代遗址出土。由此可见，早在西汉时，中国人就已拥有造纸技术。不过，西汉早期的麻纸还较粗糙，不便书写，且当时的造纸原料麻主要用于缝制衣服，造纸业难有大的发展。但曙光已现，迫切的社会需求又在催促着技术的改进。有道是时势造英雄，东汉出现了一位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伟人，造纸术的革新家——蔡伦。

蔡伦是一个东汉宦官，去世于公元121年，生年不详，其生平事迹见于《后汉书·宦者列传》。他总结了西汉以来的造纸经验，利用东汉皇室工场的物质条件和能工巧匠，采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渔网等原料（用树皮做原料，是现代木浆纸的先河），变废为宝，又改造了造纸工艺，造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纸。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纸献给朝廷。这件事受到汉和帝刘肇的称赞和嘉奖，汉和帝通令全国推广，还让史官记录在册。后来，人们就把这种纸叫作蔡侯纸。

经蔡伦改进后，中国古代形成一套较为定形的造纸工艺流程。大致有四道程序：第一是原料分离，就是用沤浸或蒸煮法让原料在碱液中脱胶，并分散为纤维状；第二是打浆，就是用切割或捶捣的方法切断纤维，并使之帚化，成为纸浆；第三是抄造，即把纸浆渗水，制成浆液，然后用篾席捞浆，使纸浆在篾席上交织成薄片状湿纸；第四是干燥，即把湿纸晒干或晾干，揭下就成了纸。

《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中记载，不论竹纸与皮纸（以树皮为原料），大多以图中方法制造。火纸与粗纸的制造步骤略有不同，脱帘之后不必烘焙，压干水分在阳光下晒干即可。

汉代以后，虽然造纸工艺不断成熟完善，但上述四道程序基本未变。即使到了现代，湿法造纸的工艺与中国古代的造纸法仍无根本区别。学者迈克尔·哈特在其著作《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中说：“显然发明一种造纸技术是相当难的，它绝不会出现在发达程度一般的国家里，而且需要有天赋的个人做出杰出的贡献。蔡伦就是个这样的人，他使用的造纸技术基本上沿用至今。”

另一方面，早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凿通”西域返回长安的时候，其身后已经跟随着来自异国的商旅。这条横亘亚欧大陆腹地的商路以“丝绸之路”为名闻名后世。商人从长安（或者洛阳）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穿越西域并跨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后继续西行，便进入了粟特人居住的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这里乃是欧亚大陆东西贸易的重要地段，地势平坦并有很多绿洲，有最古老的绿洲城市，系索格底亚纳（粟特）地区与波斯地区之间的贸易中转站。从河中地区的撒马尔罕向西南行，出卡拉库姆沙漠，便到达了萨珊波斯王朝最东部的城市木鹿，大批中国物品出现在位于底格里斯河岸的萨珊王朝都城泰西封（今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等地。368年左右，在幼发拉底河岸的巴达尼亚（Batnae）每年一次的集会上，已有中国（赛里斯人）货物出售。中国的许多物产随着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东西方商队，或者政府间的信使人员而传播到丝路沿途的各个国家，其中就包括中国纸。20世纪以来，沿这条商路，各地出土大量汉、魏及晋、唐古纸，因此也可将这条商路称为“纸张之路”。

中国纸大约在3世纪从敦煌开始西传。新疆正是通往中亚、西亚的必经之地，中国纸由骆驼商队经甘肃、新疆向西贩运，西域商客也在甘、新停留，从事贸易。早期探险家斯文·赫定与斯坦因在新疆楼兰地区曾发现3世纪中国麻纸残片。经研究，这些残片是由客居凉州（今甘肃武威）的商人南奈·万达（Nanai Vandak）在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年）写给其居住在撒马尔罕的友人的信。而在吐鲁番与高昌地区，20世纪初期的德国及日本考察队也发现了4到5世纪的中国古纸。近年来，中国考察团在发掘中亦发现了写有汉文、藏文、梵文及古代龟兹文的8世纪写本。1972年在吐鲁番发现的文书中，有一份被认定为公元620年之物，上面有造纸人“纸师隗显奴”和高昌行政官员的姓名。另一残片上写有派遣囚徒到造纸场做工的行文。这说明在中原人民广泛造纸以后，纸张很快就传到西域各地，并且被当地人所利用。

