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内忧，还有外患

说完了内忧，还有外患。当然，很多所谓的外患，归根结底依然是内忧。

西北的游牧民族始终是汉朝的一块腹心之患，从西汉到东汉，从汉高祖到汉献帝。

凉州，史称西凉。包括甘肃、宁夏以及青海的大部，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的地带。它既是中原王国经营西域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草原游牧民族势力扩张时进入中原的必由之路。汉武帝时期，战神霍去病在前辈们不断压制打击匈奴的成果基础上，两次远征河西走廊，彻底打败匈奴。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地进入西汉版图，成为西汉帝国的河西四郡。处于扩张期的西汉帝国一大批将帅都出自西凉，素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

西凉作为关中的屏障，也因其地理位置的极端重要性，在西汉一朝非常受重视。西汉虽然推翻了秦朝，却秉承了秦朝的军功爵制度，立有军功不问门第均可享受爵位的规定。受益于独特的战略位置和频繁的对外战争，军功爵制度成为关西子弟上升的重要途径。西汉时期，凉州地区和关东地区分别作为帝国的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互相有一种很强的补充作用，保持着一种平衡。

但是到了东汉，这种平衡被打破了。

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是关东南阳人，而其事业最开始所依仗的“云台二十八将”，主要是来自南阳郡和颍川郡的豪族。由于西汉末年不断受到战火的摧残，首都长安已经残破不堪，刘秀选择迁都洛阳。东汉定都洛阳，就标志着经济中心的东移，连原来龙兴之地长安都可以当作战略缓冲说扔就扔，更别说凉州了。凉州作为帝国，特别是首都长安屏障的作用消失，逐渐式微也就没有什么意外了。加之，在匈奴分裂后，威胁彻底消除，西凉地区的战略作用更加被削弱，逐渐被东汉朝廷冷落，甚至边缘化。

但正所谓世事如棋局局新。

从汉高祖刘邦时就开始折腾汉朝的匈奴虽然不闹了，但伴随东汉始终的羌乱肆虐有过之而无不及。匈奴虽然也是游牧的军事联盟，也挺彪悍，但他们起码有单于这一统治中心。而且匈奴人有极其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杀了单于匈奴就散了，最起码就分裂成几股力量了。而且同他们长时间打交道，对其生活习性和轨迹也可以找到章法。而羌人则是更加松散的部落联盟，临时组织起来，抢了就散，来是一阵风，去时也是一阵风，没有统一的中央统治，要打压他们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加之东汉朝廷将国家的中心越来越向东迁移，羌人的叛乱就更加不可收拾，后来甚至成为东汉内乱频仍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武帝时期，国家昂扬向上，开疆拓土的欲望强烈，为了经营西域，不光大力推行军功爵制度，而且大规模向西凉移民屯垦。到了东汉，国策变成保守防御，不但放弃了军功爵制度，而且规定带兵的将领必须是文官出身，有带兵打仗的特长才能转为武将。像西汉时期那样靠不怕死拼军功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情况再无出现的可能，不读圣贤书满脑子“之乎者也”就别想有功名了。

西凉人对于东汉朝廷的不满情绪一天天累积，后来甚至有暗通羌人的。汉奸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

东汉历史上共有五次规模较大的羌人叛乱。初期，东汉朝廷派出关东人司马钧主持对羌作战，就是前面提到的司马家的“常败将军”。其战绩用四个字就能概括：屡战屡败。直到换掉司马钧，改为凉州本地人主导对羌人的战事，也就是号称“三明”的皇甫规、张奂、段颎(三人的字中都带“明”)。三人是本地人，对于凉州以及羌人熟悉，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斗争策略，渐渐平复了羌人的叛乱。此三人都是凉州文官，临危而转为武将，由此可见东汉时期武将地位的下降。但叛乱刚一平息，朝廷就宣召三人回京并夺其兵权。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东汉决策者退缩到关内，把凉州拱手让人，但这并没有带来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