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两者结合的缘起：几件学生咨询的往事

有几件事对我从事心理咨询以及探索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我的头怎么也转不过去”

1982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在浙江大学从事辅导员工作。一天上午，我的一个学生去邮局发信，途中经过我的宿舍，便来到我的房间。当时我正在备课，我问他怎么没去上课，他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因为我备课还剩最后一点内容，我就让他先坐一下。然而，这期间所出现的那种沉默让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感，我的第六感官下意识地产生了作用。我看见他手上拿了一封信，于是我对他说：“你的信我能否看一下？”他犹豫了一会儿，想了想，点点头。我拆开那封已粘好邮票、封好口子的信，信是写给他父母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我最后一次给您们写信了。”一看到这句话，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把这封杂乱无章的信看完了。信写得很乱，写了三大张练习本的纸，正反面都有，而且是不同时间写的。信中他写道，“……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样死比较好……”“……我也知道只要我回过头去就是光明，可我的头怎么也转不过去……”

我马上放下手中的笔，做开导他的工作。我与他谈人生，谈如何克服挫折，谈如何学习、人际交往，等等。我说了很多之后，我问他：“你明白了吗？”他愣了愣，说我不清楚你说了些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总认为自己懂的东西，说给别人听了，别人就会懂，就该懂，于是做人的工作、思想教育的任务就变成了把道理说给对方听，说完就完了，或让对方自己去“想一想”，这在现实中是常见的)。我当时就觉得道理并不复杂，人活着就有挫折，有挫折就该战胜它，战胜了你就前进了。然而在我看来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他不一定就懂，或者说，即使他平时懂的，在陷入误区时，他也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我把道理又非常耐心地讲了一遍又一遍，他有点听进去了，表示不再去死了。我当时很高兴。为了谨慎，我还是对他说，不管你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采取什么行动，你可以马上来找我。中午，他又来了，面对现实困难，他又钻进死胡同里了。于是，我又非常耐心地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从做思想工作的角度来说，我讲的这些道理是正确的，我的态度是无可挑剔的。从我这里离开时，他的情绪有所调整。可傍晚时，他又进入了误区。如此反复有几日，我变得越来越束手无策，可谓“黔驴技穷”。别的老师也无能为力。我不断地找书，想寻找解决的良策。说实在的，许多书讲得太原则，太脱离实际。最后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么一句话，大意是，当一个人把最坏的结局想明白的时候，也许会发现事情并没有像自己想的那么可怕，害怕比害怕的事情本身更可怕。顿时，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当那位学生低着头又一次挣扎在死亡线上时，我问他：“你到底害怕什么？”我说，像你这样的情况，最坏的结果就是退学。退学有什么了不起？社会上那么多的人没考上大学照样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何况，你现在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休学，我们学校每年都有不少人休学，有什么好害怕的？干什么要死要活的？我反复地说着这句话，终于他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不像所害怕的那样令人恐惧，最坏的结局不过如此，而在此前，他一直被自己的状况糟糕透顶的想法所控制，无法摆脱。直到此时此刻，他才从如梦初醒，终于从死亡的边缘上回来了。

在我从事心理咨询以后，我才明白那时我用的方法是心理咨询的方法，而起初我一直在用传统的思想教育方法说道理。并非我说的这些话不对、没道理，而是对于此时此刻的他来说，可谓是“远水救不了近渴”，我的话于他是隔靴搔痒，缺乏针对性。

这件事给我以很大的启发。我从小对心理学感兴趣，记得中学时市场上根本就没有心理学书籍，我从同学手上借到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心理学家写的普通心理学教材，如饥似渴地阅读，还手抄了不少内容。学生工作的需要让我开始把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工作结合起来。也就在那时，我接触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当时国内还没有弗洛伊德的著作译本，我是从《朱光潜美学文集(一)》上读到朱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国外写就的《变态心理学纲要》一书的，此书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作了较多的介绍。我当时读后非常兴奋。弗氏理论为我深入地认识人的心理，尤其是深层心理、潜意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和方法。我就是从那时开始了解心理咨询(西方式的、言语式的心理咨询)，并对心理咨询产生浓厚兴趣的，那是1983年前后。此时，国内的心理咨询还处于萌芽状态。

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方法，并把它运用于解决学生的苦恼、困惑和各种现实问题中，效果颇好。我发现学生的不少问题，从思想教育的角度去分析、解决与从心理咨询的角度去认识、辅导，其效果是有差异的，有时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二)“大家都在议论我”

记得1985年的夏天，我当时在浙大攻读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学士学位，某系的党总支副书记(相当于现在学院党委副书记)请我前去为一个学生提供咨询，尽管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们做了各种工作，或严厉批评，或耐心劝告，或让其别胡思乱想(“如果乱想，你就背外语单词”)，等等，可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当我去找该学生时，他已有一星期躲在蚊帐内不下床、不洗脸、不换衣，饭由同学打来，他就在床上吃。他不敢走在路上，因为他走到哪里，都怀疑会有人在议论他、骂他，于是他不得不躲藏起来。我与他交谈了三小时，发现他出现这种行为是源于他一次公交车上的性冲动(夏天公交车上人多拥挤，处于青春期的他产生了生理上的反应并触碰了一个女孩)，后来他觉得那个女孩好像是自己院系的某个女生后，十分内疚、自责和害怕，担心被她发现、告诉别人，觉得自己这是“流氓行为”，是“犯罪”，而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一周以后竟然压力越来越大，状态越来越糟糕，以至于走在校园内，感觉到仿佛同学们都在对他指指点点，因为害怕后来就不敢再离开寝室了。我运用当时自己已有的心理咨询知识，耐心地对他解释他的性冲动是青年人的正常生理反应而不是“流氓行为”和“犯罪行为”，消除了他的心理顾虑和恐慌，同时帮他梳理了这次事件中他的心理发展过程，理清了他的思路，他如释重负。交谈后的第二天他终于走出了蚊帐，开始了正常的学习生活。这个案例的解决也受到了周围老师们的肯定。

(三)“我是班上最笨的人”

1985年，在我攻读第二学士学位期间，我兼任了混合班(即现在浙大竺可桢学院的前身)班主任。这是由浙大最优秀的学生组成的、进行特殊培养的班级，由于实行“末位淘汰制”，所以学生的压力很大，各种心理问题都容易出现。我与他们住同一栋楼，交流很多。我在做学生思想工作的同时，有意识地把心理学融入其中，对解决学生的学习、交往、情绪等问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工作和研究打下了基础。这些曾经最优秀的学生，面对高手如林的竞争环境，很多人失去了往日的优势，不少人出现了自卑感。我遇到了多位感到“进大学后我变笨了”“我是班上最笨的人”的同学，他们焦虑、紧张、失眠、人际关系失调。我尝试着去接纳他们的情绪，理解他们的处境，帮他们认识到这种心态的合理性和普遍性，同时，充分肯定他们的长处，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虽然在这个班里不拔尖，但依然是浙大最优秀的学生，从而树立起自信心和自尊心。不少同学后来回忆说：“正是你的理解、肯定和鼓励，使我坚持到最后。有了这番磨炼，我现在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怕了。”我想，由于我接触了心理咨询，所以我面对学生时的态度、我的倾听、我的共情、我的表达就与我刚担任辅导员时的态度和方法有了很大的区别，从而更好地赢得了学生的信赖，也取得了更好的教育效果。这段经历也为我接下来建立浙大心理咨询中心奠定了基础，至少更明确了我的想法。