1900年，斯文·赫定率探险队计划穿越罗布荒原，一位队员由于丢失了铁锹回头寻找而误闯入一处遗址，斯文·赫定听其形容后大惊，想立即返回一探究竟，但由于饮水不足作罢。次年，斯文·赫定再次率队回到这一带，终于发现被黄沙淹没的古城遗址，即曾经的丝路重镇楼兰。

撒马尔罕纸

751年7月，唐朝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的军队与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的边防军在中亚怛罗斯城发生了一次冲突。唐军大败，残余数千人，高仙芝仅以身免。但这场战役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阿拉伯人俘获的唐朝战俘中有造纸工匠，这些工匠被带回到阿拉伯的中亚军事驻地撒马尔罕后，造纸技术开始在伊斯兰世界生根。11世纪阿拉伯作家萨阿立比（960—1038年）在所著《珍闻谐趣之书》中就写道：“造纸术从中国传到撒马尔罕，是由于被俘的中国士兵。获此中国俘虏的人是齐牙德·伊本·噶利将军。俘虏中间有些以造纸为业的人，由是设厂造纸，驰名远近。造纸业发达后，纸遂为撒马尔罕对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出口品。造纸既盛，抄写方便，不仅利济一方，实为全世界人类造福。”

的确如此，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后，撒马尔罕兴建了第一批造纸工场，由中国工匠传授技术，而且设备也是中国式的。撒马尔罕丰富的大麻和亚麻植物加上灌溉渠中的水，为造纸提供了自然资源，纸的产量逐步上升，不仅满足了当地需要，而且在与外地贸易中，纸张成为撒马尔罕的重要商品。如同在中国内地造纸的习惯一样，造纸工匠们以地方命名，把当地生产出来的纸叫作“撒马尔罕纸”。不久，阿拉伯帝国各属地都熟知了这种纸，当时的阿拉伯人说，在撒马尔罕的特产中，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纸。

在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丝绸之路空前通畅。哈里发朝廷在商路上为客商设置了宿舍和驿站，开掘了水井，设立换马站；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商路上的驿站已达到1000个。帝国最著名的驿道即是横贯中亚的呼罗珊（Khorāsān）大道（丝绸之路的中段），它西起帝国中心巴格达，向东经布哈拉、撒马尔罕，直至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奥什，更自奥什东南行，过特列克山隘至我国新疆的喀什，循“丝绸之路”至大唐的京城长安。正是反向沿着这条驿道，造纸业继续从撒马尔罕传到巴格达。当时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之一，也是宗教（伊斯兰教）与文化的中心。793年，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巴格达建立一家造纸工场，聘请中国工匠造纸。

1877—1878年，在埃及的法尤姆、乌施姆南及伊克敏三地出土了大量古代写本，总数达10万件，用10种不同文字写成，时间跨度长达2700年，多数写在莎草纸片上，也有写在羊皮及纸张上的，此发现震动世界。其中的阿拉伯文纸本文书，其纪年换算成公历后相当于791年、874年、900年及909年。文书都是麻纸，纸上有帘纹，与中国唐代麻纸一样。显然，这些阿拉伯文纸本是以中国唐代技术制成的。

原本西亚地区广泛使用羊皮纸作为书写材料。羊皮纸是一种统称，指使用动物皮革制成的纸张，以绵羊皮为主，也包括山羊皮、小牛皮等。质量最好的羊皮纸是用犊皮制成的，称为犊皮纸。地中海地区在古代一直有使用动物皮作为书写材料的传统，但是成熟的羊皮纸制造工艺在公元2世纪中期后才出现。羊皮纸的价格高昂，加上写一部书需几百张羊皮，一般人是负担不起的。生活于11—12世纪的阿拉伯作家雅古特给我们留下了第一手资料，他写道，历史学家泰伯里“40年间，每天写40张稿纸”。如果在造纸术尚未传入的地区，即使有博通诸学、作业勤奋的译员、作家，也无力支付昂贵的纸张费用。直到造纸术开始传入西欧的14世纪上半叶，西欧市场每张羊皮纸仍需要1.5便士，相当于一个誊录员的日薪。当时的银制汤匙值10便士，按市场商品价格比值估算，6～7张纸就是一把银制汤匙的价值了。相比之下，中国技术制造的新型纸美观、实用、轻便，而且更加廉价，不需要依靠畜牧业副产品，仅需废旧布料等原料，这些原料随处可见并且供应充足，因此新型纸迅速取代了先前用于书写的羊皮纸。

画中绘的是奥西里斯，他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冥王，主宰对死者的审判。传说死者由长着胡狼头的死神阿努比斯引到奥西里斯面前，死者的心脏会被放到一架天秤上与真理羽毛比重，心脏重于羽毛，则说明此人罪孽深重，应受审判和惩罚。

哈里发朝廷非常欣赏新型纸张的优势，通过法令规定政府办公须用纸张，以代替之前使用的羊皮纸。很快，纸张凭借它优越的书写特性、低廉的成本和稳定的供给，将羊皮纸完全排挤出了巴格达的市场。政府在纸张量大、价廉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官僚机构，新增的官僚部门达数十个。这些官僚部门的运作大量依靠文本沟通，从而形成了对纸张的依赖。而在其他领域，纸张也迅速占领市场，伊斯兰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指出：“纸张被用于政府公文和外交文本。后来，人们也将纸张用于对公文书和学术著作，而造纸的技术也达到了精湛的水平。”

而真正促使纸张赢得阿拉伯帝国朝廷信任的，除了质量和成本优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相比于羊皮纸，阿拉伯纸的纤维材料更容易吸墨，从而使字迹变得无法擦除和更改。在中世纪，羊皮纸文献易于涂改的特性一方面增加了羊皮纸的重复利用率，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文献的安全性和可信度大打折扣，这对于阿拉伯帝国这种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来说尤其致命，这也坚定了哈里发朝廷使用纸张的决心。在这一时期，帝国的首都巴格达出现了数百家经营书籍和纸张的店铺，底格里斯河上的船只除了载满谷物，也同样装满了纸张，沿河形成了繁荣的纸张生产、运输和贸易区域。即使在盛产莎草纸的埃及，植物纤维纸也取代了曾作为通用书写材料达3000年之久的莎草纸。一份公元9世纪末的埃及信函末尾写着“请原谅，这封信是用莎草纸写的”，对没有用植物纤维纸写表示歉意。可见即使是埃及，当时使用新型纸张写信也已是很普遍的事了。

阿拉伯人见造纸有利可图，于795年又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开办了一家造纸工场。由于它临近地中海海岸，交通方便，欧洲各国在本地建立造纸厂之前，纷纷向大马士革购买纸张。从此，大马士革纸压倒撒马尔罕纸，在欧洲大陆风行数百年之久。有趣的是，叙利亚境内有一个地方叫班毕城，后来也生产纸张。本来该地出产的纸叫作班毕纸，可是因为“班毕”（Bambycina）的发音跟欧洲称棉花（Bombycina）的发音相近，以致出现了讹传，结果在很长的时间里，欧洲人都认为阿拉伯纸是棉纸，这当然是一个有趣的误会。

阿拉伯的学问中心

阿拉伯帝国最初在半岛的沙漠地区建立，由于缺少莎草纸的供应，羊皮纸也不十分丰富，所以纸张的传入对其意义重大。8世纪，纸张传入巴格达，阿拉伯人开始学习造纸术，这与巴格达的学术繁荣几乎是同时出现的。纸张是中华文明对阿拉伯这个新生文明的赠礼，可以说阿拉伯文明从诞生到发扬光大，纸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造纸业的发展及社会生活中廉价纸张的应用，令抄书成本大大下降，私人藏书成为可能，大学也有了更加廉价的教学载体。这一切都为阿拉伯帝国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关于阿拉伯帝国的文化政策，曾经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的是当年阿拉伯人从拜占庭帝国夺取亚历山大（今属埃及）的时候，哈里发欧麦尔曾下令把亚历山大港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扔去澡堂做燃料。

中世纪欧洲人对此传说津津乐道，尽管它与史实并不相符。亚历山大的托勒密大图书馆远在公元前48年就已被恺撒的罗马军队焚毁。后来建筑的姑娘图书馆也依照罗马皇帝的法令，在389年前后被焚毁。因此，当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时候，亚历山大港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图书馆了。

在阿拉伯帝国生机勃勃的兴起时代，阿拉伯怎么可能轻视图书馆内的藏书呢？恰恰相反，在当时的阿拉伯世界，传递和保存知识的书本被视为巨大财富。9世纪时，巴格达人以城内有百余家书商而自豪。穆罕默德先知就曾教导穆斯林信众：“求知，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天职。”在不久之前还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虽然只有很少的一点科学、哲学和文学基础，但是他们从沙漠里带来了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满足的求知欲”，“从沙漠来的征服者……证明自己是何等好学的学生”。

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的前几任哈里发崇尚学问，把巴格达变成了当时世界的学问中心。曼苏尔设立专门的机构掌管医学和星象学，并积极鼓励通过丝绸之路引进异国先进的文化知识。而第七任哈里发麦蒙（813—833年在位）本人就是一位学者，对数学和天文学深感兴趣。他在巴格达建立了一所综合性的学术机构——智慧馆（由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三部分组成），并曾给出与书稿等重的黄金的天价作为报酬。在这里，世界各地的科学知识被译成阿拉伯文，深入人心。

在阿拉伯人的势力范围内，各地区先后掀起了亘古未有的翻译、考证、勘误、誊录、注释、增补古典遗产的运动。这场运动从9世纪开始，以各大城市为中心，以翻译、注释为主要内容。在这场长达百年的“翻译运动”中，古希腊重要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话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伦理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托勒密的《天文集》，等等；还有印度的数字（即今天的阿拉伯数字）、波斯的历史巨著《列王记》，从丝绸之路的两端汇集到巴格达，随后在智慧馆里被译成阿拉伯文。巴格达城建成后，仅仅75年工夫，阿拉伯学术界就已掌握了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哲学著作、新柏拉图派主要的注释、格林医学的大部，还有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希腊人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内就把它完全消化了。若没有阿拉伯人发现、整理和吸取希腊的成果，并做出有价值的注释和宝贵的贡献的话，人类很可能要失掉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譬如格林所著的解剖学的七本希腊语原本早已散佚，幸赖阿拉伯语译本得以流传至今。

在当时的欧洲人几乎完全不知道古希腊的思想和科学之际，这些著作的阿拉伯语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是阿拉伯世界的星光照亮了地中海的科技天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学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都没留下。”“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阿拉伯世界巨人们的肩膀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这样总结。

如果说阿拉伯利用翻译、著述等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形成的丰富藏书为人类竖就了一座历史的文化丰碑，那么，以中国的造纸技术和方法生产出来的阿拉伯纸，正是竖就这座丰碑不可替换的坯石。而就丝绸之路来说，阿拉伯人使用印度发明的数学字母在以中国技术制造的纸张上继续发展由古希腊人开始的“精确的自然研究”这一事实，已经比任何言辞都更雄辩地证明，这条贯通欧亚的古老商路，同样也是联系古代人类智慧的重要纽带。

造纸术进入欧洲

不过，造纸术继续向西传播的过程却并不顺利。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造纸术竟成了阿拉伯人的“专利”。阿拉伯人为了不泄露造纸技术，维持自己的垄断，把制浆部分的生产环节安排在偏僻的地方，并且严加把守，决不让人弄清楚纸浆是怎样制造的。但是，他们公开造纸的具体操作，甚至让造纸工匠在大街上表演捞纸，以吸引观众。这种捞纸表演的遗风，在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国家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虽然如此，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潮流仍然是不可阻挡的。从12世纪开始，欧洲的档案记录变得多了起来，各种地契和城市、教会、国家政府的档案记录都需要书写材料。文化和法律的复兴、城市的兴起、大学的建立越来越需要更加充足的书写材料，而原本的羊皮纸供应无法满足需求。这就使得造纸术终于冲脱桎梏，进入了欧洲市场。首先，随着伊比利亚半岛并入阿拉伯帝国，阿拉伯纸自然传播到了那里。11世纪，造纸工艺也在西班牙生根。最早的造纸厂出现于1150年，这家造纸厂位于瓦伦西亚西南，附近有一条古代的灌溉水渠。当地从罗马时代就以亚麻纺织业闻名，所以有丰富的造纸原料，主要生产麻纸。12世纪，这个地方生产的纸已经很有名气，并向地中海其他地区出口，当然也包括临近的西欧各地。当基督徒们的“再征服运动”最终将阿拉伯人的势力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赶走之后，当地剩余的造纸作坊成为欧洲造纸业兴起的一个重要源头。

欧洲接触阿拉伯纸张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意大利商人。11—12世纪，阿拉伯纸通过地中海从北非的埃及、摩洛哥运往意大利，由此再转运到欧洲大陆各国。最开始，意大利人是因商业需要接触阿拉伯纸，由于商业活动涉及大量的票据和凭证，因此需要一种价廉、量大、不易修改的书写材料，而阿拉伯纸正符合这种需要。相比于羊皮纸，它容易获得，并且更加安全。阿拉伯纸的使用大大便利了意大利商人的商业活动，而这种书写材料也逐渐进入意大利本土。1221年，因纸张的进口耗费了大量金银，当局下令禁用阿拉伯纸，规定一律在羊皮纸上书写，但未能生效。整个13世纪，阿拉伯纸仍源源流入意大利，而意大利金币也不断消耗于进口纸张上。可见纸张的优越性是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遏制的。1276年，意大利中部的法布里亚诺（Fabriano）出现了第一家造纸作坊（从埃及引进技术），虽然意大利人生产的纸张质量普遍不如叙利亚和巴格达的产品，但成本十分低廉，产量也很大。13世纪末期，意大利的造纸作坊已经发展到7家。于是，继西班牙之后，意大利成为欧洲第二个重要的造纸中心。造纸术从这里继续传入欧洲大陆腹地的瑞士和德国等地。此后，欧洲各国都先后建立起本国的造纸业。英国因为与欧洲大陆有一海之隔，造纸技术传入比较晚，15世纪才有了本地的造纸厂。到了17世纪，欧洲各主要国家都有了造纸业。偏处北欧一隅的瑞典于1573年建立了最早的造纸厂，丹麦于1635年开始造纸，1690年建于奥斯陆的造纸厂则是挪威最早的纸厂。

在造纸术传入欧洲后的很长时间内，欧洲人所造的纸质量不高。中世纪欧洲人造纸用破布和麻类做原料，与中国人用麻、竹、皮革等多种原料相比，略逊一筹。欧洲竹子少，欧洲人用的造纸工具不是竹帘，而是用木头和铜丝等制成的筛网。筛网包含一个木制框架，镶接一张金属成形网，主要部分是金属线，通称网链，由成形网滤掉纸浆的水分后，得到厚度不一的纸，迎光可见明暗交织的网纹，再经上胶、上光等工序，即成涂布纸。这与中国单人掌帘或者双人抬帘有所不同。欧洲人不在纸浆中加纤维悬浮剂，故欧洲纸较厚实光滑，这主要是为满足鹅毛笔和染料墨水的书写要求。十六七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向中国朋友赠送十张欧洲纸作为礼物，结果发现欧洲纸并不适宜中国毛笔书写。

造纸术的掌握对于中世纪欧洲来说意义重大。有人认为阿拉伯纸对于近代欧洲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阿拉伯纸的推广加速了意大利和北欧的商业发展。它促进了修道院院墙之外的著书立说……纸这个媒介把希腊科学、阿拉伯数字和效率更高的计算方法传到欧洲”。正是纸本书籍的批量生产，为伟大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世纪的欧洲，禁欲主义和宗教主义统治一切，神学和经院学垄断文化领域，整个欧洲都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其根本原因是书写材料（和印刷术）的限制，文化信息的传播极其困难，人民处于蒙昧之中而甘受统治。并非普通人不愿意学习科学知识，而是没有机会。当时生产一本羊皮纸的《圣经》需要300张羊皮，价格之昂贵是普通民众所无法想象和接受的。因此，书写材料和书写行为本身都被归于一种精英文化，只有极少数的修士才能读书写字，才能受高等教育，平民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直到有了中国的造纸术之后，过去传播思想的昂贵材料被一种经济的材料取代，这就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流传。从此之后，欧洲人得到了便宜的书籍，文化、知识、教育才真正从修道院中解放出来，人民的思想才得以启蒙，新的知识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成千上万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涌现出来。可以说，经过丝绸之路最终传播到欧洲的造纸术在这一变革当中，起到了绝对重要和无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